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悍匪，张乐山、谢文东、肖家璧分别厉害在哪里？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匪这个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断绝的职业又再次趁着民国乱世兴盛起来。大的土匪可以割据一方，公然称王称霸，小的土匪也占据一地，对附近的乡村城镇和过往行人肆意压榨。土匪成为民国时期百姓最痛恨的因素之一。

土匪剧照

俗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土匪”这个历史悠久的行业里，自然也是有“状元”的，除了像“东北王”张作霖这样可遇不可求的奇才，一般土匪能达到的巅峰，就是张乐山、谢文东和肖家璧的水平了。

其实这三个人里，土匪职业最“纯粹”的，还要属张乐山。真正使张乐山名扬天下的，还要托《林海雪原》的光。张乐山就是林海雪原的主角之一——座山雕的原型。虽然真实历史上的张乐山并不如座山雕那样，拥有那么强大的势力，更没有险要的威虎山，但是张乐山能够成为纵横东北雪原50余年的土匪，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座山雕剧照

张乐山本是山东人，早年随亲人闯关东到达东北后，年仅15岁就进山当了土匪，仅仅过了三年，年仅18岁的张乐山就已经成为了一方土匪的首领。土匪本就桀骜不驯，无法无天，如果没有能够足够的个人能力，既然不能使土匪们信服。

张乐山有三绝：枪法绝、眼绝、腿绝。“枪法绝”最好理解，说的是张乐山枪法百发百中，是土匪中的神枪手；而眼绝，是指张乐山善走夜路，也具有“识人”的能力；而腿绝，是说张乐山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这也是张乐山能够纵横东北50余年，始终屹立不败的原因：即使打不过，也能跑得掉。

但是，再好的狐狸也怕猎人，最终，老奸巨猾的张乐山被解放军侦察员杨子荣活捉，最后因病死在监狱。

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被封为“中央先遣军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旅长”，而国民党的这个“滨绥图佳保安总司令”，也就是座山雕的顶头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谢文东。

谢文东和日寇

谢文东和座山雕一样，都不是虚构的人物，真实历史中的谢文东，比小说中的官职更大，也更厉害。抗战胜利后，谢文东曾被国民党任命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军长和第15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题主说谢文东是墙头草，其实一点儿不错。谢文东的经历也堪称传奇。最早谢文东是东北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的一名富户。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武装殖民侵入家园，谢文东率领家乡人民对日寇的侵略奋勇抵抗，他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土龙山暴动”，击毙了包括日军大佐在内的20余人，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一位风云人物。

土龙山暴动纪念碑

随后，谢文东加入了东北抗联，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随后几年，谢文东一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但是在1939年，由于日寇和汉奸的疯狂围剿，东北抗联条件极端艰苦，军队损失极为惨重。同样损失惨重的谢文东最终发生了动摇，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可耻的汉奸。

东北抗联

在当汉奸的几年间，谢文东甚至还曾经被日本天皇召见，参拜靖国神社，谢文东成为日寇压榨人民的帮凶，欠下了累累血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增加实力，大量收编了汉奸部队，谢文东也在此时摇身一变，先后成为了国民党的第85师师长、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军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等。

“多行不义必自毙”，1946年，谢文东的军队被东北民主联军消灭，他本人也被俘虏。当年的12月3日，谢文东在勃利县被公审枪决。

谢文东被公审

无论是张乐山还是谢文东，如果比对民众的残忍，都比不过萧家璧。1927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途经江西遂川时，曾遭到了肖家璧靖卫团的伏击。随后，萧家璧成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顽固和凶残的敌人。

1929年，由于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井冈山被国民党占领。肖家璧率领着靖卫团，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肖家璧的手段甚至比国民党军队更为残忍，肖家璧将毛主席和红军住过的地方列为“重点血洗区”，对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了大肆迫害，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遭到屠杀，数千人无家可归。肖家璧成为井冈山地区“可止小儿夜啼”的人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从此，肖家璧始终盘踞井冈山。直到1949年，迟到了20年的审判终于降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大军挥师南下，解放了井冈山地区。被国民党任命为“井冈山绥靖区遂北反共第一纵队司令部少将司令”的肖家璧自知罪孽深重，率领死硬分子坚决抵抗，垂死挣扎。最终，肖家璧被解放军活捉，经过公审大会后被枪毙。

土匪

土匪，以半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扰乱社会治安。

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可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组织要持久地存在并进行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则，受一定的约束，不可能绝对的自由、绝对无约束。

土匪组织，的确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中最为放荡、最散漫、最不愿受约束的一种。但是，这是指他们不受正常社会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众规则的约束，一般说来，多数土匪队伍内部是有约束的，有的土匪队伍的纪律还相当严厉。

“土匪”是一个很笼统的称谓，不同的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所指的土匪的内涵不尽相同。不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将“土匪”与“盗贼”相提并论，凡强行劫掠或窃取他人财物、为非作歹的人，依其情节之轻重，或称其为匪盗，或称其为窃贼。而在匪字之前冠以“土”字，意指本地之匪，或在本地活动的盗匪。其实，土匪并不限于本地人，他们的活动常常也不限于本乡本土。

在民国时期，报刊上几乎每天都有大量关于土匪问题的报导。从报导的内容看，“土匪”这一名称包括了从盗贼到社会革命家在内的一切“犯罪分子”。其中既有不知名的“梁上君子”，也有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既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是鱼龙不分，黑白不辨，土匪的概念被搞得混乱不清。

结合近代中国土匪活动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土匪是这样一群人：

（1）他们来自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战争等的直接产物，为了不被饿死，他们结伙武装起来，为所欲为；

（2）他们的存在和活动不为国家的法律所允许；

（3）他们的行为虽然是对现实的抗议，在客观上具有反社会性，但他们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

（4）他们脱离生产，暴力抢劫和勒赎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概括起来，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根据上述定义，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那些社会革命家和活动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人，以至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与土匪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他们的活动是主动的，具有明确政治目的，他们谋求的是社会的重大变革。军阀、地主、官僚将这些人一律污蔑为“土匪”，是蓄意破坏其政治声誉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土匪种类繁多。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山匪、平原的“马贼”及“响马”、边界土匪、海盗和湖匪等。

所谓山匪，一种是指常年在山岭地区活动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但他们的活动并不限于山寨地区，这类土匪，民国时期常见，如河南的白朗，他在蒿山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内有烟户两千家，形势险要难攻”，“山内可容两三千人，屯粮致富，有泉水可饮”。山东土匪孙美瑶，即以抱犊崮为根据地，它处于峄县、临沂、郯城三邑交界，四周大山环拱如荷瓣，内有平地，向为土匪巢窟。地势往往极为险要，故连年官兵往剿，皆弃甲而归”。著名的王佐、袁文才部，是以菁密林深的江西井冈山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其他如广东香山新会的虎斗山、古兜山等，都是民国年间的著名贼巢。

马贼是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匪帮，所以称为马贼，因其无不乘马，故民间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马贼的骑术和枪法堪称两绝。他们骑马不用鞍，能酣睡马背，长途疾驰而不坠地；又能双枪齐放而弹无虚发。马贼又称胡匪，相传他们外出抢劫时，不论其人有无胡须，都以红色涂满口旁作胡须状，故亦名红胡子。响马，原是活跃于华北平原直隶、山东——带的匪帮，因其外出如马贼，亦必乘骑马，故谓响马。民国以后，此类土匪已尽奔满蒙与胡匪结合。胡匪活动的起伏，常受制于四季气候变化。一般在林菁深密、田禾茂盛的夏秋之交，是胡匪猖獗的时期。这时，他们多三五成群，数百为帮，驰骋于广袤千里的平原上，到处打家劫舍，攻城掠地。一到冬令，万木凋落，寒风刺骨，冰雪丛积，原野森林无以藏身，是胡匪蛰伏时期。这时i他们或深居巢穴不出，或乔装商人粮户潜入城市，假寓伙房客店避风，这时侦探警察就趁机严查客店，捉拿胡匪。

所谓边界土匪，就是活动在省与省或县与县等交界地区的土匪。民国时期，有许多著名匪帮活跃在边界地区。例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山东、河南、江苏和安皖的四省边界线上，就结集着数十股约20～30万土匪，其中著名杆首有顾得林、庞子周、范明新、于三黑等数十人。这种边界地区，对于土匪活动来说，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第一，在地理条件上，许多边界地区的地势极为险要，或乱山丛杂，或湖港分岐，有利于土匪的出没，加之这些地区风气闭塞，民风强悍，好勇斗狠，即为盗贼渊薮。第二，在政治上，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统治势力都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时代，它们都成了“三不管”或“四不管”地带，因而成了土匪的“天堂”。

海盗，是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他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有时也抢掠陆地民户。海盗中有许多帮派，如清嘉庆年间有蔡牵帮、黄葵帮等；还有以各种旗号来分帮的，如黑旗帮、白旗帮、红旗帮等。民国时期的海盗，主要横行于闽粤沿海。

湖匪，主要是在内河湖泊港汊进行抢掠活动的匪帮。民国时期，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的盗匪活动猖獗异常，民国时期徐老窝子、宋老窝子、管大肚子等就是太湖上的著名土匪。

如果以土匪的性质来划分，我们可以将土匪分为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侠盗（即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社会土匪）、专事掠劫烧杀勒赎的积匪以及兵匪、会匪、教匪、枭匪、烟匪等。

所谓社会土匪，就是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是一些被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是解放的***，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民国时期河南的白朗、四川的禄国藩就是这样的人物。

所谓积匪，就是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的惯匪，他们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洗劫一空，使人民陷于悲惨的境地，这种土匪，民国时代较常见。

所谓兵匪，大多是一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队，或是哗变逃跑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他们往往表面上是军队，实际上是土匪，或者白天是军队，晚上做土匪。这种土匪的大量出现是在民国初年，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会匪、教匪，就是从事土匪活动的帮会教门成员和组织；枭匪是专门从事私盐贩运活动的匪帮；烟匪则是专门从事鸦片毒品走私贩运的匪帮。

据有关资料透露，土匪的组织领导和组织形式，基本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小股土匪。一般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上拉起杆子，聚集数十人，结拜成为匪帮，在比较小的地域范围内进行抢劫活动。小股土匪内部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每股拥有一两个匪首，成为头目或杆首，头目以下均为弟兄。小股土匪在聚集成帮之初，一般都要举行结拜仪式，在河南一带称为“孤庄”，与帮会结拜兄弟的仪式相仿。据有关资料记载，土匪“孤庄”（结拜）时供奉的是关云长，除了陈设供烛表馔外，桌上还摆着压上瓤子（子弹）的勃郎宁、自来得手枪，几个人按序分列站立，仪态庄严。

烧香磕头时，他们口里念的咒语是：关爷在上，弟子某某在下，今晚“孤庄”我某兄弟，从此以后，互相扶持，对待众家兄弟，不准有三心二意，如有三心二意，上前线炮打穿心而过，五狗分尸，肝脑涂地。每人磕头时，先烧一炷香，然后燃着表，端端正正地跪在关老爷面前，口里即念此咒语，念毕，朝关老爷磕三个头，仍旧站进原位（见姚文蔚：《匪窟余生记》，《河南文史资料》第24辑）。最后由土匪头目发誓，加念几句咒语，以表示其诚恳和耿直。这种以结拜兄弟组合起来的股匪，主要依靠首领与成员间生死与共的关系连结起来，但匪首大多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能保护部众；匪众则以其忠诚报效头领，并与头领比较熟悉，因而凝聚力比较强。小股土匪，民国时期遍布全国各地，据王汝桂、王赓熙探报，1912年在河南的宝丰、舞阳两县就有30余支（见杜春和：《白朗起义》）。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分布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几个局部地区的马贼匪队，就有百支以上。小股土匪的名称各地不一，在东北地区称“绺子”，在华北一带称“杆”，在华南地区则有称堂或股的。据陆荣廷报告，民国初年，广西匪势猖獗，恭城灌阳一带，“匪据巢穴，共有八馆，有天胜、龙胜、陆大、明胜、到胜诸名目。每馆百数十名至数百余名不等，并携有快枪刀械，抄掳村庄，捉人勒赎，潜藏村内，此拿彼窜”。

第二类是大股土匪。一股由数个或数十个小股土匪联合组成，共推一势力较大、最有胆识者为大头领，也叫总杆首，亦称当家、掌柜。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其所部接洽一切之权，匪众称大头领为大爷，以下之头目依次称二爷、三爷、少爷等。大股土匪，少则拥有数百人，多则拥有数千人以至数万人，在广阔的地域范围进行掠夺活动。这种大股土匪总部与分部的建制，各地不尽一样，联合匪股的多少，则根据形势和战略的需要而定。

据报道，1913年8月白朗起义进入高潮时，他已联合34支各有几百人不等的股匪，总计二三万人（有的报道称5万人）。白朗为大杆首（总杆首），以下白瞎子、宋老年、张起云、张建德、李鸿等34人为分杆首，“其余小者，实难数指”（见杜春和：《白朗起义》）。大股土匪除了总杆和分杆之间有明确的建制外，一般在他们的总部还有核心领导机构，白朗部就由白朗、宋老年等组成领导核心。山东枣庄抱犊崮的孙美瑶集团则建立了一个六人委员会，其分工通常有寨主、二寨主、军师等不同名目。有的土匪核心中设有相、大都督、先锋、当家官、户部尚书、巡查使等职（见陆军部档《北十一》）。此外，在土匪队伍内部，还设有书写公文的文书、掌管财务银行的会计、刺探情报的侦探等职司名目。这种详细的职责分工，1925年研究土匪问题的专家何西亚在《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一书中写道：土匪“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管全山银行、出纳事项，号曰账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土匪进退战守事宜，号曰炮头……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口噤舌咋。”

第三类是土匪军队。即军队化的土匪和土匪化的军队。他们都按照军队的编制组成，设军、师、旅、团、营、连、排，并有参谋、军需、军法、侦探等。其开差、操练、戒严口令等，亦均仿照军队。如山东土匪毛思忠，“其部下积聚一万余人，竟照陆军编制，取名定国军，并设有参谋、军械、执法、秘书、侦察等处”（见《时报》1917年10月2日）。这就是一支军队化的土匪。另据报道，民国初年，四川省许多溃军驻扎各地，充当土匪，他们“有号令，有军服，有教练，有约束，器械精良，营具完备，一如军之布置也”（见陆军部档《北十一》），这就是土匪化的军队。

各地区的土匪纪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些纪律土匪则普遍地遵循。对违纪者的惩罚是严厉的，英学者霍布斯鲍姆界定的“社会土匪”，对执行纪律尤其重视。

根据土匪问题研究专家何西亚的考察，绝大部分土匪队伍要求遵守的纪律有：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

四盟约

四个盟约即：①严守秘密；②谨守纪律；③患难与共；④与山共休。

四盟约来源，土匪组织的“四盟约”，据有关专家指出，它最早来源于秘密会党，后来土匪结帮盟誓也多采用。例如，道光、咸丰年间，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内开始流行《洪门三十六誓》，土匪的“四盟约”与《洪门三十六誓》中的内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显然，是土匪组织吸取了天地会的一些内部规范。

土匪与秘密结社同是下层社会组织，他们的某些活动也存在相一致的地方，并且，土匪与秘密结社存在着各方面的关系，在约束和协调其成员的行动步调，有效地抗击和躲避官府的追剿，以保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因而，土匪与秘密结社某些规矩的大同小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八赏规

八赏规即：①忠于山务者赏；②拒敌官兵者赏；③出马最多者赏；④扩张山务者赏；⑤刺探敌情者赏；⑥领人最多者赏；⑦奋勇争先者赏；⑧同心协力者赏。

八斩条

八斩条即：①泄露秘密者斩；②抗令不遵者斩；③临阵脱逃者斩；④私通奸细者斩；⑤引水带线者斩；⑥吞没水头者斩；⑦欺侮同类者斩；⑧调戏妇女者斩

近代中国，大大小小的匪帮充斥各地，为非作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

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是主要手段；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1）抢劫

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在要道僻静处，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胆小的客商只好卸下货物，扔出钱两。

（2）绑票勒索

绑架人质的行动叫“绑票”。“票”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湘西一带，绑票叫“牵羊”。绑票是土匪抢夺财物的主要渠道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

绑票勒索与单纯的抢劫相比有三个明显的好处：

首先，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

其次，被绑票的家人一般都会赎出受害者；

最后，绑票可以移动，在匪帮迁徙时易于带走。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在决定绑架之前，土匪们要明确受害者是否有足够的钱财值得冒风险。 在绑架之前，土匪有时候也讲求“先礼后兵”。湘西土匪，在“吊羊”之前，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现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土匪还会出具收据。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土匪会乘事主不备，前来杀人抢夺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土匪就正式下令“吊羊”，进行勒索。一般情况下，东北的土匪绺子，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这样的绑票得冒很大的风险。许多中、小户人家也会成为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家里虽然稍有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水平。

土匪最有可能绑架的是家主。被绑者在家庭中应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比如独生子，家庭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会被迫立即交出赎金。作为绑架的对象也可能是小孩（黑话称为“抱童子”）、待嫁的少女（要求当天赎回，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故而黑话曰“快票”）。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土匪就绑架老太爷或者老太太。土匪也会绑架村里的主要人物，如村长，由全村筹付赎金。

总之，土匪决不会冒生命危险去绑一个毫无价值的肉票。

（3）洋票

近代土匪也绑架在华外国人，称为“洋票”。民国时期，洋人遭绑架勒赎是司空见惯的。土匪绑架洋人，不是出于民族仇视，也不完全是为了赎金。而是利用政府恐洋、惧洋心理，把洋票当作对付当局的“王牌”。以“洋票”为人质，土匪在谈判改编成军队的条件、索取高额赎金时，作为与官方讨价还价的筹码。

成功地利用“洋票”这一法宝的是老洋人匪帮。从1922年下半年，老洋人绑架了14个外国人质。在遭到政府军的进攻时，老洋人不仅利用肉票来充作挡箭牌。还利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面前，诚惶诚恐，不敢剿灭，只得派人前往招安。

各地匪帮大受启发，群起效尤。1923年5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有20多个外国人被当作人质。同时，绑架“洋票”的活动波及到全国特别是长江流域。1923年这一年有41个美国人、23个英国人和14个日本人被绑架。

（4）摊派

摊派勒捐是土匪聚敛财富的又一种途径。许多土匪为中饱私囊，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以保护地方为名，巧立名目，就地征粮派款，搜刮民财。

（5）贩毒

民国初年，许多地区烟土价格在黑市上已接近黄金，这对于土匪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价高利厚的鸦片烟是土匪的一棵摇钱树。为了得到鸦片，土匪们强令农民种烟，除收取烟税外，还贩运鸦片。此外，土匪还利用鸦片来收买官府和军队。

只要你当了土匪，就得学会说黑话。黑话是土匪辨别敌我、凝聚团队、进行联络、排斥外人的重要符号。据统计，民国时期，各地土匪黑话共有134组，有五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方言基础上渗入土匪特需之含义；二是借鉴秘密会社的现成暗语；三是从特定事物中衍生暗语；四是因忌讳某种东西找到替代词形成暗语；五是从土匪的行为嗜好中析出一类暗语。

暗语囊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凡人们生活、社交的所有语言，土匪暗语中都有对应语，其中又分为吃穿戴、寒暄、结交、联络、姓氏、人体器官、物品、动物、一般用语及作战等几大类。

土匪建制方面

山称“架子”，上山称“登架子”。成股的土匪称“杆”，成立匪帮称“架杆”、“起杆”、“拉杆子”。一般的土匪分子称“响马”、“刀客”。匪首称“总架杆”、“架杆”、“趟将”、“当家的”。匪首下面的副手称“杆首”、“二架杆”。匪伙聚会叫“碰杆”，合并叫“合杆”。众匪兵叫“众儿郎”，秘书叫“牛一”、“白扇”。参谋叫“军师”，出纳员叫“账架”，侦察员叫“巡风”。

出马作战方面

“开差”是出门行劫，“私差”是私人行动，“武差事”是大抢劫，“扑风”是正面迎敌，“开味”是与官兵对阵开火，“交壳”是激战。“落水”是被官兵捉去或杀死，“带彩”是受伤，“贴金”是中弹，“过方”是死了，“睡了”是战死。“得风”是交战胜利，“失风”是交战失败，“顺水”是撤退，“反水”是归队回山。抢来的赃物叫“水头”，交易赃物的地方叫“架子楼”。“开花”、“劈霸”指分赃，“放台子”是聚赌，“打签子”是拦路抢劫，“抹林子”是到村庄打劫，长枪叫“胳膊”、机枪叫“喷筒”、“水鸭子”。手枪叫“拐子”、“腰逼子”，子弹称“白米”、“一粒金丹”、“大洋”、“钉子”等。刀称“口锋子”，杀头称“望城圈”，打屁股称“拍豆腐”，杀人称“横梁子”，枪毙称“敲”、“崩”。

其他方面暗语

“水”是财，“大水”是大财，“小水”是小财。“窑堂”是房子，“红窑”是烧房子，“哑巴窑”是庙，“跳窑”是妓院，“流水窑”是旅店，“苦水窑”是药店，“啃水窑”是饭店，“混窑”是澡堂，“雾土窑”是鸦片馆，“艺窑”是戏院。“轮子”是车，“疯子”是马，“高脚子”是骡，“长脖子”是驴，“吹子”是牛，“膻子”是羊，“哼子”是猪，“皮子”是狗，“尖嘴子”是鸡，“扁嘴子”是鸭。

这些土匪暗语，过去都是成系统的，多得很，今天收集起来却很难。许多人记不得那么多了，以上是在洛宁收集的暗语，还有一部分是在洛阳工作的汝州人提供的。专家考证中原土匪暗语的“母语”在汝州，是以汝州方言为基础的。土匪暗语产生后，逐渐发展，后又加进口令和秘密手势、动作等，形成了特殊的“语系”。

由于土匪太多，有时土匪之间懒得用暗语打招呼，就用明语来打招呼，这些看似正常的话，也有专门规定的“套路”，如果回答得乱了套，便证明你不在江湖。

下面是汝州、郏县、宝丰一带土匪之间常用的明语：

问：你从哪里来？

答：我从我来的地方来。

问：你到哪里去？

答：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问：你身上带着什么？

答：我带着3支香和500元现金。朋友，富有可能来找你，但又走了（说最后一句时，来者用手指点提问者的身后）。

前面几句话，一问一答，看似明白，其实也是怪怪的。尤其是最后一句，你若不知情，绝对回答不上来，就表明你不在匪行了，对方就可能找你的麻烦了。

当年杨子荣上威虎山之前，曾认真学习过土匪暗语。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进入匪窟，与座山雕有段对话。

座山雕：天王盖地虎！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

众土匪：么哈？么哈？

杨子荣：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这全是黑话，翻译出来是：座山雕：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气你的祖宗？杨子荣：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众土匪：以前独干吗？杨子荣：正晌午时说话，许大马棒山上的！

接下来座山雕用明语，冷不丁来一句：脸红什么？杨子荣回答：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杨子荣不慌不忙地答：防冷涂的蜡！

暗语、明语随问随答，没有难倒杨子荣，也没有露出破绽，座山雕这才解除了戒心，认定杨子荣就是土匪胡彪。可见中国各地的土匪，都拿暗语来区分阵营，辨别真假，暗语实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软环境，须臾不可离开。新匪入伙，先学暗语。学会了暗语，便可下山做些简单打劫生意了。

土匪王国

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长期是文明中心首善之区，但是后来也曾成为中国匪患为祸最烈的地方之一。

从清末到民国，豫西成了土匪的王国。史料披露，1911年，洛阳官员抱怨豫西已成“匪区”，他们茫然地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受土匪袭扰。过去刀客只在夜晚出动，只在边远村庄动手；现在光天化日就抢劫城镇，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城乡田陌便路断人稀，纷纷关闭城门和寨门。

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豫西秋来风景异，洛阳雁去无消息。四面八方匪声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在这种形势下，豫西村镇纷纷筑寨御匪，每当土匪过境，村头响起锣声，百姓便扶老携幼，带上值钱东西，纷纷躲进寨中，老辈人说这叫“跑匪”。于是豫西的民匪对峙，成为了旧中国小规模战争的一个典型画面……

在豫西有两个著名的土匪区，其中之一包括临汝、宝丰、鲁山和郏县四县。民国时期曾经名噪一时的匪首白朗、老洋人、樊钟秀和张寡妇等都出于此。明末李自成曾在这里招兵买马。清朝末年，这一带土匪已相当活跃，民国初年，白朗起义横扫中州大地，威震全国。1922年冯玉祥称，这里的土匪兵匪人数有六七千人。

豫西另一个土匪区是伏牛山脉和熊耳山脉的北部山麓，包括嵩县、洛宁、卢氏一带，“中州大侠”王夭纵和著名的侠盗丁老八均出于此。20年代，据有人估计，仅洛宁一县就有土匪6700人，占全县人口的3%，占豫西土匪总数的1/3。

民国时期，豫西土匪以其人数多、规模大而名闻全国。产生的原因：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为土匪产生提供了外部条件；农业人口过剩为豫西土匪提供了充足的来源；封建地主剥削是豫西土匪产生的基本原因；吏治腐败加剧了豫西土匪的产生；军阀混战刺激了豫西土匪的壮大。按照估计，当时土匪占总人口比例约为05％，河南的土匪占人口比例约为1％，而豫西是河南匪患最烈，土匪比例最高的地方，已经到了民匪莫辨，亦民亦匪。

豫西土匪，不仅啸聚山林，绑票劫掠，攻打集寨，也不只是几度攻克县城，洗劫之后扬长而去，甚至曾经成千数万，横行千里，跑到豫东、安徽、湖北劫掠。

1区星

东汉末年荆州南部长沙地区乱民首领，西元187年，区星在长沙自称将军，率领部众一万余人起兵叛乱，割据为王，在当地名震一时，在孙坚上任长沙太守时，被其击溃，下落不明。

2周仓

关西人氏，原为黄巾军“地公将军”张宝的部下，后黄巾军遭剿灭，周仓率部占山为王。在关羽千里走单骑时，因早就仰慕其威名，特来投奔，成了关羽的贴身护卫，千里抗刀。之后，周仓跟随关羽镇守荆州。在云长放水淹七军时，生擒抬梓战云长的庞德，在荆州兵败，听闻关羽被害时，因思念其主，自刎而死。

3张燕

这个厉害了，在黄巾起义刚爆发时，张燕就聚集一帮少年为强盗，转战各方，几番周折后，成为当时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山军”首领，因身手敏捷，在军中被称“飞燕”，当时朝廷无力派兵围剿，于是招降，任命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使他管理黄河以北山区，袁绍曾联合吕布合力围剿，也无功而返，在官渡之战时，率众十余万投奔曹操，曹操大喜，封张燕为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命他率军到邺城驻守，世代袭爵，可谓功成名就。

你还知道哪些？欢迎分享

在东北匪首称“当家的”、“掌柜的”、“总揽把”首领之下的四梁八柱等中层匪首，有内四梁、外四梁之分。内四梁中带兵打仗者叫“炮头”，掌军需后勤的称“粮台”，军师为“搬舵”，负责内部安全者叫“水香”；外四梁中负责看守人票的谓“秧子房管事”，司联络者为“花舌子”，负责警戒侦察的称“稽查”或“插千”，文书称“字匠”。 豫省等中原之匪叫匪伙为“杆”，当匪为“登架子”、“ NFDFC 匠”、“响马”、“刀客”。匪伙合股叫“碰杆”，匪首称谓有“总架杆”、“架杆”等，下面的小头目通称“杆头”，看管人票者谓“叶子阎王”。在四川等地，称上山落草者为“歪人”、“棒客”、“棒老二”、“刀客”；匪伙依据规模大小有“边棚”、“哨棚”、“总棚”之分，匪首亦有“天王”、“大王”、“老摇”、“舵爷”、“大哥”之分。匪首之下的分工，与中原河南等地相仿，不像东北胡匪那样细密明确，而相当粗泛，且随意性大。在云南、江浙地区，匪伙组织、头领的称谓多沿用四川等地的土匪的叫法，个别地方对当匪则有自己特异的称谓，如滇西称当匪为“爬龙背”，浙南则谓“绿壳”。但这并不普遍。除此之外，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等地之匪有不少匪队抛开黑话暗语对匪组织、名称以及头领的代称，直接采用军队的职衔、编制、名称，自封为什么大队长、支队长、纵队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其内部结构也沿袭军队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