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共有几位姓钮祜禄的皇后

清朝共有六位姓钮祜禄的皇后。

1、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

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帝第二任皇后，清朝开国名将额亦都孙女，辅政大臣、太师、果毅公遏必隆之女，鳌拜义女，清代最后一位居住在坤宁宫的皇后，同时也是坤宁宫的最后一位主人。清代首位钮祜禄氏皇后。

2、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满洲镶黄旗人，父亲是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的凌柱。十三岁时入侍雍亲王府邸，号格格，为雍王胤禛藩邸格格。康熙五十年生弘历，即乾隆皇帝。雍正元年封为熹妃，雍正八年封为熹贵妃。雍正十三年其子弘历（乾隆皇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崇庆皇太后。

3、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

满洲镶黄旗人， 嘉庆帝第二任皇后，礼部尚书、三等承恩公恭阿拉之女。乾隆五十五年入潜邸为嘉亲王侧福晋。嘉庆元年册封为贵妃；嘉庆二年五月二十晋封皇贵妃；嘉庆六年正月初八册立为皇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尊奉为皇太后。

4、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

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帝原配妻子，一等公、户部尚书、赠三等公布彦达赉之女。嘉庆元年立为皇子绵宁的嫡福晋。嘉庆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逝世，暂安于王佐村园寝。嘉庆二十五年绵宁即位，追谥为孝穆皇后。

5、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帝第二任皇后，咸丰帝生母，钮祜禄氏不管生前死后都极受道光帝的宠爱及重视，从全嫔，3个月后升全妃，一年后以17岁稚龄超越所有老资格嫔妃成为仅次于孝慎成皇后的全贵妃，而后皇贵妃，直至母仪天下的皇后。

6、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

咸丰帝皇后，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扬阿之女。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慈安皇太后（孝贞显皇后）崩于钟粹宫，死因成谜。葬于普祥峪定东陵，上谥，经宣统加谥，最终谥号为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一、出现背景

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到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纸币——“交子”。

历史考证，“交子”最早在成都万佛寺内印制。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在2009年，货币博物馆的詹星就开始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这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金花桥侧。

二、产生原因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成都是重要的经济重地，而且，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三、发展过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四、影响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金融业在世界上的贡献。 一、会子的由来和“会”字的读音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

1．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

2．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

3．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

4．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

5．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

6．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

7．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

8．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甲申。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引陶宣干《河东逢虏记》。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六元祐五年八月乙未。

④吴曾：《能改斋漫录》逸文（《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六引）。

⑤《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

⑥《盘洲文集》拾遗。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乙酉。书中“兑便钱”的“兑”字写作“兑”，这是“兑”的一种写法，并非错字。有学者错认为“充”字，以为它是错字。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①。

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中央政府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会子的“会”应读何音，有必要提一下。“会”可以读huì音，也可以读kuài音。在谈到会子时，两种音都有人读，显得不统一。从会子的由来不难推断出“会”字的正确读音。会子意为取钱凭证，有“会合”之意，而无“会计”之意，可见应读huì而不读kuài。后来产生于明末的汇票，很长时期都写作“会票”，后逐渐被“汇票”所取代。从“会票”一词的演变也可见会子的“会”应读huì音。

二、会子的分界和完全搞清分界情况的不可能

会子开始不分界，后来才决定分界，分界后又实行两界并行。何时宣布分界和两界并行，史书的说法不尽统一。何时宣布分界共有三说。

会子分界发行后，旧会子收回，收换期自乾道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乾道五年三月十曰：

1、收换时每贯收糜费钱20文，几百文的收10文。会予以三年为一界。由于《宋史·食货志下三》说交于是三年一界，实际上却是两年，有的学者怀疑会子实际上也是两年一界。其实两者不能类推。《宋史》作者说交子三年一界是误以为三年，并不是用3年的时间来代表实足2年。

2、而说会子三年一界则不是误以为三年，自然不能推彼及此。《宋史·食货志下三》记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会子展界，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一界，两次展界共为九年；如果是实足两年一界，加起来就只有六年了。

会子一共只有18界，要搞清各界的发行和收兑时间好像并不难。其实不然。这是因为：

第一，资料不足。现存有关会子的资料中，关于会子分界的内容很不完备。根据这些资料要想搞出一个完整的分界时间表，只能依靠推测。合理的推测必须建立在有相当资料的基础上，而现存的会子分界资料不足以成为推测的基础。

第二，第1界会子的开始时间难以确定。如上所述，会子分界开始于乾道四年，那么第1界会于是不是从乾道四年开始发行呢？对此史书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宋书·食货志下三》说，乾道五年权许行在榷货务都茶场“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这是把乾道4年之前发行的旧会子算作第1界，因为如果乾道四年以后发行的会于是第1界，则乾道五年还没有到收换期。但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却说：“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明确把乾道四年发行的算作第1界，这又同《宋史·食货志下三》所说的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发生了矛盾：照《玉海》的说法，乾道七年发行第2界，则三年后的淳熙元年才发行第3界；而照《宋史》的说法，淳熙三年第3、第4界都已经期满而宣布延期流通了。

第三，何时开始两界并行难以确定。乾道五年初决定两界并行，何时开始实行各书记载不一。《玉海》说到淳熙六年“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这时距宣布两界并用的时间已足足10年。而《宋史》说淳熙三年宣布第3、第4界各展限三年，则两界叠用至迟在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就开始了。而且对两界并行本身也难有确切的解释，可以是一开始就发行两界；也可以是一界发行一年、二年或三年后再发另一界，原来一界并不收回，从而形成两界并行的局面。

第四，三年一界并未严格执行。会子虽有三年一界的规定，但并未严格执行。如第14界会子在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或四年开始发行，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还在流通，前后达20余年。

以上情况说明会子分界情况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后人根本无法完全搞清它的本来面貌。对会子的各界起讫年份已有多人试图列出完整的时间表，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张时间表是完全正确的。这并不一定是用功不到，而是因为客观上不可能。

从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开始，会子不再分界，第17、18界“永远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颁行金银见钱关于，一贯准第18界会子三贯，限一月内以第18界会子收兑第17界会子。第18界仍继续流通，直到宋亡。

①《文献通考·钱币二》。

②参见拙文：《<宋史>交子起源析误》，《中国钱币》2002年第1期。

三、宋孝宗管理会子的成功

会子发行后即遇上宋金战争。政府用会子支付军费，而并无保证会子币值稳定的有效措施，贬值是不可避免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次年为隆兴元年（1163年）。隆兴二年宋金达成和议，孝宗即着手整顿会子。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用内库及南库银100万两收兑会子，次年又以内库银200万两收兑会子焚毁①。这两次的收兑资料出处不一，可能后者包括前者。从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三年，共印造会子2800余万贯，到乾道三年正月在外流通的尚有800余万贯。因当时规定各路纲运全部要现钱，故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外地商人低价收买会子，运到临安兑钱或向各地榷货务兑物，造成六榷货务的供应紧张。淳熙二年（1175年）辛弃疾曾在奏疏中谈到会子贬值的情况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②宋代行省陌制度，以770文为一贯，“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说明会子贬值达一成以上。乾道三年正月以后，继续用度牒、助教帖各500道供榷货务定价收兑会子。到这年六月，在外会子只剩下490万贯。乾道六年闰五月又规定“诸路总领监司州军受纳、解发钱贯须是现钱、会子各半”，实行了“钱会中半”③之制。

乾道五年宣布两界并行后，会子的发行额又逐步增加，至淳熙元年（1174年）民间流通的会子达2200余万贯④。经过回笼以后，淳熙二年四月在外会子降到了200万贯，会子成为难得之物，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商人用会子的好处是：“一为免商税（金银有税），二为省脚乘（运费），三为不复折阅（贬值）。”⑤

发行额200万贯只是一时现象，淳熙三年以后会子的发行不断增加，到淳熙末年已达4000余万贯⑥，超过了规定两界发行额的一倍以上。虽然发行额大大增加，而会子币值却继续保持稳定。淳熙七年还是“会子与见钱等”⑦。淳熙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可兑钱750文⑧，比省陌少20文，恰好等于糜费钱。即使糜费钱在外，贬值也不多。淳熙十三年仍是“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⑨。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

①乾道二年见《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乾道三年见戴埴《鼠璞·楮券源流》，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是内藏、南库银各100万两。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

③《庆元条法事类》卷三○《钱会中半》。

④《宋史》卷三八四《叶衡传》。据叶衡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时间推算应在此年。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五二《楮》说淳熙甲午（元年）会子的发行额达4120万贯，和《叶衡传》不一致，不大可信，故不取。

⑤《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壬子。

⑥《玉海》卷一八六说淳熙六年第6、第7两界会子共发行4800佘万贯。淳熙六年是始发年份，4800余万贯则应是第6、7界的最后发行数字。而且淳熙六年的年份也可存疑，因为据《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淳熙十年才请造第7界会子。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则说第6、7界共发行4123万贯。

⑦《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癸亥。

⑧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

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

或会子“重于见钱”①。纸币重于黄金或现钱虽是溢美之辞，但反映了当时会子确有相当的稳定性，受到了民间的欢迎。

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纸币币值稳定并留下了不少纸币管理言论的皇帝。他管理纸币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一是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会子能保持对政府的一半的法偿能力；二是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在会子贬值时就实行纸币回笼政策。淳熙十年，当他看到新印会子的数额时，说道：“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②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朴素地反映了纸币流通的规律。由于财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会子的发行，但对会子贬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诫朝臣要谨慎对待会子流通，会子的发行数量决不能过多。淳熙十二年，他还表示自己因担心会子贬值，“几乎十年睡不着”③。会子作为封建社会的国家纸币，它的发行主要不是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而是为了财政的需要。因此这一年孝宗又表示：“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④养兵成了孝宗心目中发行会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乾道淳熙年间会子发行额表

时间|界数|发行额（万贯）|出处

乾道二年（1166）七月|—|2800余|《文献通考·钱币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980|《文献通考·钱币二》

乾道三年（1167）正月|—|800余|《文献通考·钱币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三年（1167）六月|—|490|《文献通考·钱币二》

淳熙元年（1174）|？|2200余|《宋史·叶衡传》

淳熙二年（1175）四月|？|20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宋史全文》卷二六上

淳熙？年|第6、7界|412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南收兑会子》

淳熙？年|第6、7界|4800|《玉海》卷一八六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大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成立，并在成立之日开始发行钞票，即第一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最大面额为5万元，最小为1元。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并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亲笔题写。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所以第一套人民币曾先后在石家庄、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沈阳等十几个地方印制过，版面多达62种。

人民币的发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国内市场货币、建立中国的货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面额大、票面种类较多、印制粗糙、说明文字多为汉字一种等缺陷，也给管理和使用带来许多困难。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奉命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发行的人民币面额较小，计价结算较为简单，且说明文字增加到汉、蒙、藏、维吾尔四种，便于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同年4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停止流通。

1962年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发行了第三、第四套人民币，除印制更加精美外，为扩大流通范围，票面上的说明文字又增加了壮文、汉语拼音和盲文。1999年10月1日——共和国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推出了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第五套人民币，与国际进一步接轨的人民币将以崭新的面貌担负起新时期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