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中怎样理解“死亡”与人生的关系。

1、人类早期的生死观。

一切宗教（或哲学）的核心问题都是同一的，即：生命。其目的在于：超越有限、超越死亡，即所谓“生命永恒”。在原始宗教那里，这一命题就已经表现得淋离尽致了，它是在“灵魂不死”的认知下进行的。文献学和民俗学的资料均表明，灵魂观念在原始时代具有世界性。

2、灵魂观念产生！

原始人用它解释人的生、老、病、死，生命运动的生生不息，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全部活动。原始人认为，灵魂这种“小人”和其主人的身体完全相似，即灵魂因人的高矮胖瘦而分别具有高矮胖瘦的特征；人死后，灵魂变为鬼魂去了另一世界。

3、从此，原始人变得坦然起来。他们对一切问题都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死亡是不存在的，死亡不过是到另一世界去生活，好像只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

死亡文化的“实用性”从一开始就被原始人正确地把握住了。

二、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生死观

1、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其先祖是殷商的贵族，周灭商，受封于宋国，世居宋。到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时，宋内乱，避乱，迁鲁。到孔子时，家道已败落。鲁国是周公旦（周武王的四弟）的封地，号称“礼仪之邦”，古代的典章、文献极为丰富；而孔氏家族又具有殷商的文化传统，这些对于孔子成为一代思想家无疑受益匪浅。

2、孔子以周文化（“周礼”）的继承者自居。儒家的最基本概念是“仁”。

（1）《说文》：“仁，亲也，从二人。”即是说，“仁”就是协调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一种境界，或一类行为准则。在“仁”的旗帜下，孔子学说的逻辑如此展开：一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二是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理想社会，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圣王之治”。

（2）《礼记·大学》概括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亦称之为“修、齐、治、平”功夫，或“内圣外王”之学。修、齐为“内圣”，诚意、正心亦为修身的组成部分；治、平为“外王”。其中，“内圣”是为了“外王”，“内圣”是“外王”的基础，而这两者的最完美境界都达到了“仁”。后来。

（3）《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具体展开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儒学被称为“仁学”、“人学”，近世亦有人称孔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3、儒家是从入世精神、仁学推衍出它的生死观，并服务于它的人格修养和社会治理。具体地说，儒家通过积极的人生实践，建立功勋和学说，造福于社会并扬名于后世，以此超越死亡，达成生命永恒。

4、儒家的基本逻辑是：入世主义精神、仁学、人格修养、社会治理，它的生死观集中体现在“三不朽”信条中。因而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蓬勃向上的。

三、老、庄及其道家学派的生死观

1、老子道家的生死观

（1）老子，名聃（dān），楚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孔子同时而长于孔子。老子曾做过周王室的史官，孔子年轻时游洛阳，曾向老子请教过“道”。老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蕴含深奥，令历代学者叹服不已，后世累代有注释者。

（2）两大基本内容：道的本体论，道的方法论。如果说孔子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济世救民的话，那么，老子哲学的主要特点则在于思辨寻理。老子和孔子对中国文化史的深远影响相得益彰，实难分伯仲。道家是先秦哲学中反对儒家的主要派别之一。

（3）老子哲学的人生观、社会观是中性而略具消极色彩。《老子》五千言并未过多地谈到死亡、殡葬问题，但他却为道家后起者奠定了基调。

2、庄子道家的生死观

（1）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286年，与孟子同时或稍后，宋人（今河南商丘）。庄子淡泊名利，终生不仕，曾谢绝了楚威王聘为国相的请求。他或四方游历，或隐居著书，生活曾一度极为清苦，然自得其乐。现存《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七篇被认为是庄子原作，其它《外篇》和《杂篇》共二十六篇则多后起道家的托名之作，但基本上都反映了他的思想。庄子哲学皆假托寓言而阐明道家思想，想象力丰富，文风奇特、诡谲。

（2） 庄子持“元气论”的物质观。认为，人由“元气”聚合而成，气散则死，生生死死在无休止地转换着，如四时之运行。可是，人们却将“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因为它们都是由气构成的，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万物一也”（一，即齐一，一回事。）。生命，不过是身外的尘垢“假借”而成，生、死就像昼、夜一样无穷地交替，“生之来而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见《庄子》的“至乐”、“知北游”、“达生”等篇）

（3）在庄子看来，死亡不过是回归自然而已，生存倒像是出去走了一遭。庄子的殡葬观也是独特的。既然生死只是“气”的循环聚散，死亡是回归自然这个“巨室”，那么，殡葬就是多余的。

四、墨子及其墨家学派的生死观

1、墨子，名翟，鲁国人。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原系儒门弟子，因不满儒家学说而另创一个对立的学派。

2、墨子提出了一整套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对此可概括为：“兼爱”，要人们要普遍地相互爱护，不分亲疏；“尚贤”，推举贤才；“尚同”，上下同心；“节俭”，节约俭朴；“非攻”，反对诸侯各国之间的战争；“非乐”，反对沉醉于音乐享受等。

3、墨子的生死观及殡葬观。它可归结为：明鬼、非命、节葬。它们构成墨家“非儒”（反对、非难儒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墨子提出了殡葬改革方案：“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发泄于上，垄足以期（识别）其所，则止矣。返，从事于衣食之财，佴（助，给）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为死、生之利者，此也。”墨子是迄今我们所知中国最早的主张“薄葬”的殡葬改革家。

五、佛教的生死观

1、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出生于迦毗罗卫（今尼尔泊南部），其原名为乔答摩悉达多。其父为迦毗罗卫国的国王，他立为太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准备将来继承王位。

2、佛教在公元一世纪东汉初传入中国。佛教的原始教义是教人们斩断一切尘缘，包括对血缘关系淡薄、不事官府等。

3、佛教是一种出世主义（和儒家积极的入世主义正相反对）。它从纯个人的角度寻找人生苦难的根源，并提供解脱个人苦难、寻求生命永恒的道路。

4、佛教焚化尸体就源于对肉体、感官的鄙视乃至厌恶，因为它们是妨碍人们过一种清净无欲的空寂淡泊的生活精神的“涅 般木 ”境界的障碍。但高僧的经焚烧后骨头称为“舍利子”被保存下来，供信徒们瞻仰。

六、儒家和佛教的最根本区别

1、儒家建立在对生命热爱的基础上，因而产生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强烈的使命感。也由于热爱生活，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子女对父母也就有了“孝”即报恩的义务。

2、佛教则建立在人生苦难、厌倦生命的基础上，因而采取了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社会责任感极其淡漠。既然生存充满着苦难，“苦海无边”，那么，对生育自己成人的父母也无须承担“孝”之类的义务了。明清的法律规定，僧人必须拜父母，祭祀祖先，为父母服三年丧，否则，杖一百，令还俗。这就是不承认出家人有放弃对父母此类义务的权利。

佛教能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它自身受到了一定的“改造”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受到儒家“忠”、“孝”的影响，其次是与中国传统的偶像崇拜、民间迷信相结合，逐步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最后的编定者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汉代以后，被奉为儒家经典，后来成为历代文人必读的教科书。

《论语》在西汉时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为鲁国学者所传，《齐论语》为齐国学者所传，《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字（指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相传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0）焚书坑儒，孔子九世孙孔鲋曾把古文《论语》及孔子的经典著作藏于夹壁中,后世扩建时才发现,其壁称“鲁壁”。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全书记录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谈论，多方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文学理论等。故《论语》成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哲理名言

人生态度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做人格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论学习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孟子名言:

尽信书，不如无书。 （孟子·尽心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告子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孟子·公孙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上）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离娄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上）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

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孟子·尽心上）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下）

1、■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系宋国贵族。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定避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家境贫寒，15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他也不再求仕，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老而喜《易》，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69岁时，独子孔鲤去世。71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72岁时，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次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孔子寝疾7日，赍志而殁。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弟子：子贡、子路 曾皙 冉有 公西华 曾参 、子夏、子张

2、孟子简介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名)之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

3、《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 南宋朱熹圈定 。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一三一三)起的。

4、很大影响，特别是对韩国和日本。

曲阜位于山东中部。公元前11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也是儒家学派始祖、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孔子的故乡，他曾在此著书讲学。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享誉全球，是与孔子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举世闻名。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当年规模很小，仅就孔子故居为庙，“岁时奉祀”。西汉后，随着历代帝王对孔子的不断加封，孔庙规模也随之扩大。孔府是个庞大的院落，其实并非孔子之家，而是其子孙后人的居所。孔林是孔子和他的家族的墓地，占地200公顷。

孔府：是孔子世袭“衍圣公”的世代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现在，孔府占地24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东路为家庙，西路为学院，中路为主体建筑。中路以内宅为界，前为官衙，设三堂六厅（大堂、二堂、三堂，管勾厅、百户厅、知印厅、掌书厅、典籍厅、司乐厅）；后为内宅，设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后五间。最后是孔府的花园，是历代衍圣公及其家属游赏之所。

孔庙：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为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规模。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长630米，横宽140米，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唐代时称文宣王殿，共有五间。宋天禧五年（公元 102年）大修时，移今址并扩为七间。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徽宗赵佶取《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语义，下诏更名为“大成殿”，清雍正二年（公元 1724年）重建，九脊重檐，黄瓦覆顶，雕梁画栋，八斗藻井饰以金龙和玺彩图，双重飞檐正中竖匾上刻清雍正皇帝御书“大成殿”三个贴金大字。殿高 248米，长4569米，宽2485米，座落在21米高的殿基上，为全庙最高建筑，也是中国三大古殿之一。

杏坛位于大成殿前甬道正中，传为孔子讲学之处，坛旁有一株古桧，称“先师手植桧”。杏坛周围朱栏，四面歇山，十字结脊，二层黄瓦飞檐，双重半拱。亭内细雕藻井，彩绘金色盘龙，其中还有清乾隆“杏坛赞”御碑。亭前的石香炉，高约1米，形制古朴，为金代遗物。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乙丑，葬鲁城北泗上。其后代从冢而葬，形成今天的孔林。从子贡为孔子庐墓植树起，孔林内古树已达万余株。自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孔林重修、增修过13次，以至开成现在规模，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周围林墙 56公里，墙高3米多，厚1米。郭沫若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曲阜孔庙、孔林、孔府（英文名称：Temple and Cemetery of Confucius and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in Qufu）于1994年12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V)(V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编号: 200-012）。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夫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夫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夫子的坟墓，而且他的后裔中，有超过10万人也葬在这里。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曲阜的古建筑群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特色，应归功于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对孔夫子的大力推崇。

水若满则溢，它好像懂得知足常乐；水聚涓滴纳百川，它好像有宽广的胸襟。。。。。。

回答者： 永爱品味 - 试用期 一级 5-21 18:34

水受到阻拦，或慢或转，他好像知道谦和礼让；水小可成滴，大可成洋，他好像有气量；谁水怀志向，百折不回，他好像有韧性

回答者： 芳菲之莲 - 魔法师 四级 5-21 18:49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英文译名：Kongzi 或 Confucius

学术贡献

少“贫且贱”，及长，曾任“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事。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又曾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终为见用。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删修鲁史官所记《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相传先后有三千人弟子，其中著名者七十馀人（贤人）。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现存《论语》一书，记载有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麽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生平经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家境贫寒，15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他也不再求仕，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老而喜《易》，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69岁时，独子孔鲤去世。71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72岁时，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次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孔子寝疾7日，赍志而殁。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政治生涯

孔子和李白一样，有着不顺畅的政治经历，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孔子生了孔鲤，字伯鱼，活了50岁。

孔鲤生了孔及，字子思，活了62岁，著作有中庸,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依次下传是：

孔白，字子上，活了47岁。

孔求，字子家，活了45岁

孔箕，字子京，活了46岁

孔穿，字子高，活了51岁

孔慎，活了57岁，曾当过魏相

孔鲋，活了57岁，曾当过陈涉博士

侄儿孔襄，活了57岁，曾当过汉孝惠帝的博士

孔忠，活了57岁

孔忠生了孔武

孔武生了孔延年和孔安国

孔安国是汉武帝的博士

孔安国的儿子叫孔昂

孔昂的儿子叫孔驩

曲阜“三孔”

孔庙、孔府、孔林举世闻名。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当年规模很小，仅就孔子故居为庙，“岁时奉祀”。西汉后，随着历代帝王对孔子的不断加封，孔庙规模也随之扩大。孔府是个庞大的院落，其实并非孔子之家，而是其子孙后人的居所。孔林是孔子和他的家族的墓地，占地200公顷。

孔府：是孔子世袭“衍圣公”的世代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现在，孔府占地24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东路为家庙，西路为学院，中路为主体建筑。中路以内宅为界，前为官衙，设三堂六厅（大堂、二堂、三堂，管勾厅、百户厅、知印厅、掌书厅、典籍厅、司乐厅）；后为内宅，设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后五间。最后是孔府的花园，是历代衍圣公及其家属游赏之所。

孔庙：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为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

第十三条第二章

仲宫被姬家杀，问政。子曰：“先有师，赦其过，养其才。”说：“你怎么认识人才，让他们搭车？”岳："如你所知。不知道，人家放弃了？”

仲宫：冉雍，字仲宫。“冉家三贤”之一。“孔孟四家”中，德行派代表人物之一，“孔孟十子”之一。

孔子曾高度赞扬他说：“和也可以通南”。意味着冉雍可以胜任卿大夫的职位，带领官员造福一方。

因为冉永家是游牧民族，父亲冉立是坏人，所以自卑。而主张因材施教的孔子，却开导了他的心理状态。子曰：“牛虽不能用来祭祀山神，但山神若有红发，角端正，必不嫌弃其子。”

孔子的意思是：虽然你父亲表现不好，但只要你足够优秀，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后来，冉雍放下包袱，努力学习，不负孔子的期望，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姬府的管理者。

冉雍在上任之前，很乐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孔子，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所以才写这篇文章。

他在姬府当官时，冉雍“以礼俭朴”，主张“以德为民”。但在姬府中，“谏不可为，言不可听。”于是冉雍辞职，回到孔子身边。

在“冉家三贤”中，冉雍排名第二。老大叫冉更，名叫伯牛，也是出了名的有德。后来，他因为一场大病而英年早逝。

杀：识字。从米(min)，从辛。“米”手表室。辛本义指刑刀，意为奴隶、罪人。本义：充当家奴的罪人。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能在屋内干活的罪人，一般都是比较有专业技术的工匠，这就引出了监工和主持人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官员的统称。如《周礼》，有冢斋、大斋、小斋、斋福、内斋、内斋；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和采邑的酋长也叫宰。

丞相相当于百官之首，所以“宰”特指“丞相”。

在古代，牲畜的宰杀一般由仆役负责，所以“宰”引申为宰杀、宰杀、割肉等意思。

由此也引申为从买东西或接受服务的人身上分账或索要高价，如“宰客”。

宰也是中国姓氏，以“宰夫”、“太宰”等官名命名。比如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

司：手指话。甲骨文-形，意思是一个人用嘴发号施令，有统治和管理的意思。是“侯”的镜像，有帝王之意。

司的本义：岗位，主管。引申后表示承办、行政部门等。先设立各部，称为“先有司”。

赦免：宽恕罪恶的意思。

传：形与音。单词“chu”、“Gu”、“Gu”也发音。“易”是一个“漩涡”省份。“吉”和“吉”合起来就是“出漩涡”的意思。本义：走出漩涡，摆脱纠缠。“过”在本文中的意思是过错。

比如：识字，随手(和)。本来打算用双手拿东西的。这里是推荐的意思，推荐。

人放弃一切：放弃从嵇到曹的一切。平是简单的住宅，由平(屋顶)、平(柱子、横梁)和口(基石)组成，意为给人暂时的休息。

还有“安置”“安顿”的意思。还有“放下”的意思，比如“日夜不舍”。放弃也意味着放弃。

朱：语气词。历代圣贤都把这句话理解为：“别人会抛弃他吗？”通过联系上下文，这种理解在逻辑上是不连贯的。应该理解为：“怎么安置他们？”

全文理解为：

冉雍担任吉府总经理，向孔子求教政治。孔夫子

一个好的领导应该懂得选人用人，而不是“手把手”，只是把责任分配到各个部门，把人才选拔好、用好。诸葛亮很勤奋，但是没有培养和选拔好的人才。最后累死，被后人诟病。

103010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说人和马一起走的时候，人没有马跑得快，但是人坐马车骑马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任命下属，事事亲力亲为，那就像放弃开车，与马同行。不仅没有马跑得快，还会压制和挫伤“马”的积极性，使之无用武之地。

事必躬亲是更严重的后果，导致各级职责混乱，领导不力，乱象丛生。“此亡国之风也！”。

如果说“先有分工”是为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各司其职，那么“宽宥小错”的主要作用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犯了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人。

俗话说“人无完人无黄金。”还说：“水若清则无鱼，人若观之则无徒。”如果你对什么都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执着于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谁会追随你，为你努力？

所以，领导一定要原谅下属的小过错。这就是孔子教仲宫“小错不赦”的道理。

在人才的选拔上，一定要多观察，全面了解。否则稀里糊涂推荐提拔人才，后患无穷。

看到天气的异常变化，赞扬官员关心人民的疾苦。

C(泰)和朱(泰)一样，都是以地名为依据，但C是一个罕见的姓氏，全国排名一千。

C姓中有个叫丙吉的名人，西汉成，“麒麟阁十一杰”之一。他是一个政绩卓著的清官。他对人民很有同情心，为人正直，历史悠久。

嵇，山东人，西汉时期的宰相。一天，他开车进城，路过一群人打架的现场。地上躺着许多死伤者。

人。

他没停车，也没问，就走过去了。他的属下很奇怪，也很不以为然。不久，遇到了一个人在赶牛。牛吐着舌头直喘气。他忙命人停车，命属下：“去问问牛主，这牛走了多少路了？为什么喘成这样？” 他的属下很生气：“丞相！刚才路上死伤了那么多人，您都没停车。如今，不过是牛喘得厉害一点，您就命人去问。是不是您认为牛喘比人命还重要？”

丙吉神色严肃地说：“地方上有人死伤，是地方官的职责。这件事应该由京兆尹负责处理。

现在，才是春天，牛却喘成这样。如果，它是走了远路，还没关系。若它走得不远，就有这样的现象。我怕也许是天候失调，春行夏令。

天候失调，连带影响收成，攸关百姓的生计。这正是我作为丞相最该关心的事！怎能不问呢？我关心的，并不是这一只牛，而是天下苍生呀！”

丙吉问牛不问人的典故告诉我们：各部门应该各司其职，领导只要抓好重点就行，没必要管得太宽。

丙吉不但关心百姓疾苦，还非常宽厚仁爱。丙吉还只是一个典狱官的时候，有一次，一群官兵来到监狱门口大喊开门，丙吉隔着门问：“是谁？有什么事？”

“我是宫中的内侍。陛下欠安。望气者报，长安狱中有天子气。陛下命我带领侍卫，把狱中的囚犯不论罪过大小，一律杀光。”

以前的皇帝，最忌讳的就是除了自己，还有天子气，那不表示有人会把皇位夺去了吗？所以一听说长安狱中有这种情况，汉武帝就下了这一道残忍的命令。

不料，典狱官丙吉竟然抗命，拒不开门：“皇曾孙在狱中，一般人无辜被杀，都上干天和，我怎能让你们进来把皇曾孙杀了？”

皇曾孙刘询（后改名刘病已）被投进监狱，是因为他原本已被汉武帝立为太子的祖父刘据，被江充（西汉奸臣）诬告诅咒父皇。汉武帝听信了诬告，太子无法辩白以证明无辜，一怒起兵斩了江充。因此更无法自明，兵败悲愤自杀。

刘询因此受到牵累，一生下来就坐了牢。丙吉心中不忍又不平，所以对他特别照顾。

他听说皇帝要把天牢中的犯人杀光，深恐皇曾孙也遭毒手，所以死也不肯开门。为了防范越狱，监狱的门是铁铸的，又厚又重。不从里面打开，外面的人想进去，还真没有办法。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夜。

内侍无法交差，只好回去告状。这一状，倒把汉武帝这个糊涂的曾祖父告醒了。他毕竟还不是昏君，觉得自己以有干天和的方式来求病好，的确不妥。

所以，汉武帝不但取消了屠杀令，还大赦了天下。丙吉在不知不觉中，救了不少人。

不过，谁也没想到，天子气之说还真信而有征！因为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儿子早逝，权臣霍光拥立汉武帝的孙子刘贺（海昏候）为帝，不久就被罢免，于是这位在天牢里长大的皇曾孙刘询，当了皇帝（汉宣帝）。

他在监狱中没人闻问。当上了皇帝，却有一大堆人来表功，求赏赐。皇帝要丙吉审核有功人士的名单。丙吉把别人都列上了，只有自己，一字不提。

皇帝因此更尊敬他，认为他仁厚而贤能，封他为博阳侯。

正当封拜，他却病危了。皇帝很伤心，都准备下诏为他办后事了。太子太傅说：“博阳侯绝不会死的！他的德行，上天还没有报答。怎么会让他就这样死了呢？”

果然，他几度病危，到最后终于化险为夷。五年后，皇帝任命他为丞相，治理国家。在他们君臣共同努力下，天下太平，社会稳定，那段时期被称为“昭宣中兴”。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

墨子，名翟，汉族，是道家之人。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创始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科学家、人权活动家。（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他曾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生于西鲁（今河南鲁山县），死后也葬于鲁山。墨子是山东滕州人。

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出生在鲁阳（指西鲁，即今河南鲁山县）。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般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一般认为他是宋人。

公元前5世纪初，墨子可能是出生在宋国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处工就官府”的社会，即工匠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隶属和服务于官府，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就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 、《书》 、 《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

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得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子许是洞察到人性的弱点，其著作《天志》《明鬼》宣扬敬天事鬼，以震慑当时权力不受约制的天子国君，遂形成墨家宗教观，也因此受到后人的曲解与批评。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狠狠批判了墨子的宗教观。但无论如何，墨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墨子本人也是一位极杰出的优秀人才。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相传收藏图书甚多，有图书达三车。《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无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 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盘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其他诸子：

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而庄子更显得与世无争；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相对而言孟子的观点不是那么迂腐；

荀子是法家的代表，主张法制，但是皇权至上的年代对皇帝显然行不通，对治国只要皇帝不是白痴都懂得或多或少的借鉴引用；

董仲舒和朱熹当然是孔子的徒孙，思想源出一脉，但是后者完全是保皇党，没有孔子民主思想看得开；

王守仁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创立“心学” ， 认为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离开人的思想意识，任何事物便不存在，唯心了；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王夫之提出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基本可以理解为和王守仁背道而驰，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

贞观君臣论治(节选)： 1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译：(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2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译：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译：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4二年春正月,上文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换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译：贞观二个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 ”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 唐太宗说：“说得对！”

5（三年夏四月）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 为，何必择才也。” 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是：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译：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一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

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译：(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7(六年冬十二月)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译;贞观六年冬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选拔官员，不能轻率和仓促。任用一个君子，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假如国家没有统一，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而不用权衡品行。如果国家已经安定（丧，死亡；乱，战乱），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不能使用。”

8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现）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谪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酬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译：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他认为：“尧、舜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孝子。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万一他们娇纵，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国家就会遭受损失。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不如不向有功 劳的大臣施恩，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这样的话，原来关爱他们的行为，恰好成了伤害他们的行为。臣下认为应该赏赐他们土地和人口，如果确实（必，确实）有才能，就根据能力（器，才能）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使得本人受到陛下的恩泽，子孙也享有优越的生活。”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正碰上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接受世袭职位，上表坚决推辞，表的内容是：“诏令发布以来，感到孤单凄凉，好像行走在春季的薄冰上；宗族（宗，宗族）和亲属（戚，亲戚）忧心忡忡（虞，忧患），如同被放置在火上的汤一样。追忆往昔，只有三代实行分封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所以因势利导，政令常常不是由中央王朝发出的。两汉废除王侯，设置郡守。消除（蠲，免除）了过去（曩，从前）的弊端，这非常恰当（协，和谐，融洽）。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又有变化，恐怕会扰乱圣唐的制度。而且愚蠢不成器的后代，或者触犯国法，自取灭亡。因为延续几代的赏赐，导致断绝的灾祸，实在是可怜悯的事情。恳请能收回成命（涣，离散），恩赐子孙们性命。”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之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唐太宗请求，他还说：“我排除千难万阻为陛下效力，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要被任命到外地？这和迁徙没有什么分别。”唐太宗说：“天子把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这是古今共同的做法。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共同把大唐永恒的基业传继下去。但你们却表示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强迫你们接受呢？”庚子日，唐太宗下诏停止世代封袭 刺史的制度。

9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呼”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译：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任起居郎，我可以看看你记录的起居注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此指起居郎）笔录君主的言行，详细地（备，详细）记载君主的善与恶，大概君主因此不敢有不良的言行，还没听说过君主自己看阅起居注的先例。”唐太宗说：“我有不妥的地方，你也要如实记载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如实笔录陛下言行，不敢不记载不妥的地方。”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都会记载。”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

10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文贞公魏征薨。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译：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国公魏征去世（诸侯之死称为“薨”）。唐太宗常常思念他（不已，不停），他对近侍的大臣们说：“人们用铜制作镜子，可以用来端正仪容。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明白人世的兴盛衰落的规律。君主把臣下作为镜子，可以知晓自己的得和失。”魏征离开人世（没，指死亡），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11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呼？”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誉，盖谦谦之志耳。”

译：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唐太宗御驾翠微殿，问近侍的大臣：“自古以来的帝王即使统一了中原，也不能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归服。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清楚具体原因，大家敞开心扉尽情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大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劳德行像天和地那样广大，我们无 法说清楚。”唐太宗说：“你们的答案不正确（然，正确）。我能做到这样的原因，只在五个方面。自古以来，帝王纷纷忌妒比自己强的人，而我一旦发现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拥有这些优点（善，优点）一样高兴。对优秀人才来说，他们的品德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我常常忽略他们的缺点，而使用他们的长处。帝王（人主，帝王）在提拔任用贤才的时候，往往巴不得把他们揣在怀里；而退弃无能之辈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推到山沟里。而我见到贤才就会敬重他们，遇到无能之辈就怜惜他们，两类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君主们往往厌恶鲠直坦率的大臣，明里暗里地处死他们，没有哪朝哪代不是这样。我登基以来，满朝都是鲠直坦率的大臣，从来没有贬退斥责（黜，贬退）过他们。自古以来历代皇帝都看重华夏族，却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做到平等地爱护他们，所以各个周边民族都像依赖（依，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我（种落，族）。这五个方面，就是我成就今天事业的原因。唐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担任过史官，像我方才说的一番话，符合实际情况吗？”褚遂良回答说：“陛下博大宽广的德行记载不完（胜，尽），却单单对以上五个方面满意（与，赞许），陛下真的过于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