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简历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幼名帝象,后化名为中山樵，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民主先行者，也是中华民国建国元勋，死后并在1940年被国民政府奉为国父。

生平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现改名中山市）。1878年，孙中山少年时受长兄的接济赴夏威夷工作。后在当地英国圣公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以全级英文文法第二名成绩毕业，进入中学继续学业。1883年年中被兄长送回家乡，后世一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1892年7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罗便臣亲自颁奖，间接奠下日后以香港作为革命大后方的方便之门。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多项改革建议，遭拒绝后于11月赴檀香山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次年孙中山密谋在广州发动起义未遂后被迫流亡海外。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再组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创办了《民报》，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此后在国内组织发动多次起义均告失败。

经历了十次失败之后，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终于获得成功，各省反应热烈，为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画上了句点。

在南京被17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然而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效忠中华民国的同时，北方的省份却还未脱离清政府，孙中山的政府事实上没有实权。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得不屈服于北方大军阀袁世凯，于2月13日提出辞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当选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遂筹划起兵伐袁，旋即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5年10月25日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1917年孙中山回国并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被迫去职。1919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到广州，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退居上海。

1923年他回到广州。同年12月29日孙中山接受列宁和中国***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重组中国国民党。次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1月应邀北上，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1929年6月1日奉安于南京中山陵。

孙中山一生为国操劳，被全球中国人尊为国父，并且是唯一一位在海峡两岸都受到尊重的革命家。他为推翻满清，振兴中华所做的努力赢得了举世的推崇。

不过也有部分史学家认为孙中山为建立民国所做出的努力并不足以被尊为国父。亦有人根据近年发表的史料，质疑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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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的人物生平

陈炯明，惠州府海丰白町乡（现汕尾·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以成绩优等毕业。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

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后不久，任广东副都督，后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广东总绥靖经略，后任广东护军使。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后其属下师长苏慎初炮轰都督府，自立为临时都督，陈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后，陈交出兵权，被授予“定威将军”称号。后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1月21日朱庆澜任陈为省长亲军司令。12月2日，孙中山任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经10个月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创办《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响应“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1920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10月28日攻克广州。孙中山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里，陈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反对孙中山任职，不参加就职典礼。孙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陈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并说服陈加入国民党。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合作，又因政见分岐而决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护法”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三响吓之”。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道，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陈炯明政治主张为“联省自治”制省宪，效美国宪法之联邦体制，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的官方历史观点一直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承认北洋政府国体的统治现状，实质仍会导致变相军阀割据。亦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联邦宪政的实践者。

刘凤舞历史小说《民国春秋》所描述的陈炯明残杀幼童事件，只有小说做为来源。

1920年12月15日《香港华字报》转载《上海新申报》对陈炯明的评论云：“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章太炎誉陈“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孙逸仙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无论是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还是***主导的中共政权，在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逆党”、“叛军”、“叛徒”称之。199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开始对此进行考证，尤其是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报刊资料，方才让世人重新认识陈炯明。但陈定炎的资料中也并非全无偏颇。潘采夫在《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一文做了详细介绍。

全文如下：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

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陈炯明与孙中山这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陈炯明生平？

1878年，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

1899年，中秀才；

1906年，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以优等成绩毕业；1909年，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11月与丘逢甲等一起被推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加入同盟会；

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

1911年，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

1911年，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不久后为代都督；

1913年，宣布广东独立，声讨袁世凯，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1915年，联络一批原国民党人另立异帜，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

1916年，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斗争；

1917年，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将军”。后向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参加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

1920年8月，率粤军从广西回粤，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921年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6月任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攻占广西全境。后阻挠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破坏北伐；

1922年4月，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并以辞去各职务相要挟，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此后退居惠州，其部属叶举率“陈家军”主力回师广东，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1923年1月，被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讨赋军击败，后陈炯明率部退守东江；

1925年，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避居香港，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少年时期

陈炯明，惠州府海丰白町乡（现汕尾·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以成绩优等毕业。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

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后不久，任广东副都督，后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广东总绥靖经略，后任广东护军使。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后其属下师长苏慎初炮轰都督府，自立为临时都督，陈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后，陈交出兵权，被授予“定威将军”称号。后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1月21日朱庆澜任陈为省长亲军司令。12月2日，孙中山任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经10个月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创办《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响应“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

任职广东

1920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10月28日攻克广州。孙中山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里，陈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反对孙中山任职，不参加就职典礼。孙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陈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并说服陈加入国民党。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合作，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

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护法”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三响吓之”。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道，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

晚年逝世

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1933年9月22日，陈病逝于香港。1935年4月3日归葬于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陈炯明是好人还是坏人

陈炯明以国民党看来是逆贼，但他并没有背叛革命事业！在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眼中看来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好人！身为军阀不近女色甚至打下来的地也不要让地方自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拉拢他却要求日本归还东北三省，日本送他一张八万支票被他打了个叉送回，当时的他已经穷困潦倒连死后都是用本给他母亲准备的棺材下葬！“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为什么要叛变？

陈炯明因为政见分歧叛变。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合作，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

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

陈炯明的功绩：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他在广东宣布独立，失败后转赴南洋。

1916年参加讨袁，成立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随后击败福建督军李厚基后占据闽南地区。

1920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经过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后，陈炯明逐渐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部队。

威廉·巴特勒·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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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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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叶芝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亦译“叶慈”、“耶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

叶芝早年的创作仍然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风格，善于营造梦幻般的氛围，例如他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曙光》便属于这种风格。然而进入不惑之年后，在现代主义诗人伊兹拉·庞德等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其本人参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切身经验的影响下，叶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变化，更加趋近现代主义了。

叶芝不仅仅是艾比剧院的决策者之一，也曾担任爱尔兰国会参议员一职。他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些社会职务，是爱尔兰参议院中有名的工作勤奋者。叶芝曾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1934年，他和拉迪亚德·吉卜林共同获得古腾堡诗歌奖。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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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年的生活和作品

2 年轻的诗人

3 昴德·冈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艾比剧院

4 神秘主义的影响

5 向现代主义的转变

6 政治生涯

7 晚年的生活和创作

8 叶芝的主要作品

9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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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生活和作品

叶芝出生于距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不远的山迪蒙（Sandymount）。他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是亚麻商人杰维斯·叶芝的后裔。这位商人卒于1712年，他的孙子本杰明娶了基尔岱尔郡的望族之女玛丽·巴特勒。约翰·叶芝结婚的时候正在学习法律，但是很快他便辍学，转而学习画肖像画。他的母亲（即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祖母）苏珊·玛丽·波雷克斯芬来自斯莱果郡（County Sligo）上一个盎格鲁－爱尔兰裔家族。诗人出生后不久，便迁至位于斯莱果的大家族中，他本人也一直认为是斯莱果郡孕育了自己真正的童年岁月。巴特勒－叶芝家族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家族。诗人的哥哥杰克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他的两个姐妹伊丽莎白和苏珊则均参加过著名的“工艺美术运动”。

为了诗人父亲的绘画事业，叶芝的家庭后迁至伦敦。起初，叶芝和他的兄弟姐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诗人的母亲由于非常思念故地斯莱果，经常给孩子们讲家乡的故事和民间传说。1877年，威廉·叶芝进入葛多芬小学（Godolphin），并在那里学习了四年。不过威廉似乎并不喜欢在葛多芬的这段经历，而且成绩也并不突出。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诗人全家于1880年底迁回了都柏林。起初住在市中心，其后搬到位于郊外的皓斯（Howth）。

在皓斯的时光是诗人重要的发展阶段。皓斯周围是丘陵和树林，相传有精灵出没。叶芝家雇了一个女仆，是一个渔人的妻子，她熟知各类乡野传奇，娓娓道来的神秘冒险全都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凯尔特黄昏》里。

1881年10月，诗人在都柏林的伊雷斯摩斯·史密斯中学（Erasmus Smith）继续他的学业。他父亲的画室就在这所学校附近，于是诗人经常在那里消磨时光，并结识了很多都柏林城的艺术家和作家。在这段时间里，叶芝大量阅读莎士比亚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并和那些比他年长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们讨论。他于1883年12月从这所中学毕业，其后他便开始了诗歌的创作。1885年，叶芝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作，以及一篇题为《赛缪尔·费格森爵士的诗》的散文。从1884年到1886年，他就读于位于基尔岱尔大街的大都会艺术学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也就是如今爱尔兰国家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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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诗人

在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之前，叶芝便已经尝试将诗歌和宗教观念、情感结合起来。后来，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时候曾说过“……我认为……如果是一种强大且悲天悯人的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宿命，那么我们便可以通过那些融合了人的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欲望的词句来更好的理解这种宿命。”

叶芝早年的诗作通常从爱尔兰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取材，其语言风格则受到拉斐尔前派散文的影响。这一时期，雪莱的诗对叶芝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后来的一篇关于雪莱的文章中叶芝写道：“我重读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世界上的所有伟大著作之中，它在我心里的地位比我预想得还要高得多。”

叶芝早期还受到彼时爱尔兰著名的芬尼亚组织（Fenian）领袖约翰·奥里亚雷的影响。诗人晚年曾说，奥里亚雷是他所见最“风流倜傥的老人”，“从奥里亚雷的谈话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爱尔兰书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业。”在奥里亚雷的介绍下，叶芝认识了道格拉斯·海德和约翰·泰勒。前者于1893年成立盖尔语联盟（Gaelic League），致力于保存并增加爱尔兰语言的使用。

叶芝的第一首重要诗作是《雕塑的岛屿》，是一首模仿埃德蒙·斯宾塞诗作的梦幻般的作品。这首诗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其后没有再版。叶芝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是一本小册子《摩沙达：戏剧化的诗》。这篇文章也同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过，而且只是由他的父亲出资印刷了100册。此后，他完成了叙事长诗《乌辛之浪迹》（The Wanderings of Oisin），并在1889年出版了诗集《乌辛之浪迹及其他诗作》。这是即使在叶芝风格成熟之后也仍未否定过的第一部作品，取材于爱尔兰古代勇士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为完成这首诗，诗人花费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其风格清晰的体现出费格森和拉斐尔前派对诗人的影响。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叶芝以后诗作的主题风格：追求冥思的生活抑或追求行动的生活。这本诗集的前八首抒情诗和歌谣的主题，是源自叶芝少年时代对印度人及阿尔卡迪亚世外桃源的想象——神祗与女神、王子与公主、殿堂、孔雀与神秘的莲花等等。诗歌中流露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拉斐尔前派的痕迹。在《乌辛之浪迹》之后，叶芝再未创作过长诗。他的其他早期作品多半是以爱情或神秘事物为主题的抒情诗。随着叶芝的作品读者群的不断扩大，他结识了当时爱尔兰和英国的很多著名文学家，包括萧伯纳和王尔德。

叶芝的家庭于1887年重新搬回伦敦。1890年，叶芝和欧那斯特·莱斯（Ernest Rhys）共同创建了“诗人会社”（Rhymer’s Club）。这是一个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诗人们组成的文学团体，成员们定期集会并于1892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过自己的诗选。叶芝的早期作品还包括诗集《诗集》、《神秘的玫瑰》和《苇间风》。事实上，“诗人会社”的文学成就并不高，叶芝几乎是唯一取得了显著成就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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昴德·冈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艾比剧院

1889年，叶芝结识了昴德·冈昂**。她是一位热衷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女性。冈昂**非常仰慕叶芝早年诗作《雕塑的岛屿》，并且主动和叶芝结识。叶芝深深的迷恋上了这位**，而这个女人也极大的影响了叶芝以后的创作和生活。经过两年的密切交往后，叶芝向冈昂**求婚，却遭到拒绝。其后，他又共计向她求婚三次，分别是再1889年、1900年和1901年，均遭到了拒绝。尽管如此，叶芝对冈昂**仍然魂牵梦萦，并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剧本《凯丝琳女伯爵》。在剧中，凯丝琳将灵魂卖给了魔鬼，好让她的同胞免于饥荒，最后上了天堂。此剧直到1899年才得以上演，引发了宗教及政治上的诸多争议。终于，在1903年，冈**嫁给了爱尔兰民族运动政治家约翰·麦克布莱德。在这一年，叶芝动身去美国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巡回演讲。这段时期他和奥莉薇亚·莎士比亚有过短暂的恋情。他们在1896年结识，却在一年之后分手。

艾比剧院的海报

艾比剧院的海报

也正是在1896年，叶芝结识了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介绍人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爱德华·马丁。格雷戈里夫人鼓励叶芝投身民族主义运动，并进行戏剧的创作。尽管叶芝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显然他的创作具有清晰而独特的爱尔兰风格。这种风格在叶芝与爱尔兰年轻一代的作家的交往中得到强化。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马丁以及一些其他爱尔兰作家共同发起了著名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或称“凯尔特文艺复兴运动”）。

除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外，学院派的翻译家们对古代传奇故事、盖尔语诗歌以及近代的盖尔语民歌的翻译和发掘工作也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代表人物是后来成为爱尔兰总统的道格拉斯·海德，他编纂的《康诺特省的情歌》倍受推崇。

这场运动最不朽的成就之一便是艾比剧院的成立。1889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马丁和乔治·摩尔创立的“爱尔兰文学剧场”（Irish Literary Theatre）。这个团体仅仅存在了两年，而且并不成功。在两位拥有丰富戏剧创作经验的爱尔兰兄弟威廉·费依和弗兰克·费依以及叶芝不计报酬的秘书安妮·伊丽莎白·弗莱德里卡·霍尔尼曼（一位曾经于1894年参与过萧伯纳《武器与人》在伦敦首演的富有的英国女人）的鼎力协助下，这个团体成功打造了一个崭新的爱尔兰国家戏剧界。在著名剧作家约翰·米林顿·辛参与进来以后，这个团体甚至在都柏林靠戏剧演出赚到了不少钱，并于1904年12月27日修建了艾比剧院。在剧院的开幕之夜，叶芝的两部剧作隆重上映。从此以后一直到去世，叶芝的创作生涯始终和艾比剧院相关。他不仅仅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高产的剧作家。

在1902年，叶芝资助建立了丹·埃默出版社，用以出版文艺复兴运动相关的作家作品。这个出版社在1904年更名为库拉出版社。出版社存在至1946年，一直由叶芝的两个姐妹经营，总共出版了70本著作，其中的48本是叶芝自己写的。1917年的夏天叶芝和当年的冈**重逢，并且向她的养女求婚，但是遭到了拒绝。九月份，他改向一位英国女人乔治·海德里斯求婚，她答应了。两人在当年的10月20日结婚。不久，叶芝买下了位于库尔公园附近的巴列利塔，并很快将其更名为“图尔巴列利塔”。叶芝余生中的大部分夏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1919年2月24日，叶芝的长女安·叶芝在都柏林出生。安继承了母亲的智慧、宁静与友善，以及父亲不凡的艺术天赋，后来成为一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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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的影响

叶芝一生都对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有浓厚的兴趣。1885年，叶芝和一些朋友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Dublin Hermetic Order）。这个组织在6月16日召开了第一次集会，叶芝是领袖。同年，都柏林的神智学会馆在通灵法师婆罗门·摩西尼·莎特里的组织下正式开放，叶芝于次年参加了他的第一次降神会。后来，叶芝沉溺于神秘主义和通灵术之中不能自拔。1900年，他甚至成为“金黎明秘术兄弟会”的领袖。他于1890年参加了这个组织。在结婚以后，叶芝夫妇曾经尝试过风靡一时的无意识写作。

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他的名诗《丽达与天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短诗从希腊神话中取材，讲述得是宙斯幻化成天鹅与美女丽达结合并生下两个女儿的故事（一是著名的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一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希腊军队统率阿迦门农的妻子）。这一母题在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曾反复出现。关于叶芝创作这首名作的初衷，西方评论界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诠释和解读，有的认为是“历史变化的根源在于性爱和战争”，有的则认为是“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主流的文学史将《丽达与天鹅》作为象征主义诗歌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叶芝的神秘主义思想形成过程里，凯瑟琳·泰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泰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叶芝早年和她过从甚密。正是在泰楠的影响下，叶芝频繁的参加各类神秘主义组织的活动。泰楠一生都很仰慕叶芝的才华，而叶芝却在后来逐渐疏远了她。

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很显著，他晚年甚至亲自将印度教《奥义书》译成英文。通灵学说和超自然的冥思则成为叶芝晚期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一些批评家曾抨击叶芝诗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其缺乏严谨和可信度。W·H·奥登就曾尖锐的批评晚年的叶芝为“一个被关于巫术和印度的胡言乱语侵占了大脑的可叹的成年人的展览品”。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叶芝写出了他一生中很多最不朽的作品。若想理解叶芝晚年诗作的奥妙，就必须要了解他于1925年出版的《灵视》一书的神秘主义思维体系。今天，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来理解叶芝后期的诗作，却不把它当作一本宗教或哲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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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主义的转变

叶芝的雕版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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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的雕版肖像

1913年，叶芝在伦敦结识了年轻的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事实上，庞德来伦敦有一部分便是为了结识这位比他年纪稍长的诗人。庞德认为叶芝是“唯一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诗人”。从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叶芝和庞德都在亚士顿森林（Ashdown Forest）的一个乡间别墅中度过。这段时间里庞德担任叶芝名义上的助手。然而当庞德未经叶芝的允许擅自修改了他的一些诗作，并将其公开发表在《诗》杂志上后，两位诗人的关系便开始恶化了。庞德对叶芝诗作的修改主要体现出他对维多利亚式的诗歌韵律的憎恶。然而很快两位诗人都开始怀念双方共事、互相学习的日子。尤其是庞德从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寡妇处学到的关于日本能乐的知识为叶芝即将创作的贵族风格的剧作提供了灵感。叶芝创作的第一部模仿了日本能乐的剧作是《鹰之井畔》。他于1916年1月将这部作品的第一稿献给庞德。

叶芝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用英文写作的诗人之一。然而，不同于大多数现代主义诗人在自由体诗领域不断做出尝试，叶芝是传统诗歌形式的大师。现代主义对叶芝诗作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逐渐放弃早期作品中传统诗歌样式的写作，语言风格也越来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题。这种风格上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他的中期创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树林》、《责任》和《绿盔》

1923年叶芝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奖。他在两年之后发表了一首短诗《瑞典之丰饶》，以表达感激之情。1925年，叶芝出版了一本呕心沥血的散文作品《灵视》，其中他推举柏拉图、布列塔诺以及几位现代哲学家的观点来证实自己的占星学、神秘主义及历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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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涯

叶芝通过庞德结识了很多年轻的现代主义者，这使得他中期的诗作已经远离了早期的《凯尔特曙光》时的风格。他对政治的关注也已经不再局限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他所醉心的文化政治领域。在叶芝早期的作品中，他灵魂深处的贵族立场体现无余。他将爱尔兰平民的生活理想化，并且有意忽视这个阶层贫穷孱弱的现实。然而一场由城市中的下层天主教徒发起的革命运动迫使叶芝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创作姿态。

叶芝新的政治倾向在《1913年9月》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这首诗抨击由詹姆斯·拉尔金领导的著名的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在《1916年复活节》中，诗人反复吟诵：“一切都已改变/彻底改变/一种恐怖的美却已诞生”。叶芝终于意识到复活节起义的领袖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卑微的出身和贫困的生活。

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叶芝无可避免的受到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动荡局势的影响。1922年，叶芝进入爱尔兰参议院。在他的参议员生涯中，叶芝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曾担任货币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这一机构设计了爱尔兰独立之后的第一批货币。在1925年，他热心的倡导离婚的合法化。1927年，叶芝在他的诗作《在学童中间》里如此描述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自己：“一位花甲之年的微笑的名人”。1928年，由于健康问题，叶芝从参议院退休。

叶芝的贵族阶级立场以及他和庞德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这位诗人和墨索里尼相当接近。他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对这位法西斯独裁者的仰慕。他甚至写过一些歌颂法西斯主义的赞歌，尽管这些作品从未发表过。然而当巴布罗·聂鲁达于1937年邀请他到马德里时，叶芝在回信中表明他支持西班牙革命，反对法西斯主义。叶芝的政治倾向非常暧昧。他不支持民主派，在晚年却也有意疏远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然而纵观叶芝的一生，他从未真正接受或赞同过民主政治。同时，他深受所谓“优生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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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生活和创作

斯莱果郡的叶芝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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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莱果郡的叶芝雕塑

进入晚年后，叶芝逐渐不再如中年时一样直接触及和政治相关的题材，而是开始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风格写作。他开始为自己的家人儿女写诗，有的时候则描绘自己关于时间流逝、逐渐衰老的经历和心绪。收录在他最后一部诗集中的作品《马戏团动物的大逃亡》生动的表现了他晚期作品的灵感来源：“既然我的阶梯已经消失/ 我必须平躺在那些阶梯攀升的起点”。 1929年之后，叶芝搬离了图尔巴列利塔。尽管诗人一生中的很多回忆都在爱尔兰国土之外，他还是于1932年在都柏林的近郊租了一间房子。晚年的叶芝非常高产，出版了许多诗集、戏剧和散文，许多著名的诗作都是在晚年写成的，包括一生的颠峰之作《驶向拜占庭》。这首代表性的诗作体现了叶芝对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向往。1938年，叶芝最后一次来到艾比剧院，观赏他的剧作《炼狱》的首映式。同年，他出版了《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自传》。

晚年的叶芝百病缠身，在妻子的陪伴下到法国休养。然而最终还是于1939年1月28日在法国曼顿（Menton）的“快乐假日旅馆”逝世。他的最后一首诗作是以亚瑟王传说为主题的《黑塔》。逝世之后，叶芝起初被埋葬在罗克布罗恩（Roquebrune）。1948年9月，人们依照诗人的遗愿，将他的遗体移至他的故乡斯莱果郡。他的坟墓后来成了斯莱果郡的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点。他的墓志铭是诗人晚年作品《班磅礴山麓下》的最后一句：“投出冷眼/ 看生，看死/ 骑士，策马向前！”叶芝生前曾说斯莱果是一生当中对他影响最深远的地方，所以他的雕塑和纪念馆也将地址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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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的主要作品

1886年 — 《摩沙达 》

1888年 — 《爱尔兰乡村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集》

1889年 — 《乌辛之浪迹及其他诗作》

1891年 — 《经典爱尔兰故事》

1892年 — 《凯丝琳女伯爵及其他传说和抒情诗》

1893年 —《凯尔特曙光》

1894年 —《心灵的欲望之田》

1895年 — 《诗集》

1897年 — 《神秘的玫瑰》

1899年 — 《苇间风 》

1903年 —《善恶之观念》

1903年 — 《七重林中》

1907年 — 《发现 》

1910年 — 《绿盔及其他诗作 》

1913年 — 《挫折的诗歌》

1914年 — 《责任 》

1916年 — 《青春岁月的幻想曲》

1917年 — 《库利的野天鹅 》

1918年 — 《宁静的月色中 》

1921年 — 《迈可·罗拔兹与舞者》

1921年 — 《四年》

1924年 — 《猫和月光》

1925年 — 《灵视》

1926年 — 《疏远》

1926年 — 《自传》

1927年 — 《十月的爆发》

1928年 — 《塔楼》

1933年 — 《回梯与其他诗作》

1934年 — 《剧作选集》

1935年 — 《三月的满月》

1938年 — 《新诗》

1939年 — 《最后的诗及两部剧作》（死后出版）

1939年 — 《气锅中》（死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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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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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青团的历史一九二○年五月，中国***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同年八月，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十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各地，在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也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成立。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同年六月，周恩来同志等在法国巴黎组织旅欧支部。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全国已有八个省的十七个地方成立了团组织。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中央为团结一切抗日的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把团的组织改变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于是，全国先后出现了许多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抗日战争后期的民主青年同盟等，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青年救国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一九四六年十月，党中央发出建立民主青年团的建议。经过两年多的试办，一九四九年元旦，党中央发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同年四月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青年运动大事件  “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实际上是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重新宰割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德占山东的主权。但遭到无理拒绝，和会还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给日本。消息传出，举国震怒。  5月4日，北京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并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个亲日派卖国贼。游行学生火烧曹宅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北洋军阀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全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6月3日，军阀政府又逮捕北京爱国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五四运动的发展至此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运动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次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彻底的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为1921年中国***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将侵略势力伸向华北，加紧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乐、绥远）“自治”。同年6月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12月9日，北平市学联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6000余人，举行大规模的爱国请愿和示威，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刺刀、木棒、皮鞭、水龙的镇压，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次日，北平各地人民的热烈响应，上海、杭州、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和市民，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的起点，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为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青年节的来历：为了学习“五四”时期的革命青年，继承和发扬其革命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就规定了“五四”为青年节。在国统区，国民党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爱国高潮压力下，也同意“五四”为青年节。可是不久，国民党害怕青年革命化，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就又改为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辛亥革命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宣布了以“五四”为中国青年节。为了使共青团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团中央于一九五0年四月把“五四”青年节同时确定为共青团成立纪念日。  三、历次团的代表大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中国***正式成立后，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了大批党员去帮助恢复和加强团的工作。当时张太雷同志从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到上海，带回了少共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这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1月重新恢复，并于1922年1月5日创办机关报——《先驱》。     1922年平5月5日，即卡乐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来自上海、长沙、武汉等15个地方的25名代表，少共国际代表2名。还有1500余名来宾。大会一致同意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5月10日，大会选出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等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团中央书记。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8月20日到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约30人，代表16个省30多个地方团组织，6000多名团员。      这次大会成就这一，就是采取了与党统一的步骤，坚决地接受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使团组织在政治方面与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完全一致。      大会成就之二，就是对党团关系作了明确规定。大会讨论通过了《本团与中国***之关系的决议案》。大会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作了第一次修正，使团章较之过去更具体、更明确。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7人。他们是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候补委员4人：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委员长为刘仁静。      “二大”闭幕后不久，1923年月10月20日，团中央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青年》周刊，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通过《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在新的形势要求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8人，代表团员约2400人。      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等决议案。对青年入团年龄作了修改，把15岁以上28岁以下，改为14岁以上25岁以下。      这次大会特别重要的是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伯简、陈乔年为修补委员。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为宣传部主任。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对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党、团组织受到很大的摧残，而不得不转入地下。     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5月10日至16日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多人，代表了5万团员。      这次大会，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通过了大会宣言，规定了团今后的任务。大会还指明今后的学生运动应“到群众中去”。     大会最后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为会，选举任弼时、李求实、杨善南、卓恺泽为执行委员，任弼时被选为团中央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青团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六大”精神，于1928年7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员人数75万人。团的组织已由一个以学生、知识青年为主要成分的狭小组织，逐步发展成为工农青年为主要成分的革命组织。      大会通过了新的团章，还通过了政治任务，组织问题，教育宣传工作、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农村青年工作、军事工作、儿童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      大会最后选出了关向应、李求实、华少锋（华岗）、李子芬等为新的中央委员。关向应同志为团中央书记，华少锋为宣传部长，李子芬为组织部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青团“六大”）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4月11日至18日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340人，代表全国各条战线19万名团员。      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一致选举任弼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冯文彬被选为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任副书记。      大会通过了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章，通过了团的任务与工作报告，大会结论等决议，选举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决定以《中国青年》杂志为团中央机关刊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青团“七大”）  1953年平6月23日至7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正式代表795人，列席代表153人，代表900万名青年团员。大会的任务是：动员全体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  大会通过了胡耀邦代表团中央作的《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  大会修正并通过了新团章，修改后的团章将新时期党交给青年团的任务列入总则，并明确规定了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地位，取消了关于候补期的规定，取消了“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一章。  最后，大会选出团中央委员143人，候补委员56人，胡耀邦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青团“八大”）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7年5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共1493人，代表着全国92万个基层组织和2300万团员。  大会听取并通过了胡耀邦代表上届团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这一名称于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就正式写入了新的党章。  大会选举了团的第三届中央委员会，推举胡耀邦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刘西元、罗毅、胡克实、王伟、梁步庭、项南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4年6月11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396人，列席代表927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人数最多的。  邓小平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胡耀邦代表上届团中央委员会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而斗争》的工作报告。胡克实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了九届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团的正常工作。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通知》。7月，中央团校正式恢复，9月、10月《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先后复刊。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月10月16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代表共2000人，代表4800万团员。  大会通过了韩英代表团“十大”筹委会所作的《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通过新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99名，组成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12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964人，修补代表149人。  大会通过了王兆国代表团十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  大会审议和通过了新团章。新团章恢复了“后备军”的提法，增写了一段共青团的历史和传统，对团龄上限由25岁改为28岁。增写了“团的干部”一章，同是对团内的民主集中制也作了必要的修改。大会选举中央委员263人，候补中央委员51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8年5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955名，代表全国5600万共青团员。      宋德福代表团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往开来艰苦奋斗》的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实行团员证制度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代团歌的决议》，决定《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团歌。  大会选出165名中央委员，70名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3年5月3日至10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420人，代表全国5680万团员，270万个团的基层组织。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肩负起历史的重任》的祝词。 李克强同志代表团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选出164名中央委员，101名候补委员。   

詹天佑 (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于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詹天佑 (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于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