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腾讯的主要指标相比过去几个季度均出现了明显了提速，我们依稀可以看到PC互联网黄金时代的那个腾讯重新回来了：在该季度，腾讯的收入增长了52%（去年同期和今年Q1分别仅增长19%和43%），盈利增长了47%（去年同期和今年Q1分别仅增长25%和33%）。
具体而言，该季度收入增长分解如下：从增长贡献大小看，网络游戏贡献了174个百分点，社交网络贡献了132个百分点，广告173个百分点（其中效果广告贡献了87个百分点，品牌展示广告贡献了86个百分点），支付及云服务等其他业务贡献了395个百分点；从增长速度看，从快到慢依次为支付及云服务（275%），效果广告（80%），社交网络（57%），品牌展示广告（41%），网络游戏（32%）。
显然，游戏重新成为公司最重要的增长引擎，而在过去几个季度，广告的贡献要比游戏多很多。在过去几个季度，广告一直是腾讯最主要的增长引擎，但增长的速度呈现逐季下滑，从持续数个季度100%以上的增长，回落到过去这个季度的60%。相反，占公司收入48%的游戏收入则出现了复苏式的增长，在过去这个季度收入增长了32%，而去年同期和上个季度分别仅增长11%和28%。
与此同时，腾讯第二大的收入来源——社交网络服务收入——也出现了强劲反弹，本季度同比增长了57%，而去年同期和今年Q1分别仅增长了14%和48%。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支付、云服务等在内的“其他”业务虽然目前仅占97%，但却是所有业务中增长最快的（增长了275%）。
更为难得的是，这种高速增长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已经建立了可持续性。比如游戏业务主要受益于移动游戏的高增长和占比的提升，Q2智能手机游戏贡献了96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114%，在整体游戏收入中的占比提高到了56%，而在之前的数个季度，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比主要对手网易逊色得多，尽管它比网易在移动游戏方面发力要早了将近一年：
2014年时腾讯来自手机游戏的收入已经占到全部游戏收入的31%，而到2014年第四季度网易来自手机游戏的收入才占到全部游戏收入的14%；但去年腾讯手游仍然只占全部游戏收入的376%，而网易的占比则超过了40%，其中去年第四季度腾讯占比为44%，网易为57%，到今年第一季度，网易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3%。
腾讯移动游戏业务的超速增长在很多方面与网易受益于同样的因素：智能手机带来的用户快速扩张，PC端游戏IP的移动化等，但它与网易也不完全相同，比如它拥有强大得多的游戏分发渠道，以及多样化的游戏运营优势，不过，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公司的重视和投入力度，不容否认，网易借助移动游戏的重新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它。
而社交网络业务则除了受益于和游戏同样的因素外，还与腾讯过去几年在内容领域的布局密不可分，不久前它刚刚将腾讯音乐与中国音乐集团合并，这可能是其推进付费模式计划中的一步，加上之前在文学等领域的大手笔投资，腾讯提供给用户的付费选择更多了。随着用户付费习惯的形成，腾讯将从中持久受益。
当然，也不能忽略低基数的影响，去年的第二季度是腾讯过去几年增长最慢的一个季度。但增长的持续性并不会止于这个季度，在不久前刚刚发布财报的另一家巨头——阿里巴巴——那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况，移动化成为推动该公司超预期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PC时代高得多的用户基数，供应端的移动准备就绪与用户行为的移动化迁移，以及移动设备的随身性，这些都让移动商业时代的红利在智能手机的红利时代结束之后，来到了我们眼前。
只不过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能受益于这一时代。在商业的移动化早期，那些与智能手机用户基数密切相关的收入模式会直接受益，比如广告，但现在智能手机用户基数的增长已经告一段落，增长的引擎转移到了那些具体的服务和业务中，比如购物、娱乐、金融、商业服务等，这也部分解释了腾讯广告的增长下滑，以及游戏、社交网络和支付、云服务等其他收入的高速增长。
但也不尽然，Facebook至今广告收入仍然占到全部收入的97%以上，但这并不妨碍它持续获得比腾讯高得多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这个季度，Facebook的收入增长了59%至644亿美元，盈利增长了186%至2055亿美元，而且在过去数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它都保持着这样的快速增长。不过，如果从每家公司从每个用户身上赚钱的能力上看，腾讯显然要远远超过Facebook，因为腾讯的用户要比后者少得多，但两家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已经相差无几。
腾讯和Facebook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盈利模式：腾讯的商业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游戏、社交网络等少数高耗时性的虚拟业务的自营B2C电商，而Facebook本质上是广告模式——将用户的具体时间与特定的服务联系起来；对前者而言，用户在这些虚拟业务上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天花板是其业务天花板，而对后者而言，其天花板来自于用户的整体上网时间和世界经济的整体表现；前者竞争的是产品和用户运营，后者竞争的是拥有用户的上网时间以及将时间与经济世界联系起来的技术。
因此，我认为腾讯目前的合理估值水平应介于网易和Facebook之间，给予其12～15倍的动态市销率和40～45倍的动态市盈率。过去四个季度，腾讯的总收入为188亿美元，盈利523亿美元，按市销率和市盈率分别对应的估值为2256～2820亿美元，2092～2354亿美元，综合来看，2100～2800亿美元区间都属相对合理。如果并表Supercell（去年收入为236亿美元，利润为964亿美元，则合理区间会相应提高到2500～3000亿美元之间。
毛泽东时代：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经济起飞和增长
（一）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实证考察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后取得的。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落后保守的社会政治制度，从1840～1949年，百年之间的经济进步微不足道，整体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经济对外依赖严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充分表明，要推进经济进步和工业化，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国家 起飞时间 国家 起飞时间
英国 1802~1873 俄国 1890~1914
美国 1843~1860 中国 1952
日本 1878~1900 印度 1952
毛泽东时代（1949～1976）的经济发展成就，综合体现在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增长。从1952年到1979年，中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见表2）；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打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实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变迁。
表2 中国1952—1979年的经济增长率
项目 按当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 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 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年为1952年的倍数
社会总产值 83 94 79
工农业总产值 83 95 85
国民收入 71 72 48
以下进一步从工农业产值、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国民收入、人均寿命等具体指标的变化加以描述。
1949 1979年 增长倍数
工业总产值： 142亿元 4681亿元 32倍。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迅猛增长：
发电量 43亿度 2820亿度 65倍；
原煤 032亿吨 635亿吨 19倍；
钢 158万吨 3448万吨 211倍；
棉纱 327万吨 2635万吨， 7倍。
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95亿元增加到1979年的16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8倍多。主要农产品产量也有明显增长。特别是粮食产量在30年中由112亿吨增加到3048亿吨，平均每年增长35%，大大超过人口每年2%的增长速度。
从1949～1979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 1978年的3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按人均数额计算，从66元增到343元。
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1952年只有477亿元，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长因素，近30年人均消费额增长16倍。
长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新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一重要的人文综合指标得以清楚反映。1978年我国男性公民平均寿命达6695岁，女性达6955岁，男女平均寿命为68岁，比五十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解放前的35岁延长近1倍。
从50年代～7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审慎取选，殚精竭虑，但仍然由于追赶型战略选择这一背景、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偏差等原因，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一些波动。如果没有这些偏差，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无疑会更好。考虑到那一时期的特定国内外社会政治历史条件，对一个有着深远农业传统的民族来说，要求在大规模推进现代经济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探索中不犯错误，这其实是非常之苛求的。
英国学者布拉莫尔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30年，通过持续的高投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灌溉面积大规模扩大，1950～1978年期间增加32倍；大量的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建立起来；教育体系形成、受教育人口增加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国际比较
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也许更能体现相同或相近条件下各国的进步程度。这里，我们分别以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印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比较对象。
1 、与同时期印度经济的比较
作为新中国起点的工农业生产条件均比印度差。但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却获得了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更快的经济发展（见表3）
表3 中印两国工业生产水平比较
单位 印度（1950年人均产量） 中国（1952年人均产量）
煤 （公斤） 97 96
粗钢（公斤） 5 28
生铁（公斤） 4 2
电力（千瓦） 001 0005
纱锭（ 枚 ） 003 001
水泥（公斤） 9 4
从各种可比指标来看，50年代初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印两国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长率6%。然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为11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新中国30年，包括粮食、棉花、油菜、花生、茶叶、甘蔗。黄红麻、猪、羊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印度增长得快。
比较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分析印度经济发展时这样评价：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较慢。尽管中国和印度在相同的起点上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经济，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绩也比中国差得多，由于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是中国的3/4。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超过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战后时代的。
2、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相比较
关于新中国经济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程恩富教授的比较方法十分恰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代表性。这里采用他的方法和数据。
其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
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日本109%，
联邦德国 57%，
法国 52%，
美国 40%，
英国 25%；
中国 111%（53-79）
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法国 25%，
日本和英国 21%，
美国 18%，
联邦德国 13%。
中国 34%（53-79）
前述新中国大约同期的这两个指标都比发达国家高。
其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
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l%，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为 31%，1880～1889年为 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
其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
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 15．8万吨提高到 1979年3 448万吨，花了 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 40年（1872年的 145万吨到 1912年3 195万吨），日本用了 53年（1910年的 168万吨到 1963年的3 150万吨），英国 1860年为 15万吨，用了120多年，才达到3 000万吨。这是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照。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照同样能说明问题。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量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五年就增长了 141%。
上述比较表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个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大致相同起点时的发展水平差，也不比同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是成功的，它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同一时期，新中国因刚刚建国，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探索，因而也多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如果能正确地总结和对待这些教训，它同样会变成我们前进中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对他们独立后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那么，中国人民更有理由为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经济成就而感到自豪。
三、毛泽东时代：积极进取的工业化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对中国工业化的现状以及对工业社会经济性质的广泛深入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同时，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工业化过程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
从19世纪60年代，中国就兴办洋务，开始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业，但由于独立、统一地位的逐步丧失，思想政治领域的落后、保守，经济领域的倒行逆施，近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摆脱极端的落后贫困面貌，经济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工业化程度极低，大约有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所占比重极小。据测算，从1933年至40年代末，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70%以上，生产资料工业所占比重则不到30%。经济对外依赖严重，整体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7%，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的近代工业很不发达同时农业经济又十分脆弱的基础上起步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骄人的业绩。1949年我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只有120亿元，1979年达到4892亿元。30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近40倍。在这期间，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生产部门，其中既包括旧中国所没有的传统的资本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电力设备、石油采炼设备、化工设备、精密机床、拖拉机、汽车、飞机、轮船等制造工业，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等。除行业的扩展外，整个工业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总之，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用30年时间走完早期工业化国家上百年所走的道路。
以下我们分别从工业化率、重工业增长、工业化结构水平的国际比较等几个重要指标，对此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描述和分析。
1、工业化率。经济学家一般用制造业的份额每10年平均增加的百分点数来衡量工业化进展的速度，称之为工业化率。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50年代以来数十个准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率进行了计算，标准型式为：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19%增加到36%，人均收入从280美元增加到2100美元，这一过程需要50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2%，人均收入年递增39%，工业化率大致为32%。
从1952年，中国的工业净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1952%和 3438%；至197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4557%和6033%。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点分别为1085和1081，远远高于钱纳里准工业国家标准型式中平均32%的工业化率（见表4）。这充分表明，中国工业化的推进相当迅速。
表4 1952～1976年中国的工业化率（％）
国民收入 社会总产值
1952年工业所占比重 1952 3438
1976年工业所占比重 4557 6033
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点 1085 1081
2、重工业的增长。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积极进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50～70年代，中国工业增长的速率分布明显偏向重工业。这可以从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轻重工业增长指数等指标的比较中得以清楚反映。1952～1979年，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53%提高到413%，平均每10年增加10个百分点；重工业的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353%提高到563%。平均每10年增加8个百分点（见表5）。工业结构向重工业的过度倾斜后来也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因而后来也产生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这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
表5 1950～1970年中国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情况
年份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农业总产值的%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 工业增长指数（1952年=100） 轻工业增长指数（1952年=100） 重工业增长指数（1952年=100）
1952 153 355 1000 1000 1000
1965 304 516 4526 3445 6505
1970 364 539 7981 5225 13005
1979 413 563 18053 11053 31089
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点 100 80 6559 3867 11573
3、工业化结构水平的国际比较。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已达47%～48%。中国工业化的这一结构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大国的水平。按世界银行对1980～1981年大国标准结构水平的估算，中国在此一时期的工业化的结构水平已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0～1000美元的国际平均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 500美元的大国平均水平（见表 6）。
表6 1980、1981年工业结构的国际比较（占GDP的％）
产业 中国（1981年人均300美元） 世界银行估算的大国标准结构（1980~1981年）
人均300美元 人均850美元 人均2500美元
农业 358 35 24 13
广义工业 470 30 38 45
其中：
制造业 245 13 19 25
服务业 172 35 38 42
中国工业化推进的速率较快、产业结构变化向工业和制造业的迅速倾斜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成效，国家制定的积极工业化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的影响极为深远——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从此建立在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的基础之上。
四、毛泽东时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业开始新的纪元
农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业开始新的纪元。在建国初的三年恢复时期，我国农业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的目标。1952年，农业生产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五”期间，我国农业顺利发展，并使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此后的20年中，中国农业蓬勃发展，成就是巨大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农业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和显著增长。农业生产呈现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以粮食为例子，与恢复到旧中国农业最高水平的 1952年相比，到 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 16 392万吨增加到30 477万吨，增长近88%，保持了略高于人口增长（同期我国人口增加 66%）的发展势头。同期，林副渔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增长更快。1951～1980年中国农业增长业绩，在国际比较中十分突出（见表7、表8）。
表7 1952～1978年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粮食产量（万吨） 棉花产量（万吨） 油料产量（万吨） 肉类产量（万吨）
1952 484 16392 1304 4193 3385
1978 1397 30477 2167 5218 8563
表8 1951～1980年农业增长业绩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递增%
中国 32
前苏联 31
印度 26
法国 25
英国 23
前联邦德国 19
日本 17
美国 16
194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18斤，棉花16斤，油料95斤。到1979年，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况下，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增加到 684斤，棉花 45斤，油料 133斤，分别增长 64%、181%和 40%，中国用占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1／4的人口。
第二，我国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治理、农村水利建设、农田路林网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立等。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国际上望尘莫及的（见表9）。
表9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年份 农机总动力（万马力） 机耕面积（万顷） 灌溉面积（万
顷） 化肥用量（万吨） 农村用电量（亿度）
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经过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见表10）。
表10 1980年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中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国 法国
灌溉面积占地面积%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 68 372 112 301
每公顷用电量（千瓦时） 323 2471 199 83
每公顷拖拉机（台） 264 26 62 2553 254 873
每公顷联合收割机（台） 027 0003 06 2058 36 83
第三，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为新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做出重要贡献。如前所述，在我国工业化之初，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中从农业获得。新中国在特定的体制安排下实现了这一历史性任务。建国头40年，农业积累为工业化提供了近1万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同期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产
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中国农业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毛泽东时代：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
“中心——边缘”结构，是经济学家用来分析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西方先进工业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一结构中，中心地区的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自主性发展，而外围资本主义的特征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或者说是依附性发展、通过不等价交换等方式，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区统治着外围或边缘地区。
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系列追求失败了。逐步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趋沉沦和边缘化。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考察，如果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迁这一宏观背景下加以分析，就更能凸现其历史贡献和意义。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
第一，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对外经济交流。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中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大片国土被割让，支付大笔“赔款”，并且允许列强在我国领土开辟租界，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在华驻军、领事裁判、协定关税、海关管理、内河航行、自由经商等军事、政治和经济特权。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对外经济关系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战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开始崭新的一页。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精神实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国之初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同时，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第二，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殖民地依附型的贸易格局，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根本性变化。
旧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完全受西方列强的控制，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服务的。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使中国成为它们倾销产品的市场和提供原材料的基地。它们通过对外贸易的垄断和控制权。不断提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降低初级原材料产品的价格，通过扩大这两种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旧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和维持不等价交换。自1877年开始到1949年间的73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年入超，总额达64亿美元之巨，致使我国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经济捉襟见肘。旧中国的历届政府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出卖主权，举借外债，使中国经济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国家统制对外贸易政策；实行平等互利原则；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立足于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对内外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对外贸易的方针在我国的外贸易实践中长期贯彻，并不断充实、发展，指引着我国的外贸事业在各种复杂困难条件下不断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1952～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从646亿元增长到3550亿元。
20世纪 70年代末，西方学者主要依据西方的资料，对新中国的贸易发展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很小部分，但却在维持中国经济和使之现代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口曾帮助中国在50年代重建了工业基础，减轻了农业歉收的影响，并为促进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提供了工业物资和先进技术。另外，贸易还经常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开辟道路。”
第三，出色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衰转强。
一位专门研究世界列强盛衰的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仅占23%，它的整个工业潜力仅占英国1900年水平的70%。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这个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到1980年，钢产量已达3 700万吨，已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的产量。同年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增加到50%，接近联邦德国的水平。
1980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是：原煤第3位，原油第6位，钢第5位，发电量第6位，化肥第3位，硫酸第3位，烧碱第5位，水泥第4位。1980年中国的粮食、棉花产量在全世界总产量中分别占177%和196%。可以认为，建国后30年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貌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重新崛起（见表11）。
表11 1949一1978年间我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项目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钢 26 9 8 5 5
煤 9 5 5 3 3
原油 27（1） 23 12 8 6
发电量 25 13 9 7 6
水泥 8 8 4 4
化肥 33 8 3 3
化学纤维 26（2） 7 5
（1）1950年数字；（2）1960年数字。
六、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主流话语中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出现的失误议论较多，大量的文章、文献（包括我们党的文件）对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存在的不足或弊端，进行了充分的归纳和总结，这是自然必要的。但同样必要的是，更应当从积极的意义上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进行探究和概括。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仍十分不够。这一倾向的存在，已经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产生了误导，同时在客观上也给旨在否定这一时期甚止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的领导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果我们不能从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分析中有效地提炼、吸取宝贵的经验，使今天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限于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也限于文章的篇幅，对毛泽东时代经济实践的现实启示暂作如下几个方面的粗浅概述。
第一，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不照搬照抄他国模式，坚持独立自主、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权威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广为流行，各种传统观念紧紧束缚着社会主义各国多数***和多数理论家，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却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进行自觉而艰难的探索。在这些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今天，这一独立探索的传统精神仍然应该作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为东方或西方的各种教条所迷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指导。人所共认，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始于毛泽东时代的。
第二，由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历史的沉重教训，也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努力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科技力量，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扩展的今天，西方垄断资本正不断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和支配/ca>
参考资料：
数字货币的兴起首先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饱受诟病这一现实密切相关。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力图在严格的金本位制和灵活的信贷货币之间取得平衡。这一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两方面——美元挂钩黄金，其他国家货币挂钩美元。这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此外，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Bank）负责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国际经济的繁荣，美元需求激增，美元短缺问题也随之出现。
上述一国主权货币（如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天生存在短板，被学者总结为“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即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稳步发展，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加，美联储有义务满足这一需求，并通过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美元供应。这将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元的需求越大，美国欠世界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越多。这种经常项目的失衡将不利于美元币值的长期稳定，而币值与汇率的稳定是一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解决“特里芬困境”的方法之一是设计一种纯粹的国际货币，数字加密货币技术的实现使得这一方案成为可能。
2009年，比特币（Bitcoin）作为一种数字加密货币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总供应量由一套算法决定，最大供应量为2100万枚。不管身处何方，任何人都可以挖掘、购买、出售或收取比特币，并且在交易过程中外人无法辨认用户身份信息。比特币不由任何央行发行和管辖，因此永远不会超额发行。一般而言，货币应具有三个特点：币值相对稳定，发行量便于调整，同时能够方便地进行交易。由于比特币不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其价格波动过于剧烈，因此也很难真正扮演货币的角色。
因此，另一种电子加密货币——稳定货币（Stablecoin）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美国脸书公司（Facebook）发行的天秤币（Libra）。该货币的价值由一系列主权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提供支持，因此具有内在价值和相对稳定的价格。
然而，天秤币也并非万全之策。首先，脸书公司并非任何国家法定银行，其发行的货币不具备法偿性（legal compensation）；其次，天秤币可能与主权货币发生竞争关系，导致国家货币政策的失效，同时无法避免洗钱等犯罪问题。
因此，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加密货币，即依托国家信用的中央银行电子货币，似乎成为破局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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