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为什么刘备逃到哪里 都倍受接待?

历史上，刘备所靠得并不是所谓的汉室宗亲。刘备号称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是汉景帝的儿子。这个刘胜自己生了100多个儿子。我要是招摇撞骗，说自己是汉室苗裔，也说是中山靖王之后，你没地查我去呀。即使刘备真的是刘胜的后代，那也是西汉的事情。据统计，西汉灭亡的时候，宗亲多达1万多人。到了东汉末年，汉室宗亲如果加上西汉的，至少有五万多人。像刘备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只能去卖草鞋。

历史上做小买卖的人不少，刘备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在一个宗叔的支持下上了学，师从于当时的名士卢植。这给刘备带来了不少名气，汉朝是推举制，认识名人或者受到名人点评，就了不得了。

刘备无论当官大小，都爱民如子，这个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上都有写。而且刘备很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他在前期就有胡汉饥民1千多人。后来又曾经带领羌人、蛮人伐东吴。他在世的时候，无论是北方的羌人和南方的蛮人都不曾作乱。这个三国志也写的很明白，三国演义也略有交代。

刘备最大的优点，也是让人最佩服的，就是不计成败的帮助别人。他救过孔融，救过陶谦。救孔融一段，不见三国志，但是后汉书上有记载。其实这件事很冒风险。管亥敢围北海，兵肯定少不了。而刘备仅有他的1千多胡汉饥民，公孙瓒和田楷不会给他任何支援。打不赢，刘备就有丧命的可能。即使打赢了，功高盖主，难免公孙瓒或者田楷这两个上司不嫉妒，不给他穿小鞋。后来刘备去徐州，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郯城保卫战是刘备的成名作。他靠着自己的一千多人和陶谦手下大将曹豹的丹阳军一齐，打败了三国前期最会打仗的曹操。这不仅让陶谦对刘备刮目相看，也使得很多人，包括势力很大的袁绍和刘表，也可能有吕布，都相信刘备是有能力帮助自己抵抗曹操的。而曹操也可能颇有心理阴影，后来在赤壁、汉中又都输给了刘备。

刘备除了名声大，官职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刘备开始当了几任县令，几任县丞，都因为不满时政辞职。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公孙瓒，公孙瓒任命他为别部司马，后来又改任平原相。再后来，刘备救徐州，当了徐州牧，旋即被吕布偷袭。刘备和吕布闹翻以后，投奔了曹操。这下子刘备的官运就来了。曹操任命刘备为左将军，爵位是宜城亭侯。爵位分乡侯、县侯、亭侯，刘备的爵位不高。但是当时全国仅有袁绍的大将军和董承的车骑将军比刘备大，曹操名义上仅仅是行车骑将军事。后来，刘备又当了豫州牧，就被称为刘豫州，不过曹操却把刘备的左将军撤了。刘备在赤壁以后，仍然当自己的左将军，似乎忘了曹操已经撤了他的职……

比如袁绍，自己是大将军、司隶校尉、渤海太守、邟乡侯。除了爵位高刘备两级，大将军比左将军仅高一级，渤海太守还不如豫州牧，虽则袁绍的三子一侄领了四个州牧。最关键的问题是，除了大将军是曹操给的，邟乡侯是何进给的，剩下都是董卓给的，基本可以不算数。后来他自领冀州牧。

而刘表仅有董卓给的荆州刺史，李傕、郭汜给的荆州牧、镇南将军和成武侯。这种不伦不类的爵位，只有李傕、郭汜这种不学无术之徒能给的出来。所以，刘表可以说没有受到过正统汉朝的实封，比之刘备差的远。即使是他所有的官职，仅有荆州牧和刘备的豫州牧是平级的。

所以说，刘备名气大，官职大，对百姓好，对少数民族好，待人较为真诚。这就是刘备成功的关键。

最初是推举制，到春秋战国时是世袭制;秦朝中央是三公九卿制，地方是皇帝直接任免;西汉实行察举制和皇帝征召，东汉察举盛行，豪门世族及声望更加重要;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是九品中正制，出身成为主要因素;隋后基本以科举制为主。 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中央集权制及君主专制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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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从隋朝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炀帝的三件功勋：

征伐高丽减除国家隐患，开通大运河联通南北振兴经济，创立科举振兴文化消除世家门阀统治。

三件事情每一件都是功在千秋的不世伟业，干成一件就是明君，干成两件就是千古一帝，一个人干三件，那就成了找死的昏君。

科举制度隋朝创立，唐朝奠基，宋朝步入正轨，明清开始成熟。这也就像一个人出生，成长，成熟，再步入衰老。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和稳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也为封建王朝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上一篇讲了汉代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官，但这许多官从哪里来的呢？什么人才可以做宰相御史大夫乃至这个部门的长官呢？这是讲中国政治制度上一个最主要的大题目。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府，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统，自然不会发生有此问题。但到秦汉时期便不同了。封建世袭制度已推翻，谁该从政，谁不该从政呢？除却贵族世袭外，首先令人想到军人政治，谁握有兵权，谁就掌握政权，支配仕途，但汉代又并不然。其次令人想到富人政治，谁有财富，谁便易于入仕，易于握权，但汉代也不然。我们讲汉代关于此一方面的制度，要到汉武帝以后，才渐趋于定型。那时已有了太学，好如现在的国立大学。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汉朝这样的官很多，中央虽只有三公九卿十多个，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个。）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这在西方，直到近代还见此制。中国则自汉武帝以后便变了。当时定制，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如是则郎官里面，便羼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却不就是贵族子弟。至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譬如台北市的人，不能当台北市的市长；但台北市政府从市长以下的一切官，在汉代称为掾属的，那就绝对要用台北市的本地人。不过辟用掾属的权，则在长官手里，这叫做辟属。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卫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现在这个太学生考了乙等，譬如他是会稽郡人，他便回到会稽，指定由郡县政府试用，这所谓补吏。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应有的待遇。

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又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再分发出去。自从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十几年就要有两千个。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本也只有二千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这是到东汉时代的事了。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因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察举制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汉高祖开察举制度的先河，而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武帝则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它不同于先秦的世袭制和隋唐时的科举制，其主要特征是由地方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制渐趋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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