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冰鉴·三·内观精神,外察情念》译文与赏析

三　内观精神，外察情念

原文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1)”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2)看之，疏节阔目(3)，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注释

(1)“收拾入门”：道家术语，指无杂念，静心修炼。

(2)做不了处：尚未收拢人心的时候，杂念未去，不能静心修炼的时候。

(3)疏节阔目：疏忽大意，不周密精细。

译文

一般来说，观察识别人的精神状态，那种故作抖擞与真的精神振作的人是很容易辨别的。而那种介乎于假抖擞与真振作之间的可就比较难以识别了。精神不足，即便它是故作振作并表现于外，但不足的特征是掩盖不了的。而精神有余，则是由于它是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要领是：尚未“收拾入门”，要着重看人的轻慢不拘，已经“收拾入门”，则要着重看人的精细周密。对于小心谨慎的人，要从尚未摒去杂念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小心谨慎，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欠周密，总好像漫不经心，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对于率直豪放的人，要从已经摒去杂念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豪放，他的举动就愈是慎重周密，做什么都一丝不苟，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内心世界，但是它们只要稍微向外一流露，立刻就会变为情态，而情态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解读

虽然说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现，但综合人的各种言行举止，完全可以排除干扰察看“神”的真与假。人的精神状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流露，一种是故作抖擞，这两种显而易见，也比较容易区分。介于假振作与真抖擞之间的就不容易区分了。凡属自然者，出于真诚，无意作态，因此气终不绝，流露持久，其“神”自然有余；而故作抖擞者，故意造作，缺乏真诚，因此底气不足，抖擞短暂，其“神”自然不足。

典例阐幽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魏先生多才多艺，又善于识人。隋朝末年，他见天下将乱，就一再拒绝朝廷让他为官的要求，隐居故乡。他每天除了读书，就是喝酒弹琴，算得上是其乐融融。当地人都知道这位世外高人，都不称呼他名字，而是叫他魏先生。不久，村子里来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气度不凡，但是神情沮丧，他说自己是为了躲避灾祸才来到这里的。他读过书，因此，做了村里的教书先生。村子里有钱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他那里读书，这个人很有学问，书也教得很认真，但是他很少与人来往，教完书就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显得很神秘。

一天，教书先生外出散步，路过魏先生的房子，听见他在弹琴，就站在屋外听了起来。琴声突然断了，只听见里面说：“老朽不知客来，失敬失敬。”魏先生一身白衣出现在门口。教书先生忙说：“我只是偶然路过，听见先生琴声清越，十分美妙，不想打扰了先生。”魏先生说：“哪里，哪里，足下果然知音。”于是，魏先生请他进屋喝茶，两人便谈了起来。

魏先生说：“这里很偏僻，不知道先生为什么来这里？”教书先生说：“生逢乱世，只是想在这里混口饭吃罢了。”魏先生大笑说：“只怕先生想吃的不是这口饭这么简单吧！”教书先生神色大变道：“足下这话什么意思？”魏先生说：“我虽足不出户，消息倒也不算闭塞。听说前不久杨玄感起兵反隋，被打得大败，我想先生一定是杨玄感的余党吧？”教书先生说：“先生这个玩笑开重了，我哪里会是叛党呢？”魏先生说：“我不但知道你是叛党，而且还知道你就是李密！”教书先生霍然起身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魏先生说：“不要慌，老夫没有恶意。我看你神情沮丧，目光散乱，心里也很矛盾，说话时吞吞吐吐。神情沮丧原因是刚刚被打败，目光散乱是因为无处投靠，心里矛盾是因为心神未定，说话吞吞吐吐是因为还怕人知道你的底细。现在到处都在搜捕杨玄感的余党，因此，我断定你就是跑到这里藏身的。”教书先生说：“那你怎么知道我是李密的呢？”魏先生说：“因为我知道在杨玄感身边有一个为他出谋划策的人叫李密。我看你不是普通人，又有学问，因此，我猜想你一定是李密。”

李密说：“哎呀，先生真乃神人也！既然先生知道了我的身份，我也就不再隐瞒了。我的确就是李密。如今天下大乱，正是夺取天下的好机会，先生何不助我一臂之力，共成大事？”魏先生摇头笑道：“依我看来，你没有帝王之气，也没有将帅之才，只是一个草莽英雄罢了，何谈大事？”李密不服气说：“何以见得？”

魏先生说：“能成大事者，心胸包罗万象，威严震慑古今，不注意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只知道推动时代的发展和建立巩固的政权。尧征求分管四方诸侯四岳的意见，四岳推荐鲧去治水，而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被舜杀死在羽山，这些都是出于无私。汉高祖任用了张良、萧何、韩信三杰，采纳他们的计策，将霸王项羽围困消灭在垓下，也是因为出于无私。能够掌握命运，顺应时代潮流的人，才有帝王的气概。凡是作为将帅的人，帐幕前插着旗帜，率领军队维护社会安定，讨伐对百姓有罪的叛乱者。既然接受武器，掌握了兵权，担负起责任，就要爱护休整军队，以逸待劳，开荒种地养兵，根据敌人的动向调动部署军队，于是，便可以操纵控制战争形势。就像虎啸风气，龙行云起一样，没有人能够抵抗和夺取他的威风和气势。孔子说，我出战必胜。孟子说，谁是我的对手！这才是将帅之才！就说忠诚而有才智，为公为国的人，才能成为将帅。而为己为私的人，只能称为叛逆和强盗。为个人利益的人，必然抢夺财物和美色，滥杀无辜。朱亥受人尊敬而被请到前席入座，樊哙因为勇猛而被请到堂前。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怎么能够兼并天下呢？是忘了人家千金之赠，想一饭之恩，才有感谢之人，无怀旧之众。鲁史告诫说，要衡量自己德行和能力，为别人谋划造反，而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上天和百姓都反对战乱，朝代的更换是有规律的，就像天降大雨清除妖邪之气，太阳出来融化坚冰一样。我曾经夜观天象，发现在汾晋一带，会有圣贤出现。如果你能去投靠效力，还可取得富贵。”

李密听了，冷笑一声说：“隋炀帝弑父而取得天下，我以德行做人们的表率，振臂一呼，百姓必然响应，带病出征，有什么攻不下的城池？成功了可以得到天下，不成功也可以割据一方称王。”两个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李密因为在墙上题诗被人发现，只好逃走。他先是在瓦岗寨占山为王，后来他想起魏先生的话，便归顺了唐朝。但是他的野心驱使他又发动叛乱，最终战败被杀。所以，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总是通过面部的细微表情显示出来，正如一个人内在的秉性也会通过他的风度和气质表露出来一样。

蛮横贪婪，骄狂失国

荀瑶，姬姓，智氏，名瑶。智氏出于荀氏，故又多称其荀瑶，时人尊称其智伯，谥号曰襄，故为智襄子。智伯是春秋末期晋国涌现出来的一位才干出众，智谋过人的领袖，是荀氏家族第五位，智氏家族第三位正卿。在其执政期间，热衷于扩大智氏家族势力，使晋国朝政呈现出智氏一家独大，力压三卿的局面，已具备取代晋宗的一切物质条件，却最终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智伯为人狂妄骄横，野心愈来愈大，他想吞并赵、魏、韩三国，称霸天下。一天，智伯在蓝台和韩国的君侯韩康子、魏国的君侯魏桓子饮酒，有了几分醉意，就在宴席上拿韩康子开心，还辱骂魏桓子的家臣段规。事过之后，有人对智伯说：“你这样做会给大王招来祸患的。”智伯却大笑说：“祸患是从我这里发出的。赵、魏、韩三家都攥在我的手心里，我不给他们带来祸患也就罢了，谁还敢给我添祸患！”他向韩国索要土地，韩康子很生气说：“真是岂有此理，寡人为什么要割地给他？”他的臣子劝他说：“智伯行事蛮横，不如先给他。他必定还会向别的国家索要，等到诸侯各国都痛恨他的时候就好办了。”于是韩康子把一处万户之邑给了智伯，智伯很高兴。

没过多久，智伯又派人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说：“这个人实在太蛮横无理，寡人绝不会给他！”左右劝他说：“智伯不但蛮横，而且贪婪，他的胃口极大，不会轻易满足。大王给了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狂妄，也会轻视别的国家。等到各诸侯国都起来对付他的时候，他就危在旦夕了。”于是魏桓子也割地给了智伯，智伯更加高兴了。就又向赵国索要土地，赵国的君侯赵襄子对使者说：“告诉智伯，寡人没地给他。”智伯听了很生气，感到面子尽丢。

于是，他就率领大军攻打赵国。赵襄子逃到了晋阳，智伯很快就把晋阳团团围住，还要韩国和魏国的军队一同参加战斗。赵襄子据城坚守，智伯围了一年多，还是攻不下晋阳，就掘开晋河的堤坝，淹了晋阳，晋阳城里一片汪洋，但是士兵和百姓的意志更加坚定，决不向智伯屈服。智伯却得意扬扬，他想晋阳城再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大军一进城，赵国的君臣就成了囊中之物。

这时候，智伯的谋士郄庇对他说：“大王，在臣看来，韩、魏两国怀有异心，要多加提防才是！”智伯问为什么？郄庇说：“当初大王和他们相约，打败赵国后，把赵国分成三份，三家平分。现在晋阳就要被攻下来了，但是韩、魏两家的君主不但没有喜色，反而显得忧心忡忡，我想他们是怕赵国灭亡后，他们也会受到威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反的。”智伯说：“就算他们有心反叛，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们只是看到我的军队所向披靡，感到害怕而已。就在这时，赵襄子派出他的相国张孟谈，悄悄地来到韩魏大军的军营，对他们说智伯为人骄横贪婪，如果灭掉赵国，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下面就轮到你们韩国和魏国了。不如我们里应外合，除掉智伯，然后三分晋国。”韩国和魏国的国君早就有此打算，便立即答应了，于是，他们立下誓约，共同灭晋。

张孟谈从军营中出来，正好遇见智过。智过连忙进帐，对智伯说：“我担心韩、魏两国会发生变故。”智伯却不以为然。智过说：“我刚刚见到赵相张孟谈，他表情矜持，举止傲慢。一个马上就要灭亡的国家，相国怎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因此我推断，一定是韩、魏、赵三国达成了约定。”智伯很不耐烦地说：“不必疑神疑鬼了，我和韩国、魏国已经有约，共同瓜分赵国的土地，现在大功垂成，他们岂能有反悔的道理？下去吧，不要再说了。”

智过仍然不放心，就找借口去见魏国和韩国的国君，然后又去见智伯说：“我见到魏国和韩国的君侯，他们表情和神色都有变化。一定是背叛了你，以臣之见，不如杀了他们，以除后患！”智伯却说：“他们都在这里一年了，要反叛，早叛了，何必等到现在？在说，他们大军都在这里了，怎么杀他们？”智过说：“即使不杀他们，那么也要小心提防。魏国有个臣子叫赵吉，韩国有个臣子叫段规，他们都能左右君主，大人可以和他们两位约定，攻克赵国，给他们每人一万户的封赏，这样，他们就会说动他们的君主改变主意。”

智伯摇摇头说：“这主意不好，我已经答应三分赵国了，再给这两个人每人一万户，我得到的就太少了，晋阳指日可待，你就不要再多嘴了。”智过出了营帐，长叹一口气说：“形势如此紧迫，智伯却执迷不悟，这是死到临头了。”于是，他离开军营，隐姓埋名，躲了起来。

张孟谈回到城中，对赵襄子说：“我总算不辱使命，但是我从营帐中出来时，遇见了智过，从他的表情上看，他一定看出了什么。要是他禀告智伯，就会坏了我们的大事。”赵襄子沉吟一会说：“你说的对，一旦智伯产生了怀疑，就会对我们有所防备，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张孟谈道：“兵贵神速，我们不如今晚行动。”于是赵襄子派人和韩、魏两国商量，当晚就共同出击。

到了深夜，赵襄子派人掘开堤坝，河水冲进晋军军营，晋军一片慌乱。这时赵军从城中杀出，晋军连忙反击。这时，韩、魏两国的军队从侧翼杀出，晋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智伯被意想不到的失败惊呆了。刚想逃跑，就被围了起来，成了俘虏，就这样，狂妄不可一世的智伯被处死了，晋国的土地也被赵、魏、韩瓜分了。

弹铗三求，巧凿三窟

齐国有位名叫冯谖的人，生活贫困，养活不了自己，他让人对孟尝君说他愿意到孟尝君门下作食客。孟尝君问：“冯谖有什么爱好？”左右回答说：“没有什么爱好。”又问：“他有何才干？”左右回答说：“没什么才能。”孟尝君笑了笑，说：“好吧。”就收留了冯谖。手下的人认为孟尝君看不起冯谖，所以给他吃粗恶的食物。呆了不久，冯谖靠着柱子，用手指敲击着他的佩剑唱道：“长铗啊，咱们还是回去吧，这儿没有鱼吃啊！”手下的人把冯谖唱的歌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比照一般门客。”

过了没多久，冯谖又靠着柱子，敲击着剑唱道：“长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这儿出门连车也没有！”左右的人都笑他，又把这话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替他准备车马，和门客一样的待遇。”于是冯谖坐着车子，高举着宝剑去拜访他的朋友，并且夸耀道：“孟尝君把我当客人一样对待了！”后来又过了些时，冯谖又敲击起他的剑唱道：“长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在这儿无法养家。”左右的人都很讨厌他，认为这人贪得无厌。

孟尝君知道后就问：“冯先生有亲属吗？”回答说：“有位老母。”孟尝君就派人供给冯谖的母亲吃用，不使他母亲穷困。这样，冯谖就不再唱了。后来，孟尝君出示了一通告示来询问他的门客：“谁熟习会计的事，能替我到薛地收债务呢？”冯谖署了自己的名字说：“我能。”孟尝君见了名字感到很惊奇，问：“这是谁呀？”左右的人说：“就是那个唱长铗归来的人。”孟尝君笑道：“这位客人果真有才能，我亏待了他，还没见过面呢！”他立即派人请冯谖来相见，当面赔礼道：“我被琐事搞得精疲力竭，被忧虑搅得心烦意乱；加之我懦弱笨拙，整天埋在国事与家事之中，怠慢了先生您，而您却并不见怪，还愿意往薛地去为我收债，是吗？”冯谖回答道：“我愿意去。”于是套好车马，整治行装，载上契约票据动身了。

辞行的时候冯谖问：“债收完了，买什么回来？”孟尝君说：“您就看我家里缺什么吧。”冯谖赶着车到薛地，派官吏把该还债务的百姓找来核验契据。核验完毕后，他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所有的债款赏赐给欠债人，并当场把债券烧掉。百姓都高呼“万岁”。冯谖赶着车，马不停蹄，直奔齐都，清晨就求见孟尝君。冯谖回得如此迅速，孟尝君感到很奇怪，立即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去见他，问道：“债都收完了吗？怎么回得这么快？”冯谖说：“都收了。”孟尝君问“买什么回来了？”冯谖说：“您曾说，看家里缺什么，我私下考虑您宫中积满珍珠宝贝，外面马房多的是猎狗、骏马， 多的是美女，您家里所缺的只有‘仁义’了，所以我用债款为您买了‘仁义’回来”。

孟尝君道：“买仁义是怎么回事？”冯谖道：“现在您只有块小小的薛地，如果不抚爱百姓，视民如子，而用商贾之道向人民图利，这怎么行呢？因此我擅自假造您的命令，把债款赏赐给百姓，顺便烧掉了契据，以至百姓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您买的‘仁义’啊。”孟尝君听后不高兴地说：“我知道了，算了吧！。”

过了一年，齐湣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臣子当作我的臣子。”孟尝君只好回到他的领地薛地。还差百里未到，薛地的人民扶老携幼，都在路旁迎接孟尝君到来。孟尝君见此情景，回头看着冯谖道：“先生为我买的‘仁义’，竟在今天看到了。”冯谖说：“狡猾机灵的兔子有三窟才能免遭死患，现在您只有一窟，还不能高枕无忧，请让我再去为您挖两个洞吧。”孟尝君应允了，就给了冯谖五十辆车子，五百斤黄金。

冯谖往西到了魏国，他对惠王说：“现在齐国把他的大臣孟尝君放逐到各诸侯国去，哪位诸侯先迎住他，就可使自己的国家富庶强盛。”于是惠王把相位空出来，把原来的相国调为上将军，并派使者带着千斤黄金，百辆车子去聘请孟尝君。冯谖先赶车回去，告诫孟尝君说：“黄金千斤，这是很重的聘礼了；百辆车子，这算显贵的使臣了，但你不能答应。”魏国的使臣往返多次，孟尝君坚决推辞而不去魏国。

齐湣王果然听到这一消息，君臣上下十分惊恐。于是忙派太傅拿着千斤黄金，驾着绘有文采的驷马车两辆，带上一把佩剑，奔薛地而来，并向孟尝君道歉说：“由于我的愚昧，遭到祖宗降下的灾祸，又被身边奸佞小人所蛊惑，所以得罪了您。我知道我不值得你辅佐，但希望你顾念齐国先王的宗庙，暂回国都来治理全国人民吧。”冯谖又告诫孟尝君说：“希望你向齐王请求先王传下来的祭器，在薛地建立宗庙。”宗庙建成后，冯谖回报孟尝君：“现在三窟已经营造好，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辨忠奸，错杀良臣

晁错为人性情刚直，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很少考虑后果，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汉景帝时，分封的诸侯势力逐渐强大，身为内史的晁错上书景帝，提出削藩建议，着《削藩策》陈述利弊。

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开始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卬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卬反悔，于是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卬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卬又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则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

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卬带头杀了朝廷委派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

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本来，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每当晁错在坐时，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错也走：两人从来没有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将他削职为民。

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对他的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没有好处，而且估计袁盎还不至于会预先知道谋反。”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决定以谋害晁错的办法，来保护袁盎。

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

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会被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的人是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

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

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符合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陈嘉联名上了一份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不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

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

刘濞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吴王刘濞就这样揭穿了自己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

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 统治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使景帝如梦初醒，低头默然。

  夏朝 诞生之谜：破解真实的大禹治水

　本文认为，“鲧堙洪水”与“共工振水”实际上是同一史实在不同文献中的分化。鲧禹治水神话的历史背景是处于黄河中游（今山西芮城地区）的鲧部落堵塞了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共水，引发黄河下游的决口改道，受害最严重的祝融部落西攻鲧并流放了他。禹凭借他特殊的身份协调了上下游的关系，使各部落拆除了黄河支流上阻碍洪水排泄的各堤坝。正是在治水的过程中，诞生了第一个能够控制黄河中下游的国家政权——夏王朝。上古时期中原国家政权与霸主的交替大多与黄河中下游各势力集团的争斗有关。

　现在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流播于全球的洪水神话渊源于真实发生过的水灾的记忆，或多或少包含着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对于洪水神话，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osism）应该是部分适用的。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场洪水，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此一神话的历史背景，对其中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

　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神话的莫过于《尚书·洪范》：其云：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同是《尚书》，《尧典》是这样记载此事的：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于！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另外《山海经·海内经》对此也有记载，其云：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以看出，同是《尚书》，对此事的记载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根据《洪范》中箕子的话推测，鲧治洪水没有得到“帝”的批准，而根据《尧典》，鲧治洪水是得到了四岳的推荐，尧帝曾提出异议，最后还是批准了鲧去治水。第一种说法与《山海经》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是较为原始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很明显已经带有后世国家制度的痕迹，应该是较为后起的说法。

　自从上个世纪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我们对洪水的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98年时“人不给水以出路，水就不给人以生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则著名的洪水神话，无疑会有全新的理解。

　我对鲧禹治水神话的新解释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个是历史学的假设：我想象、理解中的鲧禹时代，黄河流域尚未成为一个统一体，而是由许多部落画地而居，部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是松散的联盟。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应该属于常识。第二个是音韵学上的假设，我认为鲧与共工是同名异记，鲧在上古音中属于见母文部，共属见母，工属东部，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急读则为鲧，缓读则为共工。两者的读音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域差异引起的。这虽然是一个新观点，但我自信也并不牵强。因为并不仅仅是由于“鲧”与“共工”在读音上相近，更是由于他们两人的事迹惊人的一致，在此，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论证。

　首先，在历史记载中，共工和鲧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共工也同样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国语·周语下》记载：“昔共工……虞于湛乐，*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淮南子·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遍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徐旭生说，有关共工氏的传说几乎全和水有关，此说极是。即便是最为人熟知的《淮南子·天文篇》中的记载：“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照样是对水流东南的神话性解释。

　第二，鲧是为祝融所杀的，上引《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而共工也曾与祝融发生过战争且不胜。《史记会注考证》引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云：“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当然，文献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共工与颛顼的争斗，如《淮南子·天文篇》云：“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兵略篇》又云：“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史记·律书》亦云：“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但这与和祝融战并不矛盾，因为祝融本是颛顼之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之都在今濮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又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顿门外广阳里中”，《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云：“颛顼号为高阳冢，今在濮阳，故帝丘也。”而祝融的后裔，己姓之昆吾，彭姓之豕韦，都在或曾在濮阳住过。据此，与共工作战的主力应该是处于濮阳的昆吾与豕韦部落，他们声称自己是颛顼之后也没有错。

　第三，他们的结局相同。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已是为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也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而共工也有入渊之传说：《淮南子·原道》篇载：“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第四，两人都有一个奔驰九州的儿子。禹是鲧的儿子是大家所熟知的，《国语·鲁语》“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这里的九有、九土都是九州的意思。虽然名字与大禹不一样，但其事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想象在同一时代有两个人都奔驰了九州。显然，他俩实际上是一个人。

　综上所述，共工与鲧的事迹实际上只是同一史实的分化。洪水神话在不同的氏族、部落、地域中传播，当地民众对主人公有不同的态度。在“鲧”系统的传说中，对“鲧”抱有同情态度，将他描述为一个治水不成的英雄，如《离骚》中就有“鲧婞直以亡身”这样的说法；而在共工系统的传说中，则将它描述为一个引发洪水的祸首。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事实我都同意徐旭生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徐旭生先生对这次洪水的研究只差一步就已经直指历史的真相了，现在我们就来完成最后一步工作。

　二

　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鲧治水失败，为什么会由祝融去杀他？在尧帝时代，祝融并不是职掌刑罚的，职掌刑罚的是皋陶。下面我试图来解开这个疑问。

　首先，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鲧（共工）是采用“堵”的方法来抵御洪水的，《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也就是《国语》中所说的“堕高堙庳”，即将高的地方铲低，低的地方垫高，主要的方式是“堙庳”。这在各种记载中均无异义。堙塞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加高河道的堤防，照徐旭生的说法是类似于筑土围子一样的方法。所以，在历史传说中，鲧还是城郭的创作者。《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礼记·祭法》正义解“鲧”，引《世本》说他“作城郭。”《水经注》卷二“河水”下引《世本》说：“鲧作城。”这里的城，我的理解就是护卫部落聚居地的高堤，目的是抵御洪水。

　然而，这种治水法却引起了其他诸侯的不满，这也是文献材料所明言的。《淮南子·原道》篇说：“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畔之，海外有狡心。”按照上引《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结果是“害天下”，所以“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联系《淮南子》的说法，弗助的庶民、反畔的诸侯应该都是外族人，与鲧不是同一部落。为什么用“堙“的方法会引起其他诸侯的不满呢？我们来看看鲧（共工）部落所在的地域。

　共工部落的聚居地当在共地。上古称为共的地名和国名共有五处。即：1、《路史后记·共工氏传》云共工氏建国在莘、姺之间，在今河南陕县境内；2、《山海经·北次三经》说：“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呼池。”当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2、《中山经》说：“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水经注》卷四《河水下》引此文，并说：“今诊蓼水，川流所趋，与共水相扶”，是以蓼水为共水，在今山西西南隅，芮城县境内。 3、《中山经》次六说：“长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水经注·洛水下》曾引此文。地在河南新安县境内。4、《诗·大雅·皇矣》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个共可能在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内。5、《汉书·地理志》有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其地为今河南省辉县。

　徐旭生的看法是共地在今辉县境内，此地有入河的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黄河在此处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后来共水竟成为一公名——洪水。这个说法有很多优点，最重要的优点是，历代水患全是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缺点是：除了《汉书》这一后起的材料之外，共工居辉县，没有其他的材料作为佐证。

　如果将鲧与共工视为一人，那么，我们的材料会更多一些，线索也会更多一些。鲧的封地在崇，这是古代文献中较为一致的记载，只不过这个崇倒底在什么地方，却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认为这个“崇”是崇山，今名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第二种是崇侯虎之崇国，在今陕西鄠县东，此崇为商之属国，与鲧并无关系，已是定论，可置不论。第三是赵穿所侵之崇。《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此地虽说不能确指，但王夫之《稗疏》云：“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这种说法是非常可信的。渭北之晋地为什么会有“崇“这一地名，大概是鲧部落的的迁居有关。虽说鲧是禹的父亲有些可疑，但鲧与夏族必然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掘业已证实，山西省西南部应该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大夏故墟约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亦即夏初禹都故地，故有夏虚之名。所以，一般认为在鲧与禹之时，夏人有过一次迁徙，从河南的伊洛地区迁居到了山西的西南部。

　据此，我觉得鲧部落之聚居地以与芮城境内之共水为是。“赵穿侵崇”之崇地应该不出芮城之范围。二里头文化的类型之一东下冯遗址离芮城甚近。芮县北部的永济、运城、侯马、闻喜、新绛、襄汾、绛县、临汾，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鲧在芮城设堤筑坝，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共水下游的部落居民。

　黄河下游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三个河段，即河口镇至龙门间（简称河龙间）；龙门至三门峡间（简称龙三间）；三门峡至花园口间（简称三花间）。这三个区间产生的洪水是构成下游洪水的主体。上述三个不同来源区的洪水，组成花园口站三种不同类型的洪水：一是以三门峡以上的河龙间和龙三间来水为主形成的大洪水（称为上大洪水）。如1933年洪水，陕县站实测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1843年大洪水，据调查估算陕县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这类洪水具有峰高、量大、含沙量大的特点，对下游防洪威胁严重。二是三门峡以下三花间来水为主（称为下大洪水）。如1958年花园口站实测洪峰流量 22300立方米每秒和调查的1761年花园口站3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这类洪水的特点是涨势猛、洪峰高、含沙量小、预见期短，对黄河下游防洪威胁最大。三是以三门峡以上的龙三间和三门峡以下的三花间共同来水组成（称为上下较大洪水）。如1957年及1964年洪水，花园口站流量分别为13000立方米每秒和9430立方米每秒。其特点是洪峰较低，但历时较长，对下游堤防威胁也相当严重。因此，如果在这一区段内堵塞支流不让其泄洪的话，对下流的危害可想而知。

　那么，祝融部落又处在什么位置呢？

　祝融部落的原居地是在郑，即今之河南省新郑县。《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他的后人分为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所居住的地域散布很广，大致上包括今之河南许昌县、濮阳县、温县、范县、山东定陶县（祝融部落董姓之鬷夷族所居）、邹县，莒县、江苏徐州（彭姓氏族）等地，最远达到湖北。古代的黄河在下游地区分为东西二渠从豫北向东北方向流入海。东渠在濮阳以北的内黄县。今县内有黄河故渎，这条故渎虽然不一定是夏商时期的河道，但夏商河道当距此不远。所以，祝融八姓基本上都处在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黄河在几千年来经常改道的地方。

　据传说，共工堙堵洪水之后，受害最大的是空桑，空桑何在？《山海经·北山经》中载有空桑，其云：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呼陀。

　《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注曰：“空桑有二，《路史》云：‘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其地在莘、陕之间。伊尹，莘人，故《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尹产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陈留三十里，又有空桑涧，史称‘帝揄冈居空桑’，《归藏》、《启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即此空桑也。兖地亦有空桑，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又《春秋演孔图》及干宝所记：‘孔子生于空桑’：皆鲁之空桑也。”郝懿行说还有一个空桑在赵、代之间。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地方称为空桑。1、在莘、陕之间。2、在陈留。3、在兖州。4、在赵、代之间。我认为以陈留说为是，亦就是莘地，在今定陶附近。此地的西北是温县、北面是濮阳、范县，西南是许昌，东北为定陶、邹县，东南为彭城，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祝融八姓诸部落的中心地区。洪水振薄空桑，受害最大的无疑是祝融部落。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起兵攻打处于上游之鲧（共工）部落，最后将其流放。

　鲧所流之地为羽山。羽山何在？《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郭璞注云：“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计其道里不相应，似非也。”吴任城注：“《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十道志》：‘羽谭一名羽池，东有羽山’。《郡国志》云：‘钟离泳城有羽山，其水恒清，牛羊不饮。’刘会孟曰：‘淮安赣榆县有羽山。’《经》所记，未详是非。”据我推测，应该是在居住在最东面的祝融八姓所控制的区域，似以郯城县为是。

　综上所述，推测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约是：以鲧为首的部落在共地（今芮城县）用堵的方法防止洪水的入侵，使得黄河无法从北向的支流泄洪，导致河水改道，泛滥成灾。首先受难的，是处于黄河中下游的祝融系统诸部落。于是，以昆吾、豕韦等为首的祝融氏族，从濮阳西攻，最后流放了鲧。

　三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提出了“治水社会”的学说，认为正是由于东方的大河治水工程才使得东方专制主义有了产生并最终确立的前提。我觉得魏特夫的这个学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

　鲧被杀之后，接着治水的是大禹。关于大禹的各种记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王夫之、徐旭生都论及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有的河道加宽加深、顺自然形势而加以疏通，很少有大工程的开凿。我进一步觉得，大禹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黄河中下流各部落之间通过政治、外交，乃至武力等等各种手段，说服各个部落消除各自障水之堤坝，让河水能够畅通地排泄。禹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他的身份有关，据《史记·夏本记》索隐引《系本》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辛氏即有莘氏，其地有多说，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是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的结果。由他主政，能够较容易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我们顺便提一下，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部落结盟可能不始于鲧时。我们知道，从考古类型学上分析，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区。黄河中游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 5000-前3000）——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黄河下游的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 4300-前2500）——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虽则考古学者认为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表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的纽带我认为就是黄河，为了防洪和灌溉，两地的部落必须与联姻等方式互相依靠。

　自从这次洪水以后，人们痛感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情形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协调，因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推而论之，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包括春秋年间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诞生，均与协调黄河上下游关系这一需要有关。夏商周三代的交替与争斗，基本上属于大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的争斗。夏朝的诞生，我们说过了，是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尽管鲧被流放，但中游部落还是占了上风。据《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禹禅舜，禹即帝位，以咎陶为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皋陶生于曲阜，皋陶之后或在英、六，或在许，总之，是在黄河下游。从这条记载中，我们推测黄河中下游的这个部落共同体开始订立的制度应该是采取“轮流执政制”，即中游与下游的部落轮流执政。这种制度在民族学的调查中有着极多的例子， 英国 剑桥大学教授JackGoody指出：在这种制度之下，其继位诸组常有二分的倾向，一边的首领为王的时候，另一边的的首领便当其副手。但是中游部落破坏了这种制度。轮流执政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后夏朝的几次重大变故，如益、启之争、夷羿、寒浞与夏的争斗，都与这轮流执政制的破坏、单一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早就说过这是华夏与东夷之间的矛盾，徐旭生也深表同意。据我看，说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抓住要害，关键是大河上下游之争。

　商汤始兴于亳，亳地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濮阳。他在亳地会合了诸侯，然后，溯黄河而上，战夏桀于鸣条。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商汤的重要助手伊尹，他出生于空桑之有莘氏。据载，他也善于治水，《管子·地数篇》说：“伊尹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䇲。”据此，商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治水。在这场争斗中，下游部落占了上风，从此，黄河中下游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

　周人自迁居到渭水流域之后，稳步发展，渐渐向四面扩张。周人东扩的关键一步，便是虞（山西解县）、芮（今山西芮城县）的归服。这两个小国为争地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周人势力进入黄河中游。自此之后，周族在东方的发展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直到观兵孟津，决战牧野。钱穆极力主张周族渊源于山西西南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与夏朝一样，又是黄河中流之部落政权统一了下游。

 

　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日降，没有控制诸侯的能力。齐桓公乘势而起。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僖公九年（前651），桓公率诸侯在葵丘会盟，第五命就是：“无曲防，无遏粜，无有封而不告”，试图通过“无曲防”的禁令来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可见霸主的重要职能是协调中下游的关系。齐桓公的称霸，是下游的势力战胜了中游。齐桓公以后，晋文公称霸，下游之郑、宋、卫、曹等纷纷依附，中游再次战胜下游。可见，由于黄河这条河流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能掌控中下流的权力核心。整个先秦的政权兴替史，都可围绕着此点着眼。当然，对此，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华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治水的重要人物是共工，他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也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水神，共工曾经跟五帝之一的颛顼争夺帝位，但失败了，关于共工的记载多是治水的故事，但是由于共工曾经与颛顼争夺帝位，因此被称为恶人。

尧帝时期有个叫讙兜的人推荐共工来治水，但尧帝不愿意用，然后四岳推荐了禹的父亲鲧来治水，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只好让鲧来试试，鲧治水9年，没有成功，于是被流放到羽山。这些事迹被记载在《尚书》中。

《尚书 尧典》：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

从这里来看，华夏大地在尧帝时期就发生了大洪水，当时主要在黄河流域，尧帝在位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357年～公元前2286年，距今4300多年，洪水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从尧帝时期开始，然后经历舜帝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大禹时期。

舜帝时期，四岳推荐鲧的儿子禹来治水，他们父子俩一直被推荐治水，可见禹的家族是个治水世家，禹治水13年，将天下分为九州，同时开发了九州的土地，开辟了九州的道路，修筑九州的湖泽堤岸，测量了九州的山川，终于将大水治好了。

从时间上看，这场规模庞大的洪水持续时间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不低于21年（鲧治水9年+禹治水13年），最多可能有上百年（尧舜禹在位时间相加），总有人怀疑这场洪水在真实的历史上是不是存在，那么事实真相如何？

以下内容将从四个方面来印证大禹治水是真实存在的：

一、史书记载

首先是看史书记载：

《史记 五帝本纪》：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

这是《史记》中记载的尧帝时期已经发生了大洪水，尧向四岳问询天下有谁能够治理大水的话，四岳推荐了鲧。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这是《山海经》记载的洪水，说鲧为了治水，偷走了帝的息壤来治水，没有经过帝的同意， 于是帝命令祝融在羽山杀死了鲧。

《诗经 商颂 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这是《诗经》中记载的大洪水，意思是：英明睿智的大商始祖，永久兴发福泽祯祥。上古的时候洪水茫茫，大禹平治天下四方。

像这类史书的记载太多了，还包括《尚书》、《孟子》、《左传》、《吕氏春秋》都有记载这场大洪水，所以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载不是孤证，是普遍存在的，应该是属实的。

二、科学研究

当时之所以发生洪水，这与天气原因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根据多年对中国气候的研究，写了一篇学术论著，名字叫《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刊号为：考古学报 1972（1）中国科学 197316（2）。

竺可桢把中国五千年的气候分成了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第一个温暖期就是五帝时期到夏、商时期，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100年，合计1900年，在半坡遗址和殷墟出土了河麂与竹鼠的遗骸，这两种动物是生活在亚热带的，而现在已经没有了，这说明当时的气温比现在高。

除此之外，还在甲骨文上发现了当时的安阳人种植水稻在阳历三月份就开始，比现在早了一个月左右，甲骨文还记载在当时在河南一带是有大象的，大象可是生活在热带的动物，根据种种资料推断出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2度左右，其中1月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度，处于温暖期。

不仅温度比现在高，而湿度也比现在大，也就意味着雨水偏多，水量充沛，温度就算是高出1~2度，气候的差异就会很大，比如很多冰川就会融化，海平面也会上升，同时雨水很多，就容易引发洪水灾害，竺可桢认定的温暖期就包括了尧舜禹生活的时期，这从科学上证明了当时的气候是容易引发大洪水的。

三、出土文物

2002年春天，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了一件带有铭文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名字叫遂公盨（xǔ），于是花钱将其购回中国，盨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礼器或食具，遂公是这件文物的主人，盨内刻有10行98个字的金文，其中开头的第一句是这样说的：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天命禹治水，开山浚川。奉旨征伐，降服下民，监行德政。（禹）亲自举行祭祀，民称其如父母。

经过考证，这个遂公盨存在于西周中后期，距今约2900年，这是出土文物中关于夏朝与大禹治水的最早的记载，不仅仅证明了大禹曾经治过水，而且也能有力地证明夏朝的存在，这与史书的记载共同构成了有力的证据链。

四、考古研究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进行正式挖掘，喇家遗址的存在时间距今约4000年前，是考古史上完全由于自然灾害而形成的一处大型遗址。

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喇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中所有人都是非正常死亡，呈现出死亡前夕那一刻的姿势，其中最为震撼的是有一位母亲怀抱婴儿就这样突然去世，没有人是正常死亡的，这说明当时的事件一定是突然发生的重大灾害，大量的家用陶器中积满了泥土，遗址中还有大量的红色黏土，还发现了一些大洪水沉积物的碎屑。

其中还有一个红陶碗倒扣在地上，碗里装满了泥土，碗下还有一些面条形状的食物，已经风化，只能看到风化后如面条形状一样薄皮，这是中国出山最早的面条遗物，一切都显得那么突然。

考古学家认为是喇家遗址发生的原因是：地震引发了泥石流，堵塞了黄河，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导致了溃堤，进而引发了大洪水，由于水量巨大，很快淹没了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并引发黄河流域的大洪水，这也被部分考古还家解读为大洪水形成的原因之一。

除了喇家遗址之外，还有王城岗遗址也被证明有过洪水，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经考古研究，王城岗遗址存在于公元前2469年～公元前1543年，距今3564年~4490年，正好包括尧舜禹时期。

河南文物研究所与中国历史博物所考古部联合出具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的报告中提到了遗址的东城大部分被洪水冲毁掉，引发了考古学家对大禹治水真实性的确定，考古学家俞伟超认为4000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大洪水，大禹治水的事迹应该是属实的。

除此之外，1979年开始发掘的新砦遗址，也被认为有大洪水的证据，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存在于公元前2107年，距今4128年左右，新砦遗址也被怀疑是夏朝的都城之一。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新砦遗址中的古河道，并发现了洪水的沉积物，被认为是大洪水所淹没，这一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时期，时间上大致也能对上。

根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魏继印先生发表的论文，《新砦文化时期的大洪水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中的内容，也可证明新砦遗址存续期发生了大洪水，而且持续时间还比较长，从新砦二期早期一直持续到二期晚期。

此外，还有孟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属于龙山文化，距今4100～4800年左右，此处遗址经过考古研究也确定为毁于大洪水。

喇家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孟庄遗址经过考古都被证明有过大洪水侵袭的证据，在时间上也对得上，这构建了一条从黄河上流到中流的洪水泛滥区，有力地证明了大禹治水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