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38周的胎儿身长52厘米左右,体重3200克左右。宝宝的头已完全入盆,头部在盆内摇摆,被周围的骨盆骨架保护着头围327腹围是359,双顶径90这只是一个大概情况,具体每个胎儿发育都是有个体差异的,不用过度担心。
孕中期护理注意事项
孕中期,孕妈咪要做好乳房护理,穿着合适,注意作息规律。适当进行运动,提高身体素质。注意阴道护理和清洁,谨慎用药。
1、乳房清洁护理:进入孕中期,孕妈咪乳头的分泌物会增加。在清洁乳头时,不要硬拉,轻轻地擦拭即可。可以适当做一些乳房按摩,一天按摩一次,每次2-3分钟,在睡前或沐浴后做最好。但要注意不要过分刺激乳头,疲倦和腹痛的时候不要做乳房按摩。
2、穿着合适:怀孕中期后,孕妈咪的肚子开始有明显隆起,行动不便,甚至还会腰酸背痛。最好穿弹性袜及低跟鞋,将重心往后调整,让自己舒适。
3、作息规律:保证充分的睡眠和休息,进行适度的活动,均衡地摄取营养,保持精神稳定。
4、适量运动:如果身体运动量不足,孕妈咪晚上容易失眠,肥胖的可能性也会增高,造成胎儿太大而增加难产的风险。孕妇可以做一些孕妇瑜伽、孕妇操、散步等舒缓的运动,要坚持做,避免激烈运动。
5、避免瞬间用力的动作或震动:孕妈咪要避免腹部突然用力的动作,以免腹部受刺激。尽量不要提重物,要捡地上的东西时,动作尽量放慢、不要缩腰,用弯曲膝盖蹲下的姿势来捡,才不会造成腹部不适。
6、避免受寒:体温太低或刺激子宫收缩,提高早产风险。因此,孕妈咪要注意保暖,下雨或刮风的日子外出,要准备好外套或风衣,穿好袜子,避免受凉。
7、注意突发事故:进入孕中期,孕妈咪体重增加,行动变得迟缓,在过马路或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行走时,要注意避让路过的车,走动时不要太快,避免摔倒。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这是一首写于1936年秋天的诗句,可以看作鲁迅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前途渺茫、身心疲惫。作者面对苍茫的尘海和萧瑟的秋风,心中充满无可归依的惊惶,因为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我们不难体会整首诗弥洒着一股浓烈的阴冷气息,由此可知晚年的鲁迅生活在何等阴郁的心境之中。其实,阴郁、沮丧的消沉情绪一直伴随着鲁迅,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时代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时候,稍懂人事的他饱尝绍兴人的冷酷与势利,在心灵深处被播上了感受人生阴暗面的种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1而且,此后他无论是负芨去南京求学、日本留学,还是归国后在老家工作、去北京讨生活,更无论是从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继而由广州去上海定居,都处处陷在碰壁的困窘当中。每次碰壁,他就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仿佛命运之神总是追踪于他,使他感受穷途的幻灭和黑暗的悲哀,自然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这种阴郁的情绪很自然地流露于鲁迅的笔下,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狂人日记》)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阿Q正传》)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祝福》)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祝福》)
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在酒楼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药》)
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明天》)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故乡》)
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长明灯》)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孤独者》)
一天是阴沉的下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伤逝》)
不难看出,鲁迅似乎已将他所要讲述的故事背景定格:要么是黑漆漆的暗夜,要么是阴沉沉的冬日,最关键的词语就是寂寥与昏暗,从里到外都透着森森的寒意,让人惊悚甚至不寒而栗。这些风景描写无一例外都指向鲁迅生活的故乡——越地绍兴。如此描摹故乡的风物,往往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认识:越地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狰狞、丑陋而阴暗无趣。事实上,来过绍兴的人都知道,绍兴作为江南水乡,以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观著称于世。如“千岩竞秀”的会稽山,“幽意无断绝”的若耶溪,“绿水去何长”的剡溪,还有“连峰数十里”的沃洲山,“轰雷千尺破银河”的五泄瀑布,处处山川秀美,风光诱人。并且,高密度的水网分布于田野之间、村庄周围、农舍两旁,还有河边的纤道,河中的渔舍,水上的乌篷船,路旁的小凉亭,无不充满诗情画意。举目皆是石拱桥,俯瞰则是小桥、流水、人家。这样一个“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的好地方怎么在鲁迅的笔下变得如此狰狞而阴暗呢?
日本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比较了“风景”与“名胜古迹的风景”之不同。在他看来,“风景”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2,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崇高”,它不同于那种通过想象力在对象中发现的合目的性的自然美,如“名胜古迹”等。如此来看,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是指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才能获得的一种合目的性的快感。这种“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即“风景不是由对所谓外界具有关心的人,而是通过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发现的”3。“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4。毫无疑问,这里的“内在的人”是指从内面出发的思考者,即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意识的人。当然,“风景之发现”在柄谷行人那里是作为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批判的一种方式,以此来颠倒/改写惯常的日本文学史。如果排除以“风景之发现”这一理论武器颠倒中国新文学史的企图,而仅是把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与鲁迅小说中的风景对应起来,我们发现二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首先,鲁迅笔下的风景也不是“名胜古迹”;其次,鲁迅笔下的风景也是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倒错的结果;还有,鲁迅笔下的这些风景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但谁也没有看到。这样,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鲁迅何以只是描写越地凄清阴冷的景色,而对美丽宜人的一面忽略不见这种状况。因为说到底,鲁迅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是一个“内在的人”,从自我感受出发,背向日常性的、经验性的事实,所以发现的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而且还有着内面的颠倒,“这种颠倒是与风景从形象中被解放出来而作为‘纯粹的风景’存在之这一事情同时发生的,亦是同一性质的东西”5。
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真实与否来衡量鲁迅小说的风景描写,比方说它是否符合当时的越地风光等?这些风景在这里作为“能指”不断地显示着作者内面性的某种东西,但不是作者的“内面”在此得到了表现,而是它显露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作者内面性的象征。内面性和单纯的自我意识/感受是不同的,它还牵涉到许多超经验的东西,比如观念内化与文化影响等。对于鲁迅来说,其内面的表现之一——文化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还有现代的与传统的。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总汇中,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的熏陶与浸润是无与伦比的。其中,尤其是地域文化——越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大。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融合了华夏、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等古老民族集团而形成的社会大家庭。由于疆域辽阔、生态环境相异、语言风俗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缘于地域存在着许多文化类型,择其主要的来说,黄河流域是汉文化,长江上游是蜀文化,长江中游是楚文化,长江下游和浙闽一带则是越文化。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越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古代越族创造、发展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河姆渡文化是古越文化的典型代表。越文化在物质层面上以稻作、印纹陶、青铜剑、蚕桑和造船为主要形态,而在精神层面上则以“被发文身”、“跣足”、“左衽”、“从妻居”、“信鬼神,好*祀”、“皆好勇”等为特征。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后来由于战争、灾害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具有完整文化系统的越文化渐趋衰败,与中原儒家文化逐步融为一体。不过,构成越文化系统的种种文化要素却在广大的越地得以不同程度的传承。广大越地因而兼收并蓄,具有了比中原地区更为复杂的文化特征。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在越地则由于原始宗教成分的介入,显得比中原地区更为苛刻和不人道。6比如“好勇轻死”和“信鬼重祀”的习俗使越人相信“阴阳两个世界”的存在,因而他们特别信奉“灵魂不死”和“命运轮回”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封建礼教的“吃人”观结合起来,就使越人更加麻木于封建礼教戕害人性的本质,因为“灵魂不死”使他们不在乎现世的死亡,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来生,自然而然淡化了礼教杀人的行为。再如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以及三纲五常在这个地区推广起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激烈,因为“中庸”、“忠”、“孝”、“贞节”等观念与强悍好斗、野性十足的越人性格冲突非常大。但是,一旦越人接受了这些规范,就比其他任何地方实践得更彻底。这些无疑是越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落后的一面。
鲁迅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越地度过,而且又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人个性、性格、气质形成的关键期,因此,鲁迅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全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越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大致集中在越文化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对鲁迅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思维方式等造成深刻影响之方面,如陈越在《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鲁迅的“硬”与“韧”的性格和崇实、批判的思维方式就得益于越文化深厚的传统。他说:“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是鲁迅得以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鲁迅是从区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了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7。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论述越文化以优秀的一面(正面)影响鲁迅无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越文化落后的一面(负面)对鲁迅的影响更加深重。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里“世人的真面目”是那样的狰狞龌龊,裸露出越文化中那些腐朽、落后的因素来。如果鲁迅不是身在其中,怎能看得如此深刻呢?
越文化与封建礼教、伦理纲常思想结合后所形成的带有封建性、野蛮性的陈规陋俗直接在鲁迅身上发生作用,影响是非常大的。以鲁迅的婚姻爱情为例,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归来与素未谋面的朱安结成夫妻,品尝了旧式婚姻酿成的苦酒,在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过着压抑人性的禁欲生活。直到1925年与小他近20岁的许广平相爱,他仍然处于矛盾之中,正如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所分析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8可以看到,越文化的负面部分紧紧箍绕着鲁迅,即使在他觉察到传统的落后、愚昧与陈腐,以及亲身感受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时,亦无法摆脱。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前行的步伐和勇气,使自己难免沉陷于更浓重的孤独和寂寞的体验之中,显得怀疑而悲观。
另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越文化兼收并蓄、自成体系,它与儒家文化结合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对鲁迅耳濡目染,造成了鲁迅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内质。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9不用说,正是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消弭了鲁迅作为越人“好勇善斗”的一面,使他在不惮前驱中做不成“中军主将”,只能做一个呐喊者,然而,呐喊者毕竟不是前驱者,呐喊之声只能用来慰藉前驱者的寂寞、打破他们所面临的孤独而已。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鲁迅意识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内。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10这种深刻的矛盾意识自然而然就导致了鲁迅对命运抗争的不彻底性,最后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但他自己却依旧沉浸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一切既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能——由悲观情绪向虚无主义转移,自然就成为鲁迅摆脱精神痛苦的最佳方式,使他堕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由此可知,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深刻的,负面影响尤其深重,它们积聚在鲁迅身上,使他一直处于阴郁而痛苦的心境之中。悲观、绝望、怀疑一切及虚无主义这些实际上成为了鲁迅内面性的构成要素。所以,我们认为,在鲁迅在小说中,俯拾皆是的阴冷风景描写正是他阴郁悲观情绪的象征。这种“风景之发现”就是他内面性的必然表现。
注释:
1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2(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5(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6必须指出的是,中原汉族由于受孔子的影响,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甚至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人表面上信奉佛教,其内心仍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修》)、“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
7陈越《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8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
9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1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一、潘安
潘岳,就是人所周知的潘安,西晋时河南人氏,表字安仁,小字檀奴。其人“姿容既好,神情亦佳”。潘岳年轻时,坐车到洛阳城外游玩,当时不少妙龄姑娘见了他,都会怦然心动给他一个“回头率”,有的甚至忘情地跟着他走。因此常吓得潘安不敢上街。有的怀春少女难以亲近他,就用水果来投掷他,每每满载而归,于是民间就有了“掷果盈车”之说。以至后世文学中“檀奴”或“檀郎”也成了俊美情郎的代名词。有个叫张孟阳的相貌奇丑,也学着潘岳的样子去郊游,但每次出门,妇人就往他车上吐唾沫,扔石头,石头倒也满载而归。典型的男性版东施效颦!
潘岳不仅长了张锦绣皮囊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很小就显露出文学天赋,被乡里称为“奇童”。二十来岁时,晋武帝司马炎一天来了兴趣,下乡耕田作秀,大伙纷纷写马屁文章。结果潘岳的赋作得最好。大臣们一看,这小白脸,算什么东西,马屁胆敢拍得比我们好!嫉妒得要死,立马赶他出朝廷。赋闲十年后,潘岳终于被重新录用。先后当了河阳还令的县太爷,颇有政绩。风雅县令在河阳县种遍桃树,时人号称“一县花”。此后在政坛屡升屡降,直到元康六年(296)前后,回洛阳任京官。几曾持才傲物的翩翩少年如今鬓发花白,饱尝宦海艰辛,学会了趋炎附势。
当时掌权的是丑八怪皇后贾南风。她外孙贾谧好结交宾客,组织了个文人团“二十四友”,为贾氏外戚集团进行文字煽惑。潘岳是其中最卖力的一位。精彩之笔,当数搞垮太子的阴谋。具体过程如下:潘岳写了一篇狂草,贾南风派手下的宫人将太子灌醉,哄他抄写。太子醉眼模糊,根本辨不清纸上啥内容。照着笔画胡乱描了一遍。太子的墨宝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何况当时皇帝还是个白痴。这难不倒才子潘岳,他模仿笔迹的工夫了得,在太子的纸头上照原来风格添置笔画,成为反迹昭著的逆书。正是以笔为刀,杀人不流血!太子死后,赵王司马伦借口报仇,兵变入宫除尽贾氏一党。潘岳从前就得罪过赵王伦的儿时好友孙秀,这会儿当然死翘翘,还是满门抄斩。他一生孝顺,却连累老母丧命于东市。不亦哀哉!
八王之乱中政治一锅粥,潘岳偏要凑热闹,落了个为虎作伥的恶名。好歹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这辈子过得不算太衰。其文风华美却不失于雕琢;描写细致,尚不致于繁芜。善写清绮哀艳的悲情文章,是一个很忧郁的美男子。
在生活中潘岳绝对是个好男人,十余岁定婚,对发妻杨氏一往情深。杨氏不幸于元康八年(298)去世,潘岳的悼亡词写得缠绵悱恻,情真意切,是中国此类题材中最早的名篇。可惜功名心太重,躁急干进,不知满足,终落得身首分离。
潘安是名气最大的美男了,他的名字就是美男的代称,就像形容女子“貌比西施”一样,男子能“貌比潘安”可以说是最大的外貌荣誉了。
二、宋玉
宋玉是中国历史上与潘安齐名的最著名的两大帅哥之一,但是这位先生的帅名却又多少来得有些蹊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从来就没有哪部正经的史书甚至野史笔记里说过他是如何如何的帅,唯一的佐证便只有他写的那篇《登徒子好色赋》了。在那篇赋里,写有一位大夫登徒子说宋玉“为人体貌娴丽玉,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宋玉就解释说有曾经有一位绝色美貌的东家之女登墙偷窥自己三年,但他都对人家不理不睬,因此不能说自己好色,接着他就描述登徒子如何喜爱丑陋的妻子,与她生了五个孩子,从而把“性好色”的罪名加到登徒子的身上。毕竟大家都比较相信帅哥,于是就听信了宋玉的话,而“登徒子”却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除了这篇赋之外,就再也寻不到一分一毫关于宋玉之美的蛛丝马迹了。
据说,宋玉是屈原弟子,他并没有因为其美貌而青云直上,其在官场上混得还是比较差的,一生都没有做过什么大官,虽然靠写得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曾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连提点建议都没被采纳。但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也写出了不少好文章。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一种新体裁—-赋,虽不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算是不辱没师门了。其作品文字华丽,对事物刻画入微,像他那篇名作《登徒子好色赋》所塑造的“登徒子”形象就非常成功。
这篇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据说是一篇赝文,很多人都说它并不是宋玉的作品。如果真是这样,对我们考证宋GG是一位帅哥倒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假若真是别人写的,那宋玉之美大抵该是得到时人或晚近之人公认的了,否则的话,宋GG在自己的寓言之作中夸言己之美貌,那倒要很让人怀疑其真实性的。无论事实如何,宋玉终归是顶着了一顶帅哥的高帽了,他的帅名也早已流传千古,虽然多少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些,但考虑到他才子词赋家的身份,入选这份美男榜还是不遑多让的。
三、子都
《诗经》有云:“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意思是说,一个女孩子本来跟某帅哥有个约会,可是她等啊等等啊等,心上人帅哥哥没有见到,却见到了一个愚驽蠢笨的傻佬。在这首诗里,“子都”被用作了帅哥的代名词,或者也可以说,子都乃是众多郑国少女——不排除某些少男——梦中的白马王子和假想的约会对象,少女们都以能见到那位帅名满全国的子都为荣,为了能见他一眼,甚至不惜呆呆的苦等上好几个小时,由此也便可以想象出,当子都未见而见到蠢夫的时候,少女会有多么的悲伤,哀怨和惆怅了。
《孟子》又曰:“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哎呀,连满嘴仁义的亚圣孟夫子都说“不知子都之姣者”是不长眼睛的人,可见子都可真真正正的的确确是个大帅哥了。那么,这个帅名动天下的子都老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怎么会有如此的魅力能让天下的女人们疯狂?且听我慢慢道来……
子都,春秋时期郑国人,大名叫做公孙阏,子都乃是其字。子都这个人,不仅相貌生的美,还有着一身的好武艺,能征善射,因此便做了郑庄公的大夫。然而,子都其人虽美,却是个小心眼。《左传·隐公十一年》里便记载了他因争车未遂而在阵前射杀己方大将颍考叔的光荣事迹,由这一点看,子都老兄多少还是缺了些大丈夫应有的宽广心胸和英雄气概,只能将其归入偶象派一类了。
虽然还存在着这样的不足,大帅哥子都毕竟是帅名远播的美男子,其容颜之美不仅震动了以庄公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而且也得到了以郑国女子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以孟夫子为代表的子孙后代的认同,仅凭这一点,子都之入选美男榜,便实在是实至名归的了。
美貌归美貌,子都可是非常有心计的一个人,有着那种深藏不露的腹黑系阴险哦!子都是郑国的大夫,算是要员,当年郑国要派部队出征,采用竞争上岗的办法选帅,老将颖考叔争得主帅,子都只当了个副帅。那场仗颖考叔在攻城拔寨爬到城墙上面的时候,子都放了冷箭,将颖考叔射杀了。而子都也因为做出这样奸恶的事被郑庄公问罪逼死了。
四、宋文公
宋文公没有做国君的时候,是宋国的公子,被唤做公子鲍。
各位看官或许会感到奇怪,要问我为什么在开篇第一句便说出一句废话来。没做国君之前,当然是公子了,难道是乞丐不成,这一句话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是有那么一点,然而尽管如此,我却还是要说,因为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按照正常情况发展的话,本来是轮不到他做国君的,能一辈子安安稳稳的做个公子,已经足够他祷诵好几遍阿弥陀佛的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历史照着非正常的状况发展了下去而让原先的公子鲍坐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的呢?原因就是因为他长的实在太帅了!
就因为他帅,公子鲍变成了宋文公?这未免也太过荒唐了吧?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虽然其过程并没有说起来这般容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荒诞的故事呢?因为一个女人爱上了他。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宋襄公的夫人,周襄王的妹妹王姬。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公子鲍是一个“美而艳”的大帅哥,于是乎中年守寡,独居深宫而难耐孤寂的半老徐娘王姬便看上了他,“欲通之”。可是公子鲍不愿意啊,怎么办呢?王姬便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拍公子鲍的马屁。你公子鲍不是喜欢布施恩惠于国人吗?(由此可见公子鲍恐怕亦心存夺国的野心)好,老娘我帮你布施;还不愿意吗?还不愿意,老娘我干脆把宋国的江山也献给你做交换吧。
昭公九年,宋昭公外出打猎,这正是上天赐予王姬的良机啊,于是她便派人把昭公干掉,而迎立昭公的弟弟公子鲍当了国君。一段因帅得国的千古神话终于成为现实。(据《左传》,昭公田猎,乃是王姬所使,且昭公亦知襄夫人将杀己,然也无可奈何,只能坐以待毙,可见昭公实在襄夫人控制之下,王姬欲献国于公子鲍,实是易如反掌)。
那么这位帅的biangbiang声,帅得令祖母倾心而折节欲通的宋文公,除了帅之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应该说还不错,起码要比他的哥哥,有“无道”之称的昭公好了许多。《左传》里说他“礼于国人”,《史记》中说他“贤而下士”,当然,这些都是在他做公子鲍需要收买人心的时候,至于他做了国君以后的表现,我却只能遗憾的说声“不可考”了。然而不管怎样,即便是因帅得国,也还是要付出代价的,至于代价是什么,大家稍稍想想便自然能够猜到。
五、嵇康
嵇康,字叔夜,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嵇康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美男作家,精通文学,玄学和音乐,同时英俊潇洒,别人形容他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某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据《琴议》记载:嵇康非常喜爱《广陵散》,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魏晋时期的大帅哥嵇康在当时算是一个全才,文笔、音律、养生都是他最擅长的,嵇康弹得一手好琴,那一首《广陵散》在他死后便成了绝响。嵇康还写有《养生论》,从饮食说到运动,更重要的是平静的心情是可以延年益寿的。瞧这些特点:艺术、养生,心平气和,真是有金牛座的感觉。
可惜的是,嵇康娶了曹操的女儿而惹上了政治上的纠纷,加上得罪了大将军钟会,被司马昭斩首。据说问斩的时候,有3000人为这位美男求情,但反对无效,还是斩了。金牛座的嵇康临死时还泰然自若、不紧不慢的弹了那一曲《广陵散》,余音绕梁,令人辛酸,一代美男才子就这么香消玉陨啦!
六、卫玠
卫玠是历史上唯一因为太帅了而被人“看”死的美男子。
记得三国中杀掉邓艾父子的卫瓘吗?卫玠就是他的孙子,表字叔宝。关于卫玠的美,《晋书》里用词有“明珠”,“玉润”等等,他为人喜怒不表于形,总之是个面无表情的玉人。这孩子自幼风神秀异,坐着羊车行在洛阳街上,远远望去,就恰似白玉雕的塑像,时人称之“璧人”。洛阳居民倾城而出,夹道观看小璧人。可这玉人特爱开口。当时风气最盛行清谈:手里拿个麈尾模样悠雅地侃侃而谈。刚开始时,“清谈”主要谈老庄之道,还有点哲学氛围,后来变成了天南海北乱侃,比如谈论人家的长相和行为(两晋美男子多出名,也有这方面原因)。爹妈怕卫玠磨牙磨得太累影响身体健康,而且政治问题太敏感,最好避开,就限制他说话,真叫人吃不消。(我们有时候对着进不去的BBS也时不时会唉声叹气一翻)。
八王之乱把西晋政权闹成一锅糨糊,胡人势力乘机进入中原,天下大乱。卫玠费尽口舌说动母亲南下。他兄弟不肯走,后来死在匈奴人手上。他们一家子跑到江夏(今武汉),妻乐氏经不住旅途疲惫,死去(热死了?)。征南将军山简赶快来抢这个钻石王老五,把爱女嫁给他。卫玠带上新妇又往东行,来到了大将军王敦镇守的豫章(今南昌)。
王敦见他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很是器重。卫玠并不买帐,他感觉此人野心勃勃,久必生乱,不可依附,于是再次转移,投奔东晋都城建业(今南京)。建业的官员们久闻卫玠艳名,立即答应予以重任。江东人士听说来了个大明星,人山人海地围观,挤得卫玠举步艰难,使他一连几天都无法好好休息,这个体质孱弱的美少年终于累极而病,一病而亡。这个典故就是《世说新语》中的“看杀卫玠”。
卫玠一生,没在政治上兴风做浪,没为中国文艺或科技的发展做贡献,军事方面更是碰也没碰过。这么个人,居然在《晋书》上有传记,可见“美男子”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传记里反反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俊美,二是会嚼舌头。(前后一串,倒是挺适合做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
一千多年前的卫玠同样舌头痒痒,一遇机会,定要冒两句,使听众个个惊叹。清谈高手王澄(小名平子)对卫玠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人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卫玠会说,脑瓜也明智,看得准形势,懂得保身避祸,可惜身子太弱,一切白搭。
六、韩子高
韩子高,梁朝会稽山阴人,身世微贱,以做鞋为生。据说他“容貌艳丽,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螓首膏发,自然娥眉,见者靡不啧啧”。韩子高他貌美,美过中国少年瑰宝周小史(晋代有名的娈童),处于乱军之中,敌人挥舞长枪白刃疯狂砍杀,可一旦遇到韩子高,竟然会抛掉手中的兵刃,竟然没有一个人舍得伤害他的一根毛发,史说:“乱卒挥白刃,纵挥间,噤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数矣”。可见此君貌美到了什么程度?他绝非仅有漂亮的脸蛋,他的两臂修长,善于骑射,形体俊美,肌肤诱人,实在是英武异常,令人痴迷而不能自拔。多少纯情少女,包括陈朝公主,都疯狂暗恋子高,竟然因为日夜思念而咳血身亡。
但韩子高却甘愿委身于南朝陈文帝陈茜(是个Gay佬),他们同食共寝,日夜不离。更因为子高的一段绯闻,而导致陈茜一怒之下感情用事灭了王司马一族,最终造成了梁朝的灭亡和陈朝的建立。这种因为同性恋而导致王朝颠覆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韩子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了男皇后的概念,虽然最终誓言未能兑现,但是韩子高貌美倾国的事实是不容辩驳的。陈茜病故以前,子高端水送药,片刻不离,给弥留之际的陈茜以极大的安慰。偌大的皇宫,一切人等均被拒之门外,只有陈茜子高两人病榻厮守,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陈茜死后,子高被冤狱赐死,年仅三十岁。
韩子高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貌美,美过中国少年瑰宝周小史,处于乱军之中,敌人挥舞长枪白刃疯狂砍杀,可一旦遇到韩子高,竟然会抛掉手中的兵刃,竟然没有一个人舍得伤害他的一根毛发,天啊,此君貌美到了什么程度啊?他俊美,绝非仅有漂亮的脸蛋,他两臂修长,善于骑射,形体俊美,肌肤诱人,实在是英武异常,令人痴迷而不能自拔。多少纯情少女,包括陈朝公主,都疯狂暗恋子高,竟然因为日夜思念而咳血身亡。而更美的是韩子高的心灵,他出身寒苦,不骄不躁,有才有德,委身于得势前的陈茜(后来的南朝陈文帝)以后, 他把全身心都奉献给了这个同样英俊的情侣,他们同食共寝,日夜不离,更因为子高的一段绯闻,而导致陈茜一怒之下感情用事灭了王司马一族,后来两人并肩战斗,最终造成了梁朝的灭亡和陈朝的建立。这种因为情侣琐事而导致王朝颠覆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修正:子高确实是有这么段绯闻,但也是事实,据《情史》记载,陈司空之女见子高貌美胜过王郎子,欲与之私通,子高初惧罪,谢不可,不得已,遂私焉(私通)。女绝爱子高,尝盗其母的珠宝赠与子高,价值以万计。又曾赠一诗曰《团扇》。但是事情败露,只有陈司空不知道罢了,王家恰逢王僧辨的母亲去世,来不及给三儿子结婚,子高有常常凭着受宠欺负周人,所以有人窃取了团扇给了王家三郎,并且告诉了他其中之故,王家三郎很气氛,把这些告诉了父亲,要停止与陈司空之女的婚事,司空因不知其中原由,大怒,并且说王僧辨有不轨之心,遂发兵袭僧辨并其子,缢杀之。陈蒨子高实为军锋焉。一开始子高还不肯去,陈蒨知道了,还是硬拉这子高去了。所以并不是陈蒨因吃醋发动的战事。)(修正“修正”:《情史》不是史料,所以不可以认为其中的描述是事实,只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史》可以说是小说体裁,小说中杜撰多,是不可以直接认定是事实的)因为韩子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了男皇后的概念,虽然最终誓言未能兑现,但是韩子高貌美倾国,德服天下的事实是不容辩驳的。陈茜病故以前,子高端水送药,片刻不离,给弥留之际的陈茜以极大的安慰。偌大的皇宫,一切人等均被拒之门外,只有陈茜子高两人病榻厮守,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陈茜死后,子高被冤狱赐死,年仅三十岁。他十六岁时从一名贫苦的少年,经历征战天下的劳苦,建朝创业的艰辛,到最后与爱人陈茜一前一后离开人世,短短十几年,他的人生像金子一样闪光,可歌可泣,人生若能像子高这般充实的度过,实在别无他求。
追加评价: 韩子高邂逅陈蒨时,陈仍是梁朝派驻吴兴的大将,妙龄美貌的子高让文帝一见倾心,再加上其恭谨温顺、善解人意以及那个适时而至的美救英雄梦,使陈蒨宠爱子高之心与日俱增。
子高颇为女性化的性格特征只是吸引陈蒨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子高还是陈蒨建立帝王霸业的得力助手。“文帝之讨张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据有州城,周文育镇北邺香岩寺。张彪自剡县夜还袭城,文帝自北门出,仓卒暗夕,军人扰乱,文育亦未测文帝所在,唯子高在侧,文帝乃遣子高自乱兵中往见文育,反命,酬答于暗中,又往慰劳众军。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导入文育营,因共立栅。明日,与彪战,彪将申缙复降,彪奔松山,浙东平。”子高的赤胆忠心及机智果敢让文帝死里逃生,由慕色而生的宠爱之情中又溶入了浴血沙场时出生入死的手足之情,为他们的情感纽带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多次并肩战斗中,文帝逐渐发现了子高擅长统领士卒、灵活作战的潜能,“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轻财礼士,归之者甚众。”韩子高逐渐成长为陈蒨的得力助手。
陈蒨嗣位后,子高因劳苦功高而除右军将军。接着他又为巩固文帝的江山而殚精竭虑,驰骋疆场。平王琳乱,征留异,夺晋安,因屡立战功而不断升迁,天嘉六年被征为右将军,至都,镇领军府。正当子高春风得意之际,文帝卧病不豫,子高入侍医药,衣不解带。然而病魔还是夺走了文帝陈蒨,子高的噩梦也便接踵而至。废帝即位,高宗陈顼入辅,子高因兵权过重受新主忌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县令陆肪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子高被执赐死,年仅三十。
八、兰陵王
兰陵王名高长恭,又名高孝瓘,是东魏大权臣北齐奠基人白手起家大英雄风流大丞相高欢之孙。高欢长子高澄在父亲死后当上东魏第二任权臣。高澄政治上精明强干,却于29岁死在奴隶手里,丢下六个嗷嗷待乳的儿子,老四就是成为千古传说的兰陵王。
值得一提的是,正史里忠实记录了另外五兄弟的母亲出处,就长恭例外:“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不知道是书史的遗漏,还是花花公子高澄自有隐情。高澄一死,其弟高洋继任,干脆一脚踢走皇帝,自己称帝,北齐建立。高长恭当时还留下一桩八卦:皇帝赏他20个侍妾,他只收下一个。美男子的眼光真是高,连皇帝介绍的**19个在他眼中都成了恐龙,就一个勉强算美眉。
高长恭骁勇善战,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以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注意,这是个把脸遮了很大部分的头盔,而不是面具。有人怀疑“兰陵王面具”的典故只是后来的编舞者编出来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吊下弓弩手数百名,前来接应。很快周军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史载:“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
高长恭后来不知为何染了个大毛病:贪财。门口常有行贿的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都说三道四。属下尉相愿问他:“王既然俸禄那么高,何必如此贪?”长恭答不上来。相愿说:“您是不是因为怕功劳高,被主上忌讳,故意给自己抹点污垢?”长恭这才开口说:“是的。”相愿说:“朝廷如果猜忌王,这正好给他留了一条辫子抓。想求福反而招祸。”长恭泪下,跪膝,请他给个安身的法子。相愿说:“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长恭听了劝告,便偶而装装病。但完全隐退,又不甘心。正处盛年的男子,谁愿意退休?何况高长恭不是当隐士的个性。
北齐末代皇帝高纬一天听了《兰陵王入阵曲》,对高长恭说:“入阵太深,毕竟危险,一但失利,追悔莫及。”长恭无心快语:“家事亲切,不觉遂然。”高纬一听“家事”这两个字,心生警觉。叫人给他送去毒药一杯。皇帝杀人,连理由都没扯。高长恭死时的年龄没有记载,估计才三十出头。留下个悲痛欲绝的遗孀郑妃,守着佛门孤灯,度此残生。四年后,失去了支柱的北齐就为宇文氏所灭,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
九、慕容冲
慕容冲(359年-386年),小字凤皇,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人,鲜卑族,前燕景昭帝慕容俊之子,前燕幽帝慕容暐、西燕烈文帝慕容泓之弟,母皇后可足浑氏,十六国时期西燕第二位皇帝。
这个小字凤皇的美少年是前燕开国皇帝慕容隽的幼子。五胡十六国时期倾国倾城第一人。短短二十几年的人生,如扫帚星行空,轰动之大把北国江南所有美女都比化了。可惜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不出名,他也跟着被尘封。
话归正题,前燕传到第二任皇帝手上便不行了,虽然身为皇子,还没来得及继位,前燕就被前秦给灭了,慕容冲和他的姐姐清河公主沦为了秦王符坚的战利品,被充入长安的禁宫。没错,这个秦王符坚是个双性恋,把慕容冲姐弟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终于有一天,符坚觉得宠幸两姐弟实在影响不好,便放了慕容冲。
十几年后,淝水之战,苻坚大败。冲出牢笼的慕容冲结集鲜卑人,趁乱而起,南征北战,马踏关中,挥刀雪耻。符坚希望他能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放过一马,但慕容冲回绝了,灭了前秦,做了燕国皇帝,可惜没过多久,就因为跟手下将领的冲突而被杀,真是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慕容冲一生的命运,变数太多,皇子出生,数载娈童,再为小吏,一朝铁血皇帝,终不得善终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曲折经历形成了性格的极端:外表阴柔,内心狂野,坚毅。
慕容家族以能征善战桀骜不驯著称,还有个特点就是外形好。出现慕容冲这么个集大成者,并非偶然。有趣的是燕国皇室选继承人时,脸蛋漂亮的极占优势。晋朝“以貌取人”的风雅被慕容鲜卑发扬光大了。繁殖的结果是代代英俊骑士,个个欣长矫健。可最终燕国就是被一帮绣花枕头给玩完的。
十、独孤信
独孤信(503年-557年),本名独孤如愿,字期弥头,鲜卑族,云中(今山西大同)人,西魏将领,八大柱国之一。独孤信容貌仪表俊美,善于骑马射箭。初为葛荣部下,葛荣失败后,投归尔朱荣。随孝武帝西行,授爵浮阳郡公。西魏建立后,独孤信任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大都督、荆州刺史等职,用以招抚被东魏所占据的荆州的百姓。大败东魏弘农郡守田八能、都督张齐民、刺史辛纂,于是平定三荆。不久,东魏又派高敖曹、侯景等率军突至。独孤信认为敌众我寡,率部逃到南梁,在南梁居住了三年。大统三年(537年)才回到长安。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损国威,便上书请求治罪,得到了西魏文帝元宝炬的宽宥,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衔,使持节、仪同三司和浮阳郡公的官爵照旧。后随丞相宇文泰收复弘农,攻克沙苑。率军与冯翊王元季海进入洛阳。颍、豫、襄、广、陈留等地相继诚心归附。大统六年(540年),东魏侯景侵犯荆州,宇文泰命其与李弼出兵,侯景撤军后,独孤信担任大使,抚慰三荆。北周建立后,升任太保、大宗伯,晋封卫国公,食邑一万户。赵贵被处死后,独孤信以同谋罪被免职。不久,被晋公宇文护逼迫在家中自尽,时年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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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善意的谎言和人要讲诚信不能撒谎的辩论会
我们正要 正方是人要讲诚信不能撒谎 反方是可以撒善意的谎言 我希望正方的多些 因为我是正方
是六年级上册 快哈~~ 急需 中午就要哈 哪个是安义县逸夫小学六年级滴 说、一下哈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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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spd
LV6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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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谎言
曾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婴儿出生了,每个前往探访的大人都说婴儿将来必大富大贵、聪明绝顶的恭维说话,唯独一个陪同大人前去探访的七岁男孩语出惊人地说,这婴儿将来会死的。结果婴儿的父母怒气冲冲,而七岁男孩的父母连番斥责儿子,并为儿子的无礼向婴儿父母不停道歉。这个婴儿长大后是否富贵、是否聪明都是未知之数,但死则是必然的。这本书为我们解释了七岁男童受斥责的理由。因为善意的谎言的存在有其客观存在的需要,而且人们不但喜欢讲,还喜欢听。
广州脑科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说:“说谎是人的一种本能,至于是否诚信,关键在于哪种谎言。” 心理学家也说过: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会变得很冷酷。至于我们,只要把握说谎的时间、人物、地点及用意,尽量少说谎言,只说善意的谎言,让人开心的谎言。
父母的一句谎言,会让涉世不深的孩子脸若鲜花,灿烂生辉;老师的一句谎言,会让彷徨学子不再困惑,更好生长;医生的一句谎言,会让恐惧的病人由毁灭走向新生。 善意的谎言不会玷污文明、更不会扭曲人性。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了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的说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
编辑于 20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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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这是一首写于1936年秋天的诗句,可以看作鲁迅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前途渺茫、身心疲惫。作者面对苍茫的尘海和萧瑟的秋风,心中充满无可归依的惊惶,因为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我们不难体会整首诗弥洒着一股浓烈的阴冷气息,由此可知晚年的鲁迅生活在何等阴郁的心境之中。其实,阴郁、沮丧的消沉情绪一直伴随着鲁迅,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时代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时候,稍懂人事的他饱尝绍兴人的冷酷与势利,在心灵深处被播上了感受人生阴暗面的种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1而且,此后他无论是负芨去南京求学、日本留学,还是归国后在老家工作、去北京讨生活,更无论是从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继而由广州去上海定居,都处处陷在碰壁的困窘当中。每次碰壁,他就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仿佛命运之神总是追踪于他,使他感受穷途的幻灭和黑暗的悲哀,自然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这种阴郁的情绪很自然地流露于鲁迅的笔下,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狂人日记》)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阿Q正传》)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祝福》)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祝福》)
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在酒楼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药》)
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明天》)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故乡》)
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长明灯》)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孤独者》)
一天是阴沉的下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伤逝》)
不难看出,鲁迅似乎已将他所要讲述的故事背景定格:要么是黑漆漆的暗夜,要么是阴沉沉的冬日,最关键的词语就是寂寥与昏暗,从里到外都透着森森的寒意,让人惊悚甚至不寒而栗。这些风景描写无一例外都指向鲁迅生活的故乡——越地绍兴。如此描摹故乡的风物,往往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认识:越地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狰狞、丑陋而阴暗无趣。事实上,来过绍兴的人都知道,绍兴作为江南水乡,以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观著称于世。如“千岩竞秀”的会稽山,“幽意无断绝”的若耶溪,“绿水去何长”的剡溪,还有“连峰数十里”的沃洲山,“轰雷千尺破银河”的五泄瀑布,处处山川秀美,风光诱人。并且,高密度的水网分布于田野之间、村庄周围、农舍两旁,还有河边的纤道,河中的渔舍,水上的乌篷船,路旁的小凉亭,无不充满诗情画意。举目皆是石拱桥,俯瞰则是小桥、流水、人家。这样一个“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的好地方怎么在鲁迅的笔下变得如此狰狞而阴暗呢?
日本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比较了“风景”与“名胜古迹的风景”之不同。在他看来,“风景”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2,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崇高”,它不同于那种通过想象力在对象中发现的合目的性的自然美,如“名胜古迹”等。如此来看,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是指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才能获得的一种合目的性的快感。这种“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即“风景不是由对所谓外界具有关心的人,而是通过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发现的”3。“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4。毫无疑问,这里的“内在的人”是指从内面出发的思考者,即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意识的人。当然,“风景之发现”在柄谷行人那里是作为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批判的一种方式,以此来颠倒/改写惯常的日本文学史。如果排除以“风景之发现”这一理论武器颠倒中国新文学史的企图,而仅是把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与鲁迅小说中的风景对应起来,我们发现二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首先,鲁迅笔下的风景也不是“名胜古迹”;其次,鲁迅笔下的风景也是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倒错的结果;还有,鲁迅笔下的这些风景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但谁也没有看到。这样,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鲁迅何以只是描写越地凄清阴冷的景色,而对美丽宜人的一面忽略不见这种状况。因为说到底,鲁迅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是一个“内在的人”,从自我感受出发,背向日常性的、经验性的事实,所以发现的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而且还有着内面的颠倒,“这种颠倒是与风景从形象中被解放出来而作为‘纯粹的风景’存在之这一事情同时发生的,亦是同一性质的东西”5。
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真实与否来衡量鲁迅小说的风景描写,比方说它是否符合当时的越地风光等?这些风景在这里作为“能指”不断地显示着作者内面性的某种东西,但不是作者的“内面”在此得到了表现,而是它显露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作者内面性的象征。内面性和单纯的自我意识/感受是不同的,它还牵涉到许多超经验的东西,比如观念内化与文化影响等。对于鲁迅来说,其内面的表现之一——文化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还有现代的与传统的。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总汇中,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的熏陶与浸润是无与伦比的。其中,尤其是地域文化——越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大。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融合了华夏、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等古老民族集团而形成的社会大家庭。由于疆域辽阔、生态环境相异、语言风俗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缘于地域存在着许多文化类型,择其主要的来说,黄河流域是汉文化,长江上游是蜀文化,长江中游是楚文化,长江下游和浙闽一带则是越文化。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越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古代越族创造、发展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河姆渡文化是古越文化的典型代表。越文化在物质层面上以稻作、印纹陶、青铜剑、蚕桑和造船为主要形态,而在精神层面上则以“被发文身”、“跣足”、“左衽”、“从妻居”、“信鬼神,好*祀”、“皆好勇”等为特征。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后来由于战争、灾害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具有完整文化系统的越文化渐趋衰败,与中原儒家文化逐步融为一体。不过,构成越文化系统的种种文化要素却在广大的越地得以不同程度的传承。广大越地因而兼收并蓄,具有了比中原地区更为复杂的文化特征。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在越地则由于原始宗教成分的介入,显得比中原地区更为苛刻和不人道。6比如“好勇轻死”和“信鬼重祀”的习俗使越人相信“阴阳两个世界”的存在,因而他们特别信奉“灵魂不死”和“命运轮回”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封建礼教的“吃人”观结合起来,就使越人更加麻木于封建礼教戕害人性的本质,因为“灵魂不死”使他们不在乎现世的死亡,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来生,自然而然淡化了礼教杀人的行为。再如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以及三纲五常在这个地区推广起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激烈,因为“中庸”、“忠”、“孝”、“贞节”等观念与强悍好斗、野性十足的越人性格冲突非常大。但是,一旦越人接受了这些规范,就比其他任何地方实践得更彻底。这些无疑是越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落后的一面。
鲁迅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越地度过,而且又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人个性、性格、气质形成的关键期,因此,鲁迅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全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越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大致集中在越文化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对鲁迅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思维方式等造成深刻影响之方面,如陈越在《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鲁迅的“硬”与“韧”的性格和崇实、批判的思维方式就得益于越文化深厚的传统。他说:“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是鲁迅得以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鲁迅是从区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了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7。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论述越文化以优秀的一面(正面)影响鲁迅无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越文化落后的一面(负面)对鲁迅的影响更加深重。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里“世人的真面目”是那样的狰狞龌龊,裸露出越文化中那些腐朽、落后的因素来。如果鲁迅不是身在其中,怎能看得如此深刻呢?
越文化与封建礼教、伦理纲常思想结合后所形成的带有封建性、野蛮性的陈规陋俗直接在鲁迅身上发生作用,影响是非常大的。以鲁迅的婚姻爱情为例,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归来与素未谋面的朱安结成夫妻,品尝了旧式婚姻酿成的苦酒,在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过着压抑人性的禁欲生活。直到1925年与小他近20岁的许广平相爱,他仍然处于矛盾之中,正如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所分析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8可以看到,越文化的负面部分紧紧箍绕着鲁迅,即使在他觉察到传统的落后、愚昧与陈腐,以及亲身感受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时,亦无法摆脱。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前行的步伐和勇气,使自己难免沉陷于更浓重的孤独和寂寞的体验之中,显得怀疑而悲观。
另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越文化兼收并蓄、自成体系,它与儒家文化结合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对鲁迅耳濡目染,造成了鲁迅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内质。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9不用说,正是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消弭了鲁迅作为越人“好勇善斗”的一面,使他在不惮前驱中做不成“中军主将”,只能做一个呐喊者,然而,呐喊者毕竟不是前驱者,呐喊之声只能用来慰藉前驱者的寂寞、打破他们所面临的孤独而已。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鲁迅意识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内。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10这种深刻的矛盾意识自然而然就导致了鲁迅对命运抗争的不彻底性,最后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但他自己却依旧沉浸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一切既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能——由悲观情绪向虚无主义转移,自然就成为鲁迅摆脱精神痛苦的最佳方式,使他堕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由此可知,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深刻的,负面影响尤其深重,它们积聚在鲁迅身上,使他一直处于阴郁而痛苦的心境之中。悲观、绝望、怀疑一切及虚无主义这些实际上成为了鲁迅内面性的构成要素。所以,我们认为,在鲁迅在小说中,俯拾皆是的阴冷风景描写正是他阴郁悲观情绪的象征。这种“风景之发现”就是他内面性的必然表现。
注释:
1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2(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5(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6必须指出的是,中原汉族由于受孔子的影响,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甚至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人表面上信奉佛教,其内心仍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修》)、“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
7陈越《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8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
9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1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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