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的医院服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模式也在不断转变更新。现代人的健康标准不再是机体没有器质性病变，而是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完好状态。这就给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医院不再是单纯的因病治病，而需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为此，医院从初期的环境建设中就力求做到人性、亲切，四星级酒店的装修使济宁协和医院极富现代感，科室布局合理，环境整洁舒适，医院不仅有四季如春的中央空调设施和柔美舒缓的背景音乐，还强调室内色彩的暖色调搭配，为患者避免就医恐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走进济宁协和医院从一楼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您可扶梯而上，也可乘坐医院同时开通的三部电梯直达各楼层。从二楼至五楼每层都有温馨的休闲候诊区，随时为您提供冷热直饮水，同时高清宽屏液晶电视全天候为您播出您喜爱的电视节目。您的就医全程将会由楼层导诊护士为您细心安排，让您在快捷就医的同时，享受到家庭式的人文关怀。六楼至八楼是住院病区，病区采用全电子自动呼叫装置，患者可随时通过电子传呼与医护人员沟通。与此同时，为满足不同层次患者的就医需求，住院部特设立了经济病房及VIP病房，所有病房都配有电视、电话、热水器，洗浴室，VIP病房在此基础上还特设有会客厅及豪华卧房。值得提出的是：高精的诊疗设备、高素质的医护人才、高雅的就医环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并未筑就协和医院的高收费。济宁协和医院坚持“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病人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服务理念，在收费标准的制定上严格执行国家对非营利性医院规定的收费标准，真正做到让百姓看得起病、看好病！今天的济宁协和医院正以“管理争第一、技术争第一、设备争第一、人才争第一、服务争第一、质量争第一” 的务实精神，积极发展和建设医院。坚持“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办院精神，力求以精湛的医术、热情周到的服务、舒适优美的就医环境、合理的收费标准服务济宁人民，全力为济宁地区人民的公共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优异的贡献。

无锡协和医院是江苏首家以治疗妇科疾病、男科疾病、泌尿系生殖疾病为专科特色的现代化综合医院。医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湖滨路9号，营业面积6000多平方米，拥有千级层流净化手术室和多样化病房，开设有妇科、泌尿外科、男性科、皮肤科、内科、外科等专业科室。

这里的协和医院是指北京协和医院。协和”起源于教会的联合，在近代中国是资金充沛、名医众多的保证。真正的协和医院延续至今只有北京、武汉、福州三所，从民国以来承担着普及现代医学的重任。 

早在明国时期协和医院就很厉害， 北京协和是1906年，6个教会将当时北京有名的“双旗杆医院”（因为门口杵着两根旗杆）和几个其他医院联合起来而组成[7]。

不过北京协和的真正辉煌，始于1915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创立的基金会决定买下协和，重建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和医学院。除了协和旧址，被买下来的还有隔壁的豫王府。医院建成于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建院之初，就志在“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是一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医院。它隶属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6年改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是其临床医学院，同时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临床医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指定的诊治疑难重症的技术指导中心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 

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最早承担外宾医疗任务的单位，医院专门设立外宾和高干门诊部，开设专门的高干、外宾、特需病区。2006年7月28日被中国奥委会定为“国家队运动员医疗服务指定医院”。

 

2017年11月11日下午，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正式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和《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在入榜的100家医院中，有37个是专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位列第一。 

2019年11月10日，复旦版《2018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发布，北京协和居首。

2019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北京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报告》，北京协和医院综合排名位列前10位

协和八年制还是挺不错的。

协和八年制毕业后发展很不错，可以直接被招进医院。公立“协和医院”全国仅三家，北京协和医院是一家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临床八年制是医学教育中的一种学制，持续时长为八年。这种学制一般包括了四年的基础医学教育和四年的临床医学教育。

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将学习基础医学科目，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医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在完成基础医学教育后，学生进入临床医学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将在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中进行实地实习以获取更全面的临床经验。

读临床八年制需要很强的吃苦能力，不管是厚厚的教科书，还是日夜颠倒的科室轮转都让一般人受不了。不过当然，吃苦之后也会有回报，临床八年制第六年答辩完成之后，第七年就是硕士，第八年就是博士。北京协和的医学博士的含金量，你想想得有多高。

北京协和医学院发展历程：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创办，是我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医学院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的唯一一所医科全国重点大学。

协和开启了我国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的先河，依照北美优秀医学院的入学标准严格控制招生数量，采取小规模特色培养，合格毕业生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MD）。一百多年来，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和培养医学精英人才的摇篮，更为中国现代医学科学各个领域输送了大批奠基人和开拓者，为中国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开始，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实行“院校合一”的管理体制，是我国最高医学研究机构和最高医学教育机构。院校以引领我国医学科技教育发展和维护人民健康为己任，教育人才辈出，科研硕果累累，医疗领衔行业，为我国现代科学医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亦为培养中国最优秀的医学人才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被誉为“中国医学殿堂”。

一个协和医学博士自白：我为什么没当医生

17岁那年，出于对某种生活的模糊憧憬，我报考了中国最好的医学院。直到交志愿表的前一个月，我还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医学生。就在这时，朋友向我说起她看过的一个纪录片，说的是协和医院妇产科名医林巧稚，说她如何医术高超，做人一品，说那灰砖绿瓦的医学院如何著名，如何培养一流的医学生。几句话勾勒的图画，在一刹那击中了我的某根神经。因为17岁的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走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我一边觉得这8年医学生活会充满艰辛，一边又觉得它将不同寻常、不落俗套。

同级的30个新同学见面后，便开始交换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稚的鼓舞进了协和医院，并立志要做当代名医。只是很快，这些辉煌与欣喜便被稀释，接下来是真实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长久考验：我们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硬著头皮解剖了半年的尸体，早上睡眼朦胧地给全病区的病人扎针抽血，抢著给阑尾炎病人做手术，每晚自习到深夜12点以后。直至最终，我们把几年学过的内外妇儿几本大厚书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个月，昏天黑地。然后熬过了冗长的毕业考试。

我数了一下，除了选修课之外，8年下来大大小小总共考了59科。而在这8年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医学本身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这份职业，承担著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脱不了身边需要面对的琐碎现实。

8年后我毕业，没有做医生。毕业那天，我穿着博士服，导师则打着印有YALE（耶鲁大学）字样的领带。我们合影，然后说再见。早年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导师看着我，忍不住说：“你不做医生，很可惜”。

那段时间，妈妈经常在电话里说上楼很吃力，这表明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加重了。我让她来北京复查，如果可能就做次介入性的球囊扩张术，强度也不大，还能解决点问题。靠著在医院积累的关系，我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疗前，一项必须的检查除了发现重度二尖瓣狭窄外，还发现她的瓣膜有血栓。医生说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做球囊扩张了，如果要做，必须是开胸手术。在拿到检查单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

对当时月生活补贴仅200多元的我来说，5万元的手术费，是个庞大的数字，去哪儿筹这笔巨款呢？那晚，按照实验计划，我必须去丰台区大红门屠宰场取10只猪眼睛回来做实验。与外面渐归寂静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场上班的时间是午夜。我先在漆黑的夜里等了一个小时。待工人上班后，我穿过血流成河的地面，听着猪临死前凄惨的哀鸣，看着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头猪的眼睛。我飞快地付了50元钱，逃离了现场。

我拎着盛着猪眼睛的冰盒回到了昏暗的实验室，强忍着瞌睡，在地下实验室一直忙到天亮。等我回去时，妈妈还在等我。她态度坚定地告诉我：“我想好了，暂时不做手术。”作为一个医学生，我没能说服妈妈。当然妈妈和我都明白：即使妈妈被我说服了，我也付不起这笔巨额手术费。

这一夜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导师对我说：“听说科里名额紧张，今年的已经用掉了。现在有些事很乱。不过没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的科研经费账户里还有差不多3万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长说，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经费付你工资，带你看门诊。这样，以后咱们爷儿俩每周可以抽两个半天去图书馆，一起讨论问题，把我会的全教给你。我相信你会是个很有前途的医生。”他描述的生活让我有一刻的向往和动心，但很快就被现实淹没了。

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真不知道怎样告诉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离开医院去美国做科研。我最终还是咬咬牙告诉导师：“我不打算做医生了。”

“多可惜，为什么？”老人很惊讶。

为什么不做医生？有的理由我无法跟老人说。他一生思想那么单纯，心态那么乐观。他能懂得身处在我们这个年代，一个平凡医生精神和物质分裂的矛盾吗？他会认为现在医学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还有其他问题因为过于宏大过于庞杂而无法解决吗？他能接受张孝骞、林巧稚时代已经像一个纯真的童话年代一去不返了吗？他能告诉我一个有宿命感、同时又追求丰富性、多样化的年轻医学生，怎么在以医学为职业的一生中得到内心的幸福和平静吗？

8年前，我因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伤选择了学医。8年中，我也曾品尝过学医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学一样，为学习医学知识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但是这幸福这艰辛，最终在渺小个人、庞大社会、迅变时代、科学进展的杂烩汤里被渐渐稀释。

鲜为人知的隐痛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问大家：“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治？”如果按照上学时我们所受的救死扶伤的教育，当然无需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则是医疗费由谁来付？假使当班医生被油然而生的责任感驱使，不问费用便救死扶伤，最后极有可能挨医院训斥。

此外，假使这个病人因没钱而取不到药，单单指责这个医生不救人就有点冤枉。众所周知，现代医院分工严格，医生只是大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他不能指挥整个医院，甚至连药房他都使唤不了。与以往在家看病抓药的老中医的权限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仿佛医生个个都是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给穷人看病。

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忘记了医患身处的医疗环境。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不应将患者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

有一项调查其中问道：“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在被调查的200多位医生中，大多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医患纠纷。轻则挨谴责怒骂，彼此不欢而散；重则患者告上法院，甚至医生遭受暴力。当被问到你最怕什么时，被调查的医生几乎众口一词：“医疗纠纷”。

在越来越多人们的印象中，医生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样歧义横生。但很少有人确切知道医生这个职业的辛劳与风险。有项调查得出结论：“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咨询，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

当医生成为病人

有一位美国的老教授，行医50年，到晚年时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他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自己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其他病人如出一辙：他不敢面对疾病的真相，他被护士嘲笑“脖子短”，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他眼前的商业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他自己开始意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 职场励志 sun ）一个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真切体会到病人所面临的问题，也许只有等他成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觉悟。

这位老教授如此对比角色转换后的感受：做医生时，他习惯做命关病人生死的决定，习惯拥有权力。可当他是病人时，这些权力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病人后，尽管他也认识几个熟人，但他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样，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时时会碰上等了一个小时但看病只花了5分钟的情形。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医生的一点点同情心对病人是多么意味深远。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成为病人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但回想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告过，可他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错误。

正如他所言：眼前每次痛苦的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时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的序言中说：“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关于患：谁是你需要的好医生

是不是态度和蔼的医生，就是我们需要的好医生？是不是名声远扬的医生，就是我们需要的好医生？

我曾见过这样三位医生。

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医生，她对病人总是轻声细语，关怀同情。在与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肯定能满足人情味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位医生直到50岁，依旧是副教授。同事评价说她临床逻辑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识，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一位是当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国读了个药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他回国发展，继续回到临床。因为他的科研优势，很快在医院就获得了教授职称，还当上了科室主任。但是在真正手术的时候，他的技能其实已经不如一位天天泡在临床的主治医生了。可是，这样的内情，一个普通病人在门诊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判断的。

还有一位是做心导管非常出色的医生，但是他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就是学位是本科。这个文凭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莅席各种学会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在一个不知情的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临床技术，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术。

那么，我们怎么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呢？在现在的医生评价体系中，一位资深的医生，其学术成就，或行政头衔，都会给这位医生带来更多的名气。但对具体的病人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人情味和医术。如果实在不能兼备，那应该是医术对病人更为重要。

一个朋友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本来觉得腹腔镜就能解决，问我去看谁。我给了她两位专家的名字。结果她看完告诉我，一位专家告诉她，因为肌瘤的位置长得比较棘手，周围有血管和尿管，所以腹腔镜未必能解决，恐怕需要开腹。我问了问同行大夫，结果这位大夫一听就明白了，说因为这个医生的手术风格就是过分细心，所以有人可能用两小时做手术，她可能用三小时。有人可能不觉得危险的位置，她可能会觉得风险很大。

我立即把这番话告诉了朋友，她惊叫：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我问她：“你是愿意肚子上开三个洞做腹腔镜呢？还是愿意冒着开腹的风险？”既然就做这一次手术，就要想办法尽可能去找个最适合你病情的好医生。

那么，中国医生的医术究竟如何呢？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对我直言：“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科研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得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还是中国的某些医生更厉害。我一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病人多，病种多。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生、教授都会跑来看。”

现代聪明病人

我的一位朋友住进妇产科肿瘤病房，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这种行为，有力地挑战着医生的权威性。这样的病人，医生管她们叫做“刺儿头”病人。比如，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而那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女知识分子，事儿事儿的，问题有一箩筐，看了就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天就会找你麻烦。

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她自己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最终目标是——争取最好的医疗，为自己的健康打算。为什么看《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解释是：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总得了解一下医疗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从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然后，我才知道怎么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对医生，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位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位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只不过是这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不同的治疗习惯而已。

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准备提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了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地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其中有些趣闻和故事，我从来没听过。

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曾让她大呼小叫，但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老护士使出绝招，轻飘飘地就 去了。最后她出院时，她问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起码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点头说：你的水平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学生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

这样的一个“刺儿头”病人，在治病的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争取最好的医疗，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力图把自己放在能和医生对话的位置。最后，她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的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以至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像老朋友似地跟她打招呼，问长问短。

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吗？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做一个能吸引医生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这听起来有些悲哀，有些悲壮，但也算是当前，我们在冷静面对现实时的一条解决之道。这眼下的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也没有竞争环境、没有职业训练要求他必须注意沟通技巧。而医患关系正走向对立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病人开始防范，而不是对话。

当病人成为医生

美国一位女病人的经历发人深思：她一生兼著双重身份：全职病人，同时也是全职医生。她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症，曾多次因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做过许多次骨髓活检，并且医生还一次又一次警告她，你随时可能得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曾苦苦哀求一死了之。后来，她决定去学医。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以更好地了解那副身体，重获对身体的掌握权。

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每个月都必须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单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巨大的天文数字，而当医生能减少这笔开支。两个原因放在一起展现的是，对一个面对疾病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后来成了医生的她这样写道：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想听的才是医生他自己的问题。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我对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独特的方式，理解著贯穿生命中的疾病、恐惧和无常。她告诉大家的是：世界没我们想像得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还有，“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死亡最后获胜。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我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现代医学困境：好医生和“牛”医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有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单子上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朋友心情极其低落。

转天，她拿着B超结果再去看这位老专家。老专家仍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信谁。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医院的许多医生。无一例外地，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再拿着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他，看见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

动手打人的这位女病人，5年前曾看过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切了 ，倒是再也没复发。但她的生活却因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著。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悲惨的生活，都归咎于5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所以，5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著对老专家的怨恨。

我朋友问我，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动粗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给一个四平八稳的决定，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建议她手术的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在法制社会里算是好医生。他们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摘得乾乾净净。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 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 ，终归是不完整的 。”他不惜冒着可能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在现在，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相信这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反过来把医生告上了法庭？

“你说，他图什么呀？”我朋友这么问我。

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现代好医生和一个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就像裘法祖那样的外科巨匠，反而不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能够有小的开刀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的人，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

只剩下治病，不再是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一个医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个医术平庸但待人和善，你会选哪个？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发生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她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了化验单，然后看了化验结果说——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小医生，她看了化验单之后，可能看我挺顺眼，也可能碰巧那天她不太忙，她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了被老板恶整了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但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医学，原本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越来越显示出专业主义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次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就去吧，但在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去了医院，先是医院的导医台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许多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说等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后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问我：“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下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除了简单归罪于医德医风下滑之外，其实，导致医患之间像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并不能完全责怪作为个体的医生。他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两个难题：一边是患者一如既往对医生人情味的要求，一边则是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的现实。难怪有智者悲叹：“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因为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像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谁，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工人一样。

而在100年前，还是一个医生只面对一个病人的情形。那时的医学，没有那么多精确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感觉，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人情味”成了那时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重要调料。

今天，医生的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性而日趋冷淡。现代医学似乎在人文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B·Grant），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关系。兰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