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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武昌起义中的难解之谜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要想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一、出身贫寒，凭真才实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首领
黎元洪，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汉阳，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黎朝相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军后，祖父黎国荣又去世，他和姐姐衣食无着，一起讨过饭。饥饿难捱时到别人菜地里偷萝卜，聪明的他拔出萝卜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好像萝卜没人动过一样。14岁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20岁时他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刻苦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肯于吃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被师长严复、萨镇冰等人赏识。入学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又刚刚结婚，生活非常困顿。每次回家探视，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只为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毕业后，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二管轮等职。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他所在的“广甲”号战舰也投入战斗，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在逃跑途中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他步行回到旅顺，又到天津候职，却被监禁数月。出狱后他到南京，投奔到当时的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 甲午战败，清朝海军全部覆没，马关签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清政府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北方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小站练军，和南方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张之洞初见黎元洪，就称赞他举止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详，是数年未得一遇的干练之才，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又任命他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他为张之洞筹练新军尽心尽力，官运亨通，先任护军马队营帮带，继任马队营管带，又人护军前锋四营督带，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督司，复晋为副将。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 1898、1899、1901年，黎元洪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日本的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生产，不仅在军事知识与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编为两镇，总兵张彪任第八镇统制，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张彪是张之洞最亲信之人，妻子原是张之洞心爱的婢女，因此被称为“丫姑爷”。但张彪粗鄙无能，胸无点墨，湖北军界真正的佼佼者无疑是黎元洪。 平日治军，黎元洪一反清末军官苟且敷衍、松弛腐败的积习，勤勉有方。他从不克扣粮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还专门设立被服厂制发军服，因此所辖部属穿戴整齐，与其他队伍服装破烂的状况恰成反照。别的军官多住宿在私宅，他却长住在军营中，甚至过年也不回家，让子女到营中拜年。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的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他从不虐待士兵，士兵有过失都交执法官审讯定罪，由此获得士兵广泛拥戴，威信极高。 1905、1906、1908年，清政府在北洋河涧、河南彰德、江苏太湖举行了三次秋操。参加演习的清军当时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由北洋军组成，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张怀芝、曹琨指挥；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在这几次演习中，黎元洪指挥得体，调度有方，特别是第三次秋操，他指挥南军在三大战役中均击败北军，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可以说，从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后，黎元洪实际上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能够一呼百应的首领。
二、思想开通，存心排满，多次保护革命党人
黎元洪虽是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三次东渡日本，考察政治与军事，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较为开通。他喜欢吸收有文化的特别是有新思想的秀才兵入伍，并积极选送人才出洋肄习。清末湖北留学人员为全国之冠，就是黎元洪向张之洞积极建议的结果。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在湖北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黎元洪的开明政策不无关系。 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从不严刑滥杀，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保护过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903年，著名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黎元洪截获，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因响应同盟会的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楚报》主编、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最后仅将张轻判一年徒刑。不久陈夔龙调任，黎元洪又将其保出。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文书兼庶务李抱良、标营代表廖湘云、祝利六等六人都是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做这些事并非是倾向革命，而是担心大兴党狱反酿巨变，一旦震动朝廷，自己落下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碍仕途，但也说明他与满清朝廷离心离德，有一定的排满思想。湖北新军中当时有不少士兵剪去发辫，黎元洪并不责怪，表示剪与不剪悉听尊便，早被革命党人看作可以争取的对象。他没有兴大狱、广株连，客观上保护了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力量。 1911年4月，武昌洪山宝通寺内，湖北的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召开筹备武昌起义的秘密会议，当时就提议起义成功后由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理由有三：一，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以他的名义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壮我革命军威；二，黎元洪是湖北人，素得军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黎元洪平素爱护当兵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为革命同志，原有关系，在革命中容易合作。5月28日，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有以黎元洪为都督的动议，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并非起义成功后的权宜之计，而是筹划已久的既定决策。
三、恐惧观望之中，被逼成为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前夕的湖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湖广总督瑞澄连续召开会议，与张彪、黎元洪等人商讨防务，缉捕革命党人。当时瑞澄提出楚望台军械库最为重要，而守卫该处的工程第八营内革命党人众多，提议用满族旗籍士兵换防。黎元洪据理力争，称革命党人如果真的人数众多，少数旗籍士兵也无济于事，因此挑起满汉矛盾，反而落下革命煽惑的口实，得不偿失，最后瑞澄只得作罢。楚望台一旦换防，起义成功的胜算就要大打折扣，黎元洪客观上又给革命党人帮了一个大忙。 10月9日，共进会***孙武在俄租界赶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俄租界当局闻声赶来搜捕，将捕获的炸弹、旗帜、告示、印信、名册等一并交给瑞澄，瑞澄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捕后牺牲，革命党人决定于10月10日晚起义，黎元洪统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晚8时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接着向总督衙门发起猛攻。 起义当时黎元洪正在混成协四十一标大营中，他带领全部将官集合于会议厅内，下令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并发出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的命令，按兵不动。晚11时半，工程八营的党人士兵周荣棠**闯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大家去攻打督署。黎元洪气急败坏，将周荣棠杀害。这是情势所逼下杀一儆百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功绩，同样也不应该以这一项罪过，就全盘否定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作用。试想他当时如果不是按兵不动，那将有多少革命党人会流血牺牲。 午夜时分，革命党人设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开始向四十一标营地轰击，黎元洪自知大势不可挽回，命令将官带兵出营，各找生路。军官们如遇大赦，登时四散，许多党人士兵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黎元洪也在部属簇拥下离开营房，躲避在参谋刘文吉家。 10月11日晨，武昌起义宣告胜利，党人士兵马荣奉临时起义总指挥部命令，带兵闯入刘文吉家，请黎元洪出去“主持革命大计”。后来盛传黎元洪曾躲到床下隐藏，其实并无此事。“床下说”是1912年春《震旦日报》在攻击黎元洪的一篇社评中首先提及，以讹传讹，于史无据。黎元洪只是表示拒绝出山，但被革命党人不由分说簇拥到楚望台起义临时总指挥部。 革命党人同时还争取了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并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长。黎元洪不顾革命党人苦苦相劝，连声推辞，执意不从。革命党人要他在安民文告上签字，他连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只好由革命党人李诩东代签。 布告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头攒动，“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胫而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民心，壮大了革命声威。当时文献记载： “……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看过布告，原来隐匿逃散的新军军官纷纷出来，表示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风闻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地方大吏、高级将领附和革命，也与黎元洪作了一个“榜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四、从一言不发到慷慨激昂，黎元洪只用了三天时间
刚当上都督的黎元洪，终日正襟危坐，不言不语，形同偶像，但他的内心却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他并非不知道清朝的腐败，也有排满思想，但对革命知之甚少，总觉得革命党人力量太小，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难以应付清军的反扑。 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13日清晨，民军向瑞澄统率的清舰炮击，双方炮战达两小时之久，将清舰击退，打出了民军的威风和名声。黎元洪不得不对民军的实力刮目相看，对清政府的信心严重动摇。与其既当革命党人的高级囚徒，又被清廷看作“附逆”，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当天下午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了辫子，还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了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五十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从演说中可以看出黎元洪态度的完全转变，俨然以革命党人的首领自居，同时也可以看出湖北军界对全国军事形势的影响，更见得革命党人逼他出任都督不是情与理的选择，而是势与利的选择。 军事会议后，黎元洪和汤化龙一起接见了美国驻汉口领事，对美国领事说，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民国。17日，黎元洪接见英国驻汉口领事福特，又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埃温德·丹格尔，指出满族统治者从未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有镇压屠杀，因而激发了革命，并承诺共和后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 17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设坛、祭天、誓师活动，设黄帝轩辕氏牌位，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大旗。黎元洪戎装佩剑，宣读《祭告天地文》、《祭告黄帝文》，然后慷慨激昂地宣读誓词：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五、策反清朝海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10月17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号舰抵达武汉江面。萨镇冰是黎元洪在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因此黎元洪写信劝其加入革命。信中说：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河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与运尽之清廷抵抗，……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萨镇冰见信后表示：“真不忍见同胞骨肉相残。”此后的战事中萨镇冰与民军有了某种默契，海军发炮多远射荒郊或射向水面，减轻了民军的压力。黎元洪还给清海军各舰舰长写了内容相似的信，由于他是海军出身，因而同学众多，影响颇大。11月2日，海筹、海容、海琛在九江反正，其余舰只也于数日后由汤茗芗率领响应革命。黎元洪一面致电九江军政分府予以优待，一面派人前去慰问，并请海军协助民军。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连派重军镇压，北洋军主力在10月底到达孝感、滠口一线，汉口鏖战正急，10月28日同盟会***黄兴、宋教仁等到达前线。黄兴以军事才能著称，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黎元洪派人赶制一面丈二大旗，上书斗大“黄”字，鼓舞士气。 11月3日，阅马场又搭高台，台正中高悬“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黎元洪登台拜将，将印信、聘状、令箭等物亲手交给黄兴。黄兴发表演说，表示要“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并下台检阅部队，然后渡江赴汉阳，设立战时指挥部。 当时北洋军在汉口、汉阳的总兵力已达三万，民军不过数千，敌众我寡，到11月27日，汉阳全部沦陷，黄兴回到武昌。后人论及汉阳保卫战的失败，不少说是由于黎元洪的掣肘，黄兴无法全权指挥，当机立断。其实黎元洪基本上支持了黄兴的指挥部署，告诫军民将领要听从黄兴的命令，在战事中也能与黄兴配合。 例如11月21日，清军向汉阳进犯，黎元洪命令武昌民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谌家矶，然后进击刘家庙，包抄清军的后路。11月25日，援鄂湘军王隆中、甘兴典部擅自退出战场，黎元洪接到黄兴的通知后，马上派人携带犒赏物品及现银到王隆中部，劝其以大局为重，重返前线，后又亲自前往规劝敦促，但王隆中依然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愤慨，当即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将王、甘二人明正典刑。 汉阳失守，黄兴痛不欲生，黎元洪派人劝慰，请黄兴迅速撤回武昌，以免危险。部分党人对黄兴不满，要求追究责任，黎元洪劝解说：“你们要责备黄先生，首先要责备我，因为黄先生的总司令是我任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黄兴二字对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对黄先生有不理智行为，会使敌人认为革命党内部起了分化，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使独立各省灰心。”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六、停战议和，反劝袁世凯倒戈相向
汉阳虽然失守，但全国的革命形势却发展迅猛，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11个，清朝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无奈之中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答应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皇族不得干政等主张。袁世凯带着这些带着这些讯息，在10月底11月初，派人与黎元洪讲和，遭到了黎元洪的果断拒绝。 黎元洪在回信中指出袁世凯的议和试探包藏祸心，“假托于君主立宪”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和认贼作父的张帮昌的故伎，并利用排满的民族大义动员袁世凯倒戈相向，推翻清廷。“公果能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依于公心，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之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黎元洪拒绝接受“君主立宪”，坚决要求实现民主共和，这是他排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后人论史，常把黎元洪看作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这其实又是宗冤案。早在北洋军进逼武汉的时候，《大汉报》主编胡石庵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要求袁世凯顺应时势人心，回师北向，“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黄兴到武昌后也致信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无人能先知先觉，预知袁世凯后来会成为窃国大盗，依当时情势，劝其倒戈相向在情理之中。 袁世凯知道唯有革命党人存在，清廷才会容忍他如同勒索般的漫天要价，因此并不真想拿下武昌。11月27日，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精心策划，派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向武昌方面提议停战议和。同时为了增加以后议和时的筹码，命令北洋军对武昌城一通猛攻，使武昌形势一度很危急，军政府和黎元洪被迫接受“先停战后议和”的方案。 12月9日，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民主革命的枪声静寂下来。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1月3日，黎元洪被选举为副总统。到2月上旬，南北议和达成最后妥协，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则同意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终于土崩瓦解，黎元洪也完成了他由清军将领到民国元勋的重大转变。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然是被迫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琨、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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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皮明庥：
史坛上对黎元洪之文著时有所见，但较之黎元洪的复杂曲折阅历和独特的时代特色、人物性格，研讨似有不足。湖北黄陂裴高才先生夙好文史，究心于乡邦人物，推出《首义都督黎元洪》一书，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对黎元洪进行颇为全面的解读，是一部具有学术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对深化辛亥革命及民初政局之研究均有裨益。
裴先生立足于对黎氏独特的身世与行状的把握，并将之与时代政坛闻人作比较研究，立论云：“如果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正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势以及民初政坛诡谲多变的时势，将黎元洪推上历史舞台，成为首义都督、民国总统。此一结局，决非黎氏本人事先之人生设计。黎元洪就是这样在不可意料、缺乏思想准备的境遇中，走上政坛顶峰的。
高才先生这部作品的另一成就是，对黎氏行状中之诸多谜团进行了解读。关于黎氏的一生，尤其是其籍贯身世，历来聚讼纷纭，各言其是。作者比较诸说，广事求证，为揭开谜底，进行深入考索，认定黎氏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最为可靠。应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
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流行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应模式，品骘人物时“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是革命，便是反动”。此种非此即彼之“一刀劈”史论，是难以真实界定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之人物的。我们要为历史留真，必须走出概念化、绝对化，如实叙介人物，不必拘泥于誉之或诋之的两极中。这也许就是此书的看点之一。
纵观黎元洪之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于国有功者，也有功大于过者，亦也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要进行细心的理性评介，而不能以论辩取代事实。窃以为，黎元洪出山为首义都督是黎氏一生中关键之史事。论者常出其首义前还杀过革命党人，但此事系传闻，无确证。历来文坛上常将黎讥为“床下都督”，更缺乏佐证。事实上，在1911年10月10日晚首义枪声大作时，身为新军协统之黎元洪并没有奔赴军营，指挥部下反抗革命军，而是避处于黄土坡僚属家中静以待之。相反，湖北新军另一统军人物张彪却在第八镇司令部组织士兵进行顽抗。此时此刻确乎为关键时刻，黎元洪与张彪的态度迥然有别。当时，作为湖北新军第二号人物的黎元洪居然在起义大火燃起时，对清军安危不挺身而出，而作壁上观。可见其不想与革命军为敌。黎的这种态度，才有可能被起义军请到谘议局大楼开会，并被拥立为湖北都督。以前的史论中，对这一关键史实缺乏认知，这是不能不顺便提到的。
作为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可圈可点的史实很多。当时他受制于北洋军阀，也曾想有所作为，乃至一度谋南下，与孙中山的护法相呼应或参与，但毕竟由于势单力薄，也不具有孙中山再造共和的意志，因而，黎氏不能与进步潮流同行。但黎氏居京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姿态是，当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黎氏坚决予以拒绝、反对。这是黎氏的大节大德。从黎氏附和参与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两件决定性的大事而言，黎氏在近代政坛上还是显示出了独特的灵光的。作为一位军界闻人、政坛巨子，而且在大事上并不糊涂的黎元洪，在史册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参考资料：
黎元洪这人不错，在军队中下层军官中有很高的威望，起义前对革命党人还是比较宽容的。武昌起义当晚，其正在军营，对部下下令所有人不可出营，不可攻击革命党，但革命党人若进攻则还击。起义成功后，革命党***死的死逃的逃，需要个有足够威信的领导。黎元洪虽说是当上都督是被逼，但他上台确实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革命党以他的名义发出安民通告后，四散的部队军官及政府官员们大都又回来了，把很多中立的势力都争取过来了。并且也为其他省份作出了表率，之后多个省份的革命，都得到了清廷中维新势力的支持。总的来说，黎大都督尽管一开始自己不愿做这个都督，但在当时他确实是最较合适的人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坐在家里，一群革命党人冲进来，乌泱泱地大声叫喊。虽然身经百战，但看见这样的阵势黎元洪还是有些慌乱，不知所措间，终于弄清这群革命党人的目的竟然是要推举自己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又惊又喜，差一点笑出声来，但又忌惮清廷，只好憋着。
在袁世凯之前，黎元洪成为剽窃革命成果的第一人。
黎元洪出身北洋水师，当了十二年的海军，甲午海战后，所在军舰搁浅，跳船逃跑躲过一劫。之后便离开海军。
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和南京兴练新军，大搞洋务运动，期望“师夷长技以自强”，31岁黎元洪投奔而来。
有北洋水师学堂的文凭，又有海军经验，为人也算谦虚诚恳，张之洞甚是喜爱，立马委以重任。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黎元洪大胆改革，兴练新军，而且是水陆并进，不到十年，黎元掌管了长江舰队和湖北陆军，成为湖北军界的头号人物。
1906年，清廷举行秋操（演习），黎元洪带领的湖北新军表现优异，力拔头筹，黎元洪一跃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
与此同时，他还在武汉开设“武高等学堂”，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
到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已经是湖北的三号人物，是湖北军方的一号任务。
但，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在全国范围内，还不算什么人物。
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很多，一向“爱兵如子”的黎元洪不是不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前，黎元洪预感到事情不妙，早早地就把手下重要人物都以开会的名义“保护”起来。
面对拥戴自己的官兵，黎元洪内心是喜悦的，他肯定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他没有赵匡胤的实力和自信。因为知道自己实力不济，所以才会有所顾忌。
“不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革命党人不会善罢甘休；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对这些起义的官兵适当加以约束，即便日后失败，也不至于有太大的罪责。里里外外想过一遍，接受大都督是一笔赢面很大，基本不会亏的生意。”
于是，黎元洪“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革命党的拥戴。与此同时，他做了几手安排：
而黎元洪能被革命党人推举，也是有原因的：
没有人能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意味着什么，当然黎元洪也没想到后果。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袁世凯力劝满清皇族退位，清军和革命党军握手言和，辛亥革命以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和平解决。由此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了，从此走向共和。
就这样，黎元洪成为武昌起义的第一功臣，袁世凯说“公本首义，凯受其成”，甚至说他“推翻清室，功在国家”。孙中山也说他是“首义的第一伟人”，不仅在国内，全世界的各大报纸，都在争相报道黎元洪，并都给予最高的评价。
武昌起义领袖，就光这一下，就捞足了资本，把革命党人的革命成果全部收入囊中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妥协的产物，基本上被三股势力把控：
袁世凯实力最强，最终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大总统的职位，而黎元洪也想觊觎大位，但实力和名望都还差了一些，只好屈居副总统了。
袁世凯和孙中山互相都没有信任度，而黄兴和宋教仁对袁世凯更是极度不信任，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黄、宋二人和孙中山也不对付，路线之争颇为激烈。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就周旋在这几股力量之间，左右逢源，经常用些“驱虎吞狼”之计，一会支持同盟会，一会又支持袁世凯。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极力举荐袁世凯，称“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
于是联袁反孙，在湖北大力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在袁世凯的谋划和黎元洪的鼓吹下，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而黎元洪依旧是副总统。
1915年，袁世凯称帝，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是看见了大势，坚辞不受，更看清袁世凯的行为不会有好结果。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看见全国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只好取消帝制，不久就因尿毒症死去。
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他就任大总统有三个原因：
又一次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次如愿以偿，登上大位。但拥护他上台有绝对实力的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黎元洪忍无可忍，便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这恰给张勋提供了借口。
张勋从徐州率领5000辫子兵进京，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受惊躲进日本公使馆。段祺瑞从天津进京，剿灭张勋，居功至伟。至此，黎元洪也就没办法再当大总统了，退隐天津，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生涯。
黎元洪能当上副总统，并当上大总统，有投机成分，但也确实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
黎元洪下海经商，五年时间内颇有成绩，他说“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
在这五年间，各国都被各路军阀分地占领，接任黎元洪的徐世昌，实在受不了各路军阀的夹击，主动辞职。
各路人马都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但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又有人想起了黎元洪。
于是，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
就这样，黎元洪又回来当上了大总统，第三次黄袍加身。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倒是想做些事情，但虽有大总统之名，却无大总统之实，一年不到就让黎元洪心力交瘁，无以为继，远赴日本，离开了这个是非和伤心之地。
傀儡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一生投机，什么都得到了，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得到。
黎元洪确实可以算作运气好的人，他能在那么多关键的 历史 时刻中被关注，并被“委以重任”也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这是他的成就。
在 历史 大潮中，黎元洪更像是一片飘在浪头上的树叶，虽然显眼，但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他的悲哀。
纵观黎元洪一生，他在那个 历史 时期，能耐不大，也因此危害很小，这算是他留给 历史 的正向价值吧。
坚持共和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
在此前两年，人们就看出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劝黎反袁。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坚定遵守与国民政府的约言。
黎元洪与袁世凯是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均有馈赠。就在袁氏称帝这年，袁送黎之礼品用红帖书 “赏武义亲王”，黎怒而拒收。第二天，袁自称“姻愚弟”，黎才收了。
纵观黎元洪一生，身不由己当了几回傀儡。但这一回真的硬梆起来。人称“黎泥菩萨”、“好好先生”的黎元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册封诸事上是那么坚决，可见其于大处绝不糊涂的一面。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都督，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旧军人，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倾向共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
以次纪念 辛亥革命95周年,排满共和大英雄黎元洪万岁！！！
贺觉非，冯天瑜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称“武昌首义，革命党人仓猝起事，获得了占领省城的空前胜利。此刻，摆在党人面前的严峻任务，是建立新政权。”“按照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齐集谘议局会商大计。10月11日上午，经一夜激战的党人，陆续赶到谘议局。” “与会的起义军人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言：‘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于是与会者提议通知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10月11日下午1时许，在谘议局举行联席会议参加者有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谘议局议员及绅商代表。其时武昌的局势是：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已控制武昌全城，但主要干部都不在起义现场：‘刘公隔绝在汉[汉口尚未收复]，孙武炸伤，总司令蒋翊武出亡，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仓猝不得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汤化龙等人出席革命党人主持的都督人选会议。”“关于都督人选，军队同志提议推举黎元洪”。“会议决定，谘议局由刘赓藻为代表，党人由蔡济民为代表，往迎黎元洪(蔡、刘与黎元洪均系黄陂人)。他们先往黄土坡黎元洪部属刘文吉参谋家中，得知黎已被新军士兵从谢国超家中寻出，拥至楚望台，蔡、刘等人又赴楚望台，迎黎元洪到谘议局与会。
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取得都督位置，又并非纯属偶然，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湖北党人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便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为什么却选择黎元洪当领袖？黎元洪不是立宪派，而应该视为与立宪派、前清官僚合流，对内逐步掌控湖北实权，对外跪舔袁世凯的整个湖北反动势力代表。
日武昌起义第二天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虽然尊黎元洪为都督，然而黎元洪此时只是革命党枪顶着脑袋的一个傀儡而已。然而到了1913年底黎元洪被袁世凯招入北京软禁以段祺瑞取而代之之前，黎元洪附和袁世凯反对孙、肆意镇压屠杀湖北革命党人，已经俨然是湖北的实际掌控者了。
这之后更是利用自己在民初的资源，从一个清末协统一跃为民国大总统试图与北洋的实力人物段祺瑞分庭抗礼。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辛亥革命被反动派篡夺的一个缩影，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革命果实被耍弄权术的旧官僚黎元洪篡夺了。因而常有人把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失败，归结为当时推举***时任用了黎元洪。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南北战和后，双方建立了北洋主导的南北联合政府，这之后北洋逐渐专权独裁，逼迫南方二次革命，然而北洋却将其击败从而彻底建立起北洋实际统治的反动政府。湖北革命党人的情况正是这一过程中反动势力对革命派篡夺在湖北省的体现，因为涉及民初各方之关系，这里面的道道比较复杂，绝不是一个用不用黎元洪能讲明白的。
首先，武昌革命党人临时推举黎元洪是不是完全的失策？并不是的，因为第一，这时的黎元洪确实是没有实权的傀儡，李翊东等革命党人威胁黎元洪在告示上签字，不签就“开枪打死”。军政府会议时，黎元洪常常“瑟缩不语”，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不仅不是他起草，甚至连签名都直接由革命党代笔。
谁要是说这个时候的黎元洪会大肆屠杀湖北革命党，那是不现实的。黎元洪毫无疑问是被革命党拿捏在手里的傀儡，而不是什么革命党只知道造反不敢任事的原因。
第二，把黎元洪挟制为傀儡有没有好处呢？有的，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部原因是武昌起义前的偶然因素导致***集体被清廷斩首（蒋翊武出逃、孙武炸伤、刘公藏匿汉口、刘尧澄就义），而起义的重要人物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并非文学社共进会高级***。
另一方面，同盟会一系宋教仁黄兴或听信错误情报，或低估武昌起义的急迫姗姗来迟，新军只好临时拥立了在湖北新军中较有威望地位仅次统制张彪的协统黎元洪。外部原因是因为起义伊始，形势极不稳定，许多士兵官员立场摇摆不定，还没确定是加入革命还是忠于清朝。
要知道占领全城的10月11日，依然有旗兵反扑攻打谘议局，黎元洪逃至蛇山的事情。这个时候选一个士兵和旧官吏都熟悉的人物，就有利于迅速稳定人心拉拢中立派。而借助黎元洪旧官僚的名声和身份以及汤化龙谘议局对各省发电报的线路，就能迅速把武昌起义的消息电告全国使各省响应武昌不至于迅速被镇压。
张謇武昌起义晚离开汉口在轮船上看到起义火光，在经过安庆安徽巡抚朱家宝处就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这无疑有利于各省迅速响应避免武昌独木难支失败。因而从内从外，推举黎元洪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此时黎元洪确实被革命党抓在手里。
其次，既然黎元洪一开始是个傀儡，那他是怎么篡夺湖北革命果实的呢？黎元洪的掌权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权谋逐步进行的，不是一朝一夕之果。黎元洪能翻身上位和革命党的内部分歧以及黎元洪的权谋有关，其中根本原因是革命党的内部分歧。
湖北革命党自起义前就有渊源不同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之分，由于文学社较多的四十二标调至汉阳汉口，共进会同人在武昌军政府中职位相较文学社较多，而文学社詹大悲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分庭抗礼。共进会文学社逐渐由当初携手的战友变为争权夺利的对手，这是一对矛盾。
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团体组成的湖北革命党人，虽然尊孙中山为共主，但是却并不视孙中山为令出必行的权威。因为湖北革命党的活动长江革命本身就是违背孙中山两广革命战略的产物，共进会更是孙中山第三次起义高潮失败后分立的产物，他们的经营都是自力更生，并不依赖孙中山以及海外华侨的经费。
而他们的起义也是自力更生并不是孙中山指挥的结果。故湖北革命党与同盟会革命党又有分歧。这种分歧在黄兴错认居正为湖北革命党负责人（事实上武昌起义后方才到武昌），以及黄兴指挥阳夏战争失败，并且转赴南京指导光复后彻底显现。
湖北革命党对孙黄一系的同盟会越来越不满。这是第二对矛盾。武昌起义后原定中央政府为湖北军政府，各省均派代表赴鄂。然而随着冯国璋部北洋军在阳夏战争中挫败湘鄂民军，汉阳汉口丢失，武昌朝不保夕，加之12月2日南京光复，东南半壁易帜，各方为在假设武昌丢失的情况下继续革命，遂于南京组建临时政府。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选并没有照顾到湖北革命党人，选用的几个湖北人还不是首义功勋。彻底引发了湖北革命党的不满，于是湖北军政府势力与南京临时政府势力又是一对矛盾。
这几种矛盾主导下，湖北革命党人拥立黎元洪与南京孙中山、北京袁世凯分庭抗礼，而其中共进会孙武和黎元洪代表的旧势力联手排挤文学社。
如果湖北革命党人乃至全国资产阶级革命党铁板一块，有自己的基本盘，坚实的党支部，能做到如臂使指，而不因为实力不济而要和立宪派、北洋军阀、前清势力妥协，那么黎元洪再有权谋又能奈何呢？革命党直接消灭阻碍资产阶级共和的势力，又需要纠结什么和袁世凯和谈不和谈呢？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出于内外原因，1894年以来的努力没能建立起这样的势力，导致辛亥革命时陷入妥协和谈的被动，于南北和谈后又在各省被逐渐排挤篡夺，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到湖北而言，在革命派和北洋军阀决裂发动二次革命的1913年以前，湖北作为新旧势力矛盾表现尖锐的一个表现，在1912就已经出现新旧斗争的“二次革命”了。1912年2月黄申芗领导的群英会和文学社同志等势力发动起义反对共进会孙武，黎元洪借此机会罢免孙武的军务部长之职掌握军权，并在之后以“叛乱”名义清洗文学社。7月文学社祝制六等不堪黎元洪专制镇压，发动起义，孙武明里支持，暗中却告密，导致起义失败被血洗。
而共进会中与孙武意见相左的张振武，也对黎元洪极为不满，指出“革命非数次不成”。黎元洪为除掉他骗至北京，再发电报上陈所谓张振武罪证，和袁世凯互通声气，以袁世凯之手在北京处决张振武。
1912年底，即将首义纪念日时，革命党又发动南湖马队暴动，然而黎元洪此时已经势力深厚，而革命党准备却仓促无力，被黎元洪迅速镇压格杀勿论，“死者当在千人以上”。至此，黎元洪确立其在湖北实质统治。这之后的革命党计划起义、运动，均被黎元洪以特务独裁手段镇压。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不顾国会擅自通过善后大借款。南北彻底决裂。革命党二次革命，黎元洪跪舔袁世凯屠杀党人，派军攻江西。
再到1915洪宪帝制，袁世凯授“首义元勋”孙武新朝爵禄，孙武欣然拥护，文学社胡瑛成为鼓吹洪宪帝制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文学社领袖蒋翊武讨袁被杀害，蔡济民起义失败后出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最后牺牲。当初掌握实权的革命党人要么变成点缀反动派势力的挂饰，要么被驱赶出湖北继续斗争从而牺牲。湖北革命的果实彻底被黎元洪篡夺。
黎元洪的权谋方面来看，革命党既然以黎元洪拉拢中立势力与旧势力，那就不可避免的使前清官僚、立宪派与黎元洪沆瀣一气。起义初他们和黎元洪秘密联络打算里应外合“反正”镇压革命，被李翊东发觉并扼杀。起义后黎元洪招贤纳士为名，在军政府中任用自己的势力与立宪派人员，虽遭革命党反对并改组，然而黎元洪挑拨离间，利用革命党人的分歧拉一派打一派，再从中代之自己的势力，逐渐从傀儡成为拥有实权。
黎元洪借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在湖北军政内部拉拢孙武反文学社，又借文学社之手驱逐孙武并清洗文学社。通过实力不足时地挑拨离间阴奉阳违左右逢源，到逐渐得势后的血腥镇压暴力专制，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内部不和成功取而代之，并利用湖北革命党数代牺牲的成果作为政治资源跻身近代史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实属湖北革命党之不争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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