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科举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封建统治！

这又可以分几个方面：

一，进行思想统治。科举取士他规定的是取儒士，也就是习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大家都知道，儒家学说在被孔夫子创立后，不断的被后人所完善，使之符合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所以到隋朝时，隋文帝创立科举取士制度。通过科举，封建统治者牢牢的控制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向他们灌输一种愚忠的思想。虽然他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是科举的主要目的还是加强封建统治、

二，为统治阶级灌输新的血液。使封建机器时刻有新的血液输入。

明史译文

列传第二十五

刘三吾，茶陵人。

初名如孙，以字行世。

兄长刘耕孙、刘焘孙都在元朝作官。

刘耕孙，任宁国路推官，死于长贼难中。

刘焘孙，，作常宁州学正，在僚人反叛时被杀。

刘三吾在广西躲避战乱，行省用皇上的命令授他为静江路儒学副提举。

明朝军队攻下广西，才返归茶陵。

洪武十八年，因为茹瑺的推荐，刘三吾被召到京城，他已七十三岁了，因上奏对答称合旨意，被授官左赞善，积功升迁任翰林学士。

当时天下刚平定，典章制度缺少。

皇帝迫切希望制定礼乐制度，德高望重的老儒生纷纷去世，这时才得到刘三吾，皇上十分高兴。

全部礼仪制度及三场考试选取士人的方法多由刘三吾所修改审定。

刘三吾博学，善于写文章。

皇帝撰写《大诰》及《洪范》的注，完成之后，都命他写序。

下敕命刘三吾修撰《省躬录》、《书传会选》、《寰宇通卿等志》、《礼制集要》等书，都让刘三吾总领其事，赏赐很丰厚。

皇帝曾经说：“我曾经看到奎壁之间有黑气，现在消失了，文运恐怕要昌盛了吧。

你们应当有所著作，以称合我的心意。”皇帝写诗，有时令他跟着唱和，曾经赐给他朝鲜玳瑁笔。

刘三吾上朝参拜，皇帝命他站列在侍卫的前面。

皇帝饮宴群臣，赐予他坐在殿中。

他与汪散、朱善并称为“三老”。

不久刘三吾年纪一天比一天老，才智一天比一天衰减，往往触犯圣意，皇上对他的礼遇也渐渐轻了。

洪武二十三年，给晋世子讲授经书，吏部侍郎侯庸弹劾他怠惰职责。

降为国子博士，不久复职。

刘三吾性格豪爽，与人交往不用心计，自号坦坦翁。

到了身临大节的事情，坚定不移不能改变他的志向。

懿文太子死，皇帝驾御柬合门，召见群臣对答，恸哭。

刘三吾进言说：“皇孙是嫡派后裔，继承帝位，合乎礼制。”立太孙由此开始。

户部尚书赵勉，是刘三吾的女婿，因接受赃物获罪而死。

刘三吾引咎辞职，皇帝同意。

不久，复官为学士。

洪武三十年，偕同纪善自信蹈等人主考会试。

发榜后，泰和宋琮为第一名，北方士人没有中榜的。

于是诸生说刘三吾等人是南方人，私下偏向乡人。

皇帝发怒，命侍讲张信等人重新阅卷，不合旨意。

有人说张信等人故意拿鄙陋的试卷呈上，刘三歪等人实际嘱咐了他。

皇帝更加发怒，自信蹈等人判处死罪，刘三吾因为年老戍守边塞，宋琮也被遣发戍守边塞。

皇帝亲自赐予策问，另外选取六十一人，都是北方士人，当时称为“南北榜”，又称“春夏榜”。

建文初年，刘三吾被召回，很久以后去世。

宋琮开始任刑部检校6乡人杨士奇等显贵，宋琮没右去攀附。

宣德年问仍以检讨掌助教事，死在官任上。

涂椒，字仲鲁，婺源人。

元末与弟汪同召集众人保卫乡邑，帮助收复饶州，授任浮梁州同知，不去上任。

胡大海攻克休宁，汪散兄弟来归附，在婺源设立星源翼分院，任汪同为院判。

汪椒返回家乡。

庚子年秋天，汪同率兵争夺鄱阳，没有攻克，抛弃妻子儿女，逃亡到浙西。

幕府怀疑他，传檄汪敬入应天对质。

不久，听说汪同被张士诚所杀，就授任汪敬安庆税令。

又不久，征召为川蜀军事参赞，因为疾病辞官离去。

洪武十七年，又召见他，命令他讲《西伯戡黎》篇，授官左春坊左司直。

曾经命他续写《熏风自南来》诗以及其它应诏诗，都称合旨意。

他请求春夏停止处决死刑犯，以体现天地生物的仁德。

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遇了一年，疾病发作，请假归家。

汪欲为人敦厚诚实安闲清静，不随意谈论嘻笑，等到进讲时，遇到事就说。

皇帝曾经称呼他为“善人”。

朱善，字备万，丰城人。

九岁通经史大义，能写文章。

元末兵乱，隐居山中，侍奉继母，以孝敬闻名。

洪武初年，任南昌教授。

洪武八年，廷对考中第一，授官修撰。

过了一年，当廷回答皇帝问题时有失旨意，改任典籍，放还家乡。

又召任翰林待诏。

上疏议论婚姻律说：“民间姑舅及两姨的子女，按照法律不得结婚。

仇家互相诋毁攻讦，有的已经送礼聘定又断绝关系，有的已经结婚又离婚，甚至儿女成群，有关部门逼迫夺意离异。

按照旧法律，辈分高年龄大与辈分低年幼的人结婚要禁止。

大约是认为母亲的姊妹与自己之身，是姑舅两姨的关系，不可以辈分低年幼的匹配辈分高的。

如果是姑舅两姨的子女，没有尊卑的嫌疑。

成周时期，王朝相互通婚的，不超过齐、宋、陈、杞，所以称异姓大国为伯舅，称小国为叔舅。

列国齐、宋、鲁、秦、晋也各自成为甥舅之国。

，后代，晋王、谢，唐崔、卢，潜、杨的亲睦，朱、陈之好，都是世代婚姻，亲上加亲。

温矫以舅舅的儿子娶姑姑的女儿，吕荣公夫人张氏就是他母亲申国夫人姐姐的女儿。

古人有很多都像这样，希望将此下交给群臣议论，放松禁令。”皇帝同意了。

洪武十八年，提升为文渊阁大学士。

曾经讲《家人卦》、《心箴》，皇帝十分高兴。

不久，请求告老还乡。

去世时七十二岁。

著作有《诗经解颐》、《史辑》传于后世。

正德年间，谧号文恪。

安然，祥符人，迁居颖州。

元朝末年以左丞身份守卫莱州。

明朝军队攻下山东，他率兵众归附。

累积功劳升官至山东参政。

安抚流民，剩余的俸禄全都给公家使用，皇帝听说了赞赏他。

洪武二年，召为工部尚书，出京任河南参政，历任浙江布政使，入京任御史台右大夫。

洪武十三年，改任左中丞，因事获罪免职。

不久，召为四辅官。

在此之前，胡惟庸谋反被诛杀，皇帝因历代丞相多专权，于是废除中书省，将其职权分给六部。

不久又考虑到议论思考机密事不可无人，于是设立四辅官，以四季作为称号，诏令天下推举贤才。

户部尚书范敏推荐年高望重的老儒王本、杜佑、龚斅、杜斅、趟民望、昊源等人。

召到京后，于太庙祭告，任王本、杜佑、龚斅为春官，杜斅、赵民望、昊源焉夏官，‘。

秋、冬官缺，命令王本等人代理。

位居都督之下，多次赐敕训谕，隆重地用坐而议论的礼节，命令协助参赞政事，平均调和四季。

恰逢立冬，北风逐渐酿成寒冷的天气。

皇帝认为顺冬令，是王本等人的功劳，赐敕命嘉奖勉励。

又将一月分为三旬，各有人主管，以下雨晴天的时间是否准确，来检验他们是否称职。

刑官判定案件，四辅以及谏院核对并奏报执行，对判案有疑问，四辅官封还驳正。

遇了不久，龚斅等四人相继退休，召安然代任。

王本后来因事获罪被杀。

众人都是老儒，出身于农家，淳朴而无其它特长。

只有安然长时间任京官和地方官，阅历丰富，通晓各种事务，皇帝对他特别垂爱关注。

洪武十四年人月去世。

皇帝想到安然归顺的真诚，亲自写文章祭祀他。

继安然任四辅官的，是李干、何显周。

李干出任知府，杜佑、何显周都罢官而去，于是此官职废除不再设立。

玉本不详其籍贯。

杜佑，安邑人。

曾三次主持布政司乡试，被称选得人才。

龚斅，铅山人。

因品行德义为乡人尊重。

退休后，又起用焉国子司业，曾任祭酒。

因放诸生假却不上奏而获罪，免职。

杜斅，字致道，壶关人。

元乡试考中第一名，历任台州学正。

归家教学，通晓《易》、备》、《书》三经。

昊源，莆田人。

也两次被征为国子司业，死于任上。

趟民望，藁城人。

李干，绛州人。

何显周，内黄人。

昊伯宗，名佑，以字行世，金溪人。

洪武四年，廷试考中第一名。

当时正值刚刚开科，皇帝亲自定题策问，得到昊伯宗，非常高兴，赐予冠带袍笏，授任礼部员外郎，参预修《大明日历》。

胡惟庸专权，想要人归附自己，昊伯宗不因他改变志向。

胡惟庸恨他，他因事获罪贬谪居凤阳。

他上书议论时政，顺势说胡惟庸专权恣意不守法，不应让他独自掌权，长久了必然成为国家祸患。

言辞很恳切。

皇帝得到奏报后召他回京，赐予衣服钱钞。

奉命出使安南，称合旨意。

任国子助教，命他在东宫进讲，首先陈说端正内心真诚心意之说。

改任翰林典籍。

皇帝制了十道题命令他作诗，他拿笔就写好了，言词旨意高雅纯正，赐予织金锦衣。

授任太常司丞，他推辞不上任。

改任园子司业，又推辞。

触犯圣意，贬为金县教谕。

没有到任，召回任翰林检讨。

洪武十五年，升武英殿大学士。

第二年冬天，因弟昊仲实任三河知县，荐举人情况不实而获罪，狱词连累到昊伯宗，降为翰林检讨。

呈伯宗为人温和厚道，然而内心刚强，不随意违心阿谀，所以屡次受挫。

过了一年，死在任上。

昊伯宗中进士时，考试官是宋濂、鲍恂。

鲍恂，字仲孚，崇德人。

跟从临川昊澄学《易》，爱好古文，极力施行，-写了《太易传义》，学者称赞他。

霾至至年问，被推荐授为温州路学正。

不久召入翰林，不上任。

洪武四年，开始科举取士，召为同考官。

考试完毕，辞官而去。

洪武十五年，与安吉余诠、高邮张长年、登州张绅，都因为通晓经术且老成，被礼部主事刘庸所推荐，召到京城。

鲍恂八十多岁，张长年、余诠也遇了七十，赐命坐着备顾问。

第二天一并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都因老病坚决推辞，于是放他们回去。

张绅后到，任为鄂县教谕，不久召为右愈都御史，最终官任浙江左布政使。

第二年以老儒身份被征召的人，叫全思诚，字希贤，上海人，也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

第二年又请求退休，赐敕命让他退休。

昊伯宗出使安南时，以名气品德被交人所尊重。

此后，襄阳任亨泰也考中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第一名，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安南，交人以此为荣。

前后出使安南的人，并称昊、任。

任亨泰任礼部尚书时，日照人江伯儿因母亲病重，杀了他三岁的儿子祭祀岱岳。

有关部门报告了此事。

皇帝因他灭绝伦理而发怒，杖打一百下，戍守海南，就命任亨泰制定表彰孝敬德行的条例。

任亨泰议论说：“作儿子侍奉双亲，居则致以敬意，养则使其欢乐，有病则谨慎地给予医药。

卧冰割股不是常法。

割股不止，就割肝，割肝不止，以至于杀害儿子，违背道义，伤害生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毁败宗族，断绝后嗣，尤为大大的不孝，应该严加处理惩戒训论。

倘若愚昧无知，也听任他的所作所为，不在表彰的行列。”下诏说“可以”。

第二年，议论秦王丧礼，于是制定世子袭任爵位的礼节。

恰逢讨伐龙州赵宗寿，命他偕同御史严震直出使安南，训谕谨慎地守卫边塞，不要接纳逃窜的人。

当时皇帝以为安南篡权弑父，断绝它的贡使。

安南这时听说下诏使者到了，震恐。

任亨泰写书信，讲述朝廷用兵的绿故来安慰它，交人大喜。

出使返回，因为私自买蛮人作仆人，降为御史。

不久，思明土官与安南争夺地界，言词又连累到任亨泰，获罪免官。

昊沉，字浚仲，兰溪人。

元国子博士昊师道的儿子，以学识品行闻名。

太祖攻下婺州，召见昊沉以及同郡许元、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昊履、孙履、张起敬，在宫禁之中相聚进食，每天令二人进讲经史。

过后，任命昊沉为郡学训导。

洪武初年，郡推举昊沉焉儒士，误上报其名为信仲，授官为翰林院待制。

昊沉对修撰王厘说：“名字错误不更改，这是欺骗。”将要告诉朝廷。

王厘说这恐怕要触犯皇上发怒。

昊沉不听从，上文书请求改正。

皇帝高兴地说：“真是诚实人。”于是优待他，召他侍从左右。

因事降为编修。

给事中郑相同说：“按旧例有事奏报束宫，只有束宫的属官称臣，朝臣则不用。

现在全都称臣，不合礼法。”昊沉反驳说：“束宫，是国家的重要根本。

尊重束宫，就是尊重主上。

郑相同所说不对。”皇帝听从了。

不久因回答皇帝问题不合旨意，降为翰林院典籍。

不久，提拔为束阁大学士。

当初，皇帝对昊沉说：“圣贤立教化有三点：一叫敬天，二叫忠君，三叫孝亲。

都散见于经卷，不容易领会要领，你们按这三方面编辑经书中的文字。”至此书编成，赐名为《精诚录》，命令昊沉撰写序。

遇了一年，降为翰林侍书，改任国子博士，因年老归乡。

昊沉曾写论辩文，说孔子封王不合礼法。

后来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浚都沿用他的说法。

到嘉靖九年，改定祀典，改称孔子是“至圣先师”，实际上是从昊沉开始提出的。

桂彦良，名德傅，以字行世，慈溪人。

元时为乡贡进士，任平江路学教授，罢官归家。

张士诚、方国珍都征召他，不上任。

洪武六年，征召到公交车，授任太子正字。

皇帝曾拿出自己写的诗文，桂彦良靠近御座前朗诵，声音响彻殿钋。

左右惊讶，皇帝赞赏他的朴直。

当时选国子生蒋学等人任给事中，举人张唯等人任编修，在文华堂修习学业。

命桂彦良及宋濂、孔克表作他们的老师。

皇上曾经在闲暇时询问问题，桂彦良必定以正直之言对答。

皇帝常常称赞说好，并将他的话书写公布于便殿。

洪武七年冬至，词臣撰写南郊祝文时用“予”“我”字。

皇帝以为不敬。

桂彦良说：“成汤祭祀上帝时说‘予小子履，，武王祭祀文王的诗中说‘我将我享’，古代有这种说法。”皇帝脸色转为和悦说：“太子正字这样说是对的。”当时御史台备文定案，命令词臣复查判定的案件。

桂彦良所判释放了数十人。

升晋王府右傅。

皇帝亲自作文章赏赐他。

桂彦良入宫谢恩。

皇帝说：“江南大儒，只有您一个人。”桂彦良回答说：“臣不如宋濂、刘基。”皇帝说：“宋濂，只是文人。

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窄，不如您。”桂彦良到晋，制作《格心图》献给王。

后来更改王府官制，改任左长史。

上京城朝见，上太平十二策。

皇帝说：“桂彦良所陈述的，通达事理，有助于治国之道。

世人说儒者泥古不通晓世事，像桂彦良可称得上是通儒了。”洪武十八年请求退休，遏了二年去世。

驴朝初年，特别重视师傅官职。

命令宋濂教导太子后，而诸王的师傅也谨慎选择。

桂彦良与陈南宾等人都是宿儒老先生，而李希颜与驸马都尉胡觐作徐宗实的师傅，尤其以严格使人敬畏。

李希颜，字愚庵，郊人。

隐居不做官。

太祖用手书征召他，到京城，作诸王的师傅，规范严峻。

诸王有不服从他管教的，有时击打额头。

皇帝抚摸王子之额而对他发怒。

高皇后说：“哪有用圣人之道教育我们的儿子，反而对别人生气的呢？”太祖怒气舒解，授李希颜为左春坊右赞善。

诸王到藩国后，李希颜返回过去隐居之地。

乡村中宴饮集会时，他常穿红色官服戴斗笠前往。

客人问原因，他笑着说：“斗笠本来质朴，徘袍是国君赐予的。”徐宗实，名星，以字行世，黄岩人。

少年时颖悟，勤于学习。

洪武年间，被推荐，授任铜陵簿。

请求告假迎接尊亲来供养，触犯帝意，贬谪戍守淮阴驿。

恰逢束川侯胡海的儿子胡观入选驸马，皇帝替胡观选择老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就以此职授徐宗实。

宦官援引别府的规定，将驸马的位子设置在中堂向南，而将老师的席位设置在西面阶上向东。

徐宗寅手拉着驸骂的座位放在下位，然后让附马坐下给他讲书。

左右的人大惊，面面相观。

皇帝听说了赞赏他，召见徐宗实多次慰劳。

洪武末年，授官苏州通判，上奏要求发放官粟二十万石救活饥民。

春天水暴涨侵蚀大堤，他倡议修筑。

昊人都感到很便利。

请求表彰元朝节妇王氏，礼部以为是前朝的事不应当允许。

徐宗实说：“武王给比干墓培土，难道不是前朝事吗？”于是节妇得以旌表。

建文二年，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

因事获罪贬官，不久复职。

燕吴起事紧急，让两浙招募勇士。

成祖即位，上疏请求归乡。

遇了两年，因事被逮捕，在路上死去。

陈南宾，名光裕，以字行世，茶陵人。

元末任全州学正。

洪武三年，聘请到都城，授任无棣丞，历任胶州同知，所到之处用经术来治理。

召为国子助教。

曾入见皇帝，讲《洪范》九畴。

皇帝大喜，将他的姓名书写在殿柱上。

后来皇帝注《洪范》，多采用他的说法。

提拔为蜀府长史。

蜀献王好学，尊重礼待特别周到，造安车赏赐他。

并为他建造房屋，取名“安老堂”。

洪武二十九年，与方孝孺同为四川考试官。

诗文清新刚劲有法度。

八十岁去世。

其后诸王府长史刘淳、董子庄、趟季通、杨黼、金实、萧用道、宋子环等人，都有名气。

刘淳，南阳人。

洪武末年，任原武训导，周王聘为世子的老师。

不久奏于朝廷，补焉右长史，来匡正辅佐王。

端礼门槐树盛夏枯萎了。

刘淳陈说灾祸的应验进言劝诫。

王听从他的话修身反省，枯枝又繁盛了。

王表彰槐树为“撼忠”。

‘退休十多年后去世，年龄九十七岁。

董子庄，名琰，以字行世，江西乐安人。

有学问品行。

洪武年间，以学官身份升迁为茂名县知县。

永乐时，由园子司业出任赵王府右长史，遇事则及时匡正。

王多遇错，皇帝就责怪长史。

董子庄敢于劝谏，所以赵王能够芜遇错。

洪武十八年春，应当陪祀国社，早起，衣冠整齐，端坐而去世。

赵季通，字师道，天台人。

也由教官历任永丰、龙溪知县，参与修撰《太祖实录》，多次升任至司业。

出外任赵王府左长史，与董子庄同心辅佐教导趟王，藩王府贤良僚属首先要数赵季通、董子庄。

杨黼，吉水人。

官任御史。

仁宗即位，上疏讲了十件事。

提升为卫王府右长史，尽心议论国事兴衰，不曾乱取一钱。

宣德初年，去世。

金实，开化人。

永乐初年，上书谈论治国之道。

皇帝赞赏他。

他又因对策称合旨意，授任翰林典籍。

参与修撰《太祖寅录》、《永乐大典》，选拔为束官讲官，历任左春坊左司直。

仁宗即位，授官卫府左长史。

正统初年，去世。

为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品行德义都很敦厚，阅读经史，每天规定一定进度，到老不停止。

萧用道，泰和人。

建文年间，推举他焉怀才抱德，赴朝廷考试文章。

提拔为靖江王府长史，召入翰林，修撰《类要》。

燕兵渡过淮河，与周是修同时上书，指责掌权的人。

永乐时期，参预修撰《太祖实录》，改任右长史，跟从王到桂林藩王府。

曾对王陈说八件事，这八件事是：行动谨慎，减少嗜好欲望，勤于学问，培养德性，减轻鞭扑的刑罚，不要侵夺下人的利益，常接待王府僚臣以了解下情，选择谨慎厚道的人以备差遣。

又作《端礼》、《体仁》、《遵义》、《广智》四门箴言献给王。

遇了很久，因病请求归乡。

成祖生气，贬为宣府鹞儿岭巡检，去世。

他的儿子萧晅，由造士任官湖广左布政使。

天顺四年，推举为治行卓异，授官礼部尚书。

当初，两京尚书缺员，多用布政使担任。

自萧晅之后，就没有人由布政使拜任尚书。

萧晅为人持重敦厚谦逊沉静，但不善应答皇帝提间，调南京任官，去世。

宋子环，庐陵人。

由庶吉士历任考功郎中。

跟从师逵在湖广采木，因为宽厚得众人心。

仁宗即位，授官梁府右长史，改任越府右长史。

为人平易和悦，淡泊世事，所到之处有贤能的名声。

宣德年间，死在任上。

自此以后，王府官不再是清正之辈，于是没有值得记载的人了。

宋讷，字仲敏，滑人。

父亲宋寿卿，元时任侍御史。

宋讷性格持重，学问渊博。

至正年间，考中进士，任盐山尹，弃官归家。

洪武二年，征儒士十八人编写《礼》、《乐》等书，宋讷参与其事。

事情完成后，不任官而归。

很久以后，由于四辅官杜斅的推荐，授任国子助教，以讲经被学者推崇。

十五年，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命令撰写《宣圣庙碑》。

称合旨意，赏赐丰厚。

改任文渊阁大学士。

曾因寒冷靠近火，烧到胁下衣服，烧到皮肤才发觉。

皇帝作文章警示他。

不久，升任祭酒，当时功臣子弟都去学习，以及岁贡士曾有数千人。

宋讷为他们严格制定学规，终日端坐讲解不虚度光阴，夜里常常住宿在学舍。

洪武十八年，又开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多人，由太学出来的占了三分之二。

再次策试士人，也如此。

皇帝大焉喜悦，作文词褒扬。

助教金文征等人恨宋讷，向吏部尚书余忾诬陷他，下文书命令他退休。

宋讷面见皇帝辞官。

皇帝惊讶地问了情况，大怒，诛杀余忾、金文征等人，留任宋讷原职。

宋讷曾有病，皇帝说：“宋讷有长寿骨，不要担忧。”不久病愈。

皇帝让昼工窥视宋讷并画他的像，正身而坐面有怒色。

第二天入朝奏对，皇帝问他昨天为何发怒。

宋讷惊恐地对答：“诸生有人走路仆倒，打碎了茶器。

臣惭愧有失教导，所以自我责备。

而且陛下从何处得知的呢？”皇帝拿出图像。

宋讷叩头谢恩。

长子宋麟，考中进士，提拔焉御史，出京外任望江主簿。

皇帝顾念宋讷年老，召回侍奉。

洪武二十三年春，宋讷病重，于是住在学舍。

宋麟请求回归私宅，宋讷叱责他说：“现在正当丁日祭祀孔子，能不敬重吗？”祭祀完毕，抬回家而去世，享年八十岁。

皇帝悼念痛惜，自撰祭文祭奠。

又派遣官员到家祭奠，并为他修治葬地。

文臣四品给予祭奠安葬的，从宋讷开始。

正德年间，谧号文恪。

宋讷曾经应诏陈说边防事务，说：“海内太平，只有沙漠尚要麻烦圣上思虑。

如果穷追远击，未免劳累糜费。

陛下为圣子神孙考虑，不过谨慎边防兵备罢了。

防备边塞在于充实兵力，充实兵力在于屯田。

汉趟充国率四万骑兵，分别屯兵于沿边九郡，而单于退兵。

陛下应在诸将中挑选有勇有谋的数人，以东西五百里为制，立法分别屯田，布置在要害处，远近相呼应，遇到敌人就作战，贼寇离去就耕田，这是长久之策。”皇帝多采用他的言论。

宋讷去世后，皇帝思念他，任他的次子宋复祖为司业，告诚诸生遵守宋讷的学规，违犯的人罪重至处死。

明开国时就重视教官，以儒生任教职，许存仁、魏观任祭酒，老成庄重谨慎。

宋讷稍晚进用，最蒙受恩遇。

与宋讷制定学规的人，有司业王嘉会、龚斅。

三个人年纪都老了，须发皓白，终日正身而坐，堂上肃静。

而张美和、聂铉、贝琼等人都是有名的儒士，在洪武时，先后任博士、助教、学录，所以诸生多有成就。

魏观的事另外记载。

玉嘉会，字原礼，嘉兴人。

因为推荐被征召，多次升迁任国子监司业。

洪武十六年，也因老请求退休，下褒奖诏书挽留他。

年八十岁去世，抚恤助丧的财物很丰厚。

—许存仁，名元，以字行世，金华许谦的儿子。

太祖平素听到许谦的名声，攻克金华，访求到许存仁，和他交谈，大为高兴，命令教授诸子。

提拔为国子博士。

曾命讲《尚书洪范》吉祥灾祸虑验的学说。

又曾问孟子的何种学说重要。

许存厂用施行王道、减轻刑罚、减少赋税来应对。

昊元年提拔为祭酒。

许存仁出入左右近十年，从考查古代礼文的事，到提拔人才，没有一件不和他议论的。

即将议论登上帝位之事时，而许存仁告老归乡。

司业刘丞直说：“主上正顺应上天，顺应民心，您应稍稍等待。”许存仁不听，果然触犯旨意。

愈事程孔昭弹劾他的隐私事情，于是被逮捕死于狱中。

张美和，名九韶，以字行世，清江人。

能写词赋。

元末年，多次被举荐却不肯去做官。

洪武三年，因被推荐任县学教谕，后来升任园子助教，改任翰林院编修。

退休归家，皇帝亲自写文章赐给他。

又与钱宰等人一并修撰《书》传，完成后，遣送回家。

壶铉，字器之，是张美和同县的人。

洪武四年，考中进士。

任广宗丞，上疏请求免除旱灾之年赋税。

任官期满入京朝见皇帝，献上《南都赋》及《洪武圣德诗》。

授官翰林院待制，改任国子助教，升任典籍，与张美和同时赐予归乡。

洪武十八年，又召来主持会试，想留用他。

他却乞求找个好地方自我奉养。

命他食用庐陵教谕俸禄，终身享用。

内容太多，你应该留个邮箱，你去搜索 元史译文明史译文 第一个网站出来就是白话史网，里面有全文翻译。

1 童生诸生儒生什么区别

童生诸生儒生的区别如下：

童生：明清的科举制度，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

儒生，指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后来泛指读书人。后者词意和童生相同。

古代经考试录取而进入中央、府、州、县各级学校，包括太学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后汉书·桓荣传》“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则是指在国子监学习的各类监生。

2 古代的生员 秀才 和员外 具体都是怎么个意思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

生员相当于小学毕业生

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

秀才相当于初中毕业生

举人是大学生，进士是考取了公务员的，可以做官的！

员外郎，简称员外，原指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通过科技考试但又没有正式位置可安排的候补官员，科举考试进人的速度大于官员淘汰的速度，而官员编制是一定的，设立候补官员制度就是必要的。

在现在人的观念里，员外是大地主和富翁的代名词。

3 对儒生的别称有哪些

对儒生的别称有秀才，举人等等。

儒生，指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后来泛指读书人。见清· 黄宗羲《柳敬亭传》：“云间有儒生 莫后光见之。”

书生，汉语词语，泛指读书人，古时候指封建社会的秀才，也比喻注重书本知识，不注重实践，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在现在也被广泛运用，如用来注册商标，电视剧中的角色，歌曲等。出自 唐临 《冥报记》卷上：“大起房廊为写经之室，庄严清浄，供给丰厚，书生常数十人。

秀才别称茂才，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亦曾作为学校生员的专称。汉武帝改革选官制度，令地方官府考察和推举人才，即为察举。元封四年（前107年），命公卿、诸州每年各举荐秀才一名，意为优秀人才。东汉因避光武帝名讳，遂改称茂才。三国曹魏时沿袭察举，复改称秀才。至南北朝时，举荐秀才尤为重视。隋代始行科举制，设秀才科。唐初沿置此科，及第者称秀才。后废秀才科，秀才遂作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宋代为士子和应举者的统称。明代曾一度采用荐举之法，亦有举秀才。明清时期，秀才亦专用以称府、州、县学生员。

举人，为一种士人的身份，等级在“生员”之上。雅称为“孝廉”，俗称“老爷”。对入京师参与会试的举人雅称为“公车”。举人有时也被称为乡进士。

4 古代生员,监生,典籍三词都是什么职称、

生源唐国学及州、县学规定学生员额，因称生员。

明、清指经本少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生员，习称秀才，亦称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

生员的名目分廪膳生、增广生、附生。初入学为附学生员，廪、增有定额，据岁考、科试成绩递补。

廪生给廪米，故名。增广生亦名增生，因于廪生外增额，故名。

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

监生在国子监肄业的生徒。宋代除国子监及其下属各学生员称监生外，司天监也有监生。

其名始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置东都监生一百人（唐原称在监肄业者为国子生）。明初由各省选送了行俱优的生员入监为监生，举人会试落第者亦可入监。

清入监肄业的有贡生（即“贡监”，包括岁贡、因贡、副贡、拔贡、优贡、例贡）、监生（恩监、优监、荫监、例监）、官生（七品以上官子弟之聪敏好学者）、经提学官考选提拔的廪增附生、及满州勋臣子弟、先贤后裔等。乾隆以前，考课很严，后渐成虚文，生徒不常在监读书。

同治与光绪初年，稍有起色，旋又废弃。清后期捐纳监生泛滥，此类监生多以之求官，监生之名，遂为人贱视，与往日状况不同。

典籍元翰林兼国史院、明翰林院及国子监皆有此官，掌文牍及金钱出纳等事务。清内阁置典籍掌章奏文移，国子监置典籍掌书籍碑版。

5 古代儒生的阶级（秀才）（全部朝代）

科举制度各朝均有不同，明清的科举制度基本相同，而我们现在常知的亦是明清科举，所以这里亦明清科举为例进行解释：

明清两朝科举的基本制度和考试程序大体是一致的，其中以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进士科正式考试共分三级：院试、乡试和会试与殿试。不过，在院试之前，还要经过县试和府试，可以看做科举前的预备性考试。

县试和府试分别由本县知县和知府主持，府试及格者称为“童生”。清朝的县试多在二月举行，府试多在四月份举行。

院试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是学政，又可以称学台、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岁试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从童生中考选出秀才；第二，对原有的秀才进行甄别考试，按照成绩优劣分别给予奖惩。童生通过岁试，就算是“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明清时期，通常在乡试之年的七月，还要在省城集中举行一次科试的补考，凡因故未能在各府参加科试的人，可乘机来补考，叫做录遗。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乡试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明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规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乡试榜为“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也叫乙科。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在清朝，除了按正常制举行的乡试外，每逢遇到皇帝万寿（生日）、登基等庆典时，还额外有加科乡试，叫做恩科。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试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前，还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重要关系。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都只考策问一场。出榜分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

殿试考中称为“甲榜”。凡是通过乙榜中举人，再通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人，叫做“两榜出身”。一身兼有解元、会元、状元的，叫做“连中三元”。明清两朝都有数人是连中三元。

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最后根据贡士的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成绩得出录取等级，再根据录取等确定授予的官职。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在考中后按惯例可以立刻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不再参加朝考。凡殿试二甲第一名的传胪和朝考第一名的朝元，也照例要到翰林院任职。

6 文言文中“”补学生员“”什么意思

文言文《承拙斋家传》中的”补学生员“，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填补了当地学校学生的缺额。

生员：科举时代考试合格入各府、州、县学读书的学生，统称为“生员”。

原文的上下文：拙斋学于宜兴杭生，通 五经四子书，泛览百家，为诗、古时文，然以躬行为务。补学生员，九试于乡，不得举。

翻译为现代汉语：承拙斋在宜兴向杭生老师学习，精通五经四书，广泛地 涉猎诸子百家，写诗歌、八股文等，并且把亲自做事当作自己的追求。填补了当地学校学生的缺额，参加了九次乡试，都没有考中。

1231年，耶律楚材任掌汉文字的必阁赤长(汉人称为中书令或中书侍郎)，于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在经济方面，楚材通过在中原设立十路课税所，每年为蒙古政权征收到大量财赋。他阻止蒙古贵族改农田为牧场的企图；建议把汉族武装地主私占的奴隶、农奴和蒙古诸王大臣将校的驱口收为国家编户；劝阻大规模屠城，保护了大量社会劳动力；反对蒙古贵族的苛征暴敛，反对西域商人对人民的高利贷剥削和汉、回商人的扑买课税剥削制度。他的主张有一部分得到实施，使多年来遭到战争破坏的中原汉地社会经济初步得到恢复。

在政治方面，楚材既反对蒙古诸王功臣“裂土分民”，又限制割据各地的汉族武装地主所掌握的军、政、司法、经济权力，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定君臣礼、五户丝制(见科差)、军民分治制等。

在文化方面，楚材推行了保护、优待、任用儒士的政策。1230年，由他奏请后任用的十路课税正副使共二十员，都是儒士。1238年，奏请在中原诸路举行儒士考试，选取儒士四千零三十人，这些中选儒士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元世祖时名臣。

五蠹儒以文乱法原文及翻译如下：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

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

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

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

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

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

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

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

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

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

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

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

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

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

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

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

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

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

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

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

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

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

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

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

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迥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也释儒，它的出现首先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它的兴起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倒不如说它同时也是儒家经典解释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企图通过分析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展示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经典解释方法的关系。并探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不同经典之间的交流之相关性。最后通过作者对汤用彤先生的批评，进一步探讨特定的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特定的经典解释的方法相互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一、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从《魏晋玄学论稿》的编目看即知，汤用彤对玄学与如何解经的关系最为关注（注：《魏晋玄学论稿》包括：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等九篇论文。其中，《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都是汤用彤专论魏晋玄学解经学的名篇。）。汤用彤认定，玄学之所以对儒家经典解释传统形成有重大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解经的典型的原因，就在于：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并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这后一点恰是汉儒在解经中，未能妥善解决的大问题。

（一）玄学以道释儒经的原因和目的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来重释儒家经典，揭发儒家经典中的深远含义及经世致用的品格，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有关，并与汉代儒士解经的不足有关。

当然，魏晋玄学并不是泛用道家的经典及其思想，体现自己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同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理论的价值，魏晋玄学主要地表现为：它开创了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面对和重说儒家经典。这样一种选择与作为，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关于玄士倡导“贵无”的动机，汤用彤指出，与其时遗世的人生态度有关；与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有关；与政治上主无为有关。（《汤三彤全集》第4卷，第317至318页）其中，遗世的人生态度，“与佛家出世不同，因其不离开现实社会。遗世只是轻忽人事。人事纷乱外，更有私欲为累。欲求忘累，故贵无。”（同上书，第317页）另外，政治上的无为，也“并不是不做事”，而只是“为君法天”，“不扰民也”。所以，即使如“范宁等亦为玄学家，亦讲无为，不过给无为以不同之解释。”（同上书，第318页）

政治、人生上的选择，导致玄士学理发展上择取出与此选择相关、并能为此选择作一新说法的“贵无”学说。但汤用彤一再提醒，学理上对“贵无”之说的择取，并不是魏晋玄士的创发。因为“汉学之自然发展，后来亦达到贵无之说。但此所谓无，乃本质，而非本性。”（同上书，第317页）而这便是当其时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之体现。对此，汤用彤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对汉儒解经之贵无思想如何进展至玄学之贵无理论，作了更仔细、更清晰的说明和梳理：

汉之学说最重要的为儒家之经学，但不纯粹为儒家，而仍有阴阳道家学说之渗入。

名学（名理之学），是准玄学，以道为根本而谈名教，……王弼注《易》，何晏撰《论语集解》，虽可谓为新经学家，而其精神与汉时大异。（同上书，第355至356页）

由此而看，汉学解经所用之玄与魏晋玄学解经所用之玄，或二者对儒家经典之根本的“贵无”之理解，区别只在于：

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作者注：即本质），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作者注：即本体）。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着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同上书，第42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用彤反复强调，无论是汉儒还是魏晋玄士解释儒家经典时所体现的贵无思想，都与道家经典思想的运用有关。

王弼对于道家经典为何能释孔子借经典所表之理想，有这样明确的交代：相比起其它诸家学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注：〔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末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已；此其大要也。”（同上）也就是说，在王弼看来，唯有老子之言才可能在息末，也即不被末所蔽的澄明下，阐释孔子所体之本（也是儒家记载孔子所行之事的经典所蕴涵之意）。这里，王弼着重的是老子所言为阐释儒家核心精神而提供的新眼光、新方法。

汤用彤指出，由这样一种新眼光、新方法开启出的、真正的贵无思想，应是“玄远之学”（玄学）。它“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夫汉代固尝有人祖尚老庄，鄙薄事功，而其所以终未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之说者，盖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2页。）

总而言之，魏晋玄士与汉代儒士一样，将社会政治及至个人人生等问题的解决，看成与对儒家经典的如何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都开始尝试在儒家经典解释中，借用道家的思想方式来揭发其中的玄理。只是，相对来说，魏晋玄士看到了汉代儒士解经时将玄理与事象不分的缺陷，及日益衰败的社会现象和失落的人生，而着力于运用新的解经方式，使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真理得以宏发，并显现其对社会诸种人事、物象的统御作用（注：作者曾写有专文《归本崇无——析王弼对汉儒政治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刊于《经典与解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魏晋玄士解经之原因及目的作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这无疑是是魏晋玄士解经的目的。

（二）玄学言意之辨的解经路向

但在实际中，魏晋玄学如何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克服汉代经说由于与具体人事、物象相纠缠，而致与原儒立身行事的理想相去甚远，而不能对缤纷多变的现实真正作为的弊病，重新表述儒家经典中的理想，关涉儒家经典解释中的方法选择和具体操作。

首先，汤用彤指出，对于魏晋玄士来说，不同经典互解要碰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儒道透过经典而现出的根本旨趣之差异：“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六经全豹实不易以玄学之管窥之”；二是儒道在文句上的冲突：“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此外，“儒书与诸子中亦间有互相攻击之文，亦难于解释”。所以，“儒书多处见南子之类，虽可依道家巧为解说”，但儒道之间，从经典表述来看，实是“其立足不同，趣旨大异。”要解决这种从经典文字上反映出来的、事关根本旨趣分歧的差异，不同经典之相互理解或说解释，在玄士看来就“不得不求一方法以救之。此法为何？若言得意之义是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9页。）

玄学之得意忘言的方法，之所以能改造汉儒经学，宏发圣人理想，就在于：只有这种方法，才使经典的面对和理解不至“滞于名言”，而能“忘言忘象”，使经典“所蕴之义”得体会，经典中的“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实际上，“王氏新解，魏晋人士用之极广，其于玄学之关系至为深切。”（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得意忘言之法何以能解决儒道旨趣及文句两方面的差别呢？对于玄士解经之得意忘言方法与儒家经典《易》、汉学后期及名理学解经方法的关系，汤用彤作了这样的分析：

王弼之说起于言不尽意义已流行之后，二者互有异同。盖言不尽意，所贵者在意会；忘象忘言，所贵者在得意，此则两说均轻言重意也。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并谓‘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此则两说实有不同。然如言不尽意，则自可废言，故圣人无言，而以意会。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此则两说均终主得意废言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正是采用了改造过的解经方法，玄士首先使儒道经典中之根本差异得以调和。“玄学家主张儒经圣人，所体者虚无；道家之书，所谈者象外。圣人体无，故儒经不言性命与天道；至道超象，故老庄高唱玄之又玄。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不过偏袒道家者则根据言不尽意之义，而言六经为糠秕，荀粲是也。未忘情儒术者则谓寄旨于辞，可以正邪，故儒经有训俗之用，王弼是矣。二说因所党不同，故所陈互殊。然孔子经书，不言性道。老庄典籍，专谈本体。则老庄虽不出自圣人（孔子）之口，然其学则实扬老庄而抑孔教也。”另外，也使儒道经典中本是冲突的文句得以贯通。“按子书中之毁非圣人，莫明于《庄子》。儒家之轻鄙庄老则有《法言》。”“然向、郭之注庄，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融合儒道，使不相违，遂使赖乡夺洙泗之席。王、何以来，其功最大。”“李弘范虽名注儒书（《法言》），实宗玄学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31至33页。）

（三）解经方法与解经目的的一致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的解经新意，因其是就一定的动机而发的，所以，解经新方法的采用就有个是否与解经目的合适的问题。他专门分析了王弼对两种儒经的重解，及向、郭对《庄子》的新解，来展示魏晋玄学解经之新方法与其解经意图的契合。

在汤用彤对魏晋玄学发展的分期界定中，王弼及向秀、郭象是他重点评说的对象（注：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的看法，可参看他的《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在他的梳理中，只有一、二期玄学是玄士当主角，三、四期则是创造中国佛学的玄僧当主角。而他首推的玄士为王弼（第一期发展的代表）及向秀、郭象（第二期发展的代表）。）。如前所说，他肯定，只有王弼最能体玄致之意，而向、郭则是继王之后，另一得玄意的人。由于从时间上说，王弼是玄学的首唱者，并且按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最能体现儒道会通的努力，所以，汤用彤对玄学解经的范例分析，自然最重王弼的儒经新解。如果说，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义释，从根本上显示了玄学解经目的与方法的一致的话，那么，王弼对《易》的重注及释义，还有对《论语》的释义，则是直接从经典重新解释中显示解经目的与解经方法的一致。

“圣人观”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中心问题，而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在汤用彤看来，也与中国传统对人性的形上理解有关，所以关涉儒道能否从根本会通的问题（注：汤用彤认为，中国人性说上形上学之大宗，首推儒家，之外，自推道家。《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69～70页。）。进一步来说，它还关涉儒家名教思想与道家自然思想的关系问题（注：参看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一文，《汤用彤全集》第4卷。）以及圣人是否可至的实际问题（注：参见汤用彤另一篇论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全集》第4卷。）。王弼借言意之辨的妙法，在《易注》及《论语释疑》中，化解了儒道在此问题上的差别（注：参见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全集》第4卷。）。从而在形上与形下不分的新角度，赋“圣人有情”说予新意：

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点。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平叔言圣人无情，废动言静，大乖体用一如之理，辅嗣所论天道人事以及性情契合一贵，自较平叔为精密。（同上书，第71页）

而王弼的《易》注，在解经史上，已被作为经典看待。这同样得益于世人无不从之获取新意（注：汤说：“弼注《易》，摈落爻象，恒为后世所重视。然其以传证经，常费匠心。古人论《易》者，如孙盛称其附会之辨。朱子亦尝称其巧。”《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7页。）。因为“夫性与天道为形上之学，儒经特明之者，自为《周易》。”“《易》之为书，小之明人事之吉凶，大之则阐天道之变化。”所以，如何注《易》，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之普遍性或根本性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人生关系的理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3页。）。

王弼注《易》有其“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之因。后期汉儒已开始力克旧儒拘泥章句，“繁于传记，略于训说”的解经方式，开始“尝以《老》、《庄》入易”，用象数、阴阳等言说事物变化之物理的宇宙论思想解《易》，但又不免使“天道未能出乎象外”，致儒家之义理失真无用。王弼用得意忘言之法，批评汉儒这样的注经做法不能体现注经之目的：“经世致用”。“夫着眼在形下之器，则以形象相比拟而一事一象。事至繁，而象亦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必由至寡之宗。器不能释器，释器者必因超象之道。王弼以为物虽繁，如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学而失其宗统，则限于形象，落于言筌。”由于王弼的《易注》既“真识形象之分位”，更“深知天道之幽赜”，使《易》中“具体之象生于抽象之义”得于勃发。由此，其“《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注：参看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汤用彤全集》第4卷。）

而王弼对《论语》的释疑，汤用彤认为是王弼实现其儒道会通之目的的最成功之作。注《易》只是释理，真正儒家理想之新义，则由《论语释疑》体现。“王弼学贵虚无，然其所推尊之理想人格为孔子，而非老子。”“王弼会合儒道最着之处为圣人观念。”“王弼之所以好论儒道，盖主孔子之性与天道，本为玄虚之学。夫孔圣言行见之《论语》，而《论语》所载多关人事，与《老》、《易》之谈天者似不相侔。则欲发明圣道，与五千言相通而不相伐者，非对《论语》下新解不可。然则《论语释疑》之作，其重要又不专在解滞释难，而更在其附会大义使玄理契合。”望文生义，或拘泥于章句，于儒道会通只能是阻碍。要使儒道之玄理得体现，必须借用得意忘言之方法。

实际上，王弼通过解《论语》融通了儒道，于旧的圣人说立一新义：圣人虽所说训俗，但体无；圣人之德，神明知几；“圣人法道，德合自然”；圣人“用行舍藏”。

至此，王弼通过解经而建立的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就具备了不仅对人事的致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立身行事之风骨。汤用彤在解玄时，于这点的评价，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中国社会以士大夫为骨干。士大夫以用世为主要出路。下焉者欲以势力富贵，骄其乡里。上焉者怀壁待价，存愿救世。然得志者入青云，失意者死穷巷。况且庸庸者显赫，高才者沉沦，遇合之难，志士所悲。汉末以来，奇才云兴，而致途坎坷，名士少有全者。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故于天道之兴废，士人之出处，尤为魏晋人士之所留意。（同上书，第86页）

王弼虽深知否泰有命，而未尝不劝人归于正。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乃赏儒家之风骨也。（同上书，第87页）

在汤用彤看来，玄士解经的目的与方法之合壁，只有在王弼的这种“体用一如”之哲学与社会政治理想及人格风骨的结合中，才真正体现（注：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由于向、郭在玄学中地位显著，任何对玄学的研究，都不能绕开二人的思想而行。汤用彤对二人思想的解释也独具匠心。除不断地在多篇论文中，比较王与向、郭的理论之玄远性和致用特点，还有人格理想外，汤用彤专辟一章，讨论向、郭的解经学。与王弼用《老》、《易》对《论语》释疑不同，向、郭是用儒家理论释道家经典《庄子》。《庄子》某种意义上，与当时道家的其它主要著作一样，不能被看成“经”。经之界定，只用于言说儒家传统的权威著作上。《庄子》向被认为是道家著作中与儒家思想不仅有根本分歧，而且文句上最现道家对儒家攻击的代表。“老、庄绝圣弃知，鄙薄仁义，毁弃礼乐，而不满于尧、舜、禹、汤、孔子之论，尤常见于庄生之书。然则欲阳存儒家圣人之名，而阴明道家圣人之实者，文义上殊多困难，必须加以解答。”而向、郭能从如此极端的“绝圣弃智”之文中，解出同为儒家力扬的“内圣外王”之“中华最流行之政治理想”，实也是一种创造。

向、郭的妙解，自然首先关系上面所说的融合儒道及重弘圣人理想的目的。但在《庄子》中释出资源来，仍需实际的方法工具。“郭象注《庄》，用辅嗣之说。以为意寄于言，寄言所以出意。人宜善会文意，‘忘言以寻其所况’。读《庄子》者最好方法，要当善会其旨归，而不滞文以害意。《庄子》辞多不经，难求其解。然齐谐志怪之言，不必深求。”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解《庄》，不仅《庄》之“内圣外王”之真意得显，而且儒家圣人理想也得新义。汤用彤称这是对《庄》的理论之解答。也是王弼体用一如思想，在向、郭处的新发：所以迹与之迹的内外兼顾。“士君子固须宅心玄虚，而不必轻忽人事”（注：汤用彤对向、郭《庄》的分析，参看其文《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等。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然比较王、郭两种注解、解经，二者仍有不同，从目的上，王偏以“本”、“无”统御“末”、“有”，所用方法为“得意忘言”；而郭则主“从有看无”，“以有显无”，方法上多用“寄言出意”。

二、对汤用彤玄学理解之再理解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并不就解经方面而止。他的玄学研究范围极广，另外较引人注目的，包括他对竹林玄学的理解及对同时期佛学的玄学化理解。这些连同他对魏晋玄学中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解经理论的研究，该如何看待呢？作者尝试在介绍其他学人对汤用彤批评的同时，提出自己就解释问题相关的一些意见。

（一）从对汤用彤的评价谈起

随着《汤用彤全集》1999年的出版，学界对于汤用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了一番新的评论（注：近期的集中讨论可见《中国哲学史（季刊）》2001年第2期专栏：《汤用彤：回顾与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定，汤用彤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之贡献杰出、非凡，但仔细打量，便会发现讨论汤用彤贡献的言论和文章，多是就其对汉魏南北朝佛学的研究而论的。其中也有涉及汤用彤在魏晋玄学及其它方面研究的贡献，却始终着墨不多（注：全集出版后，北京大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详细报道可见2001年1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里面引述了给全集作序的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先生的发言。《中国哲学史（季刊）》专栏的文章作者包括：任继愈、张岂之、蒙培元、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其中任继愈、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都特别针对汤先生的佛学研究来说。）。

偏褒汤用彤对佛学研究的贡献的做法，在大陆学界一直存在。大陆专论汤用彤学术成就的著作和文章不多。在当中，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些专著及专文在论及汤用彤的学术贡献时，多着眼于其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究其原因，当然与汤用彤论述佛学的著作面世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扬而奠定其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崇高地位有关。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即得到当时教育部授予的最高学术奖（注：见汤先生学术年表。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年），第310页。）。并“一直被视作‘价值至高之工具和导引’，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注：转引自孙尚扬《汤用彤》，第42页。）。至今，季羡林、任继愈、许抗生等先生仍共同赞誉此书及汤先生的佛教研究，是经典、传世之作（注：见北京大学与河北人民出版社《〈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报道，《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3日；另见许抗生《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6期。）。而另一方面，也与学者认定汤用彤太过侧重于玄学玄理的阐发和解释，而对魏晋玄学中彰显人格风范的竹林玄学另眼相看、略显冷落的看法有关。王晓毅先生在他对现代玄学研究的综述中认为：

尽管这个时期的学术大师有相当水平的西方哲学知识，但是，仍留下开拓时期的缺憾。不仅像陈寅恪、唐长孺这样“客串”的大家如此，即使汤用彤先生那样的主将，也不免将竹林玄学置于其本体论学界体系之外，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存在，毕竟给汤氏体系的完整留下了缺口（注：王晓毅：《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与其佛学研究相比，始终没形成系统的表述。其成就虽影响大陆诸多学者的研究，但获得的评述，也始终不如佛学研究的多。如前所析，其魏晋玄学研究中，关于玄学方法的探讨多为人称道，后来学者沿此方向深入的也居多。但其对玄学的目的之分析及断定，却鲜为人说。与目的相关的原因探求，多为有历史学背景的思想史家如余英时继续深入（注：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篇章。），但左右其思想方法的又主要是陈寅恪、唐长孺等史学大家。玄学目的与其方法选择之关系，当代学人中，虽有孙尚扬博士的出色评说（注：参见氏著《汤用彤》中第七、第八章〈慧发天真解玄音〉（上、下）。），但毕竟未成学界所共同引起注意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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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叶，教育在诸侯国兴起，鲁国以周礼闻名，周礼也是古代的教育鼻祖教材。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将礼制作为统治阶级的纲本，虽然是周武王所创，但在后世周朝分裂，朝代更迭数年后依然被诸侯们所沿用。"儒"便是奉行周礼的学者的独有称呼，而另有一派与儒所传教育师承一派，称之为隐。

儒和隐都是是出现在孔子的儒家学派之前的学者，自成一体，游历四方，但虽然是学士，也分两派，却一直未形成具体的学术系统，儒与隐何以为生呢？儒与隐又在传承学术的方式上又何异同？孔子为何鄙视个别儒生？

学礼是贵族的特权

周王建朝后，奉行周礼，本开始将周礼作为统治阶级的纲本，这教育的礼制就落到了士大夫肩膀上；士大夫研习周礼，将礼数传给诸侯与其子弟，贵族习礼后知长幼尊卑，仁义羞耻。以周礼辨别是非，知何可为之何不可为，周礼学者认为这是人之于不同禽兽必经的一道流程，无礼之蛮夷，与禽类无益。

而礼数复杂晦涩，教授诸多贵族子弟已经是捉襟见肘，另一个角度也因封建制度的建立，刻意拉开与庶民的距离，方便统治者大行其道，周礼只流传于王侯将相之中。

遂周礼成为了士大夫与贵族的特权，贵族身份显赫，有着与国君商议国事的政权，又有封地田土供其吃穿。周制的兄终弟及制度改为世袭制之后，嫡子外的贵族得不到家业的继承，势力渐渐的微弱，传其几代居然流落到了民间成为庶民。

而他们继承的贵族的知识，也和他们一同流落到了民间，在制度的影响下许多王室都逐渐流落到了民间，与社会而言并非坏事，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知识的普及，这时的百姓曾互相开玩笑，夫谁非周王之后？意为庶民大部分有着王室血脉。

儒的起源与职业

百姓本来是教育的绝缘体，周朝贵族没落之后知识流入民间，促就了一个良好的知识教育氛围。周礼尽在鲁国，有名的教育之乡鲁国培养出了几位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就是其中影响力极大的一位，他的儒家学派流传千古，至今仍为经典。而儒这个词并非孔子独创，在孔子之前就有最初的儒。商代周代两朝都尚鬼，周代更是继承与商代的风俗加以朝代的文化，祭祀是信奉鬼神不可或缺的仪式。

而祭祀时礼仪复杂，单个擅长这门学术的学者完成整套学术是心有余力不足，君主为了使祭祀更加完善和快捷，国中出现了四大祭司；太史，记录祭祀发生之事。太祝，代替君主行祭祀之礼。太宗，负责宗庙祭品的摆放和种类。太卜，龟甲兽壳之占卜术士。此四种国君家臣为最初的儒，他们深谙诗书礼乐，是周建贵族与国君的智囊团。

据《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国之大事，祭祀与战斗是周建国以后的两件大事，在这等重要的事情中，这四大祭司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渊源，在后朝的列国更迭中，渐渐有把政权交给祭司的趋势。

隐士的学术水平

隐与儒都是贵族学者的后代，儒四处游说，以教授礼仪和传经文为生。隐者，顾名思义，乃是隐逸与山水之间的学士，此士以耕耘为生，虽有学术，但不外漏；五八六年晋国发生地震，山崩地裂，晋王在宫中焦虑不堪，来回踱步，这么严重的事情，国君当如何解决，虽有贤能，却无方寸。

问及朝中大夫，也是连连摇头，不知所措，晋王想到了一位名士伯宗。伯宗接到晋王的邀请，日夜赶路奔赴晋国，正快马加鞭时路上遇一马车，载满货物，挡住了去路。伯宗大喝，让开来路。

马车的车夫的回了一句，与其等我让开，何不绕路更加快些？伯宗认为此人有胆识，于是问他道何处之人？车夫回乃是晋国人，伯宗又问，可知晋国最近有何大事？车夫道，地震山崩。伯宗续问，依你之见如何处置？车夫于是将周礼之中国君义务熟稔地告诉了伯宗，伯宗大喜，将他带到晋国，与国君交谈片刻，国君遂采取了他的建议。

由此可见士大夫眼中十分棘手的问题，隐士却轻而易举地解决掉，而且对周礼中的内容可以倒背如流，许多士大夫仍然做不到这一点。

君子儒与小人儒

周礼中孔子自以为是君子儒，信奉主义大于礼仪，君子儒为政治抱负和传统制度相结合的流派，而孔子所言。

据《论语》："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被孔圣所不齿的小人儒又是何种流派？这与儒的职业特性有关，儒生一般以丧葬和传礼为其收入来源，古礼是每个儒生的饭碗。儒字的解析为人旁一个需，古文中凡是有需字的都象征其柔和，文弱书生一词，就是将书生借助他人生存。

何为君子儒已然十分明了，那小人儒与君子儒又有何相关？小人儒也是儒生，不过只有学识，既无抱负，也不知耻辱，只是混饱穿暖而不顾任何的原则；小人儒也并非旁人所请，而是在丧礼发生之时带全家老小，自动上门，混贵族们的一口饭吃。无丧事时宁可荒废在家也不出门相礼，饿急了便向他人讨饭吃。难怪孔子不齿，空有满腹经纶却不为国所用，且无耻懒惰。

儒生初以祭祀和传礼为生，而隐士以耕田为职业，学术素养方面双方师承一派，但有的隐士深藏不露，小人儒孔子视为草芥，毫不珍惜自己学识与人格的人也不值得他人尊重。在春秋后期，因为战争的兴起，诸侯之间争夺政权，国君对学者谋士的需求大量增加，而儒的地位由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国君皆广招游士升为大夫，且为其建造宫殿以证明重要性。

参考文献

《左传·成公十三年》《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