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有句话说的好,当你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时,会同时有四根手指指着自己,所以这些看不起农民的城里人其实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这些人。说实话,我觉得农村人挺好的,我就是来自农村,首先,农村的空气比城里新鲜,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城里人还在郊区甚至真正的农村盖别墅并且还来农村度假呢?其次,农村可以自给自足,粮食蔬菜水果都是纯天然的,不用从外面买,也不用担心有害健康,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跑到农村当地采摘新鲜的蔬菜瓜果呢!再次,现在农民种地养鱼都不收税了,相反国家还给钱呢!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福利,农村独生子女中考高考都可以加分,城里就不可以。农村要想入城里的户口,可简单了,可是他们要想反过来入农村户口,难上加难!
还有,农村的小孩学习上比城里人更刻苦,也更能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放学后小孩儿可以一起玩耍,和同伴亲人之间也懂得分享、体贴、关心,他们并不孤独。城里的小孩儿每天陪伴的只有父母,有的甚至上了大学还在家里住着,永远躲在父母的羽翼之下,没有同伴的童年很孤独······农村人可比城里人热心多了,有难大家帮,城里人邻居与邻居之间没有来往,有的甚至住了十多年了还不知道对门住的是谁······也并不是说城里人就多有钱多骄傲,再发达的地方不也有“贫民窟”吗?农民才是城里人最应该感谢的,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另外,其实我觉得一家有两个孩子是最好的了,或者生一个,领养一个,为国家减轻负担,也让自己的小孩儿有个伴,长大了更有责任心一些。
临近毕业离校,大家都在外面做些兼职,以前都只是知道赚钱很辛苦,这次是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父母能把我们养这么大还给了我们这么幸福的家庭更是不容易!
你好,我是三农领域创作者金秋麦穗儿,首先我要笑你想得挺美,既然说把地租给人家了,你收个租金就可以了,至于租金多少你们可以协商。但我不知道你还想赚人家什么钱。你租地合同上写着和人家共同承担风险呀还是有共同投资这一项如果没有,我劝你哪里凉快去哪里歇着去。
大家知道现在种地赚不了几个钱,种菜养殖都一样,人家要投资种子,化肥,地膜,还要浇水,所有都得自己承担盈亏。还要受苦受累,作为农民的我,不知道你心里想赚人家什么钱。咱农民种地心里没数吗?如果真心里没数那就别租出去,自己种最踏实了。或者人家种需要帮忙你去打日工。
如果你的地属于市郊,人家租地种菜养花咱都别眼红了,做人要有底线,种好赚钱那是人家个人的能力问题,和咱关系不大,再说了那是要起早贪黑付出辛苦的,辛苦下到了,人家赚几个辛苦钱咱就别眼红了,话又说回来,种菜种地那是拿着已知换未知。谁知道呢?所以你除了收你的租地钱,咱就别凑热闹了啊!这样乱参合会不好玩的。喜欢我关注我。谢谢!
不要租金一一一白种,只要有人种,看着不荒就行。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大家好,我是小农龙。提问的人,都发现自己是农民了。那我们先说说农民吧。
农民在现在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就是外出打工,这也是90%的农民选择的一条路。没有办法,外面工资高。只能背井离乡,给家里生活提高质量,不然会脱国家后腿。
第二就是种地,现在农民在家种地的人都非常的少。并且传统的种地更少,很多人都是回家创业型种地。
除了上面两种,农民真的没啥可以干的了。除非你家有矿,以前找了很多钱,就在家里吃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问题本身,把自己地租给城里人种菜。首先你要先租得出去,现在地出租出去是比较难的,租户也比较难租到合适的地。第二就是你家里有多少人?现在每人每天至少要15块钱,如果再算其他,一年下来一个人至少也要7000左右的生活费吧!打算你家就你一个人,你家有10亩地。现在靠大城市边缘的地都在1000块钱一亩,偏僻一点的地方能上500块钱一亩就不错了。500×10也才5000,就连基本生活保障都不能维持。所以把地租给别人,坐等地租养活自己,这是不行的。你要么在家种地,要么把地租给别人再出去打工赚点生活费。
大家可以关注我,我是大生创业者小农龙。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首先来说一下,你自己的土地租给谁都可以。如果你定位城里人,可以说是可以的。
1、你租给城里人,要满足的离城市要近,地里的配套设施要齐全,水电要满足要求。
2、租给城里人种菜,管理是你的还是他们的,防偷管理是你要负责吗?
3、土地出租宣传力度要大,要不然没有人知道,这个你要考虑。
4出租合同你要准备、价格如何定位,你要了解。
本次回答到此,望能帮助到_。
不管干啥,最怕的就是行外人质疑行内人
就像郭德纲老郭说的那段话:“一个造火箭的专家与一个老农探讨火箭为什么能上天,老农说这得用不少煤吧?还得是好煤,如果火箭专家耐心跟老农科普,那他就输了,甚至连看一眼都算输。这里到没有贬低咱农民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术业有专供,自己不想种地那就把耕地转包出去,别人用来干什么,那是别人的事,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情就可以了。
首先,如果自己是农民,那么必然对种地这一块了解的很深,自己种或者承包出去,肯定也是思来想去的考虑了很久才做出的决定,然后出去打工;那如果自己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工,也就不了解农民的种地的优缺点,既然不了解就别去议论这些。
其次,城里人承包耕地干什么种菜也好、搞养殖也罢,这都是有风险的,赚钱或不赚钱,这不是承包给城里人耕地的农民能知晓的,这只有自己去才能清楚。前文我也提到了,种植什么都有风险,既然人家决定承包耕地来种菜,那么盈亏也是要自负的。如果自己想尝试,那就承包几亩耕地尝试下,或者去找这些城里人取经。
最后,我爬窗户看,趴地下看,用手机看,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有耕地,虽然算是个农民工,但也没那个闲工夫去关注城里人承包了耕地后干什么,如果是种菜的话会不会赚钱,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这根本与我无关,承包费用不给我,种菜亏钱也不是亏我的,赚了也不给我花一分,有时间操心这些事,不如把我手头的活干好点,这样起码老板会夸我,工资也会多一些。
在现在的下,城市里很多外贸出口企业,订单都萎缩,开工量不是很多,农民的就业环境也受影响,农民不出去打工,在家里把地种起来,种上粮食自给自足,多收获的卖了还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把水浇条件好的地块,把它整成五六十平方的一块一块,地头下上地灌,在朋友圈微信群发发出租现实版的众酬种菜游戏,叫城里人认领地块,根据认领人的需要种上他喜欢的蔬菜,代他管理。定期视频播放认领人的菜园生长情况,认领人星期天节假日可以到菜地体验打理自己的菜园,收获的时间可以带领一家人到自己的菜园体验收获的喜悦,农民也可以不出门打工也有一份稳定的的受益。
农民不去打工还把地租给别人能赚钱吗?我们这里土地被人家买了五年一亩田一年七百元我们家七个人七亩田卖了五亩,大家说能开支一年吗?还能有余钱,我们家卖田的钱就我父母用,他们现都要喂很多鹅鸭鸡这样平时就可以卖蛋。
农民不出门打工,把地租给城里人种菜能赚钱吗?作为我一个普通农民来讲,既然不出门,也不会把地租给别人,为什么呢?自己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开销,需要生活,如果不种地,一切从哪来。
农民不出门打工,把地租给城里人,如果是年龄已高或者是有其它原因的农民,只能把地租给别人,因为自己干不动或者是失去劳动力,租给别人一年还有点租金,捡到一些比掉了一点要强,比较滑算。
种菜卖作为农民在农村来讲,赚得是零花钱,能够补贴家用开销,因为种植不是很多,而且也不是很专业。
如果是蔬菜种植很多,有技术而且又很专业,种植有机无公害蔬菜,质量也很可靠,价格方面也适中,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那么销路是不成问题,进行出口式销售,那么就会赚钱。
这个思路也不错,如果有一个好的合作机制,也可以足不出户,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赚钱。这里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双赢的利益合作机制。一种办法,把地租给城里人,但条件是必须雇佣出租土地的农民,支付工资,这样农民既可收租金,又可以挣工资。第二种办法,城里人和农民搞股份合作制,农民以土地和自己的人力资源入股,城里人以资金科技等入股,共同投资,共同受益,风险共担。第三种办法,搞合作经济。城里人出钱,农民出地和人力资源,城里人负责经营管理,给农民包死基数+增长的利益分配,即不管赔还有挣,首先确保农民的收益,再根据经营情况确定一个收益增长比例。还有其它办法也可以做到农民不离开家乡打工创业赚钱。
城里人一般会有一种自身的优越感,感觉自己比乡下人高一等,瞧不起打工的农民,这种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在大城市。
去城里打工的农民,一般都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所以他们的一些行为会让城里人感觉没有素质,从而看不起农民。比如在车站买票不排队、经常闯红灯、在公众场合随地大小便,还有在公交车上拖鞋、随便飙脏话等等,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部分打工的农民。所以这些人的行为无意中就抹黑了农民的形象,让一些城里人看不惯。另外,他们的穿着习惯可能与这个城市显得格格不入,也让一些城里人戴上了有色眼镜。
但这些不能完全归结与农民,这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有关,国家的教育体质本身也存在问题的。城里人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看不起打工的农民,想一想,城里最底端最辛苦最脏的活都是这些农民做的吧?如果没有这些打工的农民,城里人怎么会享受到这么好的生活。看那一座座高楼大厦不都是农民工的杰作吗?
所以城里人不能因为他们没有素质没有文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就看不起他们。因为你只看到了他们其中的一面,但是他们还有另一面,就是勤劳、善良、朴实、不剥削、不寄生,努力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
所以不要小瞧这些农民工,他们一般都是建筑工人,那些整天坐在格子间的白领们,你们的工资说不定还比不上这些农民工呢。任何形式付出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是值得称赞的,所以那些城里人赶紧去掉你的有色眼镜吧。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单纯的考虑花钱的多少肯定是农村盖房更划算。
但是其实在农村买房还是在城里买房是各有各的好处的,不能以所花的钱来定论。
在农村买房的优点我认为存在以下几点:
资金投入少。周边环境好。独栋房屋,可以自主DIY。在农村只要有自己家的宅基地,就可以自己自由的盖房,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会选择盖三层的小洋楼,主要需要花的也都是一些建筑材料的钱,相比之下比在城里买房还是要划算一些,毕竟自己拥有独栋的房子,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做成各种风格的别墅样式,同时因为远离城市的喧嚣,环境也特别好。
从小我就是生在城里的一个孩子,但是我知道从爷爷那一辈出来打拼,他们其实也是乡下的,有部分亲戚也在乡下生活,有一年家里人提到村里面建了新房,说特别便宜,可以去买,还可以自己装修,都是三层楼的小房子,大概270平米左右,姑妈就花了一些钱买了其中的一套,用于平时一家人去到乡下的老家可以享受乡村的生活,他买这套房子的钱还不到城里一室一厅一半的价钱,所以肯定是很划算的。
不得不说老家的空气确实比城里要稍微好一些,而且装修的时候都是姑妈DIY一点一点装出来的,没有按照装修公司制式的风格来装房子,趣味性特别强,逢年过节、长假的时候,一家人都会开着车去农村的房子里面度假,还是特别有意思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综合考量买房的利弊,我觉得在城里买房的优势会比在农村盖房要更多一些。
城里买房的优点:
交通便利。房屋容易增值。烟火气更足。提到城里买房最大的好处不得不说就是交通便利,除了方便工作以外,还有就是如果家里的老人或者孩子有个三病两痛可以很快的就去到医院,不用像在农村的时候要开车几十公里才能到达县城的医院,是非常不便的。
第二点就是城里的房子更容易增值,虽然说相比之下可能都有所增长,但是成立的房子明显会比农村的房子房价增长速度要快一些,如果你买的房子在城里,大概率是可以保值或者增值的。
最后就是城里的烟火气会更足一些,大家想象人来人往,你到了晚上不会觉得很孤独寂寞,但是在乡下则不同,可能到了晚上,人们都睡得比较早,而且不一定每家每户都有人显得比较空旷、安静,也就少了几分烟火气。
记得父亲在20年前购置房屋的时候,绝没有想到在如今房子能长得这么厉害,那个时候他可能已不到10万块钱的价钱买下来我们曾经住的那套房,但是过了20年,到了今天那套房已经涨了10倍,抛开通货膨胀的因素以外,其实这个房子还是略有增值的,而且这些年奶奶每次生病的时候去医院都特别方便,包括晚上我们出去逛街都特别的热闹。
所以其实农村盖房还是城里买房,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你认为划算的就是最划算的,这个主要根据每个人的需求点不同,答案随之而来也不同。
农村是“根”的概念,在新老两代农民之间已经产生了变化,年轻人希望能够离开农村,去大城市寻求更多的机会,而老一代农民(多指50后和60后)则更看重农村的家。而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变动,农村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房被闲置的情况。于是乎,很多农民希望将自己闲置的宅基地和农房卖出,而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也希望去农村置业。其实,在农村“空心化”严重,社会投资量难以构成规模,老人守着老房盼儿归的情况下,宅基地和农房买卖的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农民的利益,还会影响到乡村的发展。
农村房子能买卖吗?怎样才合法?关键问题又在于哪儿?农村房屋的买卖,重点不在于地上房屋,而在于下面的宅基地。不过据相关法律要求,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它是一种共有财产,而非农民的私有财产。因此,只要户籍不在当地农村,就不得买卖或转让宅基地。
但是,这不代表宅基地不能买卖,要想实现宅基地和农房的合法交易,主要有两个实现渠道:一个是在“一户一宅”的基础上,实现宅基地的同村交易;另一个是农民和城里人合作建房,前者出地、后者出钱,开展个人居住或经营行动。与此同时,关于宅基地和农房的买卖,近期有一个专家表示,应该放开下乡城里人置业的限制,这样才能带动农村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虽然表面看起来这想法很好,也是一大趋势,但却存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个是城里人的分散投资,很难形成大规模产业,同时面临的风险也很大,大量“农家乐”被废弃就是现实例子。另一个是大多数城里人只想下乡建房安养,并不想投资产业,如此一来,这种“下乡”只是将农村资源进行了暂时的再分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很小。总的来说,农村的房子可以买卖,但必须是同村买卖或转让,城里人不能私下买断,只能通过租赁的方式解决。同时,要想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需要将闲置的宅基地盘活之后,对其进行商业开发,而不是仅仅用于满足个人的康养。而这就需要国家提供平台,让分散性投资变成整体投资,这样才能对大家都有利。
关于农村房屋的买卖,国家政策已发,对农民和城里人都是机会。在《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国家已经明确表示,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宅、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这一措施表明,在未来农村投资上,国家不仅坚持“独木不成林”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是农村产业,而非个人居住需求。
除此以外,在《关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中,国家明确表示,支持返乡人员通过合作、租赁的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适合的乡村产业项目。这一措施表明,合作开发农房,非常于变相放开了农房买卖,让农民和城里人都有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当中,并获得发展福利。
关于农村房子买卖的问题,农民应该注意两个事项。一个是投资农村产业,将会成为“跑赢通胀”的一大方式,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的城里人下乡置业、置产,农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而违法进行宅基地和农房的私自买卖。另一个是无论是发展集体产业,还是将农房以出租或入股的方式,交给城里人发展产业,这样一定要提前在“三方协议”中,标明拆迁补偿、后续回收等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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