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像，不过从材质上看，基本上不可能是什么以前朝代的东西，很简单，能够带雕刻龙形图案戒指的人肯定是皇亲国戚，这种人不可能用黄铜来制作戒指，而好的玉石也不可能镶嵌在黄铜上，这类似玉或者翡翠的东西不是玻璃恐怕就是树脂类的人造玉石。当然也就没什么价值可言了。
玉器镶嵌技术，出现于我国的商周时期，当时的贵族青铜用剑，剑锷多有玉器镶嵌作为修饰，当然，材质并非当今追捧的翡翠，和田玉，而是岫玉，蛇纹石玉。
我国故宫博物馆馆藏，就有几件物证，只是具体名字忘记了。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二里头文化遗址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焊接 2、刻划 3、镶嵌 4、金银错 5、鎏金 6、镂空（一般使用失蜡法）
1、焊接的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计有鼎、童、篡、盘、匝、颤、舟、壶、戈、车喜、马衔等
3镶嵌铜冰鉴北方镶嵌青铜器精湛，南方画像纹技艺高超。青铜镜制作呈上升态势，后被秦汉承接。
青铜夜壶，还是嵌有金丝花纹的夜壶
4错金银青铜有流鼎：出土在东周王城范围内，应为周器。鼎身设流口，十分罕见，金银错的四瓣花和顶盖的铺首钮也很新奇。
错金银青铜立鸟壶
器身满饰错金银的三角形云纹等，嵌物还包括绿松石，又有鎏银的乳钉。所在墓葬虽属西汉，但作品被判定为战国
错金蟠虺纹青铜方罍
错金银青铜龙凤鹿方案架
错金银青铜虎噬鹿器座
6失蜡法曾侯乙墓青铜尊盘——失蜡法
曾侯乙墓，采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工艺，纹饰为极其复杂的三层透空结构，巧妙运用高低参差和对称排比的艺术手法，于整齐中寓变化，于繁复中见玲珑，标志着失蜡铸造法的最高成就。
简介：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
5鎏金镶金玉石青铜带钩
带钩是古人扣接腰带或随身佩挂小件物品的器具。其质地以青铜居多，但也不乏金、银及玉石等高档材料。
商周青铜器造型艺术的演变 商周青铜器的造型随着冶铸技术的提高和历史的发展也存在不同时代的差别，主要分为两个朝代来谈。 1、商。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盛的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了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湖北黄坡盘龙城出土者为代表，器形有鼎、越、觚等；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为商代前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形丰富，流行装饰各种纹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皆具型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等。 2、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淳化史家塬出土的兽首鋬大鼎，通高117厘米，重226公斤，形制庄重，纹饰清新，堪称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大克鼎皆属西周中、后期的典型器。 二、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的演变 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图案以动物为主，但这些动物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它们背离了具体的动物形象，成为怪异的，而又风格化的、幻想的、恐怖的超现实的动物形象。有些动物虽然源于自然生活，但自身的特征已被淡化，形象变得神秘，从而远离了现实生活。这一时期青铜器装饰中，几何图案得到了充分运用，其中有的作为辅助装饰，也有的作为主体装饰，但人物图案较少，植物图案更为少见。这一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装饰图案有：虎纹、鹿纹、牛头纹、凤鸟纹、蝉纹等纹饰，并且通常在云雷的底纹上再加上浮雕式的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是几个字的族徽形象。长篇铭文习见，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区别。在商代流行饕餮纹、云纹、泉纹，而到了西周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夔龙纹和分尾的鸟纹、窃曲纹、波带纹、重环纹及瓦纹。 1、饕餮纹。也称兽面纹，常以左右对称形式的正面形象装饰于器物的腹部。它二目圆睁，嘴巴张着，露出尖利的牙齿，头上两只有力的大角向上或向下弯着，样子显的狰狞恐怖。据《吕氏春秋�6�1先识览》记载，“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由此可见，这种狰狞恐怖的凶狠形象完全符合“食人”这一含义。饕餮这种动物在自然界中无处可寻，就它的形象看来，似乎有些牛的特征，但它决非是世间哪种具体的动物所能够对应的，不然就不会造成如此神奇的感觉。饕餮纹在商代常作为主题纹饰来装点不同的器物，西周后期逐渐失去纹饰的主题地位，而常出现在器耳或器足上。 2、夔龙纹。夔龙造型与近代的龙相似，但形态简练，且独角独足。它目圆瞪，口大张，多以侧面形态构成。它的动态多有变化，如头有向上、回首、下望，龙尾分上卷、下绕，身体有平伏、弓身、回旋等，并在组织上还有单体和连体的区别。这个看似比较简单的形象在不同的运用中，竟然表现出了如此丰富的变化，使这一造型增添了神奇的感受。 3、凤鸟纹。凤鸟纹似禽鸟，常以侧面姿态作前视或回首状，由两形对称或呈带状形装饰于不同器物。这一造型虽有鸟的特征，但在现实中无处可寻，是幻想中的动物，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这一神鸟由首、身、尾、爪及冠羽和尾翎组成，造型内部用不同的纹样充实。冠羽及尾翎长短与形状变化不一，有的较为简单，有的则形态多变，极为丰富，还有上翘或下垂等不同变化，姿态优美，精神十足。同时它的嘴巴如鹰成钩状，十分尖利，而且这一形状贯穿各个不同部位，使得这一形象又产生了一定的强劲感和力度感。 4、象纹。这一造型与以上纹饰不同，它源于自然，体现了原型的基本特征，如庞大的身躯，长长的鼻子，粗壮的四肢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形内、形外辅加纹饰的处理使其特征淡化，形象变得有些神秘。比如，前后肢均伸出一钩状纹饰，不仅腿部有些纹饰，而且在象头前端，脖颈上部，臀部等均有相应的纹饰出现。商周青铜器上的其它动物形象也常采用类似的装饰手法。在商周时期的装饰中，除以上提及的各种纹饰以外，还有许多几何纹样，这些几何纹样分别以主体纹饰或辅助纹饰各自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这些不同的几何纹样与各种神奇的动物共同构成了商周青铜器装饰造型的风格特征。 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表现出凝重、严肃和神秘的色彩，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器物造型和纹样变化所至，纹饰组织构成也起到了十分重的作用。这些大小相间、阴阳共存的密集图案，均以对称的形式构成，这种组织形式无疑加强了青铜器的雄沉神秘之感，也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无论是它的器皿造型还是装饰纹样，都已摆脱了商周时期的那种凝固、宁静、神秘、威严的感觉。从描写“神”转向人，反映现实生活。较典型的青铜如：“宴乐攻战铜壶”，这个铜壶装饰分成三个横带面、上面横带里描写采桑、射箭、狩猎。中间描写宴乐射猎。下面横带描写战争。由于每个横带面的处理手法各不一样，造成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战国在我国历史上是处于激烈的变革时代，即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农奴变为农民加上铁器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由于物质的丰厚，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灿烂文化，造型艺术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战国装饰艺术的特殊风格，冲破了前期神秘、狞历、静止的艺术格局，开创了秦汉以后的整个装饰艺术的新道路。即从崇拜天地祭典鬼神转到面向现实，反映现实。
潍县在铜铁器物上镶嵌金银饰的历史久远,始于春秋。由青铜器镶嵌发展到木器镶嵌,时间跨越了千年,陈介祺功不可没。红木嵌银漆器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的瑰宝,是国内稀有的特种手工艺品。
仿照金银错工艺,开创红木漆器镶嵌技术
嵌银,顾名思义就是在器物上镶嵌金银饰文。潍坊红木嵌银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的瑰宝,是国内罕有的特种民间工艺品,它以红木、天然漆和金银丝为主要原料,经精工打磨、镶嵌而成。红木嵌银漆器精致美观,古色古香,兼具艺术欣赏和实用价值。它鲜活生动地记录了潍坊人民的杰出智慧和天才创造,体现着潍坊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被誉为民间艺术瑰宝。
在铜、铁器物上镶嵌金银饰的历史始于春秋初期,开始是在铜器上,而后在铁器上。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在青铜器上刻出阴纹后,再嵌进红铜丝或金银丝,这就是潍县最早的嵌银艺术。追溯潍县嵌银文化的历史,史书记载:清康熙年间,潍县的铜业已是一个较为兴盛的行业,当时铜制品的花色品种较多,有水烟袋、铜盆、铜壶、铜号、首饰盒等,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工匠们为了美化产品,扩大销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金银错工艺,尝试在铜器上镶嵌金银丝花纹,为后来木器嵌银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青铜器镶嵌发展到木器镶嵌,时间跨越了千年,清道光年间铜匠艺人姚学乾,在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的倡导相助下首创成功,开创了潍县在红木漆器上镶嵌的新纪元。
聘请匠师进陈府,共同创制木制嵌银器皿
《潍县志稿》记载:“姚学乾,南寺巷人,性灵敏,出新意,制造器具精妙绝伦。”他天资聪敏、心灵手巧。在随父辈打制铜器、首饰的过程中,为使饰品更加精美,他参考古代金银器首饰的制作技巧,取其精华,不断创新。由他制作的工件,新颖别致,精巧玲珑,栩栩如生,富有情趣,受到人们的称赞。
陈介祺辞官回家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他不惜重金求购文物,加以收藏。家中除了毛公鼎等商周名器,仅青铜器就多达200多件。为修复、整理收藏的青铜器文物,他聘请了姚学乾等技艺高超的多位匠师进陈府工作。从此,姚学乾有了与陈介祺结识的机缘,他在为陈家修复文物,为古玩配制底座、撑架等过程中,见识了陈家历代收藏的精美文物,眼界大开,增加了文化涵养,技艺水平日有精进。
陈介祺非常欣赏姚学乾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对这位精明的后生寄予厚望,经常和他一起切磋研究提高嵌银漆器的技艺。在陈介祺的启发引导下,姚学乾有了创新灵感。他汲取了古代鼎彝等青铜器镶嵌工艺的精华,试着用硬质红木,按照设计制成毛坯,比照金银错工艺,在木制器具上镶嵌金银丝,形成花纹、图饰,然后上漆、磨光、擦亮,仿制出嵌有金、银丝的“鼎彝形模”的制品。他还根据各种文物的色泽和造型,用红木制作嵌银底座和撑架,其制式风格与古文物珠联璧合,衬托出文物的精美与珍贵,达到了美仑美奂的审美效果,成为潍县早期嵌银工艺品的代表作。
陈介祺对嵌银制品从选材、制作、镶嵌到上漆磨光等许多方面都具体指导。在思想开拓、技艺超群的姚学乾身边,既有多种古文物彩饰作典范,又有经多见广、学识渊博的金石学家对他进行鉴赏、评品、指导,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他完成了一件件与原文物色调融合,浑然一体的配套器皿。同时,一种新颖的木制嵌银制作工艺流程也日臻完善。
亲自教授学徒 发展传承嵌银
正当姚学乾痴心学习,潜心钻研,以待提高发展的时候,却患上了不治之症。深谙嵌银漆器价值的陈介祺,为了使这一独特的技艺流传下来,就将自家雇佣的拓裱匠田镕睿(字雨帆)的两个儿子田子正、田智缗收到门下,学习嵌银漆器的制作技术。
田氏兄弟悉心钻研,刻苦磨砺,嵌银技艺日益精湛,使嵌银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既具深厚传统底蕴,又有时代气息,形成了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特种工艺品。其产品从用于消遣观赏的烟具等小型器物,发展到文具、手杖、挂(地)屏及托泥圈椅、雕龙沙发、配套家具等一系列产品。嵌银漆器形成产业,走向市场,畅销京津各地。
清末民初,手杖成为嵌银行业的热销货。最初嵌银手杖只嵌一行双勾字,之后艺人们又将百个写法各异的篆体“寿”字嵌在手杖上,名曰“百寿杖”,这种新产品很快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嵌银这一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挖掘和整理,潍坊嵌银漆器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潍坊红木嵌银漆器,其典雅古朴、秀美飘逸的独特风格,精致、精美的传统手工技艺,对于促进地域文化交流、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美化人民生活都起了一定作用,具有鲜明、重要的文化价值。潍坊红木嵌银漆器有100多个品种,它不仅畅销国内各省市,并销往美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
作为开创潍县红木嵌银这一特殊技艺的先贤,陈介祺功不可没。
责任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夏朝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
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不再有什么发展。
扩展资料：
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
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从其它看，西周时期青铜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和夏代青铜器的特征相似，如，在听声音上和青铜器的锈蚀上、以及青铜器的重量上，其辨伪的方法基本相同。
-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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