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的由来及内涵

由来：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内涵：

毫无疑问，"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1)虽然有学者指出今人与古人所讲建安风骨大有不同，(2)但刘勰《文心雕龙》既专论"风骨"，似乎更有理由享有对风骨的解释权。奇怪的是，《文心雕龙》非但未许建安文学以"风骨"之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被视为"风骨"的反面：

《明诗》篇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3)

案：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诗为源，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固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4)我观《文心》效春秋一字褒贬，遣辞极精。"腾踊"、"争趋"、"怜"、"狎"、"述"、"叙"、"任气"、"使才"，绝非褒词，且前已云古诗乃"五言之冠冕"，亦不得云建安"兼笼前美，作范后世"。刘勰论诗曰："诗者，持也，持人性情。"建安诸子之"任气"、"使才"，显然不合诗之古意，故此段应有微讥建安之意。

《乐府》篇云："至于魏氏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志不出于〔*〕滔荡，词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案：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本译"气爽"句云："他们的气质高朗，才华美妙，用古题乐府写时事，音节也美妙而和平(5)。"显然不合彦和原意。"宰割辞调"，范注云："《宋书乐志》三：'《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彦和所讥'宰割辞调'，或即指此。"这里显然有批评他们擅改古乐体制之意。又注云"彦和云三祖所为郑曲者，盖讥其辞之不雅耳。"(6)周振甫注"音靡节平"为："音律浮靡，节奏平庸。"(7)范、周注解甚确。

《通变》篇云："魏之〔策〕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不可否认，《文心雕龙》亦有多处褒赞三曹、七子，但大多是偏重才气的、个别的评价，少有对建安文学整体的认同。或谓《时序》篇中所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一段为"建安风骨"之注脚。我以为这不过重复《明诗》篇的评价，殊不合与刘勰"风骨"之意。

二

刘勰所谓"风骨"，歧说纷纭。学界大致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看法，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以黄侃先生为代表。(8)

第二种看法，认为风骨是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风骨篇是风格专论，专门论述"风清骨峻"这种风格特点。(9)

第三种看法认为，认为风骨是对一种美学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是"传神"、"自然"等等。(10)

第四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作品提出的一种美学标准、美学要求。它包括两个方面："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言辞方面的美学要求。(11)

第五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文意的进一步分析，它一方面有情的因素(表现为风)，另一方面有理的因素(表现为骨)。(12)

我认为以宗白华先生为代表的第五种观点较为的当。他说："我认为骨和辞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他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理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13)

为了避免将风骨简单地等同于情感与思想，张海明先生又继续申说其意："所谓风是文气的一种特殊表现，用现代术语来说，它大致相当于作者的情感倾向。""骨，理当指作品中的思想倾向。"(14)辨析渐趋精密。但我觉得若从刘勰作此篇意图立说，更惬人意。

"风骨"一词，本是当时品藻人物的流行话语。如《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论》云："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宋书·武帝纪》云："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本义大致指人的内在风神。刘勰将之用于诗文评，用流行的新词来申说旧意，是典型的"以复古为通变"的做法。他首先把"风"的意义加以深化：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诗能感化人心，首在起情，所谓"诗可以兴"是也。能起情者谓之风，所以也可谓风是情之基。那么骨又作何解释《说文》云："骨者，肉之核也。"风之核曰骨。骨是理之基。若稍作引申，实际上刘勰认为"风"和"骨"都根源于人心对于"道"的两种领会：直观(化感)的领会叫做风；理智的领会叫做骨。两者本是主体修养的两个方面，落实为文字内容就叫做情感和思想，而就二者在文章中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又叫做"风力"(感发的力量)和"骨鲠"(逻辑的力量)。

刘勰并不停留于枯燥的概念辨析，而是直接切入到具体的为文之道："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作者的情感通于化感之本源，自然情思宛转，动人心魄；思想通乎大道，体物无遗，必能立意昭然，遣词精确。《神思》篇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非情深；"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都是练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刘勰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有人认为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不宜作为"骨髓峻"的范例，其实刘勰之所以挑选此文，是因为它立意明确、条理显豁、论证充分、语言精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致使群臣为之搁笔，这是理胜于情的例子。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被用作风力遒的范例，是因为对大人那种游行天地的神仙生活流露出情感上的向往，因而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打消汉武帝好神仙的念头，反而让他"飘飘有凌云之志"，这是情胜于理的例子。刘勰举这两个例子旨在凸显风骨之别，而不是说这两篇作品是"风骨"典范。

立"风骨"之义，是针对齐梁文风之"采乏风骨"的倾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论语·雍也》)刘勰显然以"风骨"为"质"的方面的要求，以"采"为"文"的方面的要求，二者相较，质为本，文为末。刘勰作《风骨》篇与《情采》篇对举，然偏重风骨，以矫时弊。

刘勰对"风清骨峻"陈义极高，《宗经》篇中"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或可为之注脚。作家只有"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才能"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其辞。""风骨"所具刚健意味，主要是指文章在"经典"大义支持下"事信"、"义直"，进而"结言端直"而产生的强大逻辑力量。

刘勰作《风骨》篇本意是在"宗经"背景下对"质"的方面进一步的要求，是在论"情采"之前先立"情采"之本。《风骨》中所含诗教内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建安文学能否与刘勰所谓"风骨"相合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其一，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与刘勰风骨论的"宗经"背景不合。

东汉士风的转变滥觞于曹魏，"曹氏集团众人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

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而是洒脱不拘行为放荡；他们不再重视那些烦琐无用的经学儒术，而是竞相写作抒写胸怀的文学作品了。"(15)在刘勰看来，这种叛逆和放纵带来诸多人格上的弊病。《程器》篇中说："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而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食甫啜而无耻。"后来颜之推应和此说，批评范围更广，语词更尖锐。(详见本文第三节)刘、颜的批评可看作正统儒家对建安文人品格的代表性评价。不能想象刘勰会把具有浓厚"宗经"色彩的风骨桂冠加诸人品不足为训的建安诸子。

其二，在刘勰看来，建安文学文胜于质，是齐梁绮丽文风形成的渊薮。刘师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学四个特点为"清峻、通脱、骋辞、华靡"。(16) "骋辞"、"华靡"均就文采而言。刘勰论三曹、七子，首重其在辞采方面的才华："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指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才略》)"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神思》)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只是都偏重"文"(语言才华)的方面，而风骨强调的是内在的"质"的方面，以文害质的倾向正是刘勰所要反对的。

其三，建安文学从根本上是抒情的、感伤的文学，缺乏"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建安文学的特色是"怊怅切情"的五言诗，而所抒之情是非常个人化的、任意放纵的情感，几乎不用理性加以节制。但刘勰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采》)重情乏理，显然不合风骨之义。建安诗人的情感内容大多是"忧生之嗟"（17），其格调是感伤和彷徨的，如同他们笔下的"惊风"和"惊鸿"一样，绝少有凌云壮志的抒发，他们偶尔的慷慨悲歌，骨子里也是迷茫和绝望，绝非什么刚健之风。张师伯伟先生说："建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变。文人诗歌创作开始成为主角，这时的诗人可以说是'感伤诗人'，出现的诗也是'感伤的诗'。……所以在理论上，魏晋以前注重的是'言志'，对外界的感动就包容于直接的言志之中；而魏晋以下注重的是'感物'，由'感物'才进而言志，……"（18）的为确论。但我疑心有些建安诗人甚至无"志"可言--如果把"志"看作一种有坚实信仰支撑的"怀抱"的话，他们大多毕生走在探索"志"的路上。建安文人把旧的准则破坏之后，对未来应如何是没有底的。他们敢于歌哭笑骂，无所不为(所谓"通脱")，却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足以安身立命的"志"。所以，即便他们挟着两汉的大气来唱悲歌，多少有些慷慨之气，看起来近于刚健，但在古人，尤其是刘勰这样的正统儒者看来，诗不言"志"，还谈什么刚健和风骨呢

三

不但刘勰不称许建安风骨，整个魏晋南北朝直至中唐，建安诸子的人品和文品就不断遭到批评，而其中很多批评内容正是认为他们的为人或为文缺乏"风骨"。

曹丕《典论·论文》云："应日易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致乎杂以嘲戏。"《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曹丕的批评褒贬互见，但从"和而不壮"、"理不胜词"、"未遒"、"体弱"等批评话语的运用上看，所评文人是不足当风骨之体的。

沈约《宋书·臧焘传论》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谢灵运传论》又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沈约认为建安文胜于质，把文学引上"雕虫"一路。正与刘勰见解类同。

颜之推："然而古今文人，多陷轻薄，……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扇动取毙。"（《颜氏家训·文章》)这是对建安诸子最为苛酷的评价，但在当时似乎并不显得过于极端。

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

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意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全唐文》卷五二七)

案：此处"骨气"非"风骨"。解说见后。

韩愈《送孟东野序》："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时，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秦汉以前，其气浑然，殆乎司马迁、相如、董生、扬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司马氏以来，规模荡尽。"(《全唐文》卷七四四)

虽然有些批评未免苛刻，也不尽合乎事实。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建安文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从建安到中唐)并没有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经常被主流批评家当作浮文靡词的典型加以批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风骨含义的反面。

有些学者也许会举出钟嵘《诗品》来证明"建安风骨"的说法古已有之。不错，《诗品》是给予建安文学以较高的评价：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建安风力尽矣。"

"(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但《诗品》对建安文学的态度究竟如何，尚可作细致分析。我以为有三点应该注意：

第一，钟嵘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不能被过高估计，钟嵘也不认为建安文学具有"刚健"或"壮美"的风格。从《诗品》品第看，魏一代诗人处上品者三人：曹植、刘桢、王粲；处中品者三人：曹丕、何晏、应璩；处下品者七人：曹操、曹睿又、曹彪、徐干、阮王、应日易、缪袭。"七子"中孔融、陈琳不入品第。似乎在钟嵘看来，建安诸子的地位并不特殊。尤可注意的是，经常被视作雄浑风格代表的曹操在《诗品》中位列下品，而"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的王粲反列上品。

第二，"建安风力"不等于"建安风骨"。曹旭《诗品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注云："建安风力：亦称'建安风骨'。指建安时代特有的诗歌精神，即诗歌内容丰富充实、基调慷慨悲凉、语言俊爽刚健相统一的时代风格。"（19）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以下简称《校释》)注云："风力即风骨。"（20）我以为二者不能等同。刘勰《风骨》篇"风力"一词凡两见：一是评司马相如《大人赋》"乃其风力遒也"；二是篇末赞中"蔚彼风力，严此骨鲠。""风力"偏重于"风"，也就是情感方面，将"风力"等同于"风骨"并没有根据。钟嵘是将"风力"作为"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对立面，玄言诗之所以没有"风力"，是因为这些诗"皆平典似道德论"，缺少情感内容，如"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风力"在这里意义甚明，即"由诗歌的抒情内容所产生的感染力"（21），它是构成钟嵘"滋味说"的要素之一，而与刘勰"风骨"之意不能吻合。

第三，"骨气"亦非"风骨"。曹旭《集注》云："骨气为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用语。……后用为画论、诗论之术语，与风力、风骨义同。"〖ZW(DY〗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ZW)〗吕德申《校释》云："骨气：即风骨。"（22）我以为将"骨气"等同于"风骨，则难与"奇高"二字对应。"骨气"一词在中古书画论中更常见。梁武帝《书评》："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说郛》卷第八十七)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审"骨气"之意，应指作者才性、器识熔铸于作品中而产生的内在风神。钟嵘言曹植"骨气奇高"，应是着眼于曹植独特的个性、卓越的天才在诗文中的体现，与刘勰"风骨"之意迥异，也与"风力"一词不同。

钟嵘以"风力"、"骨气""辞采"称许建安，而不用风骨一词，只能说明钟嵘与刘勰对风骨以及建安文学的理解上没有根本差异。

四

真正的改变始于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名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陈伯玉文集》卷一)

自陈子昂以后，建安文学才开始真正与"风骨"相联系，建安乃至魏晋文学才得享大名，成为作家模拟的典范。

如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案：恒仁《月山诗话》云："太白诗：'从自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太白五言，未必突过建安，此特一时夸诩之言耳。……太白又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此语得之。"

范温："建安诗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至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潜溪诗眼·诗宗建安》)

严羽：

"夫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

"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沧浪诗话·诗评》)

元好问：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论诗三十首》其一)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朔建安中。"(《论诗三十首》其二)

陈子昂的评论对建安文学意义甚大，那么他的评论究竟与前代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我认为他是在一种新的批评构架下，来改变旧的批评术语(主要是"风骨"和"兴寄")的含义，从而提升了建安文学的价值，进而为唐以后文人寻找了新的文学典范。

首先，陈子昂通过调整批评的参照系，来改变"风骨"的意味。在刘勰那里，批评的价值标准预设是《诗经》，在钟嵘则是《国风》、《楚辞》和《小雅》，对于他们来说，建安还属于近代甚至当代，他们在批评中的"取法"只能是《诗经》、《楚辞》这样被公认的经典。在古老经典的法则规范下，建安文学不仅难以成为新的典范，反而显出了它的流弊。那么"风骨"这个明显具有典范意味的批评范畴，就难以与非典范的建安文学相联系。而陈子昂的这篇小序只是针对晋宋文学的"彩丽竞繁"而发议论，这样，在较低的价值参照系下，汉魏文学的价值就有了被提升的可能性，而"风骨"一词也就随之降下了"神坛"，成为大约与"气象"含义相近的范畴(后来严羽提"建安风骨"，正是着眼于气象)。陈子昂所高扬的是汉魏诗歌个性中必有时代感觉、华采中又含浑茫古风的文学风貌，既适应了初唐用诗教来反浮靡的时代趋势，又满足了文人喜爱个性鲜明、情致婉转的汉魏风格的审美趣味，所以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风骨"一词才渐渐与诗教相脱离。（23）

其次，陈子昂视汉魏为一体，改变以往将魏、晋等量齐观的批评传统。曹魏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刘勰看来，建安开了新风，士子们安身立命处与古迥异，从而结束了经学时代，这是为刘勰所不满的。而在四百年后的陈子昂看来，建安却是继承了古义。建安诸子所言之志虽于古人有异，其文章因失去经学背景支持而产生的逻辑力量，但毕竟"音情顿挫"，"有金石声"，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晋宋以来的浮文弱质有天壤之别。因而，陈子昂所言风骨已经扬弃了"骨鲠"(逻辑力量)的方面，而是强调情感的真实性以及它的表达力度，基本与钟嵘所言"风力"相当。

最后，陈子昂将"兴寄"与"风骨"并提，风骨的意味随兴寄含义变迁而相应地有所变化。在刘勰那里"比兴"与"风骨"都有宗经意味。刘勰《比兴》篇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兴"古义随时代变迁而日渐沦亡，"炎汉虽盛，而词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而汉魏文人则"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与此相应的风骨内涵自然应与比兴相称。但陈子昂的"兴寄"概念源于经钟嵘革新后的比兴新义："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将兴视作"一切好诗都应具备的效果和境界，而比和赋乃是达成此一境界和效果的手段。"（24）陈子昂更是删繁就简，把比兴寄托合为兴寄一词，对"赋"就弃而不论了(齐梁末流的形似之语全是赋体，正该批判)。如果说钟嵘解"兴"为诗必有言外之意的效果和境界，陈子昂则是强调这种效果和境界必须具有深沉的特征，"风骨"是对形成深沉的言外之意的主体条件的要求。陈良运教授曾结合陈子昂的创作实际将"风骨"的具体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俯仰宇宙的哲理思索；出入历史的人生慨叹；直面现实的批判意识；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25）这些主体素质构成了文章之"神"(风骨)。原来，陈子昂的"文章道弊"只是说文章成了徒具躯壳的文字，而失去了内在风神。提倡汉魏风骨，就是提倡诗人把主体内在风神(气质、个性、思想、才华与人生体验的混合物)注入到作品中，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感发力量。

质言之，陈子昂所谓"风骨"是针对齐梁形似之语，强调作品中应有主体内在风神以及由之产生的生命感发力量，由此扬弃了刘勰的诗教内容，陈氏的"风骨"意味大致与"气象"相当，（26）经过改造后的"风骨"内涵实际上与人物品藻中的"风骨"本意更为接近。

五

我以为建安文学的特质是才性的自由发挥和情感的浓烈表现，这在当时由于冲破了两汉以来逐渐建立并巩固的儒家人格框架而表现出一种"刚健"的革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文学风格具有刚健的质素。事实上正如很多古代批评家所指出，建安文学或多或少具有因离经叛道而表现出某种颓废品质。建安文学在以后的逐渐被接受，被冠以风骨之名，甚至取代诗经作为一种文学典范，说明文学批评彻底摆脱道德的束缚，具有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风骨"一词的意义变迁，正是建安文学由抑到扬的接受历程的产物，又是这种接受历程产生变化的标志。正是由于文学接受与范畴变迁的相互缠绕，使得这一问题变得相当复杂。当代学者在"建安风骨"的理解上自然可以不拘于古人的文学批评而自取新意。但假如我们根据建安文学来推求刘勰"风骨"之意，或是通过"风骨"的意义来理解建安文学，只会导致理论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混乱，以致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学界通常的做法是将元范畴与它的衍生范畴进行历史的演绎，希望以此把握它的根本特征。但一个难题是，范畴意义的变迁有时并不按照范畴自身的演进逻辑进行。对于具有创造精神的批评家(如陈子昂)来说，坚持范畴的原意是困难也是不必要的。当他们在使用原有范畴，或从其它领域借用范畴，或是创造新范畴时，他们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批评意图来调整范畴内涵。这样，我们根据范畴自身的演进方式来理解范畴的意义就变得相当危险。所以，我认为对范畴内涵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批评家自身，他的思想背景、批评意图、以及他所面临的"当代"文学史的真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意逆志"法永远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决定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仍然是文学史的深度研究。

导语：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与创作影响了有唐一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吧!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出身富豪之家，豪家弟子任侠使气的性格与政治热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后杜门谢客，研读经史。年青时向往仗义勇为抱打不平的侠义之气，而且为人能申张正义，常常义气用事。后来自己闭门谢客，交了很多朋友，在家研读经史。二十四岁中进士，授鳞台正字，三十五岁擢为右拾遗。陈子昂不光是诗人，而且是位政论家，很有政治见解，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敢于直言，敢于犯上直谏，很有勇气。他曾多次上书，指陈时弊，言多直切;曾两次从军出塞，但始终不得施展才能。三十八岁随武攸宜东征契丹，因前锋大败，请为前驱，因言事而被降职，愤而解职还乡，最后死于冤狱，年仅42岁。著有《陈伯玉集》。

作为在武后时期才登上诗坛而崭露头角的诗人，陈子昂与沈、宋等人同属于受重视的新晋庶族士人，有着相同的被起用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然而，当馆阁诗人醉心于应制咏物、寻求诗律的新变时，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与当时朝中流行的馆阁体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

一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集中体现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有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时为圣历元年(公元698年) ,陈子昂四十岁,已从建安军幕凯旋而归,居东都,守右拾遗。这时他的主要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均已完成,思想正处于成熟期。这段短文蕴意深厚,代表了陈子昂对从建安到初唐文学的深刻认识,反映了他独到的文学思想。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风雅兴寄”。

其一,陈子昂第一个提出“汉魏风骨”这一重要概念的人。此前,“风骨”、“风力”、“骨气”之类的概念被用于品评人物和文学作品,但直接将时间概念“汉魏”与“风骨”连称以专指, 尚属首次。“汉魏风骨”与后来盛称的“建安风骨”非常接近。建安是汉魏之交的汉献帝年号,指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的特定历史时段,以人才、文学之盛而著称。建安文学是汉魏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三曹”、“七子”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后来的正始名士嵇康、阮籍,继承了建安之风,陈子昂在说《咏孤桐篇》的妙处时,归结于“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汉魏风骨”与“建安风骨”基本上可以等同。陈子昂之所以不用“建安风骨”,原因大约有二:一,为了与下文“晋宋”相对应,称“汉魏”更合乎习惯,而且,“汉魏”在此含有时间分水岭之意,即止于汉魏,与后来之晋宋判然有别。因两种文风差异非常明显,甚至相反相对,“汉魏”更利于表达文意。二,在陈子昂的时代,建安不仅可指献帝年号及那段历史年代,还可指地名建安郡,以及陈子昂刚随之东征而归的建安郡王武攸宜。因“建安”容易产生歧义,故而不用。

其二“汉魏风骨”,之提出,是针对齐梁文风的。陈子昂认为,齐梁文学有两大弊端:一是“彩

丽竞繁”,竞相堆砌华词丽藻,繁琐空洞,华而不实;二是“逶迤颓靡”,题材狭隘,常限于声色犬马之娱,宫庭唱和之趣,柔媚颓废,格调不高。前者说形式与技巧,后者指内容与风格。两大弊端造成的后果是“兴寄都绝”,“风雅不作”。“兴寄”强调是真是深沉的'感慨，而不局限于“托事于物”的手法，还蕴含有因兴发感动而生的深深感慨。创作手法,本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与陈子昂的政治主张、作为一致。“风雅”是《诗经》的重要构成内容“风”,指十五国风,反映各地民间生活、习俗与情感, 质朴真淳, 清新灵动, 属地方土风歌谣,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的“正乐”,格调高雅。“风”和“雅”是《诗经》的精华,要求有充沛的现实内容和温柔敦厚的风格精神,“风雅”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后来诗歌创作的正统。“兴寄”、“风雅”的缺失,意味着诗歌背离了传统,失去了本质意义。陈子昂以传统诗歌精神作为标准,批判齐梁文风,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隋唐虽然统一了南北,开始了文化的融合,但初唐诗坛基本延续了齐梁文风。直到陈子昂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宫体诗居于主流,诗坛被齐梁文风所笼罩。陈子昂对这种状况深感不满,力图除弊革新,复归风雅,创造与大唐时代精神相应的健朗文风。为了给出一个与齐梁文风相对的可以学习的榜样,他提出了“汉魏风骨”,作为诗歌传统的优秀代表与效仿标准而大力倡导。

其三,陈子昂明确了“汉魏风骨”所包含的内容。就序中文意来看,“汉魏风骨”指的是汉魏这一历史时段文学作品中所突出体现的“风骨”美学特征。其外延包括汉末与魏初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其内涵可理解为陈子昂所推举的文学作品的理想状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即要求内容实在、感情充沛、词句精当、刚健有力的作品。陈子昂为什么不直接倡举《诗经》而要效法汉魏呢 刘勰曾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慷慨苍凉，梗概多气，也是建安风骨的特征。齐梁余风带来的弊病“逶迤颓靡”为无气之征，需以“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疗治。“汉魏风骨”不仅是陈子昂的文学理想,也是他为唐诗坛变革所奠定的的基础。

二

陈子昂不仅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实践者。陈子昂的革新精神既反映在他的诗歌主张里，也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上。他的创作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能彻底摆脱齐梁的浮艳习气，为端正唐诗的发展方向做出了贡献。

陈子昂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代表作有《感遇》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等。这些作品基本上是陈子昂文学主张的实践。这些作品大多是有感于政事所作，有的是抒发抱负，有的是托物言志。从宇宙、历史的变化中感悟人生、思索人生的意义;有感岁月如流，人生有限，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慨等，表现出了他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慨不平。他的诗语言古朴，格调雄浑，具有建安、正始的遗风。

在诗体上,陈子昂跳出宫体圈子,恢复汉魏古风。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全为五言古体。不讲究词藻的华丽与声韵的合律,不受四声八平的限制,可以直抒胸臆,自由挥洒情怀。古风继承了《诗经》传统,质朴淳厚,古雅苍凉,与宫体截然相反。以古风反对宫体,正得其所。从诗体来看，洗去六朝之浮靡，效法古风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唐初自是杰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陈子昂不独擅长五古,其律诗亦不乏佳作。《岘山怀古》、《度荆门望楚》、《晚次乐乡县》等,皆去除雕饰,格高语壮,为五律之精品。陈子昂五古之作以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既有力反击了齐梁文风,又促成了建安文风在初唐的复苏,因而备受关注。

在内容上,陈子昂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加了抒情成分。六朝至初唐诗歌内容多宫庭与台阁的咏物与唱和,气局较为狭隘,题材相对单一。他生长于蜀中,但到过的地方不少,经历比较丰富,所见所闻皆入诗中。《度荆门望楚》描写经三峡到楚地的风光,远近虚实多面刻画,简约精当;《感遇》其二十九写用 兵征途之艰险。陈子昂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

悟,将诗歌引入复杂而生动的心灵世界。六朝诗歌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少了生命的参与,少了主体精神的介入。陈子昂继承了诗歌的言志传统,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抒发喜怒哀乐之感情,充分流露自己的心性,从而使诗歌多了心灵感受与生活体验,进而有了张力与生命力。如《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等,他借对历史遗迹的凭吊,对逝去人事的追怀,表明自己的思绪感受,使诗歌多了一份厚重与深沉;在《送魏大从军》中，任由当时或感伤或壮烈之心情的畅快表露,极富现场感， 在《感遇》诗中,他又表现出对政治的关注与批评,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与谏官责任感。这些作品既拓宽了诗歌的题材领域,又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在手法上,陈子昂恢复兴寄传统,作品中更多风雅古韵。兴寄的特征在于因物起兴、感事而兴,主观感受寄托于客观事物,不说空话，又显得含蓄蕴藉,温柔敦厚。在《感遇》诗中,陈子昂通过两种具体方式表现兴寄手法。一是前面纯粹描述,在结尾处笔峰陡转,表露情绪或看法,发人深省。比如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前两联写兰若的生长状态与环境,接着写物候变化,最后一联,表达对时光流逝、花落意空的感叹,隐含着壮志未酬、理想幻灭的失落与伤感。又如其二十九,前十二句尽写环境之恶劣,行军之艰难,后四句笔锋一转,指责决策者失误,给士兵和平民带来深重苦难,意味深远。二是不直接表明观点,前后两部分形成鲜明对照,寓爱憎于其中,不言自明。比如其四,前四句写乐羊食子之不义,后四句写中山相放麑之良善,抑前扬后之意朗然,再一深味,隐然有影射现实之意,。兴寄手法的运用使诗歌质实明朗而韵味无穷,得风雅之真味。 在风格上,陈子昂取法建安风骨,诗风刚健有力,昂扬向上。其诗饱含着强烈的功业理想、是非分明的主观判断。他渴望建功立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感遇》其三十五) ;对壮志未酬的英雄,他愤愤不平,“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感遇》其三十四) ;对腐败荒谬的社会现象,他横眉怒对,“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感遇》其二十六) 诗中总有一股浩然正气,不屈于流俗,卓然自立,磊落不群。其诗语言精当,意境开阔,“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度荆门望楚》)“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白帝城怀古》)寥寥几句,勾勒出雄奇景象,干脆利落,棱角分明。其诗蕴藉深厚,意味无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在手法上,陈子昂恢复兴寄传统,作品中更多风雅古韵。兴寄的特征在于因物起兴、感事而兴,主观感受寄托于客观事物,不说空话，又显得含蓄蕴藉,温柔敦厚。在《感遇》诗中,陈子昂通过两种具体方式表现兴寄手法。一是前面纯粹描述,在结尾处笔峰陡转,表露情绪或看法,发人深省。比如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前两联写兰若的生长状态与环境,接着写物候变化,最后一联,表达对时光流逝、花落意空的感叹,隐含着壮志未酬、理想幻灭的失落与伤感。又如其二十九,前十二句尽写环境之恶劣,行军之艰难,后四句笔锋一转,指责决策者失误,给士兵和平民带来深重苦难,意味深远。二是不直接表明观点,前后两部分形成鲜明对照,寓爱憎于其中,不言自明。比如其四,前四句写乐羊食子之不义,后四句写中山相放麑之良善,抑前扬后之意朗然,再一深味,隐然有影射现实之意,。兴寄手法的运用使诗歌质实明朗而韵味无穷,得风雅之真味。

在风格上,陈子昂取法建安风骨,诗风刚健有力,昂扬向上。其诗饱含着强烈的功业理想、是非分明的主观判断。他渴望建功立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感遇》其三十五) ;对壮志未酬的英雄,他愤愤不平,“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感遇》其三十四) ;对腐败荒谬的社会现象,他横眉怒对,“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感遇》其二十六) 诗中总有一股浩然正气,不屈于流俗,卓然自立,磊落不群。其诗语言精当,意境开阔,“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度荆门望楚》)“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白帝城怀古》)寥寥几句,勾勒出雄奇景象,干脆利落,棱角分明。其诗蕴藉深厚,意味无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

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破空而来的绝妙诗句叫人无限感慨,反复吟味,可算梗概多气。这样的作品正是得建安风骨之精髓,姚范评为“风骨矫拔”(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 ,翁方纲也认为“陈伯玉垏兀英奇,风骨峻上”(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 。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对诗风的矫正、对建安风骨的大力倡导,有其无可替代的功劳,“陈伯玉痛惩其弊,专师汉魏复古之功,于是为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七)“子昂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寄兴无端,别有天地。”(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正是陈子昂的不懈努力,唐诗才告别齐梁文风,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建安文学也得到广泛认可,备受尊崇。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与创作影响了有唐一代。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代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风骨”的提倡，给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是诗歌终于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走上以“风骨”为核心的南北文学的正确道路。高棅说：“子昂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绝开元之正派。”(《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自陈子昂后,诗风雄健,为盛唐气象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魏晋风骨又称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指建安诗人继承《诗经》及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 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

诗歌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简练刚健，自然明白而流畅，成为后世诗歌推崇的榜样。

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编辑本段影响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汉魏风骨，亦称建安风骨，是指汉末建安至魏初期间的文学作品。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标准。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为风骨，即端直的言辞与骏爽的意气相结合，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

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真实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J厩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其主要作家有三曹，分别为曹操、曹巫、曹植；七子，分别为孔融、陈琳、王聚、徐干、阮璃、应场、刘祯，以及女诗人蔡淡。

陈子昂论诗标榜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绮靡文风，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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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诗歌以三十八首《感遇诗》最为杰出，诗风质朴浑厚，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高度肯定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

"陈子昂主张使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颓靡诗风的影响和束缚，为后来唐诗迈向更高征程、取得更大成就做好了铺垫。正是有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作为理论基础，唐诗得以健康发展，由此开启波澜壮阔的盛唐气象。"——丁十二《“唐代三大诗人”评价都极高的陈子昂，对唐诗发展有何贡献？》

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曹操的出身具有某种特殊性。他的经历也充斥着神秘与矛盾的色彩。《三国志》载：“恒帝世，曹腾为中常世大常秋，养之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出身本末。”他的祖父是宦官，他的父亲是不知所出的养子，这样的家庭并没有高贵的血统作为依托。但是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还是让他飞黄腾达。他在权力与金钱方面成为了世家大族，却无法具有世家大族的汉室观念。他不具有汉室的观念却成了汉室的“周公”。这样的出身和矛盾决定了曹操既无法扮演制度的破坏者，又无法成为制度的维护者。于是，便出现了两个尴尬的局面：对于下层，他是“口含天宪”的统治者；对于上层，他又是出自草根的僭越者。对于旧世，他是挟天子的国之贰臣；而对于新世，他又成了踟蹰不前的食古不化者。其实，就前一局面而言，曹操的身上没有汉室旧臣的思国之情，因为他未受国恩，他也没有宦官阶层的陈腐与死气，因为他少入黄门，知书通律，所以，他不属于任何阶层。就后者而言，他的确架空了汉室，然而“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并非没有道理，同时，他又大刀阔斧地进行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他又不属于任何时代。正是因为无法将他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类型，这样的矛盾才愈加明显。可以想象，乱世中的曹操是一个无比的孤独者。因为他孤独，他才要重视故人，“茕茕白兔，左右相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因为他孤独，他才求贤若渴，希望自己身边能有更多可以知心的人。也正因为他孤独，他才更以天下人自居，“孤家寡人”量来似乎就是这个道理吧。以上的种种，让他的诗文中流淌着一股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气概。

其实仔细读读曹操的诗文，品品曹操的身世，不难发现，他的一生很符合中国文人的理想状态，“少年游侠，中年游仕，老年游仙”。而且曹操本人也实非深不可测。史书所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他属文也不拘于经义，不流于空谈。在《祭故太尉桥玄文》中，他竟记叙了桥玄生前与他开的玩笑，这本不该出现在凝重的祭文中的点滴，却散发出作者的真情与旷达。只是身处乱世之中，无论游侠、游仕、游仙还是那份真挚都无法与战争、死亡相分离。《蒿里行》中的英雄少年时讨伐董卓的一路关东豪杰。《短歌行》中求贤心切的伯乐又是一个唯恐去日无多的沉思者。而《龟虽寿》里志在千里的老骥也无法逃离“神龟虽寿，犹有尽期”的无奈。试想，一个志在天下之人戎马倥偬，却在一生都无法避免的身份尴尬中一天天老去。这样的暮年之心，是何等的苍凉而又悲壮。同时，曹操性格中的旷达和通脱，也更多地被一种社会责任与自身孤独多压抑。这样，一个宝剑酬知己的邻家友人，就更多地成为了烹酒论英雄的豪杰。然而即便这样，曹操的诗文中也没有统治者居高临下的威风与唯我独尊的狂妄。我想，曹孟德是真的体会到了诗文的境界，这便如同他真的体会到帝王的孤独了一般。

对于建安风骨，曹操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他对建安文学群体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表面上看，他不拘一格将大量的人才网罗到了军前帐下。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就说得很全面，“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上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魏武门前，的确集一时之盛，无抡才而成大典。以深层次上看，作为处于统治者地位的曹操，尤其是作为孤独的统治者，他的表现，以及他对待士人的态度，必然又影响到这些士人的生存环境和创作心理。曹操性通脱，但要经世济民非得有常人不能之手段不可，所以，他尚刑名，以此正风气，而士人，尤其是高士，往往不愿、不肯也不会拘于此，这势必触犯到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权威，矛盾便由此产生，士人的险境由此产生，曹操自身另一种痛苦也由此产生。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秩序来禁锢自己的心志，这就好似自己亲手策划搭建了一个理想国，却不得不拆掉它的支柱，去为了生存而烤火，看着自己的梦和愿望在熊熊之火中燃烧，暖了身子却凉了心窝。这也就不难理解曹操杀名士时为什么犹豫不决，杀之又悔。这决不是收买人心的假意。对于一个“宁肯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的枭雄，他不需要走这些虚文假意的过场戏。他是真的爱才、惜才之人，况且，曹操也非忌人才高，不欲活之，更不是以杀才子而自快的暴君。建安七子中有一位叫陈琳，曾供仕于袁绍，他在《|为袁豫州檄曹操书》中不仅辱骂曹操，而且将其三代宦官的身份彰露无遗，鞭挞入骨。按常理，“恶恶止其身”，如果“上及父祖”，那就是奇耻大辱了。而曹操犹能不计前嫌，徒陈琳为门下督，可见，曹操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用杀高洁名士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他与士人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曹操内心矛盾的外化。如果他不处于两个尴尬局面的交织之中，他与士人间便没有那理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士人也不会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沉沉浮浮。顺理，也就不会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建安士人群体。当然，并不是没有曹操或者没有那种处于矛盾心态中的曹操，建安时代就不会有士人才子，就不会有属于时代的文学。只是少了那种矛盾压抑下壮美凄凉相交织的气概后，不知我们还会不会用“风骨”去描绘那个不安的时代。

千年之后，一个同样孤独的诗人游历孟德故地，落笔慨叹：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问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孤独者的对白，或许是对“风骨”最好的注解吧。

建安风骨指的是汉末建安时期，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身经社会动乱，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的创作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貌，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钟嵘《诗品序》提出的“建安风力”是“建安风骨”的最初表述，刘勰《文心雕龙》中《风骨》、《明诗》、《时序》诸篇则对其作了全面的理论阐释，陈子昂《修竹篇序》又用“汉魏风骨”来指称这一概念。

代表人物与作品

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首推曹植。他传世的诗歌有80多首，辞赋40篇，其他文体100篇左右。他的诗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中国第一个大量写五言诗而且艺术水平很高的杰出诗人。

“七子”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是王粲，他的 《七哀诗》 与 《登楼赋》，被人们广泛传诵。“七子” 除诗赋外，陈琳善写檄文，徐干留下了一部理论著作，叫 《中论》。

曹操是一位英雄兼诗人，他的诗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超过曹植。他的四言诗风格刚劲，造语质直，除《诗经》 的四言诗外，没有其他四言诗可以跟它比美。代表作有《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

曹丕存诗40多首，风格柔婉。其《燕歌行》在七言诗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他的《典论论文》 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对文学功能、文体特色、作家风格都提出了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