伍子胥果真是忠臣吗

历史从来都是两面的，忠臣并不一定是为了天下百姓，奸臣也并不一定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岳飞也好，秦桧也好，在他们那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历史怎么评价，跟他们自己已经翻过的人生，又有什么影响呢？

伍子胥，春秋楚国人，名员。其父伍奢。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楚平王令无忌为太子建选秦女为妇，因秦女好，而献与楚平王。费无忌恐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故谗言太子建。平王怒，欲杀太子建，太子建逃亡宋国。继而，无忌又谗言伍奢，平王杀伍奢，伍子胥逃亡宋国。宋国有华氏之乱，便与太子建奔于郑国。建抵晋国，与晋顷公窜谋灭郑，事发，郑定公诛杀太子建。伍子胥逃亡吴国。

在吴国，辅佐吴王阖庐谋国事。吴伐楚，伍子胥领兵大破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泄其恨。当是时，吴国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疆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阖庐死，夫差既立为吴王，以伯否为太宰。伐越，败越于夫湫。越王句践重金贿赂伯否，以求和于吴国。伍子胥谏言：“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夫差不听，用太宰伯否计，而与越国平。句践卧薪尝胆，越国不断强大。伍子胥多次谏言灭越，夫差不听。受伯否谗言，贬伍子胥于齐，属镂剑赐伍子胥死。后，越国灭吴。

伍子胥是春秋时著名的谋略家。他一生所走的路以及在历史上所创造的不朽价值，值得去借鉴和探索。

世人对他的评说褒贬不一，但人的思维是以其自身的世界观和所处的环境去评价人和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我们以什么角度、什么目的出发，去探究他的是非得失、荣辱成败？怎样真实而客观的根据历史事实，还原其本质面目？如何揣摩他一生所体现的人性？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这位在历史上深具影响的古人．．．．．．

伍子胥先祖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后世有名于楚。其父伍奢，楚平王时任太傅，为臣直谏忠实。而少傅费无忌偏谗奸诈，视伍奢眼中钉，欲铲之。古人云：忠奸不共存。正是因为奸臣费无忌的出现，改变了伍氏的命运，也引出了伍子胥耐人寻味的悲壮故事。

楚平王昏庸无道，受无忌谗言而处死伍奢。其间，无忌为达到除太子建、灭伍奢斩草除根的目的，言于平王：“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患。”平王听任之，而招伍奢的两个儿子。子胥之兄伍尚欲去，而子胥说：“楚之招我兄弟，非生我父，是以父为人质，与父俱死。与其同死，不如奔他国，借力而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往楚，与父俱死。伍子胥则逃亡宋国。

由此可见，伍子胥在当时的处境下，所考虑的是逃命，深一步而言也为了复仇。更为突出的是，他冲破了当时愚忠的束缚，以非常现实的理性，决定了自己的出路。侧面反映了他为父报仇雪耻，走为上策的折回策略，影射出他的狡滑、睿智、现实的心性。他的行为和以后的表现正应了其父所言“楚国君臣且苦兵矣”的预言。

伍子胥逃到宋国，正值华氏之乱。便与太子建奔郑国，郑国很善待他们。太子建去晋国，受晋顷公利诱而合谋欲灭郑国。事败露未行，郑定公杀了太子建。伍子胥恐惧而与太子建之子胜逃往吴国。途中到昭关，徒步而行，几不得脱。遇渔父渡江，感恩赠剑，渔父不受。未到吴国而生疾病，路上乞食。

在这一路逃亡过程中，可谓饱受坎坷，历尽沧桑。民间也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的一系列动人故事。由他的这段历程，可以看出，他的坚忍不拔意志和忍辱负重的英雄本色。同时也发现他与太子建之子胜一同出逃的目的，窥测出他的内心世界里所隐藏着的远大抱负。正如司马迁所言：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叟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到吴国，由公子光引见，为吴王僚谋事。伍子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便专倾于公子光，退而田耕。后公子光杀吴王僚而自立，既为吴王阖庐。阖庐得志，召伍子胥为行人，共谋国事。

此时的伍子胥，步入正轨，奏起了他波澜壮阔的凛然浩歌。我们可以看出，他到吴国并非只是为了生存，而以他的远见卓识，敏锐的洞察到了公子光的前途作为，用其手段得到公子光的认可和青睐，找到了自己施展大智大略的空间。并以此为踏板，一步步向灭楚复仇的目标迈进。

阖庐四年，吴使伍子胥伐楚，破楚军，取楚之居巢。楚昭王出逃，伍子胥便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之。

此过程是伍子胥一生中的亮点，这次轰轰烈烈的创举，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件经经乐道的话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伍子胥的价值取向，他为了抱己之仇，不顾一切的撕破了人性的表相，暴露了其心灵深处最残忍的兽性成分。虽然他实现了自己的理念，但无天道之极，给人了一个理性的认识，限制了他的人性活动空间，也为他以后的结局埋下了祸根。伍子胥出生在楚国，其君为楚平王，当时他的逃亡动机是为了生存的话，可以被人理解。那么，他助吴伐楚则为大逆，掘墓鞭尸为不道。可以说，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人所不齿，人们会在他辉煌的段落中画上一个问号。

伍子胥和申包胥是故交。子胥逃亡时说：“我必覆楚。”包胥说：“吾必存之。”伍子胥掘墓鞭尸，包胥逃亡在外，知道后使人对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无天道之极。”子胥说：“吾故倒行而逆施。”申包胥逃至秦国，求秦国救楚，秦哀公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天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于是，秦出兵把吴驱出楚。

分析申包胥的作为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忍辱负重，伸明大义。七天七夜，哭不绝耳。何其悲凉，何其感人，他的胸襟又是何其的旷达洒脱。其爱国之举，何人不为之赞叹？相比之下，我们反衬伍子胥的人生理念，所谓天壤之别。可以品味，伍子胥心胸狭隘、少德少恩，以其极端的利己思想，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借以彰显自己的英雄本色，流芳后世，实在让人感到可悲！正如司马迁所言：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我们从人文伦理方面去研究他时，忽然发现他具有一般人所通有的情感，那就是自我的爱与恨，他爱自己的父亲，也更恨他的杀父仇人，父仇子不报，枉为人子。古时有训，父仇子报，父债子还。楚昭王的出逃，更激起了伍子胥的激恨，他掘墓鞭尸，也正是出于他报父仇的疾恶本性，所以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掘墓鞭尸何等壮观的场面，泄杀父之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只有伍子胥能做出！就他践行的酣畅淋漓的过程，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人性的震撼！体验到他纵恣不可一世的霸气！任何人都存在着私己的狭隘性，父仇子报，天经地义，如此发泄，值！既然轰轰烈烈的做了，已实现了自己头脑的愿望，何惧身后评！

吴王阖庐伐越，败于姑苏。阖庐受重伤，将死对太子夫差说：“尔忘句践杀尔父乎？”夫差说；“不敢忘。”阖庐死，太子夫差既立为王。二年后伐越，败越于夫湫。越王句践贿赂太宰伯否，请与吴和。伍子胥谏于吴王：“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用伯否计，与越国和平。夫差趁齐国乱，欲伐齐国，伍子胥劝夫差应先灭越国，认为越国是大患。夫差不采纳，执意伐齐，取得大捷，为此更疏远子胥之谋。其后，吴继续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率其众以助吴，破齐，并重宝献遗太宰伯否，越国得以吴国爱信。伍子胥多次进谏，夫差未采，逐他于齐。伯否与子胥素有隔阂，因此向夫差谗言；“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恐为深祸。因破齐，王未采纳其意，而耻其谋不用，必恨王。况如今又祥病不行，不可不备，愿王早图之。”于是，夫差使人赐子胥属镂之剑。子胥告其舍人：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然后自刭死。吴王听后大怒，取其尸，裹上鸱毛浮于江上。后九年，越国灭吴国，杀吴王夫差和伯否，吴国灭亡。

一切都已经过去，大江依旧滔滔东流。依稀间，似乎还隐约的传来夫差和西施寻欢作乐时的舞乐。但谁又能看到江水中还流淌着伍子胥斑斑的血泪，谁又听到他心底发出的悲愤的哀音？

纵观伍子胥的一生，我们感觉从他逃亡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轨迹便被划定。他可能也会想到与父重蹈覆辙，但命运却不给他太多的空间。一时的光环笼罩，并没有改变他坎坷而多桀的命途。为了出于他的个人政治利益，也为了实践自己的理念，更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为此他可以忍辱负重，历尽磨难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去创造属于自己的那份辉煌，他真的达到了。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同父的命运。

伊尹助汤讨夏桀，吕尚辅文武伐商纣。是因为伊尹和吕尚有德才吗？不可否定。天下德才之人大为有之，关键在于是否有识才之君，否则也只能是未与明君，老了英雄。正因为伊尹遇商汤，吕尚遇周文武，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而令他们纵横天下，名垂千史。伍子胥昭关脱险到了吴国，遇明君吴王阖庐，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他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同时为他提供了“掘墓鞭尸”名扬千古的作为。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他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他的个性和构架，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所产生的结果存在着与别人程度上的不同。即使他才高五斗，谋略冠顶，还是左右不了天下，因为他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谓成，君也。败，亦君也。他的辉煌是因为明君阖庐的赏识，那么他的失败归落于昏君夫差的唾弃，所以他无法领回自己对生命的执者，也难以诠释生命的价值。

韩非子．难言说：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小者以为毁誉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伍子胥、孔仲尼、管夷吾皆是仁贤忠良有道术之人，他们的不幸是因为奸臣悖乱暗惑之主而死。韩非子．初见秦有言：“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伍子胥犯了不知而言的大忌，他不知吴王夫差的心理，还义无返顾的进谏，所谓言而不当，岂能逃脱死路。

写到这里，我的思想有了一个醒悟。伍子胥之所以叛逃楚国，并非他的本意，是楚国抛弃了他而难为之。翻开他在吴国的阅历，可以清晰的窥探到他为吴国所尽的忠心，至始至终都洋溢着他对吴国的热爱和忠诚。我们无可否定，在吴王阖庐时期，得到重用的他，站在国家兴亡和民族兴衰的高度，与军事家孙武同心合作，决胜千里，所向披靡，奠定吴国基业，为吴国称霸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英雄的作为是受时代的束缚，即使他忠诚不二，但在夫差时期，由于宦臣所嫉，狐兔纵横，加之夫差昏庸无道，严重的规范了他的行为，所贤无识，所忠无释。空怀满腔报国之情，难取前生后世功名。在君王见弃的情况下，他并未考虑自己的处境，仍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去谏言是非，可见他难能可贵的赤诚之心。

自古有之：忠者，亡也，祸泱及子孙。至忠则愚。此时的他全然荡尽了年少时的睿智，忘记了道不和不相谋的常理，冒死而事主，走向了极端的愚忠道路。当他被昏庸无道的夫差赐死时，他绝望的对下人说：“抉我的眼，悬在东门之上，让我看到越贼是怎么攻进吴国的。”可以想象当时的他，俊才见弃，愤懑填胸，宁非所以的悲愤，国家将亡的无奈，感受他那感时伤世、忧国偾事的哀怨之情，一腔热血付一江东水而去。

越国有大夫范蠡，辅佐越王句践，曾和句践作为吴国的人质，饱受磨难。回国后，为句践出谋划策，卧薪尝胆，终灭吴国。当他发现与句践只能患难与共，却不能有福同享，毅然离开，弄舟江湖，被传为天下美谈。而伍子胥的愚忠却导致了他，生时重于泰山，死却轻于鸿毛的悲惨结局，为天下人所悲叹！

历史回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他时，悲喜交加，感触颇深。我们知道，人与其他脊椎动物的区别是：人具有意识，而意识来源于其环境的客观实在。但人与它们共同点是：利己。无可否定的永远的现实。任何人无不是在利己的心唤下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存在社会、国家、民族．．．．．．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的一生能得到后人的褒贬评价，足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伍子胥没有伊尹农耕邂逅商汤的经历，也没有吕尚垂钓遇周文王的机遇。但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历经坎坷，一次次的践行着人生价值，一次次的创造着令人触目惊心的奇迹。他一生所演绎的活生生的人性故事，是那么的丰富和沧桑，不得不让我们去理解，去借鉴，去思考．．．．．．

广阔无垠的苍穹，群星璀璨。伍子胥，不是一掠而过的陨石，是天宇中的一颗恒星，依旧永远的光芒四射。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战争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古代农耕与游牧之间的摩擦以及中原各势力的相互征伐，让大家感受到了战争的艺术和魅力，下面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一下古代战争的魅力和艺术。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战争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古代农耕与游牧之间的摩擦以及中原各势力的相互征伐，让大家感受到了战争的艺术和魅力，下面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一下古代战争的魅力和艺术。

要是认真考证的话，很多的历史剧中表现的战争场面都是谬误百出（当然了，那种在天上飞的戏咱就不讨论了，要跟他们认真就输了，只说正剧。）那些错误已经到了影响观众理解史实的程度了，因为要是按照那里面的打法，观众很难真正理解为什么农耕文明要战胜游牧文明那么困难。

一、先说说中原农耕文明怎么打仗

古代战争方式与生产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弓箭、矛、斧、刀等等这些武器形式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农牧业分工，所以无论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都会使用这些武器。

农牧业分工形成之后，以“精耕细作”著称的华夏文明就产生了一种自己的个性化兵器——“戈”。重点提起这种兵器是因为它在中国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到今天汉语里指代战争还经常使用这个字，比如“大动干戈”、“化干戈为玉帛”、“枕戈待旦”、“金戈铁马”、“反戈一击等”。“戈”这样兵器特别有农耕色彩，因为它就是从镰刀来的，这种兵器一直从商代流行到西汉。

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还能看见大量士兵使用长戈，其实这就不准确了。一来这个兵器西汉就已经不流行了，汉武帝的战争策略是用匈奴的办法打匈奴，所以武帝时期开始汉军基本摒弃了传统作战模式。此外电视剧里戈的使用方法也是错的，里面群众演员使“戈”的方式和使“矛”差不多。其实仔细看就会发现“戈”这个东西的刃是朝里对着自己的，步兵对战基本是面对面，要想把这个东西伸到敌人脑后再勾回来，似乎很不方便，古人怎么会傻到用这种东西去打仗？其实这个东西就不是步兵用的，“戈”发挥它威力的舞台是在战车上。

以春秋战国为基准，两匹马，一辆战车。三人站车上，两翼各一人，中间人驾车，戈还真是捅出去，没刺中，再往回拉，所以戈就是那样伤敌的。

就是因为当时炼铁技术并不发达，矛虽然也有装备，青铜矛容易损坏，铁制武器较少，所以青铜武器戈占据主要地位，，矛一直到汉朝才大量装备的。

战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豪华”兵器了（特别是春秋战国一个国家国力的强盛都以战车数量来衡量，可想而知战车的地位），它的地位就跟二战时候的坦克一样了，只不过它是畜力的，用马拉。

一辆战车的标配就是一名负责操控马匹的“驭手”，一名负责远程攻击的弓弩手，还有一名就是“戈”手（也有配两名弓弩手或者两名戈手的战车）。这个可以去西安的秦兵马俑看看。

当战车冲入步兵阵时，将长戈从侧面伸出，不必挥舞握住就好，凭借着马车的动能戈运行轨迹上的一大串脑袋就都割下来了，实战当中简直堪称“人头收割机”。

二、关于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前，中原是没有骑兵的。

中原的马匹是用来拉战车的，这一来是因为中原地区不产马，马匹极其珍贵，用来骑太奢侈。二来是因为缺少一个看似很小实际上很重要的东西——马镫。

如果只选一件东西作为冷兵器史上最重要的划时代发明，那毫无疑问就是看似默默无闻的马镫。

马镫是两个半环状脚踏板，中间用绳索或者皮带相连，搭在马背上或者直接连接在马鞍上。大家可以想象以下这个东西的意义，如果使用了马镫，当你双手松开缰绳时，只要将重心分摊在左右马镫上，给它一个左右相等向下的力，通过马镫、皮带和马背间力的传导，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垂直于地面向上的合力（这个结构是不是很像定滑轮？）。而且你的臀部和左右脚都在受力，三点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等腰三角形，松开缰绳后仍然可以稳稳坐在马背上，这就意味着马镫的出现使得骑士解放出了双手。

马镫。这个对于骑兵来讲太重要了。现在认为是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发明的，考古证实马镫大致出现在北魏时期（这里说的是双侧马镫，单侧马镫出现得早一些但是完全起不到这些作用），所以很可惜，小说电视剧里面三国名将们使用的“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等神兵利器都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里骑在马上只能使用单手短兵器，因为另一只手要死死拉住缰绳。（弓箭除外，这个留待后面再讲）而且挥舞兵器时只能依靠臂力，躯干不能发力。

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人骑在马上是靠双腿夹紧马背，这样很不稳固，一旦松开缰绳人不能在马背上做任何发力动作，否则就会坠马，因此骑上马既不便近战，射箭准度也会降低（这一点非常重要，农耕文明上了马射术会降低，但是游牧文明可不会，游牧文明为了马上骑射方便，使用的是短弯弓，而中原文明多用长弓。短弯弓与步兵长弓相比，牺牲了射程和省力性，但是更加便于在马背上使用，便于快速调整角度以提高骑射精准度），所以早期中原地区的骑兵主要负责侦查敌情和传递命令，不是用来冲锋陷阵的。

三、关于作战的阵型。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明的主要作战形式就是战车打头，步兵为主，步兵中又包括手持短刀的盾牌兵、弓弩手和长矛兵。不同接敌形式下有不同的军阵，绝不是冲到一起乱打。敌方射箭时，盾牌在前组成严密整齐的盾墙，不仅保护正面还要保护上方，因为弓箭的“弹道轨迹”是抛物线。

我方冲锋时也是盾牌墙在前，接敌时往往是变阵为长矛在前。不同的阵法变换根据擂鼓的节奏指示，不同的节奏代表不同的口令，各兵种令行禁止整齐划一，两军接触的永远是一条线，绝不是双方交叉在一起乱打一气，那是打群架不是战争。

因此擂鼓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绝不仅仅是为了助威，而是为了传递命令。要知道上万人成阵型在一起，又不是信息化时代，能够控制士兵是作战的基础。参考一下楚汉传奇电视剧里面，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首先在台上宣布的就是军令，什么举旗不起、按旗不付，闻鼓不进、鸣金不退之类的都是斩。各国有自己的节奏口令，不同节奏代表的含义仅己方知道，如果被敌方掌握相当于军事密码被敌人破译。从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也可以看出，双方作战很少混乱在一起。

四。农耕文明邂逅游牧文明。

众所周知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主要是依靠骑兵单一兵种作战，但是骑兵和骑兵也是很不同的，冷兵器时代的骑兵主要分为重甲骑兵和轻骑兵。

重甲骑兵的出现较晚，因为它需要人马皆披重甲，作战时冲入敌阵依靠马的冲击力杀伤敌人，除了需要马镫为前提以外还需要有较高的金属冶炼技术支持。这种骑兵在欧洲比较多，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长期以轻骑兵为主，到辽金元时期才出现重甲骑兵，但是数量也很有限。

很多电视剧里描写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战争就是两军冲到一起乱打一气，甚至两军冲到一起后马不动了，人坐在马上互砍，或者干脆直接跳下马来……要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不用怕游牧文明了，古代游牧骑兵打中原步兵，理念先进的很，类似于今天的“非接触作战”。

当游牧文明骑兵冲到距离农耕文明步兵阵的最佳射程内时就开始转向，骑着马飞快地绕着军阵转圈，同时不停地放箭。汉族士兵根本没法近身，他们只有两条腿，只能位于圆心中间被动挨打，想追人家追不上，想跑也跑不了，游牧骑兵依靠马匹，机动性极强，会一直保持最佳射程距离，既不和你近身还能射中你，那种感觉就像美国打科索沃战争一样，清一色的“防区外打击”，或者更形象一点说非常像游戏里的“放风筝”战术。

如果中原步兵依靠弓箭手跟游牧骑兵对射，大家可以想象，骑在马上飞快转圈的游牧骑兵是移动目标，而汉族弓箭手基本上属于固定目标，所以说汉族步兵面对游牧骑兵的时候完全处于劣势非常被动，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地形。 当然说唯一可能有点过了，后世一些兵家也在这种长期被动挨打的情况下思考了怎么破游牧骑兵。

北方其实有重甲步兵，公孙瓒能打游牧文明或者说防止侵犯就是用他，虽然打不中你，不过你的弓箭也无法穿透我，不过这种训练一定要严格，滴水不漏，否则人盔甲重，被突破就完了，因为单兵作战就废了。

原因有的也简单 游牧出生就要习骑马与射箭 不然他们生存会出问题 比如打一群狼 他们很少会放弃机动性强的马和远程的弓 就因为这样 他们更加习惯马上作战 而农耕骑马很少 顶多放放牛所以打起来的时候农耕基本成了把子 射人比射兔子简单。

农耕想打马战 首先需要马 但是在农耕文明这里 马并不多 其次上了马后 因为人骑在马上并不稳 很多时候需要一只手去稳住自身 所以只能用一只手去战斗 而游牧长期和马在一起 已经熟悉了 可以依靠马慢慢停下来的时候用双手射箭 射完立刻拍马跑起来 在双方的战斗能力上 农耕就暴露了自己的缺陷。

五、依靠地形对抗游牧骑兵的典型——白登山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迎战匈奴，被围困于白登山，最后是靠着陈平走“夫人路线”，去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了一条生路。

我曾经看过白登山那个地形，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山包，也多亏刘邦依托了那个山包，骑兵不擅仰攻才选择了围困，如果军阵列在周围的平原上恐怕汉朝七年就亡了，比秦还得短。

中原步兵要想挽回面对游牧文明时的被动局面，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寻找有利地形，或者逼骑兵下马。像刘邦那样“上山”就是很好的选择，如果骑兵爬坡冲锋就会丧失速度优势，就没那么可怕了。而且山上有遮蔽，你也没发绕着我放箭，如果骑兵强行上山还可以借着山势用巨石和滚木招呼。

除了上山，下水也是对付游牧文明的好办法。

韩世忠之所以能取得黄天荡大捷，就是凭借水军。称雄世界的蒙古骑兵下了海去打日本，结果也很惨。

总之一定要依托有利地形。如果找不到特别有利的地形那就去创造有利地形，这样就有了长城。 战国开始，北方各国就分别修建了长城阻挡游牧文明，秦长城就是在这些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

除了依托地形、修建防御工事以外，中原文明应对游牧文明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学习他们的作战模式。

历史上最早学习游牧文明作战形式的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由于赵国与北方游牧文明长期交战，赵武灵王意识到胡人的作战模式更加实用，所以开始建设了中国最早的骑兵军团，为了适应骑兵作战在武器和服饰上也全面学习胡人。胡服骑射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解锁了新技能后赵武灵王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不安分的邻居秦国，曾经一度险些灭掉秦国。

秦国吃了骑兵的亏也开始大力发展骑兵，到秦始皇时期秦国的骑兵军团已经相当强大了，在秦赵长平之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机动迂回切断赵军粮道的正是秦国的骑兵军团。

在秦俑2号坑内，保存着一支完整的“秦骑兵军团”，为了解放双腿他们没有身着传统的长袍而是穿着了胡人的短衣，肩部也没有铠甲，便于使用弓箭时快速瞄准。

这些骑兵俑一手拉缰绳一手持弓，没有配备长兵器，可见其与北方游牧文明一样的轻骑兵属性，整个秦俑中的骑兵都没有马镫，再次印证了当时马镫还没有出现。

战国以及汉朝前期，都出现了成规模的骑兵军团，但是规模还是太小，原因就是中原不产马匹，而且马匹品种也不好。 骑兵真正开始取代步兵成为汉军的主力兵种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改变对匈作战的被动局面，大力发展骑兵，从西域引进良种，为了引进良种马不惜多次发动战争，最终汉武帝能够实现北击匈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套平原（那里有鄂尔多斯草原，赵武灵王能够实现“胡服骑射”也是由于夺取了这一地区），获得了马匹繁育基地。

以后的历史中，华夏文明能否有效抗击游牧文明很关键的一点就看能不能保持对马匹繁育基地的控制。

这种控制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因为马匹繁育基地都在草原地区，农耕文明为了控制草原地区要在那里筑城、屯兵、移民，中原人过不惯游牧生活，草原上又不适于耕种，因此粮食都要从内地运过去，路上消耗的粮食比运到的粮食还要多。

因此并不是从汉以后的中原王朝都有能力以骑兵为主力兵种。没有骑兵为主力，那么在对抗游牧骑兵的时候，除了前面讲到的上山、下水、修建防御工事、学习游牧骑兵战术之外，历代优秀兵家也有自己对抗骑兵的方式，特别是宋朝，几乎都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朝代（养马基地都在辽、西夏、后面的金控制之中），有人取了一个牛逼哄哄的名字，叫做以步制骑。

六、历代优秀的以步制骑、以骑制骑

凡是谈到克制游牧骑兵的阵法，都要讲一讲有名的“却月阵”。那就先说说这个却月阵

构成“却月阵”的条件稍显复杂，具体包括地理条件、兵器、兵种和兵力配置。

地理条件：河水。因为晋军有制水权，所以河水可以保障“却月阵”后方及侧翼的安全，不必担心被敌军合围。

视野宽广的平坦河岸。良好的视野便于观察敌我双方的行动，及时掌握战场的情况；平坦地势则可以使敌军失去地形优势，而晋军可在高大战船上俯瞰战场，相当于占据了制高点。

兵器：战船。用来控制水道、运送兵源和作战物资，一但战事不利，还可以接应阵中的晋军。战车。用来抵抗敌军骑兵的冲击，起防御作用。盾牌。保护战车。杖、弩、锤、槊等。用来杀伤敌军。

兵种： 步兵。包括车兵、弩兵等，是作战的主力。 水军。骑兵。用来追击逃敌，数量不会太多。

兵力配置：在距水百余步之处用战车百乘布下弧形“却月阵”，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弦，每辆战车设置7名持杖士卒，共计700人；布阵后，再派2000士兵上岸接应，并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各加设20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

因为“却月阵”是弧形，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弧形可以分散受力点的力，有着良好的抗冲击能力；阵内士兵又因有杖、弩、槊等武器，所以杀伤力非常强；同时阵内士兵背水为阵，可起到“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

“却月阵”的局限性

刘裕凭“却月阵”以近2700名步兵破魏军3万多骑兵，显示了强大的威力。现在的很多军事爱好者一谈及以步制骑的问题时，必言“却月阵”之妙。但让人不解的是，“却月阵”就像昙花一现，虽然史书中记载详细，但此役过后，再无人使用此阵，让人疑惑丛生。在这以后，只有明朝时戚继光在西北对蒙古骑兵的作战中用车结阵、大破蒙古铁骑的战例能勉强算有些相似。

戚继光在草原上令步兵用铁甲战车结阵，使得蒙古骑兵的机动性无从发挥，同时发挥明军步兵在火器上的优势，最后以明军骑兵包抄大破蒙古小王爷部的战例有些类似。所不同的是，明军在草原上作战，而晋军则是背靠黄河；明军倚靠战车，晋军则倚靠水军；明军杀伤敌最大的武器是火器，如火炮、火枪等，晋军则用强弓硬弩和长矛。虽然相隔了几乎千年，但戚继光显然是从刘裕“却月阵”的战例中悟出了精髓。由此可见，中华5000年历史上虽然有很长一段历史是提倡“儒学”、“海内共存”，但众多军事家还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及魄力，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这些胜利“不同之中的相同之处”在于，其都是在与北方的游牧文明骑兵作战时所取得的。也正是靠着这些卓越军事家的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华5000年的文明才得以延续至今，不象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在游牧文明骑兵的入侵下土崩瓦解。

除了却月阵，在以步制骑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超级牛人诸葛亮发明了很多对付骑兵的另类武器：首先是绊马钉，这个玩意儿设计独特，不管你怎么扔到地上，总有一面铁钉朝上。打仗前就洒在骑兵即将冲击的地带，骑兵到来时，马蹄就会被扎烂。其使用方法类似今天修自行车的小贩在路上洒图钉。当然，唯一的区别在于，马被扎后，是不会有人帮你补的。

第二招是大车，诸葛亮的军队都配备有木车，当发现骑兵时，就将木车挡在步兵前面，用来阻挡骑兵冲击，也算是木械化部队了。

最狠的是第三招，也是诸葛亮最神奇的发明，连弩，这绝对是当年的机关枪，据史料记载，这种连弩是一击十发，杀伤力极大，所以当年的魏军骑兵很畏惧与蜀军交锋。

但是前两种都有致命的弱点，都是防御性质的。而至于连弩则由于制造工艺复杂，操作性太强等原因并没有在此时发扬光大。

骑兵的颠峰

蒙古骑兵横扫欧亚的故事大家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当时的蒙古骑兵可以称的上是冷兵器时代的超级兵种。蒙古骑兵极度刻苦耐劳，他们可以连续几个月吃马肉，喝马奶。连续行军然后突然出现在欧洲人的眼前。于是颇有自省精神的把”上帝之鞭“的称号送给了成吉思汗。而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就是，在入侵欧洲前，蒙古人先征服了当时科技第一大国 中土 。先进科技对蒙古骑兵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高质量铁箭头供应，其次中土的强悍装甲：罗圈甲 这种在重量和防御性能达到完美平衡的甲胄使得蒙古骑兵的生存能力更强了。

蒙古的军事制度虽然简单，却很实用，他们没有南宋那些无用的官僚机构，作战时采用小股骑兵试探，然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敌方薄弱部位实施冲击。一旦攻击受挫，立刻撤走，然后寻机从侧面突破。机动，这是蒙古军队的最大优点。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也比南宋更先进，他们天才的发明了当时最为可怕的弓，其射程可达300米，无论多厚的铠甲都难以抵挡。只有最精锐的南宋军队装备的神臂弓才能与之相比。但战争中，武器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作战的士兵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和蒙古人打仗是一种很痛苦的事，因为他们并不与对方直接用刀剑厮杀，其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弓箭。当你碰到蒙古骑兵时，你的噩梦就开始了。进攻前射箭，进攻的过程中射箭，甚至在他逃跑时，还在射箭。你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这种类似无赖的打法可以把人逼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蒙古军队进攻东欧时，那些体格远远比他们健壮的欧洲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他们基本上都不是被刀剑砍死的，而是被箭射死。

PS：铁血有篇关于法国重骑兵和蒙古骑兵比较的帖子，在蒙古骑兵面前别说是三流的法兰西骑兵，就算是古希

腊时期那个超级强悍的斯巴达勇士 ，还有什么英国长弓 全是一堆豆腐渣！！豆腐渣 这个形容词我喜欢。

以骑制骑的先进人物。——卫青、霍去病、李陵

在汉朝时期、北方的匈奴部队在冒顿的经营下已成北方最强大的势力，对中土的威胁极大。“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和遗书高后之举，使得刘汉在此后数十年时间内，无力北顾，而只有靠和亲送礼等手段，委曲求全，以暂时缓解矛盾激化，解除边境压力。直到汉武帝时，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财、挟国富民强之威，才终于能有精力和能力北顾。卫青、霍去病所率领的军队，虽然步兵还是在人数上多于骑兵，但是此时军中骑兵毫无疑问是主力。多次北击匈奴均依赖骑兵获胜。

除了此时国力强盛，军队马匹大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土对弓箭的发展和使用。当时对抗骑兵的步兵排阵方式基本上都是：重装步兵持盾在前，弓箭其后，迎战游牧骑兵的冲击，而亲率精锐骑兵突袭。

耀眼的流星——霍去病。

霍去病数度出塞痛击匈奴的赫赫武功，因为历来评说此人时都由于其浓重的传奇色彩，但霍去病的胜利就是摆在那里，六击匈奴、每战皆捷，你说他天幸也好，说他处处有优先权也好，但请不要忽视他每一次孤军挺进，每一次面对强敌，每一次以少战多时所承担的凶险、困难和艰苦卓绝。这绝对是需要大决断，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能做到的。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尚不满十八岁，以骠姚校尉衔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即历史上的漠南之战），由于霍的一再请战，卫青挑了八百名勇壮骁骑归其指挥，初披战袍，霍少没有任何实战和指挥经验，凭一腔热情和血气之勇带着八百精壮离大军数百里，偷袭得手，“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捕季父罗姑比”，大胜而还，战果空前，消息传来汉武帝十分高兴，赐封“冠军侯”，取其勇冠三军之意。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精骑一万人，从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出发，攻打匈奴。霍去病果然不孚众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逾乌盭，讨脩濮，涉狐奴，历五王国，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这是霍少闪击战术的首次正规大兵团试验战，结果大获全胜，战果辉煌。

漠北决战更是霍去病个人的巅峰时刻，由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五万骑兵什么概念！！！后面也是由于汉军马匹损失过大，没有继续追击），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军。霍这时的统兵才能已达化境，如此大战，杀敌七万之多而己方损失不过十之二三，难得啊！汉武之所以举全国之兵，穷一国之力而要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出自对霍的能力的无比信任。“宜将剩勇追穷寇”，最大限度地杀灭匈奴有生力量，并将其彻底赶出大漠，使之数十年内无力犯境，霍少贯彻武帝的北逐匈奴方针可谓彻底，汉武一朝，到了这一次的征战之后，兵威之盛，一时无敌。至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这个马背上的强悍文明终于在强大的西汉王朝的倾力打击下，在霍去病、卫青这样的不世名将的铁血征阀下引马而去，不窥阴山。

汉朝主动进攻是为了消灭其有生力量，从而消灭匈奴入侵的能力，而霍去病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不要以为这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对于匈奴人，由于其机动性极强，战术素养极好，想击溃容易想歼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卫青的骑兵战术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很强大的，而霍去病则远超过那个时代。在三年之内斩首俘虏匈奴人11万收降4万多，占了汉匈十年战争（龙城——漠北）成果的2/3。虽然杀敌人数不是判断战争胜负的唯一标准，但却是与最终标准息息相关的。汉武帝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匈奴，杀敌人数如果没有大的变化，就不可能消灭匈奴，就会打成消耗战，两败俱伤。是不是又要说那十几万都是妇孺？告诉你吧计算首虏数的时候妇孺的头是不会算进去的，历朝历代都这样，带回来也没用。

巅峰对决——以骑对骑

先进人物：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朱棣、蓝玉、多尔衮

在中土骑兵在和超级骑兵蒙古人的激烈对抗中，再次发挥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本事：学习和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