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选拔人才的方法是什么？

两汉时期推行新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征召等。察举即选举，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西汉时主要是以才能和品德为推荐标准，东汉初重孝廉；但发展到东汉后期，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依据，使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发展形成并发展起来。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 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汉朝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人才选拔靠察举制度。

汉朝的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

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

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

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

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

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1、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2、年龄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

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3、培养机制的确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 《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汉代选拔官吏的方式主要是察举制为主，考试为辅。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扩展资料：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察举制

两汉:察举制与征辟制

两汉时期，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的办法。察举又叫“荐举”，即由公卿、列侯和郡国守相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适当考核，授予官职。西汉初年，汉高祖即位之初曾下诏征召贤能。后来，文帝也曾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但形成制度，应始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由各地地方官每年选择吏民中贤者二人荐举于朝。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自此以后，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廉”便成为定制。到东汉和帝时，更规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应举人数,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举人才。他们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为“常科”(岁举)与“特科”(特举)两类。

“常科”以“孝廉”为主。它起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奏请，其依据是儒家以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无须考试，即可授官。由于察举后直接授官，也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弊端。如德行的标准不好掌握，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等等。所以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对德行标准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下令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也就是思想品德要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文化水平要高;“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法规，并能以之判断是非;“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就是要求办事果敢，善于应变，能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顺帝阳嘉年间，对孝廉科也要试经书，实行优胜劣汰。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能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这-变化，史称“阳嘉新制”。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指出:“西都(西汉)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东汉)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可见“阳嘉新制”实已孕育了科举制度的萌芽。

察举常科还有“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与孝廉不同的是，孝廉大多是从未仕者中察举，而茂才中有已仕官吏，有州郡吏和被察举的孝廉以及太学生、平民等，其所授官职也高于孝廉，所以岁举人数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汉代察举“特科”的名目尤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明经、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尤以“贤良方正”最为显科。

所谓“贤良方正”，意即德才兼备之人。荐举的对象是现任下级官员或州郡属吏，而且必须送往京师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策试。策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者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做“射策”。对策完后，朝廷再根据他们政见的高下授予官职。这种策问带有一定的考试性质，它对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察举制在实行初期，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但由于察举制基本上是推荐、保送制，荐举者权力极大，所以其腐败也就势所难免。特别是东汉末年，君昏臣贪，政治腐败，请托公行，察举不实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除察举外，汉代选官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征辟”。“征”指皇帝直接聘请人做官，有时也称“特召”、“特聘”;“辟”指官府聘人任职，也叫“辟召”或“辟除”。对某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人，皇帝不经官吏荐举，直接征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诏”等称号，让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如著名辞赋家枚乘，虽已年老，但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把他征召到长安。据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衰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等礼仪以示敬重。“安车”即一种可以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指用蒲草捆裹车轮，以减小车身颠簸震动。这些都是格外优待、礼遇之意。两汉时期，官府也可以自行招聘僚属，通称“掾史”。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的人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