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时期青铜器典型代表

商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经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

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经测定，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1、文物特征：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

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已发现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2、铸造工艺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

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

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

　　青铜器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有几何纹、动物纹等等，到商代中期和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的动物纹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的加工，产生的一种以幻想为主的动物纹饰。其中饕餮纹、龙纹、凤纹等占着主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这三种幻想动物纹的分析和介绍（当然也不乏介绍一下其他动物纹），来看商朝时期的受宗教礼治和原始图腾影响的幻想动物纹，及其美的独特之处。　动物纹主要是以动物为原形而进行的动物图案装饰。动物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动物型，以尊最多，像象尊、羊尊、牛尊等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生动；而另一类为想象动物型。多有鸟首兽尊、鸟兽纹四足光觥等等。这类动物多是人们把一些动物典型的特征加以组合创造出来的，多恐怖、怪诞、神秘为主。

　　1兽面纹　兽面纹古称饕餮纹：（1）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2）比喻贪婪凶恶的人。《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后亦专指贪于饮食。如饕餮之徒。　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头部的正视图案。后另名为兽面纹，比之饕餮纹更确切、明了。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兽面纹形状说法不一，有说是牛、羊、虎、鹿、山魈……。在这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声音最响。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这说明兽面纹并不是代表一种动物，而是所有的常见的有代表意义的动物纹样。不过这些由各种猛兽综合形成的凶恶动物形象，衬托出一股狰狞、神秘、规正、威严的气氛。　兽面纹的特点：　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动物形有所不同。亦称“兽面纹”。也有用两个相对的夔纹组成。其最突出特点是它的双眼：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是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对青铜饕餮的断语。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　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都以兽面纹为主。鼎，最为突出。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商朝前期兽面纹主要是单层装饰。例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朝中后期尤其是迁殷后，开始出现双层装饰。兽面纹下面出现了回纹。用以衬托兽面纹，更加显示出其的神秘性。　商朝的统治者铸饕餮，号召节俭，劝贪婪。　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而且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物品供应严重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上古的人们从平均主义社会转向私有制社会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平均的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加上物质生产的匮乏，统治者占有了大量的食物，就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增加社会的不公平感，如果在饮食上节俭，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戴。大禹是那个时代的正面典范，而夏桀则是反面的典型。夏桀的贪婪、豪奢，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仇恨。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并灭了夏朝。从民众对夏桀贪吃好饮行为的仇恨中，可以知道民众对饥饿充满了恐惧，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多吃”、“多喝”还要严重的罪恶，于是对放纵饮食的声讨就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的呼声。这在几千年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之一。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商朝经济发达从商人员特别多。用饕餮来告戒大家不要贪婪过多。饕餮的历史传说告诫人们做事，索取应有节制。一个人把周围的一切东西都视作是自己的筹码，然后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种人很可怕，就如饕餮喜欢吃东西一样，他所追求的欲望广，标准高，所伤害的人也很多，是极其有害的。饕餮的象征意义是我们对后代进行德育教育的好题材。　饕餮是天地的媒介、人神相通的使者，象征着权力。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崇拜的鬼神。青铜艺术的狞厉之美便主要来自铸刻其上的动物纹饰，特别是那长睛大耳、大口獠牙的被称作饕餮纹的兽面纹。《左传》记载：“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好。”这说明青铜纹样的狞厉之美的社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宗教意义非常强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饕餮纹在商朝时的神圣地位。　商朝青铜器主要是作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因为在商周两代，宗教活动特别盛行，一为占卜，二为祭祀。特别是在商代的时候宗教活动尤为多。商朝时对卜辞的迷信，已发展到了极至。并且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贿赂。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的祖先。　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像。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祖先请示。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祗，以现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这说明商朝时对鬼神的崇拜远远大于对其他的崇拜。而作为最主要装饰纹样的饕餮纹无疑便是鬼神的象征。当然有时商人把自己的祖先比作操纵一切祸福吉凶的鬼神（或者说祭祀鬼神的同时也经常祭祀祖先）。例如把两个夔龙纹组合成一个饕餮纹。　然而西周中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但是，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在青铜器时代，多数也都拥有与饕餮纹相同的凶恶面孔。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龙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龙后来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踪影难寻了。　2夔纹、龙纹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龙纹、夔纹的特点：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双体龙纹、两尾龙纹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　爬行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卷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双体龙纹　亦称“双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两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头在中间，两尾在左右。　夔纹也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两头夔纹、三角夔纹等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两头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构成为一身两头。头一般作颠倒相向。有的两头相同，有的两头相异。通行于商代。三角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三角形中两夔纹相对，空间饰以雷纹主要装饰在鼎的腹部、爵尊的尾部。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商朝前期龙纹、夔纹和饕餮纹一样为单层装饰。商朝后期以回纹作底，更突出其庄重、肃穆之感。　夔纹龙纹装饰地位：　主要在饕餮纹两旁，或有时作为主要纹样。　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它的形象不是在青铜器上才出现的，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龙的萌芽。在青铜时代，龙的真正形象出现了。早期的龙纹为：夔龙纹。它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综合体，是一种经古代人民创造性想象而产生的怪异而神秘的动物形象。它最初的原形主要是以蛇为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有龙蛇互化之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等说法。而蛇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的图腾动物，因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不少是龙首蛇身或人面蛇身的形象，如：女娲、伏羲、黄帝（号有熊氏，以蛇和熊为图腾）等等都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们都为人面蛇身或龙首蛇身的动物，都广受人尊敬和爱戴。龙之所以受到中华民族的尊奉，也就在于它是以蛇为主要原形的神异动物，还融合了马、牛、鹿、虎、象、驼、兔、鱼、鹰等多种动物的形象，形成对龙的一种强烈的图腾崇拜。而龙的形象在商朝青铜器中并不少见，它把表现的每一个部分都抽象化了，并且还有选择性的进行了强化。像钩嘴尖喙是对鹰的特征的一种强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神秘、威严而庄重的氛围。如爬行龙，就强化了眼睛钩嘴、尾巴。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而商朝祖先冥被后代尊为水神3。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这说明夔纹龙纹代表着商朝时期的祖先。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在这个时代已经定型。但是又因为夔纹龙纹的地位远不及饕餮，因此祖先崇拜远不及鬼神崇拜。　3凤鸟纹　青铜觥，此风鸟纹大，而商朝风鸟纹小，尾短。　凤鸟：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倾》是宋国颂扬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即燕子，可视为商的图腾。《吕览·音初》说：“有？氏有二佚（美）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说：“天命燕降卵于有？氏，女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契母简狄是有？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可嘉？”可见简狄传说出自先秦旧籍。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商朝的图腾崇拜。　商青铜器上凤鸟纹。　凤最初的形象是玄鸟（玄鸟是中国上古东夷族的图腾），和龙一样，它也是上古人民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也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神鸟。它的羽毛是吸收了孔雀的形象特征，它尖锐的爪子是取自愈凶猛的鹰。另外，它也还吸收了另外的一些动物形象的成分，如兽、鱼、蛇等等。《韩诗外传》里就有关于凤的描述，“夫凤之象，鸿前而鳞后，蛇颈而鱼尾，龙纹而龟身，燕颔而鸡啄。”它也是吸收和融合了别的氏族的文化。但是这里的凤纹变化极多，可与夔龙纹相媲美，也给人一种神秘感。上面所讲的龙纹、饕餮纹他们都融合了多种图腾的形象，这就必须要求对所有的图腾形象具有的典型特征，加以整理，简化和抽象化它们各自的图案造型，原始图腾的融入，使它产生了神圣和威严的宗教气氛，而同时人们想象的一种神物，也能增加人们对图腾的崇拜，也极好的保持了它的神秘感，作为变形和组合了的图案也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　凤鸟纹特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商代鸟纹多短尾。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鸟大多比较小，且很少处于主要地位。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　饕餮纹周围为商朝凤鸟纹凤鸟纹位置：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不管是从商代的文化经济，还是祭祀来看凤鸟纹远不及龙纹夔纹。因此在当时祖先崇拜远大于图腾崇拜。并且凤鸟纹为其图腾纹样。　4回纹（有的也叫云雷纹）　回纹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回纹有拍印、压印、刻划、彩绘等表现技法，在构图上通常以四方连续或二方连续式展开。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从漩涡纹发展而来。至商代晚期，回纹已经比较少见，但在商代白陶器和商周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上，回纹仍是主要纹饰。商周时代回纹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多作衬托主纹的地纹。到了汉代，随着青铜器的衰退，陶瓷器上的回纹也消失了。　5涡纹（火纹）　商青铜鼎上的火纹涡纹又称火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6乳钉纹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7蚕纹　蚕纹：又有叫之蛇纹。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两眼突出，体有鳞节，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见于商代青铜器上。　8蝉纹　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回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回纹。蝉纹有两种：一种以横向带状排列或以纵向连续排列，一般带蝉足，用主题纹饰；另一种多于三角形几何纹图案中出现蝉体，一般不带蝉足，大目，体近似长三角形，腹部有节状的条线，常以回纹衬地。此种多作为主纹的配饰。蝉纹盛行于商晚周初时期。　9虎纹(食人纹)　虎口大张，共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和凶猛。一般为虎侧视爬或跑形状。虎大张口，背微凹，尾下垂而后上卷。多饰于鼎、尊等器物上和钺、戈等兵器上。虎纹流行时间长，一直延续到汉代，不过商朝时这种虎纹很少见，在司母戊大鼎的双耳上有其纹样。　10牛纹　多于器物的颈，腰上作牛的全形。牛体圆肥、大首，头上有一角或两角，前足多作跪卧状，但全形的牛纹很少见。一般为牛头纹较多见，有的以牛形作成器物的，如犀牛尊，还有以牛头浮雕器物的盖或提梁的两端，如北京琉璃河出土的牛头鬲。编辑本段宗教意义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青铜器与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它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又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而变迁，是中国奴隶社会文化最为直接的体现。　奴隶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仰仗自然的恩泽而生存，同时又在无情残酷的自然现象面前，对各种不可知的物象产生了敬畏的观念及神秘的认识。人们在这种观念认识支配下，构造了“万物有灵”的形象世界。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出了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为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运动》）。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导致青铜艺术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　青铜器纹饰与原始宗教青铜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具有符号的意义，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所认同之物可以是具有图腾性质的物象也可以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神。　图腾标记　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某一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视之为本氏族的亲属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如龙纹、夔龙纹、凤纹、蝉纹等。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青铜器时代、逐渐由演变成、夔龙、纹、、龙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图形装饰变化多样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凤纹同属具有图腾学渊源的纹饰，始于商，而盛行于周。这与凤鸣岐山而周兴似乎一致。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的，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最为飘逸美丽的纹饰。　神灵崇拜　青铜器纹饰中宗教意味最浓的是饕餮纹，饕餮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于是,有首无身,便成了饕餮纹的一个特征。关于饕餮有各种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始社会图腾观念的遗留；一是认为它们是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或引申为“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仪器上的形象”。在上古人类心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种种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或者朋友，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辟邪。如司母戊方鼎，它是以细密的云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面象征王权威严，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　驱神辟邪　在商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以神化了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抗争。虎食人卣，铜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为了辟邪，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人兽相拥，人为作法巫师；还有的认为虎为神物，猛虎食人是“天人合一”。　装饰作用　青铜器中的自然物象多以变异的手段来表现，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这种纹饰曾被普遍用作填满所要装饰的环形装饰带及大面积的“地子”上，又被称为“地纹”。这种“变异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的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奴隶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的幻想。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底纹，构成繁密复杂的图案。强烈的宗教情感在青铜器上凸现，神秘诡异，气势逼人。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凝重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说起商朝时期，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因为那个年代距离现在实在是太远了，但是商朝时期有很多可爱的小玩意儿，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例如毛笔、北极熊和愤怒的小鸟。

首先来说说毛笔，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毛笔有什么地方是颠覆常识的呢？其实毛笔不颠覆常识，但是毛笔出现在商朝时期是颠覆常识的。我们都知道商朝时期用的是甲骨文，也就是用石头在乌龟壳上面写字，千百年来大家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前两年我国却发现了用毛笔写在龟壳上面的甲骨文，这一发现就说明了，商朝其实是有毛笔的，而且甲骨文本身不是写的，而是刻画的，所以商朝人其实就已经懂得用毛笔来画画了，这样的发现不仅十分颠覆常识，而且也颠覆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其次要说的就是北极熊，很多人可能以为是商朝时期出现了北极熊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科学家们发现的文物中，就一件跟北极熊非常像的文物，这件文物是商王的爱妃收藏的，是一件用金属打造的藏品，由于体积比较大，而且整体的样子看起来很像熊，所以科学家们都猜测商朝时期，人们对很多动物就已经有一定的认知的，而且这件文物浑身比较白，看起来跟北极熊非常相似。

最后要说的就是愤怒的小鸟了，《愤怒的小鸟》这款游戏想必大家都是玩过的，但是商朝时期的一件文物，却跟愤怒的小鸟“撞型”了。其实这件文物是鸮卣，外形是按照两只背靠背的小鸟打造的，整体的外形看起来跟愤怒的小鸟非常像，所以大家也称这件文物是“最萌的文物”，很多人还特意为了这件文物去山西博物馆打卡呢。

商代距离今天大概三千多年，虽然年代久远但是文化底蕴深厚，有许多精美的文物。商代文物的特点如下:

1广泛使用青铜器。商又被称为青铜时代，因为冶炼技术发生了很大改进。除了最早开始使用的范铸法之外，还有能够浇注繁密纹饰的失蜡法，和铸造巨大复杂器型的焊接法等，造成商朝青铜器的品种繁多，有礼器、食器、酒器、乐器、兵器等各种分类。礼器作为统治者区分地位尊卑的器物，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2图案发生了改进，出现了空前绝后的饕餮纹路。商朝文物以单独适合纹样为主，即以饕餮纹为主体。或以双夔纹组成的一个饕餮，而饕餮又是以头部为主。最主要的象征就是纹饰中总有一双睁瞪着的双眼，在双眼之上是用凸线塑出的眼眶，而鼻子往往在器物的中轴线或棱角线上，没有下颚，有时会增加两只有力的角或者三角形的耳朵，兽面两侧经常会出现两个侧身夔龙纹，并且所有的饕餮纹都以正面形式表现。

3图案纹样多采用对称格式，在图案格式上，均衡的格式往往产生活泼感，而对称的格式产生庄严感，兽面正面的对称表现可以更加强烈的衬托出青铜祭器庄严肃穆的气氛。另一方面，青铜用模块制作制作花纹，左右对称的设计更能做到工整和准确。

4商代的装饰多采用主纹和地纹相结合。以饕餮纹为主纹，而以回纹为地纹，这不仅 反映了商代后期青铜器 制作的精美，也是商代后期装饰的艺术特征。

5商代铜器的装饰方法，这种刻花的方法，在后期已到了细致精巧的程度，且多用了三层花纹，增加了层次感。所谓三层花纹也就是出了主纹和地纹外 ，还在轮粗的花纹或主体花纹上再勾刻细线。这种方法有人又称为“三叠法”。

6商代工艺美术装饰纹样往往具有宗教迷信的色彩，是威严、神秘、慑服的精神力量反映，其宗教意义大于审美意义。

关于商朝第一都城，即商汤建商之后的都城，《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始居亳”，但“毫”在何处，司马迁没有给出解释，历史上给出的解释是在河南商丘。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为了消灭夏朝，商汤在夏桀十五年时，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附近），史书上的谷熟县，如今是商丘下面的谷熟镇。商汤在此高筑墙、广积粮、拉拢诸侯，最终一举推翻了夏朝。

然而，郑州出土了比殷墟还要早的甲骨文，上面一个文字改写了历史记载，解开商朝重大历史谜团，证实商朝第一都城不在商丘！

殷墟甲骨文之前，西方学者认为商朝不可信，中国只有3000年文明史；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后，改口称3300年文明史，甚至国内包括易中天等学者也这么认为。但如此成熟的甲骨文，又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必然有其漫长的演化过程，即便进水的脑袋也能判断出中华文明史不止3300年。果然，在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些甲骨文，解开了商朝的重大历史疑问。

1950年，郑州一位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欢古迹，闲暇之余就跑到城外工地搞调查。一次，在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韩维周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感觉这些文物非同小可，立即上报考古部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是商朝文物，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随即，考古部门进一步采样调查研究，认为这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朝遗址，对研究商朝历史具有重要作用，不久后考古部门就开始试挖掘二里岗遗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考古的深入，一座大型商朝早期遗迹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撩开了。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二里岗遗址的“夯土层”，考古专家惊讶的发现，整个夯土层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组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近似长方形的城垣，合围面积约300万平。发掘者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座庞大的古城，史学界将之命名为“郑州商城”。

此后，郑州商城又有众多重大发现，比如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四处大型墓群、20多处宫殿基址，其中宫殿区约占城内总面积的一半，最有特色的一处宫殿遗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是一座带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与《考古工记》载的“内有九室，九宾居之；外有九室，九师朝焉”的建筑相似。

总之，从郑州商城发现的大型宫殿，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大型青铜方鼎、玉器、象牙器、金器、甲骨文等高规格遗存来看，郑州商朝应该是早于安阳殷墟的一座商朝王都。

问题在于：这会是哪一个商王的都城呢？

《史记·殷本纪》记载“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而唐代文献《括地志》记载：“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据此，不少学者指出，郑州商朝是商朝第11代商王仲丁所迁的敖都，即认为郑州商城属于商朝中期遗址，其后是安阳殷墟。1959年，郭沫若先生看完郑州商城考古工地后，随即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

但这一观点有个致命缺陷，因为“中丁迁于隞”，期间历时不过20至30年，而考古显示郑州商城至少历时百余年，时间跨度可以包括商汤建商到中丁。况且，郑州商城上层有战国遗址，出土了的战国陶文中有“亳”、“亳丘”（即亳墟）字样，说明战国人认为这里是毫都。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指出郑州商朝即为毫都。

尽管郑州商城令人震撼，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包括诸多稀世珍宝，但对考古专家而言，更重要的还是要发现文字。有没有文字，对判断遗址历史定位而言至关重要。好在，郑州商朝出土了一些文字，让史学家们可以直接判断郑州商城的历史。

郑州商城发现过不少文字，主要有两种，都非常成熟：一是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这种朱书文字发现有20多个；二是骨刻文字，即牛肋骨上的刻辞，类似甲骨文，于上世纪50年代发现，尽管只发现两片，但有重大意义，有助于解开商朝第一都谜团。之所以出土文字比较少，或还未发现，或中丁迁都时带走了。

可惜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牛肋骨刻辞，本可解开商朝第一都谜团，却被忽视了。

郑州商朝到底是“隞都”，还是“毫都”？一片被忽略了50余年的甲骨文，揭开了答案。

1953年，在二里岗遗址，考古专家一片牛肋骨，长73厘米、宽38厘米、厚03厘米，上面刻有成行的商朝文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郑州是中国第二个甲骨文存在的场所，意义非凡，说明甲骨文不局限于殷墟，且为研究殷墟之前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新世纪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教授发现，这片牛肋骨上的文字应该是11个。

又乇土羊，乙丑贞，及孚，七月

与其他版最大的不同是，这一版解释补识出了一个“乇”字。接下来就简单了，“又乇土”这三个字，在殷墟甲骨文中是“又亳土”，因此学者判断“乇”是“亳”的早期写法。结合东周陶文、金文上的“乇”、“宅”、“亳”写法，就可以确定“乇”就是“亳”。这件牛肋骨刻辞中的“乇”字，为确定郑州商城是商朝第一都（乇都，即亳都）增添了文字铁证。

　　食器

　　鼎 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簋(guǐ） 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青铜器

　　簠(fu,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簠(fǔ) 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盖、器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簠器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　盨(xǔ)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ì)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酒器

　　爵，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ǎ)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ū)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青铜器

　　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ì)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ìgōng）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周礼·寿宫》记载了裸礼(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用彝、朝践用尊的事宜。尊流行于商周，因其特殊地位，不仅汉代沿用，甚至到宋代徽宗年间仍制作有“宣和三年尊”。　青铜器

　　卣(yǒu)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水器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í）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乐器

　　编铙 商朝时军队盛行乐器。呈圆片形，形制与钹基本相同。　编钟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

　　青铜器(16张)　　编镈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镈体趋向浑圆，形制与编钟相似，但口部平齐。

　　兵器

　　钺 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形状像板斧、斧头而较大。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青铜器

　　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青铜器

　　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青铜器

　　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巨量太大无法统计，商朝的货币：贝币、贝蚌、铜贝。商周时期贝币的种类有海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考古发现主要有无文铜贝、保德铜贝、包金铜贝、蚁鼻钱等几种。商晚期发达的青铜冶炼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增加，此时广泛流通的贝币由于来源的不稳定而使交易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青铜铸币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