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原皇室，总是长子即位，而按照蛮族的旧制，却是幼子承国，而年长的诸位公子都得到一块封地，成为一方郡王。这一是因为蛮族崇尚勇武，家族中兄弟相残的事情动辄发展为部落的分裂。幼子可以养在父母身边，诸王分封在边疆，也是鼓励诸位郡王锐意进取，去博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
蒙古也有“幼子守灶”的传统。家中正妻所生幼子称为“斡赤斤”，意为“守炉灶者”，可以继承大部分家产。
2也有正相反的说法，即守灶幼子不可过问汗位。
如在《成吉思汗》第十三章《逐鹿中原》中有这么一句话:“人人都知道大汗最喜拖雷;若非限于幼子守灶的风俗,将来嗣位必然是他。”
但《历代帝王传》又不如此认为。它在评论鄂嫩忽里台最终选窝阔台为大汗，是“打破守灶幼子继位的旧传统。”于是守灶幼子似乎必定是当大汗。
而《忽必烈传》显得模棱两可，好象习俗并不规定幼子是否要或不可当大汗。而是由库里台选出。
其余则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3但也有资料说蒙古和元朝的统治者由忽里勒台选举，没有固定的嫡长、嫡幼继承制。
忽里勒台 蒙古和元朝的诸王大会、大朝会。又作“忽邻勒塔”或“忽里台”，蒙古语。最初，蒙古人的忽里台是部落和各部联盟的议事会，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征战等大事。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此后，历朝大汗即位，都由忽里台推戴。蒙古没有固定的嫡长继承制，汗位继承权或由先朝大汗生前指定，或通过明争暗斗强取,但形式上总要召开忽里台,由诸王、贵戚推举，才能即汗位。新大汗在忽里台召开期间，照例向诸王大臣颁发大量赏赐，笼络人心，因而忽里台也成了蒙古显贵瓜分帑藏的一种形式。入元以后，忽里台即大朝会的形式依旧保存下来，历朝皇帝即位都要召开忽里台，举行仪式，颁发赏赐。但忽里台远非决定帝位继承的具有实权的议事会，元朝大多数皇帝都是通过权臣拥立、武力争位或流血政变即位的。忽里台又是决定和宣布重大军事行动，分派征伐任务，宣布新定制度的会议。如1235年窝阔台汗召开忽里台，决定遣以拔都为首的诸王、将领远征钦察草原和斡罗思等国，开始了著名的西征。
最近读《季羡林》。引来些许感慨，片言记述。书中三部分分别介绍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哲学------------谈人生、谈读书治学、谈人生感悟。
亲近书的日子，让自己感觉生活充盈而丰盛。走在路上，怀中揣着一本书，感觉好踏实；每天的生活虽然忙碌，但能咀嚼一缕书香，感觉一天的时光没有白费，否则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如何充盈自己的人生呢？
一、良好的心态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根本。目前的生活虽然是忙碌的，
但却是充实的。自己知道不是一个完人，但足以能够克服目前的任何困难。因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大！如果不充分挖掘自己，那样声明中的时光会白白的浪费掉。
把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工作，生活中自己的负重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挑战。向自己的能力挑战，向自己的“工作方法、技巧”挑战。自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但愿能接受这种考验。只要你愿意，便不会为自己的付出而疲倦。
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种“我愿意”的感觉！
二、吝啬时间，善于利用生活中的“边角料”时间。
时间如同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在读书方面，写随笔、撰写文稿、提高
基本功方面要持之以恒。季羡林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晚上读书治学几个小时。这种对生命的高度敬畏值得我辈学习。自己虽不能做到每天都像是最后一天一样珍惜，但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时间就是生命”的意识。
三、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冰心老人送给别人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由不为!自己尤其应当铭记在心。人总会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能够及时地合计一下今后三年的规划。思考着如何做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做一个好家长；如何做一个好人？让自己满意，让大家满意！
围绕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做。不要总想着最后的结果如何。重要的是努力去做，我付出了我的所能，我心满意足。尽力了，结果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但是做不做却是自己做主的。
在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不可不顾及周围人的态度，要及时征求大家的批评意见，以便让自己的工作能更进一步。最好能在别人批评之前先自我批评。人贵有自知之明吗？
当然，也不可一位生活在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中。因为人与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千万不可学那个“最后扛着驴走路的老头”。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大家可能因为你这样做而心生异议。因可能因为你不这样做而心生异议。你何不按照正确地方向去努力呢？这也许才是“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含义吧！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怎样才是正确的路？可能仁者见仁，于我而言，莫过于对教育工作有利，对为别人服务有益，对个人修身、健身、成长有益。生命的质量提高了，生活的品位提升了。有些看似说假、大、空话的感觉，但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的确是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真假与否，请明鉴！
一不小心在joyo上逛了几本书，突然觉得买书还挺贵的，于是赶在下班前到浦东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现在的图书馆福利越来越好了，只要80块钱押金，不需要年费，凭身份证就能借书，好生方便。好久没在图书馆里逡巡了，刚睡了13个小时又犯困了的小师妹催着我快走，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这本书——《季羡林谈佛》，也就是我在joyo上看中的几本书之一，崭新得应该没有被读过，那当然不由分说赶紧借上。
回到家，拥着温暖的被窝把它看完了。现在希望除了小说之外，读过的书都做一些笔记，所以趁着记忆还新，来写写读后感。
首先，很喜欢季老对佛学的态度，他说：“我认为，释迦牟尼确有其人，是一个历史人物。因此我就把释迦牟尼当成一个人，同世界上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是我研究的对象。”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一直以来对佛教都充满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此，季老也诙谐地说：“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对季老这本从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角度深入到佛教史的研究论文集更多了层亲近感。大学里读过不少佛教评论的书，要么就是什么法师的著作，讲了很多好玩的公案之余，非要给你说一番佛法道理，无趣得很，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批判，讲了些佛祖的故事之后就跳出来说一番唯心主义局限性的东西来提醒读者不要信这些故事，又可笑得很，这些都不是我足够感兴趣的佛教研究领域。
在季老对释迦牟尼生平以及原始佛教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我理解了不少过去的困惑。首先是释迦牟尼的出身问题。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483年，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孔子活跃的时期。如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是个快乐王子，直到他出宫遇到了生老病死才开始思考人生。这点总让人起疑。现在的观点是，释迦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富庶，它仅仅是一个身处偏远（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推举制产生首领的共和国（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不能肯定释迦牟尼是否属于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雅利安血统，但他自称属于刹帝利。好吧，这里又要温习一下世界史，还记不记得当时印度的四大种姓划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自称属于刹帝利的释迦牟尼自然要为提升刹帝利的地位向婆罗门宣战。这种宣战的表现就在于他选择了沙门的宗教来哺育佛教，以及禁止使用梵语传播佛教。这里的两个地方都要着重说明一下。当时的印度有两类哲学家，一类代表了入侵者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一类代表了被入侵者土著的沙门。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婆罗门，所持有的信仰也相当的乐观，他们的宗教就是用来祈祷他们的下一个胜利。而在痛苦的土壤里孕育的沙门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苦修，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好用更加痛苦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沙门影响的佛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彻底悲观的宗教。至于梵语，是婆罗门的语言，所以释迦牟尼允许徒众用自己的语言传播宗教，但唯独不允许使用梵语。
好吧，不管怎么说，佛教的初始教义被创立了，但它怎样才能传播并且发扬光大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智慧知变通的宗教领袖。他积极地与国王和富商结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寻找最可靠的依托。有两个例子为证。杀了父亲的未生怨王得到了佛的安慰。佛也和有钱的*女庵摩罗结交，还接受了她赠送的一座花园。所以，最后季老总结说：“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看过西游记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咱的玄奘法师念念不忘的大乘佛教吧。究竟大乘和小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佛教会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呢？佛教在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要之余，不能不开始面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问题。众所周知的韩愈的《原道》和《论佛骨表》等都在这方面大力抨击佛教的消极社会性。小乘佛教的“天国门票”是昂贵的，信众必须累世修习，并且不事生产，而大乘佛教则允许你在家当居士修持。佛教能流传至今，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极懂变通的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伊始，它依附于玄学得以广泛传播。最后站稳了脚跟后，佛教就不屑与其他宗教为伍了。例如在唐朝，太宗曾命玄奘法师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虽然最后史实表明的确翻译了，不过玄奘法师可是老大的不情愿呢，他说：“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且老子立意肤浅。五竺闻之，适足见薄。”翻译过程中，玄奘又坚持了自己的名词定义，不肯将道翻译为菩提，同时拒绝了翻译序，理由是怕被老外笑话了去。
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都知道玄奘在西域那烂陀寺学习，当时PK群僧，名声大振。但究竟他都辩论了什么还不甚清楚，季老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简单的例举，“调和空有，摧破晓乘正量部的理论，斗败顺应外道”。这里又有些背景要介绍，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之后，小乘并没有消亡，而是一直长期和大乘共存。在这过程中，大小乘内部继续分化。小乘有诸部，大乘也分化为空宗和有宗。顺着这个话题，提一下禅宗。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流派，六祖的“顿悟”学说使得天国入门券变成了演唱会开场后的黄牛票，简直就是大甩卖，这也使得禅宗成了流传时间最久的流派。“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佛教如是，共产主义也如是，笑。
玄奘是个非常细心的观察家，他每到一地，都细心观察并记录当地的宗教发展状况，而这些忠实的记录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意义。书中至少提到了两处玄奘的记录的作用。第一处，是关于“大乘上座部”的说法。《大唐西域记》里有五处明白的写到“大乘上座部”，但是上座部是属于小乘的，所以各国翻译家翻到这里时，都感到为难，有如实翻译的，也有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释的。季老的观点是，“大乘上座部”有其实，是小乘上座部受大乘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学派。第二处，则要和法显的《佛国记》对照起来看。法显是谁？反正我没看这本书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看下来，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并不逊于我们喜闻乐见的玄奘。法显是东晋人，是第一个真正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而古代印度缺少真正的史籍，因此《法显传》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举足轻重了。比较法显到玄奘这二百多年间的记录，可以发现，大乘在某些地区逐渐战胜了小乘，而玄奘时期的僧徒比法显时期已经明显减少了，佛教逐渐衰微了。想想那个时代只能徒步旅行并且只能用纸写游记攻略的驴友，能通过自己的见闻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变迁，真是有趣又令人钦佩。
最后要说的是古人对中印文化的对比，很有趣。谢灵运说：“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含光传·系》则说：“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我忍不住想，这个与现在的软件业发展现状是不是有个有趣的类比呢？印度能进行软件的大规模生产，每个印度程序员都能写出一段标准的没有差别的程序。而中国的程序员多以孤胆英雄见长，100个中国程序员肯定能写出100个实现代码来。从古至今，这民族差异还是顽固的流传了下来。既然说到软件业，又难免啰嗦一句，大乘的无宗里面，提到万事万物都是空，唯有关系长存，不由得让我想起关系型数据库，不知道如果比较一下数据库技术和佛教流派的发展，会不会有些有趣的发现？说起来这也不算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我一直觉得计算机是一门哲学，一门实实在在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事情的哲学，嘿嘿。
最后自吹一下，发现偶的古文功底还马马虎虎，居然看那些引经据典也津津有味。
手捧《季羡林》一书，我看的如痴如醉，不能放下。花了两天时间看完季羡林传，我感慨万千。
可值得我感受的事情太多了，给我感受最深的有那么几件事情。
一、平凡、朴素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到，看见一位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
季羡林先生的就是这样的平凡、朴素，如果他不平凡，他不朴素，能被别人认做守门人吗？然而就是这样的平凡愈加显出他的伟大，愈加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啊？试问当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即使有人想做，有谁能够做到他那么平静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恐怕没有几个人！
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来评价。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他致意。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一贯如此。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起来了。”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晚生后学，可以相亲’。”
这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对动物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感情如此的丰富、细腻，催人泪下。
他酷爱养猫，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写的《老猫》，幽默，细腻，感人。他对波斯猫的喜爱到了跟他们一起乐，一起悲，甚至跟它们住一起。晚上猫睡在自己的被窝上面，为了避免惊动小帽，他醒来硬是忍着不动一下。他把它们完全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季老喜爱动物，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有一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三、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忘我工作的精神。
文革期间，季老也无列外，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最后被发配到北大35楼守门房。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守门户，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但是他是一个闲不惯的人，难道就让自己的人生在这里度过？于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他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当时订购书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从1973年到1983年编译完，整整10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十年以来，他毫无间断，夜以继日，勤勤恳恳，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季老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只用一个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而把剩下的一个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法子。”这种幽默的内涵，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如此的兢兢业业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学习，都值得从中汲取一些东西。
1978年平反后，季老获得了相应的地位。然而，他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季老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这只是他人生光辉大河中的一小点闪光的浪花。
我们作为一代青年，难道不应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吗，我们学习他的平凡、朴素，学习他待人诚恳、热情的精神。我们学习他淡泊明志，博爱的精神，学习他工作勤恳扎实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很多。。。。。。
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正因为科举制度的确立才使隋朝皇族和世家大族矛盾激化，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我国古代，官职制度起源于夏朝，到明清时期结束，期间历经千年。古代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时的官职情况，也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映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古代的官职制度。
在夏商时期，已经有了基本的官职雏形，因为这两个朝代比较信奉宗教制度，所以作为宗教工作者的“巫史”在其中担任着重要作用。他们是神和现实的纽带，负责将神的旨意传递给君王及臣民，同时也会将臣民的诉求传达给神灵。
到了西周及春秋时，就开始出现更为明确的官职，即“三公”，他们分别是太师、太傅和太保。这三个官职各司其职，太师主要是辅佐君王，太傅则是百官的统领，太保则负责执掌朝政。当然在“三公”之下还有一些卿士及大夫，负责军事、行政以及外交等不同的事宜。
在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往世袭制的巫史及宗族的地位受到了削弱，在战国时期，比较重要的两个官职则是将和相，将指的是武官官职的统称，而相则是文官官职的统称。
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了秦汉就出现了更为细致的官职制度分类——三公九卿制，相较于之前西周时期的公卿制，三公九卿制度有进一步的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使命，它也很好的适应了当时中央集权制社会的需求，这一制度被沿用了800年之久。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分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六部制则分为礼部、吏部、户部、刑部、工部及兵部，各个权力机构的官员各司其职，互相制衡，防止专权和独权。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台，替君王来监察地方官员及六部官员。
宋代则出现了“二府制”，中央由中书和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号称“二府”。宋代还专门设立了翰林学士院，负责给君王起草诏令及讲经。
到了明朝，宰相一职被废除，增加了内阁制，在内阁中的元老旧臣都被成为大学士，也是帝王的辅臣。到了清朝，还是继续沿用了明朝的内阁制，不过随着朝代更迭，在雍正之后，军机处代替了许多内阁的权力，深受皇帝喜爱。
综上所述，我国的官职制度随着朝代更迭以及不同统治者的需求，也是在逐渐发生变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通过一些史料记载我们也不难发现，历经千年的官职制度，其内在是存在许多联系的。它的不断变化也代表着我多古代官吏制度的成熟和演变，对于现代政权管理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
汉武帝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才能又不肯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
征召制、察举制与“公车上书”制相互配合，汉武帝网罗了大批人才。其中察举制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办了太学，作为古代朝廷最高学府，配合察举制 收罗天下人才，培养人才，笼络天下儒生，统一天下思想，利于统治。
至于特点；无非就是讲解和传播 儒家。开设的课程就是
《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等等。
察举制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汉高祖开察举制度的先河，而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武帝则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它不同于先秦的世袭制和隋唐时的科举制，其主要特征是由地方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制渐趋败坏。
请采纳
1、隋炀帝。
2、起源
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后，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九品中正，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科举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叫试策。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变化有过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3、简介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三个显著的特点。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
4、影响
积极影响：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
消极影响：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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