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的汉人不愿意剃发？

汉人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儒家思想里面推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且正是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人非常崇尚孝道。孝这个字在汉人心目中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如果剃了发，那就是不孝。那么根本就没有脸面去见他的列祖列宗。

所以汉人非常抵触剃发这件事情。虽然说当时已经接受了满清的统治，但是对于这个政策，汉人还是十分反抗的。而且根据汉人的穿着来看，如果剃了发的话，肯定就非常的丑，然后跟以前的衣服、帽子这些都不合适。所以，汉人由于这个原因也不想剃头。汉人因为不能剃发还和清朝统治者之间进行了非常惨烈的斗争。当时大约有1000万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因为剃发易服而丢了性命。

清政府也说，留发就不能留头，要留头就必须剃发。清政府对于汉人的抗争只能采取暴力方式镇压。尽管这样，汉人还是一直抗争了很久，可见儒家文化中孝对于汉人的影响多么的深远。而且许多人认为剃发是没有尊严的，这是统治者提出来的要求，这个要求根本就不合理。如果直接接受，简直太侮辱人。

这就是文化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虽然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会一直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为汉人的文化中，不管是发型，服饰，配饰，这些都是从一开始就传承下来的。所以，不可能轻易的就接受改变。

金朝也下过类似的令，只是没有要求对全民执行，只是提倡在朝为官的汉人高官权贵剃发蓄辫而已，不象清朝执行的那样彻底。

元朝对汉大臣的太度是由其自取，愿意去发的去之，不愿意去发的带冠，别让皇帝看着不顺眼就成。

其实，对于清朝剃发这个问题要根据当时历史情况来看。 蒙古，满洲 都是北方民族，重实用而轻礼仪，对于着装打扮并不十分重视。明末朝鲜使臣访后金入赫图阿拉城，看到情景是“仿侣衣着纷繁杂从，无宦民兵士之别，胡之君臣服制无分，其人众亦有身为下贱而衣锦绣者。” 可见在清朝入关之前对于人民的外表着装根本没有约束。但为什么清朝入关以后一下子就注重起着装发式了呢 这主要还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原故。中原历朝自周以来就是以礼教宗法立国，衣冠之入朱门，袄巾之饰黯首，臣民的着装打扮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也是维系国家统治的制度保障。所以自秦汉到宋明历朝都颁布自己的发服标准，并以国家强制力向全社会推广。清的最高层是少数民族，本无衣冠治政的思想，但入关以后，清朝几乎是全盘接收了明朝的政权体系，大部分明臣原职留用，明代士子的公名学位在入清后依然有效。这使得满洲贵族与汉族封建士大夫在政权统治上达成了默契并彼此融合。在大批汉大臣推荐儒家治国经验的影响下，清朝开始仿效以往中原王朝全面推行自己的发服制度。

那么，为什么辽金元都没有着重于此呢 这是因为辽金元三朝与汉族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合作程度不高造成的。辽一直偏于北方，汉族士大夫对其影响不大，所以没有学发服制。

金虽然入关占领中原，但儒士官僚大多南下，有南宋存在，金朝便不是士大夫们的首选，毕竟找一个与自己说同种语言的领导要比配翻译学外语要方便的多嘛，所以向金皇帝推荐发服制的人就不是很多，没起多大影响。

至于元朝，虽然一统天下，但蒙古贵族对儒家的那套玄论大理实在头痛，儒生们纠结于礼法的辩论让蒙古贵族听来那简直是浪费时间，远不如佛教直接易懂，所以元朝与汉族儒生们合作的并不好，到是与宗教界打的火热，没受儒家影响的元朝自然不会推行发服制。

1923年，一本名为《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载：河北保定留有发辫的人数“十居五六”。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 社会 风俗调查。在一个河南县城的调查报告显示：河南某县城的留有发辫的人数将近30%。

说句实在话，尽管我对民初 社会 旧有传统的保持和延续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史料学课上乍听到老师提到这样的史料，也令我大吃一惊。

所以就有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为什么民初 社会 ，那么多人还保有“象征愚昧落后和被奴役”的辫子呢？

辛亥革命起于仓促，就连孙中山当时都大吃一惊，就更别说是一般的民间 社会 了。

新生的民国政府推行的政令，普遍的遇到了推行困难的巨大难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诸侯林立”，旧官僚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地方实权；另一方面是民众对新生政权的“一脸懵逼”，既不知道民国政府的政治理念，也不知道这个政府能否给自己带来切身的利益。

聚焦在剪辫运动上，基层老百姓可谓是应之寥寥。

所以大部分的剪辫工作，都带有极大的强迫和暴力性质。民事长官大都利用暴力机关（巡士、军士和公役）甚至是流氓黑 社会 ，是在街头看见辫子就剪，极端的比如广西一个士兵在路过湘潭的时候强迫一个挑水夫剪辫子，发生冲突直接导致挑水夫死亡，各地的暴力执法行为也是屡见不鲜，导致许多居民都不敢出门。因此有的旧官僚出身的议员甚至说 “去辫与否系人民生命自由权主义，拟发起保辫会。”

这位议员的说法，实际上是代表了民间 社会 的一种反抗。既然有反抗，那就可能会有极端的情况 。比如嘉兴平湖一个镇爆发了上千民众的群众暴动，要求捉拿当地的自治总董高子鹤。呼呼啦啦一帮人冲到高的家中乱打乱砸，共捣毁了六家宅，事后还罢市、殴打区官。处州（即今天的浙江丽水）的旧清军巡防营被要求剪辫，硬是不从。

结果和巡警真刀真枪干了起来，导致“当场被戗五名，巡长荣魁伤重承毙。”巡防营的老兵怒火中烧，叫上老百姓一起撕毁了城里所有号召剪辫的告示。 这可不是文章开篇所说的河南，而是历来被认为“经济发达、风气早开”的浙江。而在江西，一名长官刚刚上任就强令剪辫，结果被人用冷枪击毙。

《汉民日报》的作者只能无奈的喟叹： “上作焉而下不应”。

《申报》也只能无奈的说： “政府剪发之令连篇累牍，而一般顽固者犹徘徊观望，非用强迫手段不可。”

剪不剪辫子，实际上反映的是基层老百姓的利益取舍和 情感 所向。

辛亥革命，既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搞土地革命，更不用说像历代开国君主一样实行休 养生 息和均田免赋的策略，对外也没有一场赫赫武功。由此来说，辛亥革命新生的政权的政治权威性资源可谓是寥寥无几。

清民鼎革，老百姓真的心向共和吗？这真的是未必。

民国初年的 社会 生态可以用混乱不堪来形容。上层 社会 的权斗政争频繁，而战争、饥荒则席卷着民间 社会 。政府权力无法对基层实行有效的控制， 那么能够控制基层的就是传统的观念和的旧有的权利组织（如宗族、地方势力等）。 这种混乱局势被部分人形容为“最自由的时代、最能说真话的时代”，尽管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也是属于片面裁剪 历史 。 好比如说一个人丧失了听力和视觉，你却说：“这样真好！可以完全使用手语沟通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辫子所代表的并非是被“异族奴役的象征”，反而是汉民族不可辩驳的传统，又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故发辫不可剪。这里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梅兰芳在1912年6月剪掉了发辫，但他身边的人几乎没有啥响应民国政府号召的人。梅兰芳无奈的说：

而对于地方精英，民国初年的混乱不堪无法让他们对这个新生的政权心生向往，反而是愈发抵触。所以尽管教科书上和宣传上无论是怎么号称“共和理念深入人心”，对于基层 社会 来说，他们的判断往往是 “民国不如大清”。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30年代前后，民间 社会 仍有许许多多的人留有辫子。

这是老百姓真实的 情感 反应和利益诉求，决不能用“愚昧落后”一言以蔽之。

别说那个时候，就是到了49年的新中国，基层老百姓对政治的麻木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到无以复加。80%的小农和80%的文盲对于政治和战争丝毫不感兴趣，抗美援朝战争到来的时候，绝大部分老百姓是持消极态度的，他们知道的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才有了新中国政府初期伴之以“大喇叭”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才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明白国和家命运相连的道理，这才让爱国主义深入人心。

一个值得普及的常识是： 政府的政令在民间往往会造成五花八门的反应，这些反应有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因而影响着政令的实际推行。

换句话说， 政令和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不代表真正的推行情况。

我们多数人在教课书中学来的 历史 脉络，是以国家政令为主的脉络，潜在的构建了人们以上层 社会 为尊的 历史 态度，却忽视了基层 社会 的真实反映。当然， 历史 总是缺乏足够的细节，尤其是老百姓们的真实反映，这些影响着我们客观的判断。

小民的利益取舍、悲欢离合，不能说和上层 社会 截然相反，也经常展现出另外一幅奇特的 历史 图谱。

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才是 历史 的主角。

毕竟他们是在过往的时间中，生活的绝大部分人。

尽管部分精英影响了 历史 发展的动向，但 历史 终归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民国的政治理念是所谓的“民主共和”，但这两个词语却根本没有深入绝大部分人的内心中，传统的力量仍然是基层 社会 的主宰，无论这些文人墨客在倡导什么。于是老百姓用一种维持传统或者复古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新生政权的不认可和不满。 从这个角度看，剪辫运动的不成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国政府统治的孱弱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