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相关故事和资料

对于怎么看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现在社会上持否定意见的不少，给予肯定意见的不多。大多认为其不过是一个投机的商人，靠投机赢得政治上的新生命，从而飞黄腾达。更有甚者认为，其不过是一个利用女人谋取政治地位的人。

其实，从其人、其事、其学、其书来看，吕不韦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至少要比以后唐朝的魏征、房玄龄等的功绩要大得多。我颇为赞成郭沫若先生的看法：“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看来，郭老虽然也写了吕不韦的批判，但总体上还是颇为认同吕不韦这个人的，毕竟政治家这个头衔可不是谁都能戴的。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由顾晓鸣主编的《中国智慧大观》一书中列出了吕不韦的99种智慧，认为吕不韦是一个具有丰富智慧的政治家。

吕不韦在今天并不为人看重，对其褒扬的话很少，这些大概与其生长的时代以及当时特定的一些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有着一定关系。吕不韦的得意期是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依然是诸侯争霸，连年征战；思想方面则依然是百家争鸣，各种代表思想唇枪舌战，舌辩之士合纵连横，相互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至于为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相互进行恶毒攻击的场面并不少见。这样的大氛围下，一个人的政治功绩或者社会地位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很正常了。因为相互间利益的冲突，要诋毁一个人实在是太过于容易。而吕不韦就是在这么一个年代，先是经商，后是在朝廷政事上抛头露面、崭露头角。最后还不甘寂寞，招揽了数千门客、舍人，还作天下文章，将诸子百家思想融于一体，汇成《吕氏春秋》，不可避免地就要得罪一些人。这些在其掌权时，别人当然敢怒不敢言，一旦失势，众口铄金，就很难说了。商鞅、吴起当权时，也曾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一旦失势，却几无葬身之地。这样的情况下，靠诋毁吕不韦求得自己利益的人就大有人在了，如此一来，客观评价吕不韦的就自然少了。这只是其一。

另外，吕不韦在最后万般无奈之下，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似乎各种历史记载都大同小异），引起各种猜疑就更多了，所以攻击的人就会更多。加上一些政敌的攻击，利益的对立以及秦王政迫切需要消除吕不韦当权时的影响，树立自己的威性，命令谋士或者一些谋士见风使舵，造谣毁坏其形象，掩饰其政绩，也是可能发生的。秦王政不是还发了一道诏书吗：“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就凭这一道诏书，好事者就大可以颠倒黑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出身，在那个时候，商人并没有什么地位，“重农抑商”，一些士大夫阶层都看不起吕不韦的出身，对其加以鄙视和抵触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正如郭老所说的那样：“一个朝代的歪曲谬传，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吕不韦要有一个适合的公论可谓难矣（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从史书记载来看，记载吕不韦事迹的并不很多，只有《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有所记载，并且写吕不韦的篇幅并不多，散见于各种历史事件的穿插中。后来，明朝冯梦龙编写了一本《东周列国志》，也曾对吕不韦有所描写，不过该书的似乎更着重故事的编撰，感性化过多，说的有点悬乎。到今天，也有一些描写吕不韦的小说，但大多都是一些传闻通过塑造加工的故事汇集而成，虽然吸引人，但均不足以成为依据。倒是时下电视剧《乱世英雄吕不韦》中，为吕不韦说了不少好话。

对于如何评价吕不韦，社会各界一直褒贬不一。近来，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大洲时，孙大洲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说：“其人其事可议，其功不可没，其学其书不可废。”当是中肯之言。

吕不韦至少有几点值得肯定：一是吕不韦很懂得研究市场，会做生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至少是一个知名的大企业家。本是濮阳人的吕不韦经过奋斗，成为家累千斤的阳翟大贾，可知他是当时新兴的富人阶层。他经商往来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和秦国的都城咸阳，经济活动范围跨越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个没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能力是无法支撑的，但是吕不韦做到了。当然，吕不韦具体是作什么生意，不知道，大概是耕田、珠玉，或者都有吧。不过以吕不韦的经济活动能力，当真是可以称为国际贸易商人的。

二是吕不韦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就是说很有远见的。他看出了经商使自己并不能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相反还要受人歧视。于是，一直思索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直到遇见秦王孙异人，他立刻产生了“奇货可居”的想法，然后他紧紧抓住异人这个棋子，从异人入手，弃商从政，这些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吕不韦成功地做到了，说他是一个谋略家并不过分。

三是吕不韦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说别的，单是在庄襄王子楚的三年里，以及秦王政没有正式主政前的九年里，吕不韦实际上是把持朝政，朝廷大小事皆决于其手。倘若吕不韦只是一个经济投机分子，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秦国又岂能蒸蒸日上，兵强马壮，不论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秦王政的统一天下打好了铺垫。所以，吕不韦对于秦国有定国立君发展的特殊功绩，并且对于秦国的统一举足轻重。

四是吕不韦是一个大家，或者称之为杂家吧。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要想使自己思想得以流传，势必要借助一种思想或者是书籍的流传这个载体，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如过眼云烟。于是，他招揽门客，专门著书作文，最后由他统一编撰，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当然，该书不是吕不韦一人所写，但是，经过他的统筹，筛选，肯定是要符合他的思想的，所以，不妨把《吕氏春秋》看作是吕不韦的思想的反映。该书包罗万象，融汇百家，决不是沽名钓誉。虽然秦王政不以为然， 并没有按照上面所说的办理，一味崇尚法家。但是可以肯定是，秦王政肯定还是读过该书的，以秦王政的实干思想，只要能够帮他统一六国，他还是会理智地加以参考的。但是他为了消除吕不韦的影响，树立威性，对外否定《吕氏春秋》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吕氏春秋》是一部流传下来的好书已经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对我们有借鉴价值。著名学者王力在1984年6月为吉林文史版《吕氏春秋译注》所作的《序》中称：“《吕氏春秋》一书，可以说是集儒墨名法的大成。”

五是吕不韦的攻关能力。他为了让异人当上太子，当上皇帝，达成自己从政的愿望，他奔走于赵国和秦国之间，游说于秦国的高层人士之间，游刃有余，最后不仅达成了他对异人的许诺，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

对于评价吕不韦最感艰难的地方，是由于吕不韦在是死后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关于吕不韦详细生平可考证的地方并不多。通常是以《史记》和《战国策》为准。《古文奇谈·略记》记载：有太史迁熟读《国策》（即战国策），方有一部《史记》。以此来看，《战国策》当是研究吕不韦的第一手资料，至于《史记》和《战国策》两书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大概是司马迁经过考证认为要补充，或者是有不同说法姑且记之，留给后人看吧，至于《资治通鉴》也是综合两部书的说法，看来司马光也认为两人的记载各有千秋。

吕不韦的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秉承父业经商。等到吕不韦在赵国邯郸遇见异人时，应该是正直意气风发的时候，踌躇满志。在生意上已经小有成就，在当地具有一定名气，至少是在当地颇有声望。否则，异人虽然只是一个落难王孙，不得志，“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但总还是会摆摆架子。如果吕不韦只是一介平民，在当地没有一点影响，异人是不会见吕不韦、并相信他所说的话的，毕竟那个时代还是有等级观念的，特别是异人作为一个王孙，大可没有必要理会一些无名之辈。

吕不韦一见异人就认为“奇货可居”，可见，吕不韦不仅对异人的情况很了解，而且对整个秦国的局势也是有所了解的，这个从他游说秦国的上层人士所说的话可以看出。同时，也可以看出青年吕不韦具有相当的野心，否则平淡的一次一面，也不至于就认为奇货可居。只有在那个时候以前，吕不韦就已经不甘心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并且已经了解天下形势，才有可能发生他见异人的那种感觉。对于吕不韦见异人认为奇货可居，各种史书记载大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其实，吕不韦的确有着一个政治家的头脑，一看见异人，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谱。认为异人就是他弃商从政的切入点，发现自己利用异人不仅可以改换门庭，还可以赢得政治地位时，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吕不韦此时的想法就证明了他非常明了当时秦国的形势。所以不论是他见异人还是到秦国去游说太子面前的红人时，他都处于主动地位。他先是利用异人质于赵，秦国经常攻打赵国，使得异人在赵国的日子不好过的局面，出手大方，为异人解决燃眉之急来取得异人的信任，又利用异人想回国，想享受王孙待遇，但又有些自卑的心理。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虽然想让自己的门庭大起来，当然也不至于头一回见着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商人，就相信他所说的话，并且他还表现出看不起吕不韦这种商人的态度，于是就不无讽刺的说：“且自大君之门！”就是说你自己先发达起来再说。吕不韦显得非常的冷静和执着，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意思我要发达要靠你的发达。一句话打动了异人。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开始听吕不韦的想法。吕不韦的舌辩之才开始显露。

不韦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子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听得心里一动，忙追问：“然则奈何？”吕不韦曰：“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闻言是喜出望外，连忙许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等的就是这句话，商人总不能做折本的买卖。吕不韦拿出五百金与异人，令结宾客（资治通鉴卷第五）。

故事到这里，应该对吕不韦有所看法了，吕不韦商人出身，却决不是一般的商人，由于古代一直是重农抑商，社会地位并不高，吕不韦一直在想着怎么改变自己。吕不韦看见了异人之后，是茅塞顿开，认为自己是找到了一件宝贝，能够让自己得尝所愿。可以这么说，吕不韦其实是蓄谋已久了，想抓住异人这根线，否则，他不可能把秦国的形势分析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让异人深以为是。很显然，吕不韦是通过精心准备、研究分析，才得出结论的，这些早已了然于心，只等时机一到，立刻倾自己所能，实现自己的报复。果然，异人的出现，让吕不韦逮住了机会，吕不韦与异人的对话，恐怕还是其野心的一个方面，还不足以反映出他整个抱负。

吕不韦说的并不复杂，并且很让人容易懂，一针见血说到异人之想又不敢想的地方。他说：“现在的秦王已经老了，现在的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是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你（异人）的兄弟有20多个，安国君一旦当上秦王，子傒有可能继承以后的秦国，你不是大儿子，不被看好，又质于赵。安国君即位后，你不可能是王位继承人的。”异人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连忙问：“那怎么办呢？”吕不韦见异人已经上钩，说：“要想成为继承人，只有依靠华阳夫人。我虽然很穷，但是愿意拿出千斤黄金到秦国去为游说，立你当王位继承人。”异人一听，高兴都来不及，忙说：“如果能够做到，我当秦王后，我们一起享用荣华富贵。”

如果认为吕不韦吕不韦只是一时投机走上政治之路，只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赢得无数之财，那么也未免太小看吕不韦了。以吕不韦遇见异人的家资来看，已经足够用上一辈子，大可不必大废周章，让异人归国即位。再说，吕不韦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仅是钱根本引不起吕不韦的兴趣。

已经和异人结交上了，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不能让异人当上太子。这件事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吕不韦清楚，现在的太子已经有20多个儿子，并且异人不是长子，又长期不呆在秦国，要想异人能够被太子（安国君）看中立为嗣，谈何容易。

如何让秦国的决策层听自己的话呢。吕不韦的社交能力就开始充分体现了，他把握住了秦国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的利益冲突。把握住两个字“富贵”，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想永享高官厚禄，子子孙孙都享受待遇。正是富贵的微妙之处，使得秦国的上层之流都被吕不韦牵着鼻子走。

不妨看一下精彩对白，《史记》和《战国策》关于这个过程人物不同，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意思，可能是各记其一，但是，两者都可以显示吕不韦的观察能力和社交手腕。

（吕不韦）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篃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史记·吕不韦传）

吕不韦来到秦国，见当时太子宠爱的华阳夫人的姐姐，以异人的名义，将买的奇珍异宝送给夫人，并对异人的贤德赞不决口，还说，异人想念太子和夫人，说，异人把夫人奉为天人，夫人果然非常高兴。吕不韦开始说到点子上，现在夫人得宠是因为夫人年轻漂亮，夫人没有儿子，如果现在不选一个贤孝的人作为儿子，他日一旦人老珠黄，就会被打入冷宫。现在，异人十分贤德孝顺，知道自己不能立为将来的继承人，夫人如果现在能够拉一把，那么异人就能够扭转乾坤，当上皇帝，自然不会忘记夫人之恩。夫人也可以有了自己的儿子，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夫人果然认为说的是。于是向太子安国君大吹枕边风。形势对异人有利了。

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泰山思维，必无危亡之换矣。”阳泉君避席，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归得。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战国策·秦策）

两者是大同小异，一开口就陈之利害。你的罪过足以致死，你知道吗，你的手下个个居高尊位，子傒的门下没有富贵者，你的府上珍珠宝玉无数，骏马多得没有地方养，美女也是无数。有朝一日秦王老了，一旦死后，子傒即位，你就像累卵一样危险。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你永保富贵。阳泉君一听，也是中计。吕不韦趁热打铁，一旦子傒即位，士仓辅佐，王后就不能被宠幸，就会败落，异人是贤德之人，质于赵，没有母亲，非常想回来，只要王后认其为儿子，将他立为继承人，就能保住富贵荣华。

这里，吕不韦的设辩之术可就表现德淋漓尽致了，与张仪、苏秦、苏代等相比，似乎毫不逊色。

吕不韦的游说十分奏效，已经完成了在秦国初级阶段的任务。剩下的就是让异人如何回到秦国了。对于这个过程，《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不尽相同。《资治通鉴》与《史记》记载大同小异。

《史记》上记载：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这里描述的是吕不韦采取行贿让异人回到秦国，然后回到秦国，立为太子。

《战国策》上云：赵未之遣，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而留计，是抱空质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为德讲。秦王老矣，一日晏驾，虽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秦。”赵乃遣之。这上面说的是吕不韦利用舌辩之才，陈述留异人和放异人的厉害，使得赵国心甘情愿放异人归国。

二者记载大相径庭，看来司马迁并没有按照《战国策》上记载的那样一并记之。在那个时代来看，两种可能性都可能发生，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应该还是《史记》记载更让人信服。因为异人既然质于赵，就是赵国在必要时左右秦国的一个砝码，虽然从一些历史事实来看，秦国并不很是在意异人在赵国的处境，赵国也并不能用异人的生命要挟秦国的进攻，但是，总归还是能让秦国有所顾忌，这样的情况下，又岂会轻易让他回国。特别是如果依《战国策》所说的：赵国已经知道异人被认为宠子，有承国之望，更是会以此要挟秦国的，更是不会轻易将异人遣送回国的。况且吕不韦也不会冒险将异人立为宠子的消息告诉赵国的。况且秦国一边还在进攻赵国，一旦赵国恼羞成怒杀了异人，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

当然，异人回到秦国见华阳夫人几及安国君时，还有一个细节，足见吕不韦之心如细发，老谋深算。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见华阳夫人时，吕不韦让异人穿上楚人的衣服博取华阳夫人的欢心，果然，华阳夫人十分高兴，并且将异人改名为子楚。

在吕不韦倾尽家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异人回到秦国的这个中间，还有一段类似小说家编写的花边新闻，也就是最为有争议的话题，秦王政究竟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按照这个说法，郭沫若提出了疑问，一是该内容只有《史记》有，而《战国策》没有记载。并且《史记》在说异人妻子有矛盾的地方，如果按照所描写的那样，那么异人妻子就是一个歌姬，而《史记》后面还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明显有不同。并且郭老还提出了一个独到的看法，此传说是在西汉初年吕后称制的时候，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其目的是为夺取江山找寻历史渊源。郭老最后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纯粹是子虚乌有（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余也曾和一些历史学家聊过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大概是三种意思：一是按照郭老的意思，此事纯粹是好事者为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的。

另外是关于《史记》记载矛盾的地方，就是异人的夫人是歌姬还是豪家女。其实并不矛盾，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异人假如看上了吕不韦的小妾，也就是那个歌姬，无疑给吕不韦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一旦异人回归即位，他和歌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成为皇帝，这个想法符合吕不韦的野心的。吕不韦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也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他能想到异人看上了歌姬，也就想到，歌姬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承国的希望。他当然会尽一切能力掩饰歌姬的真实身份，比方说，为歌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也就是如《史记》记载的那样“赵豪家女也”。另外，异人好歹是一个王孙，娶妻也好，纳妾也好，总要有一定排场，否则一定会面目无光，又怎能名誉盛于诸侯，这样的话，也会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至于如何编造，那就不得而知了。

再有就是，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秦王政坐上王位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恃（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通，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丞相，后庭美女如云，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又怎么会与太后私通，让人难以理解。当然，这对吕不韦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并不影响吕不韦的一生的政绩，所以也不赘述。

当吕不韦在赵国见到秦国落魄的公子王孙异人正以“庶孽孙”（异人于秦太子为庶子于秦王为庶孽孙）的身份在赵国为人质时，本能地感觉到此奇货可居，最有投资价值。作为一位商人，吕不韦应该深知投机的风险，所以他在下决心投资异人之前经过了反复的权衡。《战国策·秦策五》中就记载了吕不韦和自己父亲的一番对话。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够得到几倍的利润？”父亲告诉他：“十倍”；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可以得到几倍的利润？”父亲回答：“百倍”；吕不韦又问：“拥立一位国君安定一个国家可以得到几倍的利润？”父亲回答：“无数”。“无数”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不计其数，拥立新君安邦定国是政治投资，能够赢得成千上万倍甚至不计其数的利益；第二种解读，无法计数，政治投资不同于商业投机，投入产出不能用单纯商业投资的标准衡量，而且潜在的风险不可预测，所以投资收益无法计数。

吕不韦紧接着说了这么一段话： “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五》） 如今老百姓辛勤劳作，却穿不暖吃不饱；我如果建国立君，德泽可以流传后世，造福天下苍生。所以我下决心要去冒险做这件事。如果这么看，那么吕不韦应该是一位富于济世救民情怀的商人政治家。

如果吕不韦说异人争夺太子时，其年龄不超过20岁。一个20岁的大商人——也许是个子承父业的大商人，很难说有多么老谋深算，说他是热血青年可能更符合实际。无奈，司马迁一句“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太过于深入人心，既然是大商人，想必年龄不小。但实际上，吕不韦很可能是一位富于济世救民情怀的商人政治家。

吕不韦下定决心之后，就前去面见异人。异人当即表态：“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资治通鉴》卷五）真要像您说的那样我做了继承人，将来我要让你和我一起共同分享权力。经过吕不韦的一番运作，公子异人真的如愿以偿被立为安国君的继承人。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就死了，十三岁的政即位。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大权在握，《资治通鉴记载》：“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资治通鉴》卷六）吕不韦掌握了秦国的大权，被尊为嬴政的仲父。“仲父”就是“次于父”、“叔父”的意思。吕不韦这个仲父可不是白当的，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赫赫功勋。

《史记·吕不韦列传》把吕不韦始而贾货继而贾国终致贾祸的过程描写的淋漓尽致，但却只字未提吕不韦的正面 历史 作用，实在是有失公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刻意书写吕不韦当政时期的详细政绩，但他突出强调了这一时期秦国取得的一系列显赫战功。一句“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资治通鉴》卷六）便是司马光对吕不韦当政期间政绩的最好评价。郭沫若在其名著《十批判书》中指出： “吕不韦在中国 历史 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被迫害而自杀，在他死后又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

秦庄襄王执政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秦庄襄王一继位就委任吕不韦为相国，在这短短的三年中，吕不韦作为相国，干了四件漂亮政绩。

第一件，灭东周，不绝其祀。战国后期，东周君已经是日薄西山，无足轻重。吕不韦之所以拣这个软柿子捏，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封爵。我们知道，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就严格规定，没有军功或国家规定的其他几种立功表现，绝对不能封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资治通鉴》卷二）吕不韦灭东周，因此功被封为文信侯。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吕不韦灭东周，但他没有采取简单的赶尽杀绝的方式，而是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通过这一举措，在列国中树立了一个秦国为“王者”的形象。这样做，不仅起到了和缓诸侯列国中已经亡国者反抗情绪的作用，而且更能瓦解未灭诸侯国人民的斗志。这种做法体现了吕不韦政治家的胸怀和远见。

第二件，为秦国新增三个郡的版图。吕不韦执政十二年，通过连年攻城略地，使秦国领土新增了三个郡的版图，即三川郡、太原郡、东郡。通过平定周室，新设置了三川郡；蒙骜北伐，新置了太原郡；夺取魏国二十座城邑，设置了东郡。

第三件，击退信陵君为首的五国攻秦。山东五国联军前来进犯，被拒于河外。吕不韦执政期间，大大削弱了山东六国的军事力量，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布惠于民。《史记·秦本记》记载：“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布惠于民”就是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纵观秦国的 历史 ，历代君王均无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做法，很显然，这是鲜明的吕不韦思政风格的烙印。

政绩是一时的，对政治家而言， 历史 功绩更为重要。客观的说，吕不韦在秦国执政的十二年中， 历史 功绩至少有三件。

第一件，提倡“义兵”，改变了计首授爵的大屠杀政策。

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期当政3年，在秦始皇时期当政9年，在这当政的十二年中，改变了秦国一直坚持的“计首授爵”政策，提倡“义兵”。秦国在商鞅变法时确立“计首授爵”、“尚首功”政策。所谓“计首授爵”就是根据杀敌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授予爵位。这项政策导致杀戮过重。在秦国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还持续大规模杀戮六国之民，对统一后的秦国极其不利。吕不韦的这项政策转变极具进步意义。据著名史学专家朱绍侯教授统计，仅秦昭襄王时，大规模的杀戮先后达14次，共杀1263000人。这其中长平之战一次就屠杀赵国45万人，可谓骇人听闻。三国时期的 历史 学家谯周、著名学者何晏都曾经对秦国这种大肆杀戮进行过严重抨击。谯周说：“天下谓之(秦)尚首功之国，皆以恶之。”吕不韦所讲的“义兵”，就是为民除害，而不以杀人为终极目的，不扰民，更不乱杀人。正由于吕不韦提倡“义兵”，在他当政的12年期间，《资治通鉴》中只有一次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的记载，此外再没见大屠杀记录。这么做减少了统一战争中的阻力，加快了秦国的统一进程。

第二件，招贤纳士，收罗人才。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吕不韦功绩说的明明白白：“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在诸侯列国之中，秦国的文化软实力原本最弱。商鞅变法之前，列国士人大都不愿到秦国谋生故有“孔子西游不到秦”之说。商鞅之后虽然又有张仪、范雎、蔡泽等士人策士相继接踵赴秦，但无论是士人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忝居列国之后。真正改变这种局面的人是吕不韦。吕不韦在秦国主政十二年，为秦国统一天下收罗了大批的人才，做足了人才储备。有两个例证可以证明吕不韦引进人才的巨大影响。一是吕不韦自己有家僮万人、门客三千，这些人是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的主力军，其中对秦国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李斯、甘罗等贤才，这些人才并没有因为吕不韦身遭羁难而出走，而是大多留在了秦国，最终成为秦国的栋梁之才。二是秦始皇下达逐客令，正好反证了士人对秦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

第三件，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

关中是秦国的龙兴之地，巴蜀是秦国的大后方。但关中原本地多碱卤，粮食产量不高。四川在都江堰修建之前，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穷困。吕不韦当政之初，韩国意图水工疲秦。派杰出的水利工程师郑国赴秦，游说秦国兴修水利，从仲山起，开凿一条引泾水、沿北山东注洛河的灌溉渠。工程进行中，觉察到了韩国的意图，为此要杀郑国。郑国说：“我确是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寿命，但是这条灌溉渠如果修成了，秦国也可享万世之利啊。”于是命他继续主持施工，凿泾水为渠，长三百余里，历经数年完成了此项工程。这条水渠引淤浊而有肥效的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的收成都高达六斛四斗，秦国的关中一带因此更加富裕起来。郑国渠兴建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这是在吕不韦执政时期所修的第一个重大水利工程。当然算是吕不韦的政绩了。

郑国渠、都江堰修修成之后，关中、四川才成为秦国的大粮仓，民食军粮问题才得以解决。 秦国的经济实力从此才超过山东六国，这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过去往往把郑国渠、都江堰的兴建完全归功于郑国、李冰两位具体实施者。我们应该强调一下， 像郑国渠、都江堰那样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水利工程，尤其像郑国渠还掺杂着敌国的间谍意图，这样的工程得以顺利兴建，如果秦国当时没有吕不韦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主政者，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所以说吕不韦在其中居功至伟可谓实至名归。

《吕氏春秋》这部书是杂家的集大成之作，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文化建设最耀眼的成就。吕不韦出于商人的本能，试图把诸子百家择其善者而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化战略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正是凭借修著《吕氏春秋》，秦国一跃而成为文化发展的引领者，为统一天下准备了文化基础。

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编写《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 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吕不韦通过这部著作，创立了新的大一统学说。在《吕氏春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效法自然，统一政令，实行中央集权等大一统的新主张，后人对此高度评价曰“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艺文志·诸子略》），很显然，此书标志着秦国政治建设的新成就。今天看来，《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可以看作一座文化进程的里程碑。

吕不韦与后来秦始皇的执政思路很不一样。他认为片面强调皆断于法、唯法是治的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吕氏春秋·察今》）。吕不韦认为仁义德化能起到赏罚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主张“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 ”(《吕氏春秋·上德》)。这和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截然相反，这才是他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

郭沫若曾经指出，秦始皇与吕不韦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条路统一了中国，“ 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其执政功绩。

吕不韦应该算是一位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实践者。对于这样一位为了自身理想和文化理念而亡的殉道者，司马迁在为其做传时的终评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史记·吕不韦列传》）什么叫作“闻者”？马融注：“此言佞人也。”吕不韦是巧言令色，但求一己私利的人吗？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杨雄之口评价他是“穿窬之雄乎！”穿窬指钻洞和爬墙的盗贼。难道吕不韦只是一个低智商的小毛贼吗？扬雄《法言》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对话：有人问：“吕不韦他聪明吗？拿人做货物，进行交易。”回答说：“谁说吕不韦是聪明人啊！用封国换取了宗族的灭亡。吕不韦这个偷东西的人是穿墙行窃的奸雄啊！穿墙行窃的，我见过担负斗石之量，没见过窃取洛阳的。”就其人身际遇而言，吕不韦确实有点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意思；就其 历史 影响与文化建设的贡献而言，这样的评价未免失之公允。别的不说，就凭他把李斯引入秦国政坛这一点，他的 历史 功绩就足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