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型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综述一下这三个时代的总体特点

汉型文化承战国而来（刘邦非常崇拜魏国公子春申君）,总的特色是豪迈奔放,气度恢宏,富于开拓进取精神

唐型文化承北朝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尚与汉族文化相结合,气度豪迈,比汉文化更具有包容一切的开放性

宋型文化非常内敛,婉约,温文尔雅,市民文化抬头

1汉型文化：A文学上,汉代前期盛行楚辞,刘邦有“大风起兮云飞扬”之壮语汉代尤其西汉盛行大赋,气势恢弘,想象力丰富,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人赋》；B史学上,《史记》也很有气势,“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C酒：汉代是酒文化社会,饮酒之风盛行,故人多豪迈之士,饮酒悲歌,非常豪迈

2唐型文化：A文学上,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明珠,尤其盛唐诗颇能代表唐代文化,李白诗就是一例,诗风瑰丽,想象丰富,一气呵成,奔流肆恣,唐代诗风,大抵如此B酒文化与茶文化：唐人饮酒之风依旧盛行,少数民族大多数还是很爱喝酒的,“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是写照另外,饮茶之风从唐代开始流行,陆羽有《茶经》,表现出士大夫清雅的一面C陶瓷,陶瓷也是不可忽视的反映文化的载体,唐代瓷器较厚重,很多器物模拟中亚西亚金银器而造,有很强的异域风格,反映出唐文化吸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

3宋型文化：A文学上,宋代流行词,词中又以婉约词为大宗,多写儿女私情,故风格温婉的词最多（苏辛的豪放词在宋人词中属极少数,并且不被视为宋词正宗）B酒文化与茶文化：宋人饮酒,叫做“浅斟低唱”,不像汉代唐代“痛饮狂歌”,也可见宋人温文尔雅的一面宋人饮茶之风很盛,甚至在君臣之间有“斗茶”的游戏,也可见士大夫的清雅,文化的婉约C陶瓷,宋代瓷器都十分精致,釉色美丽,温润,精品很多,表现出一种内敛含蓄的文化风格

呵呵,都是我自己写的,大体上应该差不多

政治：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 [108] 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

文化 ：

宋朝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

思想：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

[历史随笔]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全国精英云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三[宋朝的政治民主]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录取比例在3%--6%。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早在先秦时代，《老子》、《易经》已表明有对立统一的原理，宋代的张载、沈括等人更是对辨证逻辑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中华民族早就拥有辨证的思维、深邃的思想。"当希腊、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对发展辨证逻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宋人把中国系统哲学推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宋学深入到现象世界的背后，探索了宇宙系统的本体和深层内在联系，并把宇宙的发生学和横向结构融为一体。宋人宇宙生成演化的系统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社会系统与天地系统的和谐统一。

朱熹把"理"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理学集大成者。理学由朱熹发展到高潮，并从他以后开始衰弱。后代思想家也没有本质的突破。朱熹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这是宋儒理学的中心思想。朱熹认为常人和圣贤的天赋禀性没有什么差异，并教导人民在道德情操与学问躬行两方面下功夫。常人只要立定志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就能成为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劝导人们积极入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宗教思想。告诉人们现实世界就是人生的全部奋斗环境。这种思想号召教导人们在心性、精神、体验中去接近天理。所以说宋时的儒教是文化人的宗教。

四[宋朝是文化艺术]

宋朝是个群星汇粹的年代，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的涌现了。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单身家庭出身，自幼贫寒。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国之栋梁。范仲淹、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文学俱乐部。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体，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涌现许多著名画家主要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画的博大与意境！宋代山水画家人才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与刘松年共称南宋四家。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现在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清朝学者辜鸿铭认为，如果唐朝人是正统的中国人的话，那今天日本人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更像唐朝人。从文化的角度讲，日本人更多继承的是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人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多、更好的继承了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因为什么？因为宋朝是文化艺术的殿堂……

元实行六十不死活埋，初夜权。

特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继续发展。

具体表现：

政治：由国家的再度分裂割据、民族政权并立走向统一；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加快；宋元两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经济：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城市商业繁荣，海上贸易发达。

民族关系：有战有和，以和为主，民族交流加强并出现大融合的高潮。

文化：封建文化高度繁荣；科技成就突出，继续领先世界并推动世界进步。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了极致，“好男不当兵”“学而优则仕”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象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宋代文学特点：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文学特征：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上处于沿袭晚唐五代文风的过渡阶段,可也出现可一些新的变化,如柳开等人倡导和写作古文,王禹革新诗风和文风,杨亿等人的西昆体风靡一时,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起过作用,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在某方面做了铺垫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了极致，“好男不当兵”“学而优则仕”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象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宋学

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其与佛、道思想相结合，诞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理是万物之源。“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

史学

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长达十九年（加上《通志》超过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采用编年体方法书写，为后人提供了一本系统广博的史书。随后，另一史学家袁枢又对《资治通鉴》进行全面的整理，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可谓《资治通鉴》的简略版。史学家郑樵写成《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

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著名的地方志有《太平寰宇记》、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由于金石学和考古学快速兴起，也有一些相关史书诞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吴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

此外宋代编修了不少与史学相关的类书，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回答人的补充 2010-01-10 01:24

文学

宋朝文学事业发达，诗、词、散文都有伟大成就。让宋朝散文走向兴盛并承接古文运动的大师是欧阳修。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了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颇有出息，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膺号称“苏门六君子”。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曾巩忠实的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了，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目前正在编撰的《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了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其吸收了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了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褒，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著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也称长短句。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词是宋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了长调的地位，充实了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了彻底的革新，他创立了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选材范围，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奠定了基础。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后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此列。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了词的统治地位。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

此外，宋代“说话”（评书）非常流行，说话的内容就是话本。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话本改编。

提问人的追问 2010-01-10 01:31 特点。。。。不是论述啊。 谢谢了。麻烦了

回答人的补充 2010-01-10 01:35 宗教

与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

宋朝佛教宗派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而禅宗之中又以临济、云门二宗最为繁茂。净土宗相对禅宗而言更为俗化。原先艰深的理论被阐释的更加简单化与口号化。与佛教相比，道教在宋朝变化繁多。宋朝管理道教的机构是礼部所属的祠部。宋朝道教出现了内丹派南宗、正一天师道、忠孝净明道和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教派。最后全国形成了真大道教、正一天师道和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局面。

教育

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代非常重视考生质素，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制订太学三舍法 （内舍、外舍、上舍）。学校会于每年按成绩升舍，在上舍成绩优秀时，可免州试和礼部考试，并特赐及第。

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宋朝政府还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三次进行兴学运动，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文品质，这三次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宋代改良科举制度也促成教育的发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试的设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宽应考条件，并增加了取士数量等等。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通过者在宫内由皇帝主持殿试，在宋代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回答人的补充 2010-01-10 01:40 由于到了宋代士族门阀到唐末已经没落，科举考试制度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使大量过去贫寒的读书人一跃成为士大夫阶级，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了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级在宋朝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也拥有许多特权，因而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宋、元、明、清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因此，总体而言，到了宋朝，经济上除了一些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外，社会已无明显的阶级之分。

宋朝的都市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杭州）、大名、应天（今商丘）、镇江、平江（苏州）、江陵（今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了夜市与晓市。南宋首都（称“行在”）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了发扬，在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怀旧意识

　　宋人似乎特别怀旧，《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就是明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曾说到当时的怀旧意识和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周 《清波别志》云，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故其时西北耆旧，谈宣政故事者，为人所重。”北宋“宣（和）政（和）故事”便成为南宋人依念不尽而又时时咀嚼的往事，犹如唐人常常眷念“开（元）天（宝）故事”一样。刘辰翁《减字木兰花》写道：“铜驼故老，说着宣和似天宝。”故国沦陷引发了黍离麦秀之思，怀旧意识便特别强烈。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李清照本人的《菩萨蛮》词亦曰：“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北宋“《清明上河图》至镂板以行，宜梦华之风行。徐梦莘《三朝会盟会编》（靖康二年）录赵 之《中兴遗史》，即一字不易抄《梦华录》元旦朝会一则。陈元靓《岁时广记》征引尤多。刘昌诗《芦蒲笔记》录上元词鹧鸪天十五首，谓当与《东京梦华录》并行。”“百余年来，《醉翁谈录》、《都城纪胜》、《繁盛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相继而作”，而《东京梦华录》“为不祧之祖”。《东京梦华录》是这种怀旧情绪的先驱作品和代表作。作者详尽记述了旧都汴京的诸多风物，但是，叙中有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别是那篇冠于篇首的序文。序文对书名“梦华录”做了诠释：“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但作者却无此心绪，说：“仆今追思，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他的心灵浸染着悲凄的情调，几乎是一步三回首，感慨系之地追思那往昔霓虹般的梦影。这种记忆经过二十年漫长岁月的冲洗，已经淡化成粉红色了。序文写到这令人痛心的情形：“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已逐渐失去了这种回忆，对往事颇不以为然。作者担心，随着岁月的更迭，往事如烟飘散，而“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于是，“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见当时之盛”。从表面上看，属于序文的一般通例，是备忘录，发挥一种认识效应，但实质上有着作者的深衷曲意。可以说，《东京梦华录》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国之痛唱出一曲挽歌。明人毛晋《〈东京梦华录〉跋》认为“幽兰居士（孟元老）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确是的论。由于是怀着感伤主义的情绪回顾往事，因此陈述过去的诸多现象，便不像巨室大户暴发式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作者铺张扬厉，山倾海泻，各种物象迸跳在笔触之间，奔赴于纸面，铺排在一个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烟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迷醉，犹不足以尽感官满足，但是，字缝之间潜流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此后的那些同类著录，在感伤主义情调上与《东京梦华录》多有相近之处。例如《〈梦粱录〉序》写道：“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清人鲍廷博《〈武林旧事〉跋》也说：“《自序》一篇，声情绵邈，凄然有故国旧君之思，不仅留连今昔而已 。”这些情绪、氛围弥漫于宋代的社会阶层之中，出现凄恻、幽咽的回忆性描述，依依不尽地回忆、回顾往事，却又一唱三叹地眷顾不休。戴复古《洞仙歌》：“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是宋代的社会情绪，在表达形式上却满含着审美意味，移位为审美情绪。而在具体传达上又表现为缠绵悱恻、宛转悠长。它在怀旧情结中内蕴着审美情绪。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宋人怀旧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追思，其主要审美形式是词，其回思的主要历史时期是三国和六朝。宋词广为涉及三国的人物、故事，可以说是一部词演三国。历史的回顾，包含着现实的动因。现实的感受在历史—三国的遗存中找到对应性对象。咏三国的词人中最称名的是苏轼、辛弃疾。他们所讴歌的三国人物又各有侧重，苏词中最有风采的是周瑜，那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写照；辛词最为心仪的是孙权，《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南乡子》：“生子当如孙仲谋。”陈人杰则把咏三国词推向高峰。蒙军铁骑长驱南下，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但还是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国事早已不堪，陈人杰在杭州丰乐楼疾书《沁园春》：“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驱雷驾电，霹雳盖天，历史的回忆中有着现实的轰鸣。宋词中还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时代———六朝。建都金陵的六个朝代，特别是南朝，王朝短命，走马灯似地转换；风习上轻靡浮华，它成为亡国的代名词，浮艳美学的符号化。宋词中言及六朝，南宋的篇数多于北宋，南宋又集中于时事词，时事词则集中于抗战词人。北宋词言及六朝，其主题不外兴废事、兴亡感。北宋积贫积弱而又豪奢宽绰，故词人对六朝奢靡之风的斥责就包含有现实隐喻意义。到了北宋末年，已是山河破碎，六朝作为回忆性对象再次出现，词人情感意绪趋于悲咽苍凉。到了南宋，南北分裂成为长期的事实，中兴无望，而权要者文恬武嬉，不思抗战，直把杭州当汴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下，对六朝的感受也就更为不同，更为深广。把六朝与南宋的所有联结点全部发掘出来，几乎成为词化了的六朝史，又在六朝史的历史回忆中寄托着炽热的情感。其中主要有：呼唤“谈笑净胡沙”的谢安，赞美有北伐经历的战将，痛责六朝清谈误国的人物，总结历史教训，引六朝而戒当世。到南宋末年，元人挺进，宋朝灭亡，国破后的感受，更为沉郁悲凉。宋词与六朝，几乎构合为一部宋词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宋词的演变。它体现了宋词背离原初的“花间”特点，从而走向现实、世事、战争和时局的重大趋势，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宋词的审美变化。宋词与六朝，兼具了美学理论和词学史的双重意义。

　　史学精神

　　宋代治史风气颇盛，出现了一批名史家和名史著，有的居于历代史学之一流地位。

　　学者兼史家的，有欧阳修修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以示与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相区别。陈师锡《〈五代史〉记序》说：“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是对《新五代史》成就的恰当评价。

　　宋代极富盛名的史家司马光，不仅史学根基极深，而且文学素养极厚。《资治通鉴》成为史学和文学（包括审美因素）相结合的范例，有些篇章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溯雪夜袭蔡州》等，都成了独立的文学审美欣赏的对象。

　　其他，李焘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宋高宗朝三十六年间的史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徐氏幼时历经靖康之乱，铭心刻骨，遂记录三朝宋、金和战之事，而于靖康之变记叙尤详。史料中寓含着编写者的情感和褒贬抑扬之情；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撰写体例上，对《资治通鉴》有重大突破。以事件为中心，搜罗材料，相对独立成体，融纪传、编年为一，书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朱熹和门人赵师渊的《资治通鉴纲目》，按照自身的史学观对《资治通鉴》进行了编类改造；郑樵的《通志》综合历代史料，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涉及广泛，大大扩充了史书的记述范围。上述宋代史书表现出强烈的史家意识，集中表现为用世的现实精神。欧阳修《论史馆日历状》认为：“史者，国家之法典也。”这是对史的功能和地位的高度重视和强调。从这样的认识起点出发，宋人修史、治史就有显著的目的性。作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的范祖禹写有《唐鉴》，他以宋人和史学家的双重眼光看待唐代的灭亡教训。在他看来，唐是宋不远之“殷鉴”，因此“今所宜鉴，莫近于唐”。而五代纷乱之景象恍若在昨，因此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表现得特别重视。欧阳修私修五代史，其用意正在此。他在史书中表现出特别激愤的情绪，发因亦正在此。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欧阳文忠公集· 事迹》中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书中最精彩的传序，如《〈一行传〉序》十分赞美和强调作为人臣的忠、节，这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价值观，也是宋代史学思想的核心。宋代特别是两宋交替以及宋亡时期忠、节意识如此强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兴衰倏忽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极其重要、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兴也速，其衰也忽。兴则不可争锋，衰则难以抗拒。兴在“忧劳”，衰在“逸豫”，关节点即在此。这又不仅是针对五代的，而且普遍适用于各朝各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这便成为宋代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资治通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宋人的史学意识，宋人高度重视史学文化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因此，宋代文学审美类别上，咏史诗的存量特别丰富，涉及到先秦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单是咏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和诗，以王安石的成就为高。王安石的七律《读史》以史学的眼光审视过去的历史状况以及史家所做的评价。他不满于过去的历史“糟粕”,认为“所传非粹美”，在他看来，历史记载和描述最困难或最难得的是对历史精神的体认和体现，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这是王安石重要的历史认识论，从而影响和支配着他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现象、人物的评价和认识，又形成了史学—美学，即所谓咏史—抒怀的有机融合。他的《商鞅》、《诸葛武侯》等诗就是证明。这一咏史现象还弥散到绘画美学领域。李公麟绘有《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的儒雅风采和回纥可汗的降服神情，耀然卷面。在辽和西夏频频进犯而宋王朝软弱无能的现实背景下，画家作此图就曲折地表现了弘扬大唐精神，以振奋宋人士气的意图，他所绘《临韦偃牧放图》也是如此。这就充分体现了宋代绘画审美的历史题材中所透溢出来的现实意识和情绪。

　　议论风格

　　宋人的思维是思辨型的，所创立的哲学是思辨型的哲学。这就孕育了他们爱议论的习惯。宋人好为人师，好指点、发话、评论，滔滔不休。在这一点上，宋人的议论风生，确实不同于唐人的感性描述。微言阐明大义，意象引发哲理，这是总体性的思辨结构所决定的。如果说弥漫于唐代社会、思想界是情的话，那么，充溢于宋代的则是理。宋人十分重视对形而上的探究，促进了抽象思辨性思维的发展。而穷道究理，抽象概括，议理论道，当然也就促进了议论风格的发展。

　　宋人好思、多思。由于以形上道者为先导，就不会满足于对形下器者的描述。往往从形下器者出发，进而加以提升，达于形上之道。因此，“器”乃所借对象，“道”才真正成为所论目标。“器”乃缘由、工具，“道”乃归宿、本体。或引发人生哲理，或申述宇宙精义。不满足于浅表之“象”，而是不断探寻“意”，形成了宋人的思维线路和模式。这样，宋代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审视和思辨的时代。

　　从文化风习上看，宋人颇有策士之风，如苏轼之论风，纵横捭阖，意气高扬，他以贾谊自比，论中遂见贾谊之风采。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认为，欧阳修乃“本朝议论之宗”，苏轼为“古今议论之杰”。苏轼本人也在《与王烊书》中说自己“少时好议论古人”。宋代的精神领袖、文化精英领风气之先，整个文化精神领域便弥漫议论之风习，成为时代之精神现象。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文学、美学。诗歌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最富宋代诗美学风格的议论化、哲理化特征。宋文亦如此，这并不包括那些纯议论的文章，而是借助于某一具体对象生发开去，以表述某一生活、人生、宇宙哲理的文章。这样，对象是具体的，所引发的则是抽象之理。欧阳修的《秋声赋》明为写秋声，实为议秋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泼墨如注写洞庭湖景象，却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议论作了铺垫。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在表层结构上是一篇游记文，然而却由游历忽发议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在思路上便出现由景入理的格局。苏轼的《石钟山记》的主旨也不是所有的景象描述所能涵盖的，记游为说理服务，得出议论性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体现了实践性的经验品格。由事、景而引发议论，事、景乃是媒介，这便是前面所说的由形下至于形上，成为其议论方式。而宋人在发表议论时常常在实践性中包含着现实用意，是有感而发，有现实针对目标。这是宋人议论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