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女人的刑罚

　　求古代对女性5大酷刑

　　1刑舂：古代对妇女犯罪施用的一种刑罚。在施以黥、劓等肉刑后押送官府或边境军营，服晒谷、舂米之劳役。

　　2拶刑：古代对女犯施用的一种酷刑。拶是夹犯人手指头的刑罚，故又称拶指，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惯用此逼供。

　　3杖刑：隋唐以来五刑之一。宋明清三代规定妇人犯了奸罪，必须“去衣受杖”，除造成皮肉之苦外，并达到凌辱之效。

　　4骑木驴：这种刑具是专为因奸情杀夫的女人设置的，当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

　　5幽闭：对女犯施行的宫刑，开始于秦汉。即使用木槌击妇人腹部，人为地造成子宫脱垂，是对犯*罪者实施的一种酷刑。

　　一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屁股。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女犯了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脱了裤子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是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是难堪的精神之辱。明代的这条规定造成一种社会弊病，民众中亲戚邻里之间若有因小隙而成仇怨者，一方就捕风捉影，寻找事端，指控对方家中妇女有奸情，然后贿赂官府，让逮捕被告妇女裸体受杖。到执行刑罚那天，原告一方事先约集亲友，一齐来到公堂，名曰“看打”。他们又花钱买通行刑的衙役，让他们在行刑时对受刑女子百般凌辱。衙役干这种事是很在行的，他们的手段有“掘芋艿”、挖荸荠”、“剖葫芦”、“剥菱角”等名目。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名曰“晾臀”；有时行刑完毕，仍不让妇女穿裤，随即拉到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羞辱，回去后便寻了自尽。还有一种惯例，被告妇女必须光着脚过堂。未过堂之前，先在衙前戴着刑具暂押。这时，仇家就趁机闹事，怂恿无赖子弟把这妇女的鞋子脱掉，裤子褪下，有的人顺手把鞋子拾去，满街人随意传看。如果这天官不出堂，第二天照样闹一番。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嘻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系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仍有妇女裸体受杖的做法。晚清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到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他常对人说：“刑律上明文规定，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者去衣，余罪单衣决罚’。行杖时是打臀部的，所谓单衣就是单裤，去衣当然就是去裤了。”别人辩不过他，他坚持一直这样做。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子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奖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人家为十三、四岁的儿子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新婚之夜，新媳妇把小女婿拴在床腿上，把自己相好的一位屠夫藏在新房中同居。事发后被捕，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把衣服夺下来，不让给她穿，这个女子只好光着身子走回家去。

　　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予以杖责，又让用杖头捅入妓女的阴户。朱铄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妓女，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

　　像朱铄这样的狠官毒吏比比皆是，但古代也有少数官吏在使用笞杖刑罚时，相对来说较能通情达理，稍存宽厚仁慈之心。据说，宋朝开国功臣曹彬为人仁爱多恕，用刑慎重，他任徐州知府时，有一次一名小吏犯下罪过，立案审理后应该用杖刑，可是过了一年曹彬才对他进行杖责。属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听人讲过那个吏员犯罪时刚新婚不久，如果对他用刑，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新媳妇的八字不对带来的灾难，从而对她加以虐待，使她蒙受冤屈无法存身。我把此事缓期执行，既不影响他的家庭，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众人都佩服他的见解。

　　骑木驴

　　是古代专门惩治那些勾结奸夫谋害亲夫的女人所用的酷刑。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

　　水浒传里关于武松怒杀潘金莲西门庆之后，还有这么一段：

　　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那么，王婆骑木驴究竟是一种什么刑罚呢？

　　所谓木驴，据历史记载，有许多种样式，大致可因当地的制造工艺水平高低，分为繁简两种。

　　简单的，不过是一段圆木头，下面安四条腿，像一张条凳，所不同的，第一是"凳面" 不是平的，而是呈圆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间，有一根二寸来粗、一尺多长的圆木棍儿，向上竖着，象征"驴毬"--这就是这种刑具被称为"木驴"的原因：你不是贪*么，驴毬最大，让你临死之前充分享受！女犯被判剐以后，就把她全身衣裤剥光，把她强按在木驴上，关键的一笔，是一定要把那"驴毬"插进女犯的阴道里。女犯负痛，当然要挣扎，所以还要用四枚大铁钉把女犯的两条大腿钉在木驴上，然后由四名大汉抬着木驴游街。游街队伍的前面，敲着破鼓、破锣--之所以一定要用破鼓、破锣的原因，绝不是没有好锣好鼓，而是一定要和县太爷出行的"鸣锣开道"有所区别。在游街的过程中，还要用带刺的荆条--也就是《水浒传》中所写的"混棍"--抽打女犯的后背，要她高喊："我是谋杀亲夫的*妇，大家来看我的下场！"--这是中国传统酷刑中，专门用来对付"红杏出墙"又加"谋杀亲夫"的妇女的。充分体现了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对"不守妇道"女性的残酷摧

　　有类似腐刑（宫刑）的，叫幽闭

　　就是用小锤子击打女性的腹部使子宫脱落。

　　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幽闭，对女性的宫刑)，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鲁迅《病后杂谈》

　　关于“幽闭”，古书很少作注，我们只能从史书的片言只语中知其大概，例如“牝剔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心消灭”。对女犯施行的宫刑，开始于秦汉。

　　“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今妇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于外，谓之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用今天的话来说，“幽闭”就是人为地造成的子宫脱垂，这是古代残暴的统治阶级或是从病人身上，或是从制服牲畜之中受到“启发”而“发明创造”出来的。

　　与对男子的宫刑一样，死于“幽闭”的妇女是无法统计的。此外，还有私刑中的“幽闭”，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有不少官绅家中的妒妇虐刑婢媪，“捣蒜纳妾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等等。可见，这一类的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绅之家也用，肆虐面很广。

　　值得注意的是，“幽闭”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名刑》。从周秦到明清受此刑而死的妇女决不会少（她们可没人象司马迁一样留下芳名来）。古人亦认为这是仅次于死的酷刑（见《汉书·孔安国传》）。所以王夫之说：“国初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大概正因为这样，此刑渐废。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宣和遗事》记章敦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

　　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这些酷刑一般来讲，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清嘉庆八年（1803），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对陈德的“凌迟”，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说嘉靖年间朱观*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因奸*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的延续。还有“过山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通过打板子这一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刑罚，人们看到的是残酷!这也正是李伯元创作《活地狱》的用意，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门像地狱一样……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 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 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 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 宣和遗事》记章敦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 “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 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 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 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 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 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 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 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 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 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 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 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 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 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 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 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 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 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 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 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 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 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 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 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 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 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 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 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 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 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 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 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 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 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 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 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 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 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 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 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 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 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 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 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 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 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 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 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 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 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 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 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 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 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 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 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 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 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 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 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 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这些酷刑一般来讲， 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 清嘉庆八年（1803）， 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 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 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 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 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 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 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 对陈德的“凌迟”， 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 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 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 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 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 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 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 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 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 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 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 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 说嘉靖年间朱观*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 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 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 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 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 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 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 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 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 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 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 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 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 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 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 ，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 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 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 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 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 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 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 因奸*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 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 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 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 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 的延续。还有“过山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 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 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 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 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 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 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 …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 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 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 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 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 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通过打板子这一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刑罚，人们看到的是残酷! 这也正是李伯元创作《活地狱》的用意， 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门像地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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