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西周玉器之凤鸟纹

西周时期,玉资源完全是被王侯贵族们所垄断,用玉制度作为国家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由朝廷最高层的官员来领导,上上下下多个部门的中层官员分工管理,设专职玉人具体操作,组织严密,制度完善,管理严格。玉器的使用已经遍及王侯贵族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朝聘、会盟、祭祀、丧葬、货贿、服饰、服食等等。无论是天子王室,还是公、侯、伯、子、男爵位者,卿、大夫、士之有官位者,对其使用玉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成为等级身份的标志,任何人不得僭越。

精美的玉器当然也是彰显财富的象征。西周青铜器卫铭文记载,贵族矩伯为了携璋参加周王举行的典礼,用十三田与裘卫换得一件玉瑾璋和几件小皮货。有专家认为这十三田相当于一千三百亩地,时玉器价值之高,可见一斑。

玉之珍贵还不仅于此。因为玉本是物之精华,具有温润、缜密、靓丽、精光内蕴等良好品质,由此被周人进一步推崇为玉德。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玉德又化作君子品行的范式,凝结为君子的高贵气质和灵魂,所谓温文尔雅,所谓仁、义、礼、智、信。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西周玉器就非同一般了,它不仅美化生活,满足喜好,更承载了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的内涵,并在玉器纹饰的艺术表现上鲜明地反映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精心琢刻在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

早在史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凤鸟纹饰。商人信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各种鸟纹经常出现在商人的青铜器上。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玉凤十分漂亮,有人说这是最早的玉凤鸟纹,也有专家说这件玉凤不是殷商的作品,而是属于石家河文化。

周人也有商人类似的美好传说,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鸣于岐山,这种叫作的鸟,就是凤凰。因为周文王敬德保民,故有凤来仪,凤鸣岐山,保佑周人兴旺起来,最终这个不够发达的小方国,战胜了强大的文明程度相当高的殷商。周人觉得这种差别悬殊的以弱胜强,绝不仅仅是一己之力所能为,一定是上天的意志,一定有神力相助。而这种幸运,正是源自凤鸣岐山。所以,凤鸟形象在西周人那里得到特别的尊崇,就像是祖灵一般。

凤鸟纹玉柄形器长20厘米,宽48厘米,厚08厘米。主体纹饰为一侧面凤鸟纹,昂首凸胸,长弯勾喙,圆眼,头顶高冠前倾,尾羽从身后向上翘升,翻过头顶,从前面垂下,端部再卷起。凤纹的上面、脖后、尾羽、爪下等处均采用了西周常用的变形卷云纹,可谓锦上添花。长弧形线条穿插于上下左右,婉转流畅,恰到好处。玉柄形器主体纹饰均以勾撤一面坡技法琢出,使凤鸟纹之形象愈加鲜明夺目。此种凤鸟纹傲视天下,惟我独尊,庄重雄强的姿态,成为周人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赢得天下之精神力量的完美艺术写照。

这便是典型的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它承继了商代青铜器之鸟形,而一改前期的质拙写实,朝着图案化、装饰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武王克商成功而在思想上得到空前解放的西周人,其艺术想象力也实现了空前的升华。

龙凤纹玉饰长72厘米,宽37厘米,厚04厘米。主体纹饰为一侧面凤鸟纹,精雕细刻,布局大方,雍容华贵,形态端庄。在其上方是一龙纹,臣字形眼,龙鼻上卷,寥寥数笔,其貌不扬。

凤鸟纹在商代玉器上并不多见,常见的是高冠鹦鹉、鸱枭、燕子等纹饰,而且圆雕作品稍多。相反,可以理解的是,凤鸟纹在西周玉器上频频出现,地位十分尊贵。即使和龙纹一并琢刻在玉器上,凤鸟纹也往往成为主体占得上风,这在后世是不可想象的。西周凤鸟纹圆雕玉器较少,大部分属于平面作品,然而琢纹自然而然、优美流畅、大刀阔斧、毫不做作的娴熟刀工,还有浅浮雕效果之艺术表现力,给我们留下了不能忘怀的深刻印象。

凤鸟纹三联璜玉璧外径141厘米,内径57厘米,厚04厘米。琢有三幅纹饰一样的凤鸟纹,随形就势,将典型的凤鸟纹略加变形,分别琢刻在三块圆弧形的玉平面上,联结起来就组成一件完整的玉璧。图案仍旧精细,格局同样疏朗,刀工甚是精湛,线条愈加飘逸,凤鸟风采依然。

玉璧出现的时间很早,曾经作为礼器、瑞器、祭器、葬器,从良渚文化时期一直流传下来。文献所载,西周礼天玉璧属六器之首,是第一等的国家重器。考古发掘告诉我们,无论是良渚文化遗址的高台大墓,还是殷商和周代诸侯贵族大墓,墓主人身体周围往往随葬众多的玉璧。生前玉璧随其往来庙堂,死后玉璧还要贴身陪伴其灵魂出入,玉璧之珍贵无此为甚。西周以前的玉璧差不多都是素面的,在玉璧上琢刻具有艺术性和装饰性的纹饰,于西周时期首开先河。将典雅而强健的凤鸟纹琢于玉璧之上,尽显凤鸟纹身份的高贵和显赫。

凤鸟纹玉柄形器长111厘米,宽45厘米,厚04厘米。西周时期精美的凤鸟纹多见于玉柄形器。各地西周墓葬曾出土了许多素面无纹的玉柄形器,其中有纹饰的也为数不少。类似图4这种凤鸟纹玉柄形器,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西周高等级墓葬中均有出土。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表明,在西周社会,玉柄形器保有数量很多,它们经常被随身携带,比较频繁地出现于各种礼仪场合,尤其是高等级的玉柄形器,例如琢刻凤鸟纹的有牙饰柄形器,仅身份地位尊崇者才可能拥有,而事实上它们也几乎都见于第一等级墓葬中这再次说明凤鸟纹玉柄形器已经成为了西周贵族上层之玉礼器家族的一员。

龙凤纹玉饰长48厘米,宽26厘米,厚03厘米。器身琢一凤纹和一龙纹。周边切割出突棱,形象地表现出凤鸟头、胸、爪、尾,以及龙身和龙首。上部有一穿孔,下面镂空一个上窄下阔的长圆形通孔,使凤头突显。凤眼为圆形,尖勾喙,昂首凸胸,凤身饰卷云纹,儿形纹。凤尾上翘至头顶,再向上呈S形,逐渐变幻,融为龙身,直至龙首,终于龙凤一体,完美结合。龙首饰卷云纹,儿形纹,圆形眼,张口,卷鼻,有额突。整体纹饰刻画采用单阴线、双阴线和勾撤一面坡阴线,配合钻孔、镂空和外形切割技法,布局疏朗,简洁有力,线条精准,优美华贵。尤其是上与下,左与右,昂首凤与低头龙的对比；凤与龙互相的转换变化,S形线条的连接结构,斜角对称,比例均衡；凤与龙所饰卷云纹,儿形纹和形纹之和谐一致,无不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天才的想象力和图案装饰艺术的美学原则,令人拍案叫绝。

西周首创组玉佩。凤鸟纹玉饰便是西周贵族身饰组玉佩上的小挂件,长4厘米,宽36厘米,厚04厘米,比一枚邮票大不了多少,但是经过西周玉人的巧妙设计和卓越刀工,将玉饰上的凤鸟纹既形象生动又特色鲜明地刻画出来。其中西周凤鸟纹的典型纹饰,例如：弯勾喙,圆眼圆头,逗号式卷云纹,形纹,长弧形曲线,一应俱全,简单明了,主体突出。尤其是在如此之小的玉料平面上运用勾撤一面坡等刀工技法来表达主题,以小见大,视感强烈,从审美的角度看,亦是神采飞扬,妙不可言。西周玉人的智慧和能力真是超乎我们后人的想象。

龙凤纹玉柄形器取其局部放大,可以较为真切地感受玉柄形器上凤鸟纹饰的刀工效果,尤其是西周著名的勾撤一面坡琢玉技法。在商代,玉器纹饰大多用双勾阴线来表现,即两条阴刻线相夹中间凸显出一条平阳线,俗称双阴挤阳。殷商中后期再有发展,将双阴线的一边用斜刀琢成一条倾斜面,名为撤。虽然中间仍是一条阳线,但阳线的一侧是窄阴线,另一侧已改为一边竖直加一边倾斜面的勾形宽阴线了,俗称勾撤一面坡。西周玉人继承了殷商琢玉技法,并将其发扬光大。首先改进了前期勾不深,撤带弧度的不足,将一边阴线作成深细,中间阳线再削窄,另一边撤线的斜面作成又宽深又平直,从而使纹饰效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虽然纹饰琢刻在玉器的平面上,但是我们看到此种线条,阴阳结合,宽窄对比,错落有致,刚柔相济,转换角度,光影异,呈现出立体浅浮雕式强烈的装饰艺术效果,大大优化了线条的形式美感,使玉器纹饰大放异彩,图像栩栩如生。

用勾撤一面坡双阴线来表现长弧形线条以及逗号式卷云纹,是西周时期玉器纹饰琢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表现力的典型刀法。西周将商代质坚古朴的折铁线,去尖角,修圆弧,并且大量采用长弧型线条,特别注重曲线的琢磨,着力营造曲线的审美感,使窄阴线、细阳线和宽撤线如影随形,相得益彰,商之朴拙的纹线遂变为西周线条之婉转流畅,优美而富有韵律。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为什么能够如此精神抖擞,意气风发？那是因为西周玉人运用勾撤一面坡琢玉技法,巧夺天工,其神韵后世难以企及也。

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铭文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最有代表性的是：陕西省宝鸡县杨家沟发现的秦国铜器铭文、湖北省曾侯乙墓曾国铜器铭文、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山国铜器铭文。　它们在继承商代以来的传统上，随着诸侯的割据发展了地方特点，各国间文字形体的差距拉大，铭文字数趋于简短，字体风格追求装饰化。有些铜器的铭文甚至成为装饰的一部分，代替了图案花纹。春秋时期的栾书岳，在器物的颈和肩部刻出5　行40　字铭文，都是错金的，在黝黑的器身上闪闪发光。中山国的青铜铭文都是以锋利的铁刀刻出来的，字形狭长，笔画刚劲。曾国青铜铭文字形也是狭长的，但笔画多曲折，流于矫饰。楚国的铜器铭文风格不一，有的故意求变，难以识别，流于怪诞，有的改笔画为图案形式。如楚王送的一件铜盘铭文，笔画极其细长，在转折处加肥成水滴形。这种字体被后人称为蚊脚书。在楚、吴、越地区更发展了一种鸟虫篆，将字体的一部分笔画变化为侧身的鸟形。

到殷商时青铜器品种大增，由早商的七、八种增至20多种，青铜纹饰也大大丰富起来，首先出现了多层次的装饰，在所要装饰的面中往往有一主要纹样居中，主纹常凸出于底面成浅浮雕形式，主纹以外的空间几乎刻满精细的几何形底纹，在主纹上较宽大的部分又有阴刻下去的线作为形体刻划的补充，这种多层次的装饰被称为“三层花”式，主纹成对称配置，并以铸造时分块的多少来决定主纹的多少，纹样的对称线为两块铸片的结合处，纹样多适形而生，有机地和青铜器形体结合在一起。这时已出现铭文，但字数不多也不占据主要部位，分别铸于鼎的口沿、簋的内底、卣的外底、觚的圈足、爵的錾面等部位上。

是的。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甲骨卜辞是指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文字，殷墟青铜器，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铜器。

1 与殷、周人不同的鬼神思想有关。

殷商文明“先鬼后礼”“尊而不亲”（《礼记》），对神鬼先祖有更加敬畏虔敬的祭祀心态，可见其青铜器几乎清一色用于祭祀，如尊、鼎一类，似乎于神祖面前也不必、不敢多言，因而青铜器几无铭文，最多有家族徽记的简单文字，晚期有少量铭文；而周文明则相对重视人文关怀，主张“敬天保民”，而今出土的青铜器除了祭祀外还有活人用的礼器，如编钟、匜、盘等，气氛轻松，言辞也多了些，虽然周青铜器多为某人做器用于祭祀，但从铭文看主要内容有(1) 勒功记铭或祭祀作器，将有纪念意义的青铜（获赏赐的、用于盟誓的或战争中抢来的吉金）铸造成器，刻铭文用以纪念这件事，铭文多是歌功颂德，如“中山王方壶”“史墙盘”“晋姜鼎”；(2) 为他人作器，西周青铜器已经开始为活人铸造，主要是陪嫁媵器，用于女子日后在夫家祭祀，如记录了蔡、吴两国婚姻关系的“蔡侯盘”就是蔡昭侯将女儿大孟姬嫁于吴王僚时所作；另外也有为妻子或健在的父母所作的“礼物”，如“子仲姜盘”。礼器铭文的最后多以“子子孙孙永保永享”结尾。

2 与殷人、周人与鬼神交流方式有关。

殷商甲骨文已发现有5000字，可辨认者1500，如此发达的文字表达体系，按楼上所谓说文字系统不成熟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殷商人与鬼神亲密接触，习惯以占卜的方式与鬼神交流，大到国之戎祀大事，小到牙疼喷嚏都要占卜；而周人与鬼神间距离增加，不用事无巨细，故而甲骨占大大减少，反而习惯以铭文方式在祭祀时“长篇汇报”。

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谈谈商周时代的青铜工艺

我国的青铜时代

中国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为祖国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青铜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在自然界寻找石料制造石制工具和农具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种自然铜石，叫做红铜，也称纯铜。红铜具有一定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因而它容易被人们重视和利用。但红铜质地软，开始人们用这些天然铜铸成小型工具或装饰品之类。在锻打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金属的特点与性能，为青铜器的创制发明提供了经验。后来，人们又发现可以从孔雀石中冶炼出铜，经过长期实践，又掌握了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适量的锡以降低铜的熔点，增加铜的硬度，从而炼出了青铜。①青铜就是铜锡合金，因为颜色发青，所以叫做青铜。

青铜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青铜时代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可称为青铜文化。狭义地说，则青铜工艺和青铜制品所涉及的文化，称为青铜文化。我国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物，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这些青铜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

我国古代青铜的冶炼铸造始于何时，目前很难作出判断，不过在古史传说故事中的黄帝和蚩尤作战时，蚩尤就是用铜作兵器，使黄帝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蚩尤是否使用铜作兵器，虽属传说，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为研究青铜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文字资料。在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方面，时代最早的青铜器，是1957年甘肃马家窑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它的发现说明了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我国就有了青铜制品②。其后，青铜器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年代相当于夏朝的遗址中发现，在那里出土了制作原始的青铜小刀、爵、锥、铃等。这些青铜器，多是仿照同时期的石、骨、蚌、陶器制成的，其胎质很薄，铸造的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这说明夏朝的青铜器还处于初期阶段。

商代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③、郑州商城遗址④、湖北盘龙城遗址⑤，发现了这时期的铸铜作坊，说明商代青铜制作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这时期青铜器的实用范围也很广，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武器、生活用具都已应有尽有。此时，青铜器种类增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还出现了粗疏的动物纹或几何纹，常见的有饕餮（tao tie）纹、夔、龙、虎、人形纹等。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表现为器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繁缛细密，纹饰中又出现了鸟纹、蝉纹、蚕纹等新的花纹。商朝后期，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容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地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

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西周的青铜铸造技术又有新的发展。这时期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器物上的铭文长，有的多达三、四百字。铭文字体优美奔放，铭文内容丰富，既有祭祀祖先，又有征伐、纪功、册命和赏赐等记载。它生动具体地补充了西周文献记载之不足，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