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什么锋利的刀具，雕刻玉石？

不是刀具，没有那么硬的。

古代的人们都用砣机雕刻玉石一

　　玉工艺开始孕育于石工艺之中，随着玉、石分化的过程而逐步分离，玉、石工艺分离的时间晚于玉、石分化。如果说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代人们选择石器原料时开始，那么制玉工艺与石器工艺的分化应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开始。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工艺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方法，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暂可不必考虑，然而直接研究磨制石器工艺对探讨玉石工艺分化是大有裨益的。“磨制工艺：是把石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石器制作上是一项进步。”[1] (页474)磨制石器的工艺过程是：1 切割。先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截断，往往留截断痕不加磨刮。2 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以蘸水砂研磨，至制成光滑规整的石器。3 钻孔。用石钻、骨椎、木杆或竹管加砂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或上述两种方法兼用。由于受技术制约，多从两面钻起，在器的中部磨穿成钻透。两面孔均呈截顶圆锥形孔，因砂粗细掌握不好，孔坡面会留下旋痕，两面孔对接不正，往往出现台痕。珠管形器也是从两面钻于中部对接打通。

　　总之，磨制石器工艺是用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为早期制玉工艺承袭下来。在这一阶段玉石分化也已完成，玉器与石器工艺也已分化，自成系列，但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并未完全脱离，很可能石玉匠还是在同一作坊内，玉匠仍借用磨制石器工艺来制理玉器。

　　磨制玉器与磨制石器两者工艺已如上述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两者的区别，这就是抛光工艺的应用。磨制玉器时大多均利用不同程度的抛光工艺，其表面比石器细腻整洁，光泽柔润晶莹，但尚未见其工具。北方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南方河姆渡、马家滨、崧泽文化玉器正处于这个阶段，此阶段的制玉工具均为用于锯切、磨砻、钻孔等手工工具。那么到何时制玉工艺才能从制石器工艺中彻底分化出来呢？标志不在于应用抛光术，而在于砣机的发明和应用。这是一种新式工具的诞生，而不是某种工艺方法的改进，它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革命[2] (页6-8)。

　　二

　　砣机既是制玉工艺的关键设备，也是推动玉器工艺从石器工艺中彻底分离的真正动力及玉工艺走向独立手工业的标志。

　　砣机即磨玉机，清人称“水凳”，明人称“琢玉机”，工人称“砣子”、“铊子”，古代记载甚少。我们研究砣机的一种权宜办法是由今及古，逆流溯源，虽然不易到达源头，但可以瞻望到它的踪影，隐约听到它的瑟瑟琢磨声。

　　现代的砣机有两种：第一种是电动铁砣机，其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故称砂砣，转速10—5000转/分[3] (页33)；第二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其旋转速度更快，转速达3000—20000转/分[3] (页34)。现代磨玉机——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确实方便，但是转速太快各有利弊，利在速成，比原木砣效率提高若干倍，弊在有些活计不好做。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高凳，可直接与清代砣机相联系。

　　(一)清代砣机的分析

　　关于清代砣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比较完整的图像资料则是《玉作图说》，李澄渊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4]。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也就是经过现场调查作了写生，尽量如实地加以反映，所以此图是可信的。此图册名为《玉作图说》，共十二开，十三图，每图附文字说明，可以说是玉作的连环书，是继《陶治图》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纪实的工艺图书，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名称都一一注明。中间是书画，左右两侧有竖栏各三行，首行书编号和题名。书写“说”文楷体工整，描述通俗易懂。共分为捣沙、研浆、开玉、扎碢、冲碢、磨碢、掏堂、上花、打钻、透花、打眼、木碢、皮碢等十三个工序，一捣砂图说，二研浆图说合为一开，即一图二说，三至十三这十一工序各为一开，共十二开，每图书图说。

　　《玉作图说》的图文通俗易懂，不必解释，但尚须说明，我们通过李澄渊《玉作图说》不仅可以了解清末北京玉作的主要设备及其基本工艺，也可窥探清代玉工如何操纵水凳。这种碾机是经过历代玉匠无数次改进而达到了它的最佳境界，是第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可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亦称“高凳”或“水凳”。

　　(二)明代至隋唐时期砣机的探讨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5] (页308)

　　其解说较简单，若参照附图不难了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刊砣机与李澄渊所绘《玉作图》砣机大体上是一致的，也是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明人往往大而化之、不求甚解，图与说明均甚简括。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砣机资料只有上述明、清两代的图文，以前的砣机尚无材料可寻。当然，这种类型的砣机不会是古代的原本形式，它只是近古的砣机，其上限在于隋唐，不能再早了。这是因为我国起居所用室内家具大致在隋唐改变了古人席地而坐或在榻上凭几跽坐的习惯，离开矮踏，高高地坐于墩上或椅上。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才可能出现桌式或高腿桌式水凳。所以笔者认为隋唐创造了最初的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有旋机可由碾证之。所谓碾本为轹物器，即压碎谷粒成粉的器具，有碾盘、碾砣两大部分，由牲畜拉动或人推，使其碾砣旋转粉碎谷粒。唐宋人以“碾”训“砣”只是借用碾子旋转以象征砣机琢玉，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砣机的存在确实不容置疑了。而李澄渊所绘砣机和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玉机都是经过千余年的使用改进后留下来的非常先进的磨玉机，也是隋唐桌式砣机的发展及其完善的形式。可以说隋唐明清与20世纪60年代系同一形式、同一功能的砣机。

　　(三)南北朝至秦汉时期的铁砣几式砣机

　　从南北朝溯至三代玉器的做工来看，毫无疑问已用砣机来雕琢玉器，这一点研究玉器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当然，这时的砣机还不如隋唐的砣机那样高效先进，估计在机械原理上当与明清砣机一致，但其结构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如，像汉人那样跽坐于地上使用砣机，其砣机应是跽坐几式而非足踏旋转的桌式。据悉，印度19世纪砣玉机是几式，一人拉弓带动砣具旋转磨玉，可作研究此期磨玉机的参考。我国此时几式砣机应为何种结构？用几人操作？须进一步探讨，但也不排除另有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或许是由2人或3人共同操作的几式砣机，而不是一人脚踏手托玉砣磨的先进砣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冶铁并逐步推广，用于工具和武器，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盖于此时不久或迟至秦汉，砣机也自然而然地用上了铁制的砣子，提高了琢磨效率。

　　(四)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砣几式砣机

　　关于汉代跽坐式多人共同操作的几式砣机的设想判断也是来自三代的出土资料，如在殷墟出土的人与兽等石雕和妇好墓出土的坐佣均为跽坐形式。商代人佣的两种坐式均为席地而坐，所以可证商代砣机应是跽坐式砣机，其前之夏代及其后的周代亦不能例外，均为跽坐式砣机。

　　跪、跽均为古坐式，坐在机前双足不能发动砣机旋转，只可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托玉琢磨。或有另一二人来回拉动使其轴旋转带动砣子转动，可能二三人操一机。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砣机高度约30—50厘米。砣机结构由几、支架、轴、砣、条带或弓子等组成，砣子用青铜制作，可自行铸打而成，比原始砣机效率要高。

　　(五)原始砣机的发明与改进

　　砣机何时问世？这是我国玉器工艺史上长期争论而很难统一的问题。比如国内主张砣机发明于原始社会的有赵汝珍，认为：“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治玉亦见精良，改用砣磨而不纯用手工矣。”[6] 砣磨即指玉工用砣机磨玉。

　　同时代的刘大同作《古玉辨》辨古玉之真赝，关于制玉特辟“刀工”及“昆吾刀之切玉”二节，其所指之“刀法”乃刻工，主张“玉器时代原无刀工，故指玉斧玉铲之类存于今者未见其有花纹者，可见上古未开化以来无刀工之可言也”[7]。刘大同认为：“余按古今雕刻一门可分为五大时期，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是以石制玉时期，可称最古。一变而为周之昆吾刀，再变而为汉之八刀，又一变而为六朝巧雕，至清之乾隆精刻为最后。今人不见昆吾刀，而以菊花铁所炼之钢刀刻玉。”他认为玉器上的图案文饰均可用刀刻：“昔人云，自晋魏以来不见昆吾刀，诚然哉。若就双钩碾玉法论之，汉时已取便捷，失其古趣，至今之用旋车制玉则愈趋愈下矣。倘若再用机器制作，则俗恶更不堪设想，可畏也哉！”[7]

　　所谓“双钩碾玉法”出自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原文如下：“然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如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段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8] (页172)

　　高濂主张“双钩碾玉法”是汉法，而刘大同之意是古有双钩玉法，并非汉人的。他既主张从周人始用昆吾刀刻玉，汉用八刀，六朝巧雕，乾隆精刻，今用铜刀等工具刻玉，又接受高濂汉人双钩碾玉之说，主张刀刻与砣碾并存，这是不妥的。以刀刻玉的说法不过是一传说，实不存在，琢玉只能以“他山之石可以错玉”的说法，以水沙磨玉，这是唯一正确的说法。

　　西方有人认为砣具产生于迦勒底，后向东西两侧传播，如波西尔提出：“中国玉工所用器具皆完备足用，其如法亦甚早，若溯其源当亦来自西方，似为迦勒底(Chaledea，地名，古代巴比伦王国之州)及苏西拿人所发明，然后自其地东行中国，西及欧洲，南至印度者，唯其传播之时确在何期则代远年淹没可考矣。”[9] 现在我们可看到19世纪印度玉工使用砣具的线描画以及新疆和田玉工所用之旋车均与水凳不同。这是同出一源发展不同还是共源共流？值得研究加以论说。

　　夏商周三代砣机是一人或多人操作的青铜几式砣机，来自原始砣机，反过来说原始砣机改进型就是夏商周三代的早期砣机。

　　原始砣机发明于何地？是玉器研究界和考古界十分关心的事。过去的主要根据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器型，这些玉器文饰复杂，表面抛光还留下了一些砣痕。王遵国先生据此研究认为：“张陵山的玉蝉背面留有清晰的弧形琢痕。寺墩玉璧M3：22上留下直径分别为11厘米、16厘米、26厘米的弧形琢痕，说明切割工具当为直径大小不一的轮锯，或称圆砣，古代又称砂碾。其资料估计是含石英粒的砂面圆盘。从玉璧圆边和玉琮边角的匀称整齐，误差只在1毫米左右看，除了玉工的熟练技术外，还有固定的琢玉装置，估计已经出现同本世纪上半叶还使用的水作凳一类的琢玉机。从当时盛行陶器轮制机术来判断，这是可能的。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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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之溯源甚早， 原始人类，即知拾利石为劈器。而最早之铜斧，见於商代，不仅用於武事，而且有的雕刻嵌镂，极为精美，已为仪仗之用。周代用斧风气不如商代，到了双锋剑出，与刀并用後，斧就更少人使用了，只作为砍迤工具，或为乐舞仪仗及斩杀之器。斧虽不作为主要兵器使用，但各代均有使斧者。

石斧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钺是由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石斧演化而来的。

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角微微上翘。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

从考古出土的器物来看，中国所有的斧形器物，最早都来源于距今1万年至170万年前石器时代斧形砍削器。这种砍削器大多是从河床上拣来的砾石打击而成，是把砾石的边沿加以敲打，产生刃口，用作刮割的用具。这个时期的石器表面凹凸不平、敲制粗糙、不经磨削，史称旧石器时代。

到了距今1万至4000年的时候，先民开始对石材的选取具有目的指向性，采集美石（美石为玉）加工成砍削器物。并随着审美观念的转化对美石（玉）进行加工、磨削，雕刻并且制成各种器型，玉斧也就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尤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器物为最，从而使石（玉）斧成为一种生产工具或成为一种显示身份或祭祀礼仪用物。

商朝

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斧。这时的青铜钺仍保留了石斧的特点：刃部弧曲宽阔，两角略微上翘，但钺身较薄、青铜钺的装柄方式为内安柲。斧身多饰有雷纹，并且花纹非常精致美观。商周时代斧钺类型很多，且质料优良。如《考工记》所载的同代青铜斧内含锡量约20%。

周代

有一种空头斧，大多是管形銎，上有孔，以安装斧柄。斧头中含有天然铜、铅、铁、锡、金等多种金属，质地坚韧，做工精良。但由于斧钺形体笨重，杀伤力远不如戈、刀、矛，所以渐渐脱离战场，成为一种礼兵器。

三国

斧钺的制作受到兵家重视。据说诸葛亮亲自督造战斧100把，质地优良。他还写下一篇《作斧教》告诫诸将，战斧质量好坏，“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视斧与刀同等重要。晋代以后，斧钺的形制有了新变化，其刃部加宽，相减短，便于操持，砍杀能力有所提高。依式样不同有长柄斧、凤头斧等。

唐宋时期

斧钺流行军中，成千的军士持长斧作战。唐天宝年间，大将李嗣业与安禄山厮战于香积寺，李嗣业率步卒三千持长柄斧、陌刀阻击敌军，打败了安禄山统率的镖悍的北方骑兵。宋朝军队的主要敌手是西夏、契丹、女真的骑兵，而宋军在骑战中常处于劣势，主要靠步战取胜。所以宋兵多持斧钺抗击辽金铁骑的冲击，以临敌制胜。

南宋大将王德在一次对兀术的战斗中，兀术以铁骑排成强大阵营，王德说，贼兵右面阵营坚固，我们先打右面，行近敌阵时，一金将横刀跃马而去，王德引弓射箭，一发毙敌。王德乘胜指挥兵马手持长斧排山倒海冲向金兵，金兵大败，从以上战例足以看出长斧在对抗敌骑兵队的战斗中曾显示出巨大威力。在古代战场上，斧作为一种实战工具一直在城市防御战、水战中发挥作用，用它来砍斫敌人的攻城器具，斩截敌舰帆缆等。宋代曾公亮《武经总要》载有大斧、凤头斧，都是隋、唐遗制。

玉在我国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人认为是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因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所以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同时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慢慢的人们就用它来做装饰品。又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它，这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先的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就像在约距今七千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掌祭祀大权者，多用珍贵的美玉制作「祭器」，礼拜神祇祖先。他们相信天圆地方，便琢制圆璧与方琮，来礼拜天神与地祇；他们相信氏族远祖的生命，是经由神物源自上帝，便在玉器上雕饰想像中神祇祖先的形貌，甚至刻绘极具深义的符号，以礼拜之。希望藉玉器特有的质地、造形、花纹与符号，产生感应的法力，与神祇祖先交通，汲取他们的智慧，获得福庇。

在上古社会里，个人地位的高下，端视人与神祇祖先关系的亲疏而定。事神之「礼」，建立了人神之间的沟通管道，也维系了人际间的和谐关系。「瑞器」就是象征身份地位的玉器。「祭器」与「瑞器」的制度，都源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三代，配合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继续发展。在宗庙祭典与朝享会盟上，发挥其形而上的功能，以维系礼制，故总称为「礼器」。

曾经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真正玉器。而玉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属性，夏、商、周三代已经渐次完善。

东周时，人文主义兴起，儒家将一些传承自原始宗教的文化成份，道德化，生活化，提倡「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于是佩玉之风大盛，而雕琢之精美，後世亦难出其右。

汉室崇玉，生者佩玉、食玉；亡者裹玉、填玉。甚至在帛画、墓砖上，都饰以玉璧图象。圆璧有助于灵魂通天的观念，此时发挥至极。

六朝至唐，中土玉雕艺术转衰。虽然李唐盛世，仍秉承道统，举行封禅大典，然而礼神之册都难用真玉，而以次玉代之。传世玉器，仅见带銙、梳、簪、佩等。部份亦系西域工匠所制。

宋、明以降，玉雕艺术再度兴盛，帝王祭典用玉之外，更因学者对商、周礼制的考订，民间遂兴起了研究与仿制古玉的热潮。此时，以知识相结合的士大夫阶层，重视生活品位。玉制文房陈设，除供欣赏把玩外，兼具实用功能。自然界的花鸟、人物、山水等，也成为装饰主题，呈现柔美雅致的文人品位。由于所取玉料，多为河中玉子，玉工常是因材施艺。所琢成品，常是图必有意，意必祥和。

孔子说，玉有仁、智、义、礼等十一德，《礼记》所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都是强调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要向玉学习，警示他们没有特殊原因，要玉不离身。中华民族这种崇玉、敬玉、爱玉的情操，明清时期比汉唐时期有过之而不及，玉的雅丽和圣洁，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藏玉，就是目前社会玩玉爱好者的真实写照。

由老三代经秦汉至隋唐，玉器一直是皇公贵族的专有装饰用品。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

明清时玉器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到玉头簪，玉纽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风、玉山、玉船。王公贵族家还常用玉石来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壶等等。一般来说玉质以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为上，黄玉次之，青玉再次，杂玉（如南方玉，河南玉）为下。

清初时翡翠传入中原，其动人心魄的碧绿马上赢得了国人的倾心。用翡翠制成的玉饰件大行其道，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时尚。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却远远比不上古玉。

以矿物学分类，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键状硅酸盐中的角闪石组，包括透闪石和阳起石，也称软玉。还有一种是单链状硅酸盐碱性单斜辉石，又叫硬玉（如翡翠）。中国传统的古玉大多是软玉，包括新疆玉，岫玉等，只是在清代初年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皇帝进入并控制了云南及缅甸北部盛产翡翠的矿区之后，硬玉才正式进入中国并流行起来。

我们现今看到史前早期的古玉大多是玉工具如玉刀、玉斧、玉针。然后就出现玉礼器（祭器）如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等，应是作为族群的图腾而制作的。此一时期的玉器并不完全是由现代意义所指的玉石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仅仅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大理石矿共生的透闪石原矿。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中国主流文化区域内已再难见到玉工具了，代之而来出现的是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玉风、玉鹤。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

在一般人看来玉就是石头，可在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族群的精神寄托。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只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可当我们看见一件古玉，在欣赏它的造型，它的沁色、它的质料的时候，心中油然而升的却会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究其原由，就是因为古玉里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

　红山 文化 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山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红山文化论文篇1

　浅谈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

　摘要：红山文化玉器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代表，在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日渐成熟完善。红山的先民们在制作玉器方面已能成熟掌握切割、琢磨、圆雕、 浮雕 、透雕等基本 方法 ，同时还能成熟运用双面雕、钻孔、掏膛、镂空、线刻、抛光及装饰技巧。根据玉器结构及其表面所保留的加工痕迹考察。红山文化玉器在切割和雕琢中运用了旋转性工具――砣具。这一通过砣片旋转研磨进行加工制作的工艺，即使在今天仍被普遍运用，是制作玉器的一个重要工具。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砣机

　一

　红山文化玉器古玉属于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或透闪石，硬度较大，在当时没有如现在一样的高硬度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加工如此坚硬的石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加工玉器的主要手段是碾玉，即将金刚石放在旋转的砣上，利用摩擦力使其成型，然后琢磨，尔后才可成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玉器的制作过程中，碾磨和琢磨是不可缺少的制作过程。所谓碾磨又叫“光亮”、“抛光”，是用紫胶、木、葫芦、牛皮及铜制的链子，磨玉器的粗糙部位，使其平整。并通过应用氧化烙等一些化学粉剂原料作介质，使玉器显露出光洁、温润和晶莹的质地。琢磨也是加工玉器的重要手段。因为玉石特别坚硬，必须用铁制圆盘――砣为工具，以水和金刚砂为介质，经过铡、冲、压、勾等工艺一点一点地琢磨而成。制玉工艺品最早是源自石工艺之中的，并且承袭了磨制石器工艺，是随着玉、石的分化逐步演化而来的，但是应晚于玉石的分化，如果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期人们选择石料开始的话，那么制玉工艺与炻器工艺分化就应该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炻器开始。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工艺主要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磨制工艺，是把炻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炻器的制作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进步。”①磨制石器工艺过程：

　(1)切割。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切断。

　(2)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水磨，磨光滑。

　(3)钻孔。用石钻、骨锥、木杆或竹管加沙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可见，磨制石器工艺是通过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已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被早期制玉工艺沿袭下来，在这一时期玉石分化也已经完成。制玉与制石工艺虽已开始分化，但并未完全脱离，这很可能是由于石玉匠还同在一个作坊内工作的缘故。红山文化有大量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

　玉器制作步骤主要包括：

　(1)切割成材。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作玉器的过程中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术，使器物大致具备要加工的形状，经过切割后形成玉材，形状已基本规则整齐。

　(2)打磨加工。红山文化先民们在制作玉器的过程中一般不直接利用切割成材的玉料，而是将玉料进行近一步加工，使边缘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把平面加工出弧度。

　(3)钻孔。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熟练掌握了管钻孔技术，并且在钻孔后还要对孔边缘锋利的楞进行打磨和处理，使钻的孔既规整又达到圆润光滑的效果。

　(4)施加文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大部分都有文饰，对玉器施加文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刻线和研磨。刻线一般用来表现动物的头部和鸟的羽翼。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玉器表面磨出一种很浅的瓦沟状文饰。这种纹饰主要用于对较薄片状的玉器如勾云形玉佩、玉璧饰等进行装饰。由于瓦沟状纹具有深线起伏随形体而变化及瓦沟的深线、宽度匀称的特点，并且它能随着光线照射度的变化和器物的摆动时隐时现，所以更宜表现玉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虽然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在制作上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两者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既抛光工艺。如前所述，磨制玉器大多都会运用抛光工艺，使玉器表面比炻器细腻整洁。制玉工艺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是由于制玉工具砣机的出现，这一新式工具的诞生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二

　红山玉器的制作工具主要是砣机。砣机即磨玉机，明代人称之为“琢玉机”，清朝时被称作是“水凳”。在玉器制作的整个过程中，琢玉的工具砣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制玉工具中最重要的得力工具，这一工具将制玉工艺推向琢磨玉器的崭新阶段，它标志着制玉工艺彻底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中以砣成形的有勾云形器、扉楞、孔、刃状边、勾形饰。如玉龙，高26厘米，断面直径23至29厘米，板材30×28×2，其底面积840平方厘米，厚2厘米。②“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这些只有用陀机才能做到。砣机是在什么时候被发明的，这是我国玉器史上长期争论并且很难统一的一个问题。

　如国内赵汝珍认为砣矶发明于原始社会：“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制玉亦见精良，改用陀磨而不全用手工艺矣。”③夏商周时期出现青铜砣机，是一种跪式结构，高约30至50厘米，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拖玉琢磨，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机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制造出铁制砣机，并出现了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由几人共同操作完成磨玉工作。铁制砣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人操作的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出现了我们如今所说的“碾子”。唐宋时期人们以“碾”训“砣”，借用碾子旋转来象征砣机琢玉，这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④这是对明代玉机的记载。

　到清代，砣机被称为“水凳”。李澄渊1891年(光绪17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玉作图说》是较完善的关于砣机的图像资料。⑤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经现场调查作了写生，每图都辅以文字说明，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一一注明。从中可见清代玉工如何操作水凳。这种碾机是经历代玉匠改进而得的，是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被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高凳或水凳)。现代的砣机有两种：一种为电动砣机，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所以又称为沙砣，转速10～5000转每分钟;⑥另一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转速达3000至20000转每分钟。⑦现代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效率更高。故此，砣机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玉器更生动精美，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制作工艺。

　(1)玉龙。龙被称作是中国人的图腾，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玉龙最早发现于1971年春内蒙古赤峰市蒙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这块玉龙是用一整块碧绿色铀岩玉圆雕而成，兼有乳白色玫瑰纹，细部采用圆雕、线圆雕手法表现，锻断面成扁圆形。其吻部前伸，略向上翘，嘴紧闭，鼻端平齐，上沿起锐利的棱线，一对圆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前眼角圆而起楞，眼尾细长上挑，额及颚底皆刻有细密的棱形网状纹，颈脊起长鬃，长约20厘米，占龙体的三分之一，呈扁平薄片状弯曲上卷披向后背，两侧磨出不明显的线凹槽，龙尾向内弯曲，末端圆尖，背部一对圆孔。

　(2)兽面纹玉佩和勾云形玉佩。兽面纹玉佩用较薄的长方形片状玉制作，有镂空出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及鼻、口等，下部有3-7个獠牙，尖锐犀利，兽眼狰狞，制作过程中采用了砣具。勾云玉佩用对磨镂空的方法，塑造出弯卷的沟角，镂空部位两侧形成宽缓斜坡，镂空以外的部位沿着轮廓的走向打磨出宽缓的线凹槽，这些斜坡和凹槽能折射不同角度的光，并呈层次感、立体感，造型优美流畅。

　(3)马蹄形玉箍。其形似马蹄，因器内中空呈箍状而得名。这类玉器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其雕琢十分费工夫，原始先民在雕琢这种器物是采用了线锯搜空(即以钻杆在器物边缘钻一小孔，穿入绳线，加入适当的水和研磨料往复穿梭进行切割的方法)、掏膛取芯的方法使之出现弧线形琢磨痕迹。在古代尚未出现金属丝线时，即能依靠竹木纤维或兽皮藤条制成一件玉雕，着实需要费一番心血。

　(4)玉璧。绝大多数为长圆形，玉璧边缘处呈刃状，截面近似于菱形，上侧中央常钻有两个小孔作穿系用。红山玉璧还有双联璧和三联璧，做法是在一个上小下大的长圆状玉片上分别琢磨出两个或三个由小到大的圆孔，然后才在外缘上依中孔的位置两侧各切磨出一个人字形，打磨成刃状。

　(5)玉鸟。多为扁体，常做成双翅挺展的�形，最长不超过4厘米，头上仰，方尾，有爪的作攀附形状，腹部靠头处有一小孔，腹部中间厚两侧薄，背平，用纹勾勒出鸟的羽毛。

　(6)玉龟。先切割出形状，周边进行圆雕，用阳线简略几笔刻画出龟的头部、龟爪和龟尾，然后打磨光滑，有的在尾部穿孔。玉龟略呈方形，一般5厘米左右，匍匐状，背部稍微向上凸起。

　四

　从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与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工艺比较来看。良渚文化聚落在东海之滨的太湖平原，属于海洋性文化。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浙江杭县的良渚镇附近的六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开发，出土了一批泥制黑衣陶器，还搜集到一批石器，并调查了1930年发现的随葬玉制棕璧的墓葬。他对这些资料作了及时地整理，写了《良渚》一书，保存了这些考古资料。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的命名原则，将该遗址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南方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前后，杭嘉湖地区多次出土良渚古玉。1903年天宁寺湾出土大型玉璧;1930年，在苏嘉公路桥北端出土一批玉器;1937年双桥发现90多件玉器。⑧考古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为周汉之间。自1973年发掘吴县草鞋山首次确定良渚文化琮璧的时代后，⑨相继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1977年)⑩等大型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上千件琮璧玉器和装饰玉器。红山、良渚文化大件玉器均出自墓葬，玉器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墓葬的规模，与器件数与规模成正比，但红山与良渚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红山文化的琢玉技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制玉 经验 。红山文化琢玉的最大特点在于玉匠对玉材的熟炼运用，能较好地把握器物的造型特点，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红山文化玉器制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神似”。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刻画，线条都为线凹槽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琢。红山古玉的穿孔、抛光、琢刻都十分简练得体。

　与红山玉器相比，良渚古玉则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它缺少红山玉器那种精细灵气，它以线刻技术闻名。最能体现良渚文化玉器制作水平的是兽面纹的刻画。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离，每一节上下间距几乎相等，误差极小。琮的兽面图基本相同，兽面不在侧面中间，而是在旋角上，两个半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使兽面的鼻、口更具形象。兽面的纹饰刻划最细的仅07丝米，内眼圈直径只有2毫米，只可在放大镜下才能清晰辨别，琢玉水平十分精湛。

　另外，对于制作工艺中的镂空的方法也不一样。红山文化以砣具镂空为主，称为“砣具镂空”，如勾云形玉佩就是用砣具双面对磨而成。镂空末端呈尖线状，镂空处上宽下窄，边缘似薄刃是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独自砣具镂空特征。良渚文化则以呈钻配合软性线具楼空为特色，称“线具镂空”。

　从玉的制作工艺可以辨别玉器的真伪。红山文化玉器已有上百件被科学地发掘出来，它对填补和丰富我国上古玉文化的内容起了推动作用，也导致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再提出和文明起源的再讨论。11 文物界对玉的性质及玉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的考古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注 释：

　①徐惟诚中国 百科 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74

　②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③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308

　⑤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⑥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 雕刻 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3

　⑦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4

　⑧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J]说文月刊，1939，(3)

　⑨殷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1988，(1)：8-12

　⑩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红山文化论文篇2

　试谈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摘 要：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类型划分方法也有多种，按照玉器形制及使用功能，红山文化玉器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 动物类 和宗教典礼类4种类型，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红山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图的大玉龙被鉴定为红山文化遗物，红山文化玉器讨论和研究开始兴盛，自70年代至今阜新胡头沟、朝阳牛河梁等多地的玉器被源源不断的发掘，古老的红山文化玉器震惊了海内外人士，学界对其研究也深入到了各个层面，本文将对其类型作主要探讨。

　一、装饰类

　和原始先民制造的青铜器、石器一样，红山文化玉器也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可以佩戴在人们的手、耳、颈等部位。

　玉环――玉环是壁的一种，有大小之分，大的可以用来佩戴在手腕和手臂上，充当手镯、臂镯，小的可以佩戴在手上、耳朵上或者作为串饰佩戴在衣服上。在牛河梁发现的玉器均佩戴在手腕上;

　玉珠――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珠类型已经非常丰富，在形状上有圆珠、半球、扇圆形以及扁圆薄片形，可以串起来充当衣服上的饰物或佩戴在颈部。巴林右旗那斯台发掘的玉珠有60余件，其他如城子山、胡头沟遗址也有大量玉珠发现;

　玉�――形状多为扁平圆形或环形，上面有一个缺口。从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玉�多放在墓主的耳边，因而推测是重要的耳饰。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有两件玉�，形状为圆环形，有一缺口，在墓主耳部。

　二、工具类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工具类的玉器和某些石制或陶制的生产工具非常类似，因而工具类玉器应是仿照实际的工具进行雕琢而成的。

　玉斧――玉斧和普通的石斧类型相似，都为梯形弧刃，做工非常精致但没有刃口，因而应为非实用玉器。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玉斧为长方形，和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外形非常接近;

　玉棒――这种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非常常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柱状，一端呈圆弧凸起，且有两匝凸棱，另外一端为漫圆尖，还有一类是长柱形，一端是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则为圆尖状。胡头沟遗址发掘了4件玉棒属于第二种类型，牛河梁遗址发掘的一件玉棒则属于第一种。根据这类玉棒的形状，可以推测是模仿石椎、石磨棒而制造的，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方则提出是萨满巫师使用的鼓槌;

　玉勾形器――这类玉器出土的不多，那斯台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颜色为青色，呈扁平体，两面均磨刃，锋部为弯钩，末端有孔，其中内援间还有一个凹形槽，应作为复合器使用。

　三、动物类

　这类玉器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所占比例也较多，在动物造型上有猪、鸟、鱼、龟等多种。

　玉猪龙――这是红山文化中非常典范的代表，在多处遗址中都曾发掘。各地的玉猪龙形态差别不大，均为身体蜷曲，头部和猪类似，竖耳圆眼，口微张，口眼间有横向沟纹皱褶，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玉器富予了和人类生活相关的猪的体态特征，因而“猪龙变化说”拥有很大一部分支持者。这种玉器可分为两种：一种蜷曲如环，首尾相接或相近，头部比较大，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头部有一圆形小孔。牛河梁、敖汉下洼、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等地都有这种玉器。还有一种，首尾明显分开，双目为梭状，没有双耳，在颈后有弯勾状长鬣。这种玉龙比较少，当前仅在三星他拉发掘出一件，精雕细琢，通体抛光，体态造型都非常完美，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好的龙形象;

　双猪首环形器――这种玉器当前也仅在知城子山发掘1件，整体为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器身中部有3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且两个猪首的神态相近，耳朵较大，额头隆起，眼睛呈菱形，底面平直中部有4个漏斗状小孔;

　兽面形器――该玉器也仅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1件，在墓主人腹部正中，因而有学者如郭大顺推测为腰带饰。颜色为淡绿色，器体扁平，耳部较大，为圆尖状，竖起，眼睛及鼻孔用圆孔刻出，鼻、嘴均用阴线表示，嘴唇紧闭，嘴角下咧，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

　玉鸟――这种玉器发掘出的较多，除正式发掘品外，还有采集品和传世品。体态多样，造型不一，在胡头沟、那斯台、阜新县福兴地均有出土;

　玉�――即民间所说的猫头鹰，�形象也较为常见。主要有两类：一类翅膀略微展开，爪攀附，背面有2或3个横穿孔，在斯台遗址中可以看到。还有一类翅膀展开幅度较大，圆弧形，没有爪，背面有一孔，胡头沟遗址中能够看到这类;

　玉龟――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多见的类型，说明龟对当时人们来说一种重要的存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一件，龟壳状，雕琢精湛，尤其是龟的龟纹雕刻非常细致逼真，也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玉龟;

　玉鱼――红山文化遗址附近多有河流经过，而古代人们渔猎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保证，也是重要的装饰品造型的素材。玉鱼为扁锥形，颈部刻有阴刻线纹，左侧有浅槽，双目对穿呈孔;

　玉蚕――蚕也是古代先民重要的崇拜生物，在缺乏自然知识的理解下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像蚕一样转而再生，同时用来祈求丰衣足食。那斯台遗址共发掘了4件玉蚕，造型相近、制作较为粗略，体态也较为原始，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最早的蚕形象。

　四、宗教典礼类

　古代先民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产生了各种巫术崇拜和宗教典礼，这种玉器造型和其他类型相比较为独特。

　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其中玉璧的形状外缘为圆或方圆，内缘都是圆形，边缘处均磨薄，一侧边缘中部有1―4个圆孔，也有少数无钻孔。这类玉器见于胡头沟、牛河梁遗址;双联玉上小下大，上端有半圆、圆弧、尖圆等3种形状，下端则为圆或方圆，中部有两个钻孔，边缘均磨薄，上下体连接处有凹痕。这种玉器出土较少，在牛河梁遗址发掘了3件;三联玉璧有两种，一种在造型上和双联玉璧相近，只不过体中部的圆孔自上而下逐渐变大，体侧有凹痕，在胡头沟发掘出1件。还有一种为长条状，一侧平直，一侧为三联弧形，中部有3个圆孔。在内蒙古的那斯台遗址发掘出1件;　玉箍形器――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范代表，数量较多，大都为扁圆筒状，腹壁斜直，部分玉箍形器的平口边缘有两个圆孔。在牛河梁遗址中有出土，置于墓主头骨下面或胸部;

　勾云形器――勾云形器形体扁薄，造型上和卷云或变体动物较为相似。勾云形器和其他玉器相比形态较为多样，包括5种，一种为长方形，中部圆形镂空，两侧勾角略直，器体两面非常光平。在牛河梁遗址中发掘的就属此类;第二种也为长方形，中部同样镂空但为勾云状，外围有浅凹槽纹，两侧勾角弯曲较为明显。城子山、那斯台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第三种大略为方形，中部和二类相同，上下两端各有一对勾角，上端边缘处尖状小凸，下端中部有尖齿状小凸，器体两侧各有一个较长的勾角，下端向外弯曲，为圆尖形。巴林右旗巴彦他拉苏木发掘的玉器当属此类;第四种为椭圆形，中部有3个三角形排列的圆孔，上侧及两侧均外弧，下侧中部外有尖齿状小凸。在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最后一种为圆角长方形，上下侧呈长边平直状，左右侧略弧，中部和四类一样有3个三角形排列圆形小孔，左右两侧中部有方形小凸，下侧两端尖角内收，正、反两面均有浅凹槽纹路。这种玉器目前仅在牛河梁遗址出土1件。

　事实上，除了上述4种类型外，红山文化玉器中还有 人物类 玉器，但是此类玉器目前所发掘数量较少，学界对于其特征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疑惑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类玉器造型各异、大小不一，主要分为石雕人像和玉人面饰两种，那斯台遗址出土了两件石雕人像，4件人面形石饰。巴林右旗出土了1件玉人面饰。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分为动物造型和宗教典礼类两种造型，其他类型地位并不突出。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参考文献：

　〔1〕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2011，(03)

　〔2〕王小磊红山文化典型玉器浅析[J]大众文艺，2011，(21)

　〔3〕吕昕娱试析红山文化玉礼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

　〔4〕崔岩勤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

　〔5〕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J]北方文物，2000，(03)

　〔6〕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J]文物，2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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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良渚文化时期就流行玉敛葬，陪葬大量玉器。

江苏吴县张陵山一座用人头陪葬的古墓中，墓主身边有精磨抛光的石斧、玉斧、玉镯、各种软玉配饰及玉璧、玉琮。

还有一种大型的斧头，叫做钺。饰玉或玉制的钺。古代作为仪仗或用于殉葬。

钺本是一种工具和兵器，由斧演变而来。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很多遗址中都有发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私有制财产和人们地位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它很快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了礼仪中的权仗之物。

新石器时代考古中还发现，凡出土有玉钺的墓葬，他们各自的随葬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显示了其富有的身份和高贵特殊的地位。

如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中国南北各地均有少量发现。此时器型比较厚重，磨制不精，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发现时几乎都是横置于死者身体两侧（多在头部）或胸部之上。

殷商时代随着青铜礼器的发展，兽面青铜钺逐渐占据主要位置，玉钺也少有发现。

　　美不是无本之木，凭空产生的。在人类文化史上，它附着了人类漫长的探询的过程。人在宗教中创造美，也在劳动中创造美。美被创造出来，美就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产物。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美是如何产生的。

　　（一）从石器的造型看美的产生

　　作为自由创造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在早期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劳作中人类是作为自由创造的主体而存在的。首先人类用自己的物质劳作创造了实用价值，而后才发现了美的物质形式。如圆润、合比例等等。事物的在物质层面上的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它反映了美的产生的实际的历史过程。为什么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呢？因为人们的物质生产中首先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物质生活中的迫切需要，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谓“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墨子》），“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韩非子》）。说明人们总是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然后才能提出精神生活的需要。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类最初进行生产并不是为了创造美，也没有专门创造出美的对象，美和实用是结合的，有用的有益的，往往也就是美的。因为只有在有用的对象中，才能直观到人类创造活动的内容，才可以感到自由创造的喜悦。

　　从石器造型的演变上看美的产生。人类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工具的制造最明显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从工具造型的演变上充分体现了人类自由创造的特性，并具体地说明了美的产生是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

　　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谈起，中国猿人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当时使用的是打制石器，很粗糙，没有定型，往往一器多用，在外形上和天然石块的差别虽不很明显，但是，毕竟在石面上留下了人的意志的烙印。从材料的选择，加工的方法，到外形的特征，都体现了人类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所以不管这种石器如何粗糙，对人类历史的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标志着人类脱离了动物。原始人类制作这种石器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是为了实用。被称作“北京人的后裔”的山西许家窑人，也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从许家窑人的遗址中发掘出许多石器，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石球，数量约1500枚。根据贾兰坡先生的研究和推断这些石球是属于狩猎用的武器。石球的圆形最初并不是作为美的标志，而是标志着器物的实用性质。为什么投掷武器要用圆形？这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圆形的物体在投掷时，较之不规则的物体更易于准确击中目标。所以石球的造型是由事业的需要决定的。当原始人类从这些实用的形式中看到自身的创造、智慧和力量引起喜悦时，这种圆的造型才能成为美的对象。

　　丁村人（山西襄汾县），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北京中国猿人之后，经历了几十万年艰苦的实践，人类在制作石器上积累了经验，在石器的造型上由于用途不同形成了初步的类型。如砍砸器、厚尖状器、球状器等，其中大三棱尖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为丁村旧石器特有。既尖锐，又坚实，在造型上从实用出发注意均衡对称；丁村旧石器加工的难度较大，在外形上和自然形态的石块已有较显著的区别，体现了人类智慧的发展。

　　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从美学意义看这个石器的器物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钻孔和磨制技术的发现，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骨针，针尖和针孔的加工都是一种细致的劳动；一是装饰品的出现，装饰品中有石珠、兽牙、海蚶壳等，装饰品有红色、**、绿色，相映成趣。这些器物反映了原始人类在解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审美要求的发展。据贾兰坡先生分析，山顶洞人佩戴某种装饰品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他们的英雄和智慧。例如山顶洞人所佩戴的兽牙，“很可能是当时被公认为英雄的那些人的猎获物。每得到这样的猎获物，即拔下一颗牙齿，穿上孔，佩戴在身上作标志”。这些穿孔的兽牙全是犬齿。为什么要用犬齿，据贾兰坡先生分析：“因为犬齿齿根较长，齿腔较大，从两面挖孔易透，另一方面犬齿在全部牙齿中是最少也是最尖锐有力的。最尖锐牙齿更能表现其英雄。”这说明兽牙成为美的事物，开始并不是由于它们的颜色、形状的特征，而是由于它们体现了人类在劳动中的智慧、勇敢、力量。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就是有力的人。”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原始装饰的效力，并不限于它是什么，大半还在它是代表什么。一个澳洲人的腰饰，上面有三百条白兔子的尾巴，当然它的本身就是很动人的，但更叫人欣羡的，却是它表示了佩戴者为了要取得这许多兔尾必须具有猎人的技能；原始装饰中有不少用牙齿和羽毛做成功的食品也有着同类的意义。”这段话说明了澳洲人用兔尾做装饰的原因，主要是这么多的兔尾代表狩猎者的技能，也就是由于装饰物品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才叫人欣羡的。在原始的装饰中由于条件比较单纯，使我们能较清楚地看出装饰物的感性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联系，因此，更便于理解美的事物中所包含的对生活的积极意义。

　　西安半坡村和山东大汶口的石器，均属于新石器时代。这些石器大多是磨制的。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有特征性的东西，最早只是刃部磨光，后来才发展到通体发光。同时还出现了锯割等先进技术。最常见的有斧、凿、锛、镞等。这些器物由于采用磨制的方法，不但提高了实用效能，而且在造型上美的特征（如光滑、匀整、方圆变化等）也更加明显。从旧石器时代石器上粗糙的裂痕，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对人力的抵抗，顽石好象一匹不驯服的野兽；在新石器时代石器上光滑匀整的造型，我们看到了自然被征服，顽石仿佛变成温驯的家畜。人在战胜自然中取得了新的胜利。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山东大汶口出土的玉斧（一说为玉铲）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这种玉斧具有明显的审美特性。在造型上方圆薄厚的处理十分规整、匀称；在色彩上又是那么滢润、光泽、斑烂可爱。玉石的质地坚硬易碎，加工的难度较大，在五千年前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可说是一件美的创造的杰作。据考古工作人员分析这种玉斧虽然还保留了工具的形式，但主要并不是为了实用，可能不是供一般人使用，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在原始社会供一些“头人”所掌握使用。在大汶口出土的器物中还有许多头饰、颈饰、臂饰，这说明人们的审美需要越来越发展。

　　（二）从古代“美”字的含义看美的产生

　　从“美”字的含义，也可以探索到美的产生的一些消息。对“美”字的含义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大羊为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所谓“美善同意”，说明美的事物起初是和实用相结合。羊成为美的对象和社会生活中畜牧业的出现是分不开的。羊作为驯养的动物是当时人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对于人类来说是可亲的对象。羊不仅“主给膳”可充作食物，而且羊的性格温顺，是一种惹人喜爱的动物，特别是羊身上有些形式特征，如角的对称、毛的卷曲都富有装饰趣味。在甲骨文中的“羊”字，洗练地表现了羊的外部特征，特别是头部的特征，从羊角上表现了一种对称的美，不少甲骨文中的“羊”字就是一些图案化的美丽的羊头。

　　另一种解释，不同意大羊为美的看法，认为美和羊没有关系，“美”字是表现人的形象。“美”字的上半部所表现的是头上的装饰物，可能是戴的羊角，也可能是插的羽毛，有人推测：“象头上戴羽毛装饰物（如雉尾之类）的舞人之形……饰羽有美观意”（康殷释辑《文字源流浅说》）。从美字的初文来看，是表现一个人头插雉尾正手舞足蹈。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从美字体现了美和人体、美和装饰、美和艺术的关系。羊大为美还有更深层的意味，那就是将羊顶于头顶，表现向神灵献祭，表明好吃的才是敬神的尤物。这说美的产生和早期的信仰不脱干系。另外，羊人相合也多少反映了早期图腾制社会的宗教观念，意即心灵归向图腾感应，才能产生美感，这也进一步证实美起源于原始信仰。

　　对于美字的含义，以及在历史上的演变，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古代对农作物也有称为美的。如孟子曾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这里所说“美”与“善”、“好”同意，也体现了美与实用的关系。因为五谷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有重要实用价值，所以才被视为美。

　　从以上对美的产生的分析，说明了以下几点：

　　1、美产生于劳动。美的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直接呈现于对象的感性形式（色彩、线条、形体等），在这些感性形式中凝聚着人们的劳动和创造。这些形式成为人的智慧、灵巧和力量的标志。因此能唤起人们的喜悦而成为美的事物。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美也在不断发展。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地了解了自然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同时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双手和头脑也越来越发展，从石器、陶器的发展过程说明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日益丰富地显示出人的本质——自由创造的力量。

　　2、在美的产生过程中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实用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人类制造工具首先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中的实用需要，石器造型的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细，从凹凸不平到光滑匀整，从不规则到逐渐类型化，这一切演变说明是人们的实用要求推动了工具造型的发展。因为它们实用，而且又体现了人的创造，人们才喜爱这些事物，这些事物才具有美的性质。在工具造型上的每一个新的进展，不但体现了实用效能的提高，才逐渐出现产品的装饰，并分化出主要为满足审美需要的装饰品。

　　3、从实用价值到审美价值的过渡，这中间人类的观念形态起了中间环节的作用。例如丁卡族的妇女戴20磅的铁环，开始也可能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富的观念才戴的，其后“富”与美的观念逐渐结合，才形成了“富”的也就是美的，所以普列汉诺夫说：“把二十磅的铁环戴在身上的丁卡族妇女，在自己和别人看来，较之仅仅戴着两磅重的铁环的时候，即较为贫穷的时候，显得更美。很明显，这里问题不在于环子的美，而在于同它联系在一起的富有的观念。”“勇敢”的观念也是如此。在原始民族中动物的皮、爪、牙成为装饰，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原始的图腾崇拜本来也没有美的意思，只是由于宗教迷信，其后随着图腾的发展和本民族的强大，图腾除了作为原始宗教崇拜外，还有装饰作用，并逐渐发展到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成为美的形象。中国的龙和凤就是如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观念形态虽然在实用到审美价值的过渡中起中间环节的作用。但观念形态并不是美的根源。观念形态本身也是决定于一定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经济。丁卡族之所以把铁环看作美，虽然和富的观念相联系，但最终的根源还是在于生活实践已经发展到“铁的世纪”。

　　4、在生产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辨证关系。在原始社会中各种工具造型的发展，单从客体本身是无法说明的。在历史发展中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物在变，人也在变，人与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正确理解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辨证关系是探索美的产生的根源的一把钥匙。

　　我们所谓的“客体”，是指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这个对象世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也就是人化的自然。反过来又影响主体，凭着对象的丰富性才发现了人的感觉的丰富性。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例如人类在制作石球、纺轮、石珠和钻孔中发展了人对圆的感觉；磨制石器不仅发展了人对光滑、匀整的感觉，而且发展了面与线的感觉。在磨制石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几何图形的面（如圆形、方形、梯形等）以及面与面相交形成的各种清晰的线（曲线、直线等）。从磨制石器上我们看到人类对形式的感觉愈来愈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与粗糙石器相适应，人的感觉也是粗糙的感觉。在编织劳动中启示人们掌握一些图案的组织方法。从彩陶以及后来玉器制作发展了人们对色彩的美感。离开了对象就无从说明主体思维、感觉的发展，同样离开主体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变化。在劳动中人类创造了美，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又提高了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审美需要。人类凭借着这种提高了的审美能力，又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事物。从创造美的对象到提高主体审美能力，再去创造新的美。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使美从低级走向高级发展。前面所说的石器、陶器的发展过程，既是物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的发展过程，人和物在实践过程中相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实践、自由创造起着决定的作用。

　　（三）播种美的祭坛：从原始宗教中看美的产生

　　宗教与审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从原始民族对“第二自我”（灵魂）的描述中我们会发现，那些被我们视为“艺术”的纹身、假面、歌舞、岩画之类，本身就是宗教文化的一部分。这些东西依照文化的惯性在后进民族中，首先表现了人对“不死”的人文性的补救。他们造坟使灵魂有“在家”感，他们为尸体举行二次葬礼使灵魂有“恋世”感，他们把图腾画在死者脸上（如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希望死者复生，他们戴上面具送丧（如彝族）表示生死界域的互通，他们狂舞是为的是产生幻觉，接通神灵……

　　可见原始艺术是为了表现另一种实在和另一种生存。躯体死亡并不意味着灵魂死亡，宗教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示这种不死感。比如，灵魂常被视为可以外在与人的独立存在，像珞巴族阿迪人神话所讲的，害人的精灵“乌洛木”，其形可能像风，也可多变，常作祟于人，是灵魂的一种非道德化形态（恶灵）。它们可变形，如同梦境和影像。这是对死的恐惧而产生的创造力。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曾引述过不少民族把灵魂、精灵叫做“影子”的例子，这与珞巴族神话是相吻合的。这即是说，具象、类比、象征、比拟等等，在原始宗教中，都作用于人对“第二自我”（灵魂）的勾摹，作用于其间的神秘联系。

　　西藏日土乌疆地区发现的“齐吾普”岩画，绘有背负行囊沿山道侧身行走的小人影身；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把广西武宣县岩壁上刻绘的人叫“仙人影”。岩画人物刻绘的特点是采用平面造型的手法，不考虑透视效果，同样的姿势反复重叠，抓住基本形态，不绘五官，看上去影影绰绰，气势较大。由于岩画常远离人们出入之所，常刻绘在一些人迹难至的地方（如“齐吾普”岩画群坐落在离日土近百公里且无路可走的小山谷间），无疑，其目的不是为了炫耀和展示，亦不是为了美，而是表现“影身”（灵魂）的寓居之处，有希望他们（亡人）永存之意。

　　既然原始艺术在人类原始初期是信仰和仪式的一部分，那么对原始艺术我们无法做到剥离宗教而“独立”研究。而且美在这一时期被包容在原始民族的宗教生活之内，我们就得相信：与其说二者有相互混融的起源，倒不如说它们自始至终存在着相似性。最重要的是，宗教和审美都立足于对生存死亡的终极关怀；都暂时放弃人的自然生活状态，进入一种近神似的迷狂状态，对于自然人生人们应对，对于近神境界人们沉浸其中。原始宗教的这种沉浸，这种神人交合是利生的，有影响力的，从而是巫术的。

　　宗教和审美的无分彼此，同生共观，应该说是出自它们的天然相似。乌格里诺维奇在其《艺术与宗教》一书中写道：

　　“人们的审美活动与宗教活动还没有‘分道扬镳’，没有‘自立门户’，而是在完整的神话仪式综合体中见诸实现。可是从审美活动和宗教活动（膜拜活动）在远古时代尚未分家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两种活动一种导衍于另一种，一种派生出另一种。”

　　这一见解的令人信服之处就在于：宗教和审美彼此都不产生对方，彼此就是对方。“神话仪式综合体”是初民精神文化的一个典型的构成形式。马克思也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宗教的本质也在于幻想，仪式就是由幻想支配着的一种行动。祭祀亡灵的仪式，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都含有在仪式中实现自身愿望的意味。特别是人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而试图借助自己想象的力量，操纵、控制自然秩序的巫术仪式，更强调人的神秘体验，它对原始艺术影响最直接。流传于世界原始民族中的“射日”型神话（属除祸灭患的英雄神话），和原始巫仪就是两相确证的。

　　当原始人和太阳在生存关系中出现矛盾时（如久旱不雨，土地干涸，民不聊生），人们借助幻想来扩张自己的力量，降服太阳，使之听命。壮族《特康射太阳》一则神话叙述特康为民除害，连射11个“毒太阳”；毛难族神话《格射日月》说的是天上九头乌龙精喷射烈焰焦人间，生灵涂炭，英雄格爬上九千九百九十九丈高的巴音山顶，用神箭射落七个乌龙精，留下两个为日月。珞巴族的《九个太阳》神话也具有除灾灭祸的性质。射日神话也就流行于台湾中北部高山族地区。据说古时天有二日，涂炭生灵，高山族先民派出祖孙三代射手，经过艰难跋涉，不惜牺牲，最后将一个太阳射伤，变成了月亮。

　　我国射日神话多流传在农耕、狩猎为主的古代民族中（包括汉族的“羿射日”神话），神话隐含的内容首先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类型密切相关，而神化人物征服太阳的射箭之举，说明狩猎经济为神话想象提供了前提。

　　这类神话，表现了在原始生产方式状态下人对自然的征服欲。在原始宗教中，以一定仪式表演控制超人力量、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均可视为巫术。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说法可，只要物我接触，某一方就可以对另一方渗入影响力，那么射日就表明了这么一种心态：即对太阳施加所欲加的作用，就可以控制太阳的热量，使之由害变利，恩泽人间。这是一种行善巫术（白巫术）。我们据此可以判明，“射日神话”可能与求雨巫术中的射日仪式有关。

　　射日仪式表演者相信通过内在的力量，对外物施加控制或绝灭的影响，那么扩张了自身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表演中形象地程式化为宗教仪式；对神灵鬼域和仪式的神秘阐释即神话，即原始的语言艺术（如射日神话）则相应产生出来。对继续产生神话的现代原始民族文化考察证明，凡神话都在十分神圣、庄严和神秘的仪式中演唱或诵述，具有神谕灵验的性质；神话从祭坛走向世俗，并逐步故事化，则是审美需要的自觉结果。

　　无论如何，宗教中的人与神的关系，蕴含着人与现实的关系。人与现实的关系是一切宗教的出发点，也是其归结点。神灵游走或安身于宗教世界，但一切神的活动都不过是人的活动的影子罢了。

　　这里我们又一次用了“影子”的概念。对于这个“影子”而言，伴随仪式的狂舞而产生的幻觉是对“影子”的捕捉；纹身和体饰是“影子”的装扮（据说可以接通神力，防止巫术伤害）；符咒和歌唱是因声求像（影子），珞巴族巫师跳鬼时，在迷狂中发出怪异的声调，据说此时巫师已变成某种鬼灵，是鬼灵在说话。南非祖鲁人的tunzi一词有影子和鬼魂的双重含义。他们认为人死影去，成为祖灵。巫术中对影子的处理比比皆是。彝族黑巫术要咒人于死地，会用“类比”的办法对影身进行攻击。制作影身并施以影响，在丧葬仪式中经常见到。前面提到拉祜族为死者招魂所剪的纸人，就是“影身”，是第二自我（灵魂）的类比。对他的处置（高挂于竿上）表示所欲施加之影响。应该说，被看作“原始艺术”的文化构成，从广义上讲，都是人对影子（第二自我，灵魂）施加影响的巫术。

　　对原始宗教是什么的问题，就像是美什么一样，是难以回答的。与其说审美对它有非常有效的使用性，倒不如说它们有着合一性。原始时期，宗教合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精神向往的目的，这也是审美本身的目的。自在、自为、精神向往、自由表现之类，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这其实是人类本能的需要（物质）和超越自我的需要（精神）在人心上打上的一个标记，是人的生命意识和乐生需要的顽强表现。马克思讲得明白不过：“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原始宗教就是物质和精神两种需要互为交融、互为过滤的“容器”，可标写成下式：

　　物质需要 宗教 精神需要

玉的分类

　　玉有软玉、硬玉[2]之分 软玉一般指产于我国新疆一带的白玉、青玉、碧玉与东北岫玉等，硬玉是指产于缅甸的翡翠。无论是软玉、硬玉，它们的质地都非常坚硬，颜色十分璀璨，故冠以“石中之王”的美誉。

玉石价值本已不菲，再经过巧匠的加工雕琢，就变成了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宝物。玉器随着时代发展，就逐渐形成了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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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的内涵

　　“玉”字始于我国最古的文字，商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

　　汉字曾造出从玉的字近500个，而用玉组词更是无计其数，汉字中的珍宝等都与玉有关，后世流传的“宝”字，是“玉”和“家”的合字，这是以“玉”被私有而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玉”字在古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有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等，有关玉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如《和氏之壁》、《鸿门宴》、《弄玉吹箫》、《女祸补天》等，更有多少人把自己心爱的儿女以玉来起名，如贾宝玉、林黛玉，还有多少年读不厌一部感人至深的《红楼梦》，是曹雪芹把人生的理想寄托在这块玩石美玉里了，对玉的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扎下了深深的根。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者。”这一注解从物质上（石）和艺术上（美）两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玉”字的概念。

　　还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即玉象形字初意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贯穿起来，是丰型，也喻意古人用玉象征万物，“三玉之连”代表天地人参通。

　　形容玉的种类丰富多彩，可谓之“千样玛瑙万样玉”。

　　说明玉的天然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谓之“美玉可遇而不可求，可一不可再”。

　　表示玉的经济价值为它物所不及，可谓之“黄金有价玉无价，藏金不如藏玉”。

　　玉的文化就是中国七千多年的文化，它是唯中国深奥的一种特殊文化，它充溢了中国整个的历史时期，有关她的趣闻，更是丰富多彩，光怪陆离，足见中华民族爱玉至深至诚、至迷、至痴。因此而形成了中国

玉

人传统的用玉观念，这就是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

　　玉之润可消除浮躁之心，玉之色可愉悦烦闷之心，玉之纯可净化污浊之心。所以君子爱玉，希望在玉身上寻到天然之灵气。

　　玉乃石之美者，色阳性润质纯为上品。宝石也如此。其价值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成份，翡翠白玉中不值钱的为多数。如同人一样，哪个民族都出英雄。好玉乃石之珍品。

　　玉文化发展史

　　华夏祖先选择美石磨制玉器，最早见于2000年前的内蒙古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对白色玉块表明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业的萌芽与建立。

　　在我国，玉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记录了人类生活，社会的变迁，比金、银、铜、铁器不知要早多少年。从旧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玉器的佩带代表着人们社会地位。从碾磨的玉器到精美的玉雕作品，玉器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玉的文化随之更加丰富———新石器时代的玉龙、玉璧，商周的玉刀、玉戈，春秋的剑饰、带钩，汉代的瑞兽，唐宋的花鸟发簪，及元明清的大件玉雕，特别是清代，雕琢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玉雕史的巅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工匠陆子冈所制作的玉佩，开创了图文并茂、构图新颖、做工精湛的玉佩饰物之先河，至今仍被推崇备至，俗称“子冈佩”。它为玉的文化添增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美玉得到我们东方人的万般垂爱。东方人往往用玉来比喻人的德性，儒家讲究“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等。

　　我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我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垂饰，或象磨制石器一样，磨成玉制武器或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才有雕刻花纹或磨得光滑的制品，器形也比较大，比较复杂，可算做工艺品。以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制石技术由打制发展到磨制，经历了数千年，制玉技术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二者在使用技术和工具上可能完全相同，但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因而在技术要求上比制造石器复杂。玉器不仅要求光洁度比石器高，有的还要镌刻各种花纹图案，这是出于人们审美的需要，是非实用的艺术装饰。这在石器上很少见。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具有实用价值的有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作装饰品的有玉环、玉球、玉镯、玉璜、玉玦、玉珠、玉管等。此期玉器简单素朴，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到了晚期，玉器才逐步脱离石器，在技术和艺术上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并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的、技术的基础。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或金石并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的增殖和积累，促使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历史还未完全为人们所揭示，有待

进一步研究，故其玉器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已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制玉工艺已从石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商代的奴隶们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制玉用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有明显变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所出的玉戈、钺、铲、圭、琮、刀、璜形玉等，其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殷墟玉器，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并有很多新的突破，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这时的玉器已转为赏玩之用，大多作为工艺品。殷墟妇好墓出土755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

　　殷墟玉器种类很多，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7类。用做礼器的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璜、玦、簋、盘等；供仪仗用的有戈、矛、戚、钺、刀等；属生产工具器形的有斧、凿、锛、锯、刀、纺轮、铲、镰等；日常生活用具有臼、杵、梳、耳勺、匕、觽等；装饰品的数量最多，有佩带饰物、笄、钏、坠饰、串珠等。艺术品较少，妇好墓所出的1件玉龙、2件玉虎、1件怪鸟都是上好的艺术品。杂器有玉链、玉琀等。

　　玉雕是殷代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从殷墟玉器的造型设计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考察，其成就并不亚于殷代青铜器，只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青铜文化之上，而对与之并行和相互影响的玉雕艺术很少研究。殷墟玉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殷代广大玉雕艺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玉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殷代玉雕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研究我国玉雕史、艺术史以及殷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自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臻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洁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持续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等纹饰图案，但已出现精雕细琢的崭新风格。到战国时代，玉器上的

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巧，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祟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教，故当时盛行种类繁多的佩玉。这种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便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春秋战国常见玉器有琮、璜、璧、镯、环、剑饰、佩饰等，其中以玉璧和龙形佩饰最多。此外还有玉带钩、玉玺以及各种葬玉等。

　　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

　　西汉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除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

　　魏晋南北朝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在玉质之美、做工之器形之众、产量之多、使用之广等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

　　清代玉器生产在清初至乾隆二十四年这百余年内，由于受到玉材来源困难的限制，发展极其缓慢，这一时期玉器的做工与明末相似。乾隆时代玉器在此基础上成长发展，从乾隆二十五年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转向低潮，以至衰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我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乾隆时代玉器是清代玉器的代表，可概括为仿古玉和时做玉两大主流，此外还有仿痕都斯坦玉。仿古玉，一种是仿古彝，即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花纹；另一种是仿汉玉。时做玉器，其形制多种多样，图案、做工均极其丰富多彩。仿痕都斯坦玉的兴起，是由新疆地方大吏搜罗痕都斯坦玉器进贡内廷，得到乾隆皇帝欣赏并下达旨意之后开始的。痕都斯坦玉也称为印度玉，西方称为莫卧儿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造型和花纹。其特点是“水磨”，抛光强烈，器薄如纸，乾隆皇帝御制诗中有数十篇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湛做工。

　　乾隆时代的玉琢水平达到高峰，远远超过了元代和明代。这一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和运用了历代琢玉工艺的优秀遗产，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成就和外来影响，创造与发展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由于玉器的质地，在我国民族历史上一向受到重视，所以出现了玉有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之说，这些说法虽然出自儒家，但实际上是人们从观察玉质的直观感觉出发，引伸附会，与社会道德观联系起来，成为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传统力量。到乾隆时代，这一倾向有了更大发展，用大块头的玉料碾成各种雕琢简练而又能显示玉质美的器物，这种形体丰硕的陈设性玉器，未见于前代，这不能不说是君临中华的满族统治者以及当代玉匠把传统的玉材观，充分地加以发扬光大的硕果。总之，乾隆时代玉工出色地完成了集历史遗产之大成而创新的重任，碾琢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为我国古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观我国古代玉器的流变过程及其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制玉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形式繁多，质地莹润，碾琢精湛，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世界玉器工艺领域中独树一帜，充分表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作为我国古代玉器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世古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像一颗明珠那样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现代玉器工艺的宽广路程。

　　玉件的保养与清洗：

　　1．避免与硬物碰撞。玉件受碰撞后很容易裂，有时虽然肉眼看不出裂，其实玉表层内有暗裂纹，这就大大损害其完美度和经济价值。

　　2．玉器要避免阳光的暴晒。防止影响到玉的质地和色泽。

　　3．忌化学剂，化学剂会给玉石带来一定的损伤，例如各样洗洁剂、肥皂、杀虫剂、化妆品、香水、美发剂等。如若不小心沾上，应及时抹除后清洗，

　　不要让它对玉石造成损伤。

　　4．尽可能避免灰尘、油污。若有污垢或油渍等附于玉面，应以淡肥皂水刷洗，再用清水冲净，切忌使用化学除油污剂。

　　5．新购玉件一般也应在清水中浸泡几小时后，用软毛刷（牙刷）清洁，然后用干净的棉布擦干再佩戴。

　　6．佩挂件最好用清洁、柔软的白布抹拭，不宜用染色布、纤维质硬的布料，这样有助保养和维持原质。

　　7．定期清洗。玉件一般隔一段时间要进行一次清洗。[1]御府和田玉

　　8．玉佩等悬吊饰物，应经常检查系绳，防止丢失或损伤心爱的宝物。

呵呵，我也不懂，网上找的，看帮到您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