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好多农村朋友反感城里来的人呢？不明白？

不合群造成的

这就是个人心态不平衡，都是人谁也别嫌谁。反感就少互相来往少往一块儿凑。

这个问题虽然有点伪命题，但还是考虑到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习惯了，到另一个地方去，自然会带有些生活习惯去的，每个人都有不同，所以，就会产生各种感观，而每个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那当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象，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总之，就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七嘴八舌话八卦！

谁也没反感城里来的人。这是我的伪命题其险恶用心是挑拨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关系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没人反感吧，城里人到农村观光游玩很受欢迎，反感有不多，人都有不平衡心理，看着人家有车有房生活快乐幸福，心不平

农村人会嫌弃城里人小气，什么都想打包带点回去，这舍不得，那舍不得，实则城里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没有刚从地里摘的辣椒，没有刚从地里挖的荠菜，城里人的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开支要比农村多，房贷车贷压的喘不过气。

城里人就想吃饭老家的味道，比较谁家网上三代不是农村人，所以感觉农村的东西比城里的新鲜，最主要的是必城里的便宜。

农村人会嫌弃城里人矫情，啥都不能干，这也干不动，那个闲脏，城里人会嫌弃农村人没见过世面。

农村人总感觉城里人每天过的是天上生活，不用费劲就有高工资，城里人会觉得农村人天天累死累活拿的还不如自己动动手指打打电话电脑挣的多。

农村人会走亲串门，不用顾虑那么多，端个碗去门外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和邻居聊天，城里人会觉得吃饭必须要做在一起，不让别人看到，住在小区里是对门谁都不认识谁

这就是生活差距吧！

因为三观不同浪费口舌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环境造就人，农村与城市有很大差距，文化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等都不同，所以两地分离差距很好，思想观点都不同，就算是住二个环境的子女与父母，沟通的话题都越来越少，更不说其他七大姑八大姨……

我有一个亲戚，专门开小货车卖水果的，他最喜欢在乡镇赶集时去卖。为什么呢？

据他说，乡下人买东西不挑，自己喜欢的东西根本不讲价，而且喜欢品质好一点的水果。城里人就不一样了，喜欢讲价，而且喜欢便宜货，水果要反复挑选。

究其原因，他给我分析的是，乡下人很多在大城市打工回来，物价对比之下，觉得很便宜。而城市里买东西的以退休老人为主，他们退休工资本来就不高，而且时间多多，所以他不喜欢在城市卖水果。

因为有的城里人来农村自命不凡，以为比农村人高一级，什么都挑剔。如吃方面农村做的不卫生，喝的水不卫生，洒也没他们的高级，住的没他们的客气豪华，睡的就更没有他们的舒服干净。

当回城时就给他们鸡丶鸭丶鹅 蛋丶肉，油和酒，还有各种青菜和土特产就不挑剔了，也不说卫生不卫生了。

这是因为他们城里来的人自以为了不起，农村的工作环境一点都不了解，乱下结论！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走群众路线！所以农村朋友看不起城里来的人指手划脚高高在上的姿态！

　　我是城里的孩子，我老公是农村的长子。好像和你有点像。

　　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每个人都会有些脾气。一般在外面，多少都会收敛些，到了家里就会摘下面具，全都暴露出来了。

　　由于生活的背景不同，思想方式不同 只要是两个人，就会有矛盾，就会发生争吵，这是正常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争吵，肯定有一方，或两方是受到压抑而收敛自己的脾气。这种收敛有自愿的（本人不觉得受到压抑），有被迫的。这和是不是农村人没关。

　　我和我老公刚结婚的时候，他总认为我是因为看不起他，才总和他吵架。20多年过去了，当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城里人的时候，他感慨地说，其实城里人在交往时，吵架时从来就没有想过对方是不是农村人，只是农村人的自卑心理总在提醒自己是农村人。一旦有矛盾，首先就认为是对方看不起自己是农村人。城里人和城里人结婚一样吵架，那又是谁看不起谁呢？

　　两个人组成家庭，吵架很正常。为什么结婚一定要有感情呢？就是如果大家有“爱”，就会为了“爱”想办法化解这些矛盾，从而使生活继续下去。如果没有“爱”，或者“爱”的不够，就渡不过这个婚姻的“困难期”。

　　你好好问问自己吧，当初和她结婚，是因为真心喜欢她，还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如果是真的爱她，还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谈的呢？尤其你还是男人。

去城里舅舅家吃饭，开饭之后，我一碗饭扒拉两筷子就吃完了，他们碗里貌似没什么动静，盛多少还是多少。兴冲冲起身去添饭，打开盖子一看，心凉了一截。锅里就剩下一碗了，怎么办呢？盛还是不盛？这是一个问题。

不盛吧肚子饿得慌，盛了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勉为其难地盛了一小碗。回到桌前开始“细嚼慢咽”，一不小心又吃完了，他们碗里还有大半碗。怎么办？只好忍痛把碗送回厨房装作吃完了。舅妈还笑着说，“还吃点嘛，锅里还有……”。

锅里还有？这不够塞牙缝啊。我心里想所有的饭给我一个人吃都不够啊，但嘴上还是说吃饱了。结果就是每次去舅舅家都是饿着肚子的。

妈妈说，舅妈就是小气，舍不得煮饭，你就放开了吃，不够让她再煮。我当然不好意思，所以我很不愿意去舅舅家。

村里的左邻右舍经常一起拉家常，说到城里的亲戚都是一脸的鄙夷。“城里人啊，都小气巴拉的……”一个两个都这么说，加上我在舅舅家从来没吃饱过，我也认为城里人就是小气。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改变了看法。爸爸癌症要做手术，费用要几十万。爸爸躺在病床上等着手术，我们在外面急得到处借钱。打电话给舅舅舅妈，他们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医院，拿出二十万给我们，大方得让我们意外。你知道雪中送碳是什么感觉吗？在你绝望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这让之前觉得他们小气的我无地自容。

这件事之后，我想明白了，村里人觉得城里人小气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导致思维方式的不同。村里人左邻右舍隔得近，交往比较频繁，互相帮忙都很平常。农村人喜欢攀比，爱面子，所以处处出手大方，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气。而城里人不同，城里一家子就是一家子，邻里之间来往没那么密切。就拿煮饭来说，一家人吃多少都是固定的，很少有人来串门，来客人了就加一个人的量就是了，多了怕浪费。而农村不同，农村都是力气活，吃得多，人也多，不怕浪费，所以饭煮多些不怕浪费。城里人自己过日子，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一家子，出门就是花钱，所以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在我出来工作之后就深有体会了。

这种生活习惯的不同让农村人对城里人产生了误解，认为他们小气。实际上这是环境决定的，而不是真的城里人小气。

是不是事实，来来来，听我说完好吗？

我们去老家亲戚家串门子， 自备车辆，后备箱放着我家老人给亲戚准备的各种礼品盒，无非就是花生油白米月饼酒茶叶牛奶鸡蛋，总共花了九百多块钱，老爸爸觉得少，意犹未尽，说要给亲戚家老太太弄个轮椅，又花三百多买一个轮椅。

到了亲戚家， 吃一餐饭，空手回来。原来还给点生姜大蒜白菜，现在蔬菜价格贵了，就都省略没有了。

你说，是谁小气呢？

自己买的白菜，镇楼。

未知这一评价的依据是什么，更不明白这“小气”所指哪方面，是指做事的精细谨慎，还是指花钱的精打细算？

但无论所指什么，这一评定还是没有道理的。姑且不论这“村里人”对城里人究竟有多少了解，就算是见得再多现象，你也不能真正懂得人家的生活，又为什么要贸然评价呢？

现世就有那么些浅薄无聊之人，动辄对他人品头论足，妄加褒贬，还胡乱给他人贴标签。不得不说，生活中很多的炎凉是非都是这种人促成的。

就算“城里人”真的“小气”，那又如何？人家辛苦的挣钱，精细的过自己的日子，又犯着谁了？惹着谁了？

茫茫尘世，有几人的钱来的容易了？就算是人家有钱，也不仅是来之不易，而且住在城市，动脚动手都要花钱，人家精细谨慎又有什么问题？

反而是那些花钱大手大脚顾头不顾尾还自以为“大气”的人，才是真正不靠谱的人。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之人，便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糊涂虫。

古人云“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来一世穷”。辛苦挣钱，精细谨慎的花钱，正是过日子的可贵智慧。

可能城市中的那种邻里人情世故与乡村中的那种亲族间的人情世故有点不一样。

没那么多沾亲带故，所以拒绝起来考量少一点？就显得更冷漠一点吧

我刚从农村来省会城市工作的时候，我妈告诉我城里有个伯伯，叫我去多多拜访别人。

不过，我到了省会城市后，一次也没去过。一来，我不喜欢主动去打扰别人；二来，我与那位大伯已经好几年没联系了，贸然去拜访他，估计他也会不乐意。

我的观念应该跟城里人相近，大家都是缩在自己的小屋里边，不喜欢去麻烦别人，也不想别人来麻烦自己。我妈那一辈的交流方式很传统，他们在农村里边，你求我办点事，事成之后，就带点土特产来慰问我。彼此互帮互助几次，感情愈发深厚。

而农村亲戚来城里找亲戚帮忙，也无非是去医院看病要借助亲戚家，那样会给别人带来诸多不便，人家自然不愿。大家一年到头也联系不上几次，你这次来就住我家，吃我家，我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我妈常常说我不大会来事，不会跟亲戚联络感情。我倒不以为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说到底还是利益交换，你连可以交换的价值都没有，连人家的圈子都进不去。

但我还是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得讲究一点温情的。

没有一点温情的亲戚关系更容易让人觉得心寒。

说城里人小气，这不准确，也不是事实。看似小气，其实是生活环境导致的，主要是工作时间和单位的规章制度所限，也无奈，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反映出城里人的“小气”，首先是工作忙，来城里办事的亲戚朋友多，没有充足的时间陪客人，多数城里人都是住在单元楼，空间小，不便于接待客人，一般都不会请客人到家里来的。因此，都会选择方便的地方和酒店招待亲朋好友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条件所限啊！

城里人不是小气，而是你没有让他为你大方的资本。人性本如此，不必抱怨别人，努力的强大自己，才是王道。

城里人也是人，农村人也是人，小不小气要看人的气量，没有区域之分，也没有农村人和城里人之分。

看来你岁数不大，农村人说城里人小气，那都是陈年旧事，应该是六、七、八十年代吧。那是整个国家都穷，城里人其实比农村好不了哪儿处。可是城里人总是忘本，看不起农村来城里的亲戚。

我一个阿姨，跟我娘是同胞姐妹。我外婆去世的早，我娘是大姐，外婆去死的时候，我阿姨才2岁，可我娘却早以嫁人了，也有自己的俩个孩子。外婆去世了，阿姨就没有人带了，外公叫我娘把妹妹带来扶养。无奈是姐妹，我娘不得不听我外公的话，就把妹妹带在身边，在哪个缺吃缺穿的年代，我娘一直把妹妹拉扯到15岁才回外公家。后来阿姨命好，找了个兰溪城里的老公，吃商品粮的。

那时城里人说白了比农村还穷，不但房子拥挤，而且烧茶做饭都是烧柴炉，条件稍好的人家烧到煤饼炉。每当阿姨姨父来我家总是吃吃带带，大至粮食红薯，小至蔬菜柴火，就是烧炉子的柴火都是从我家带的。那时俩家关系很好，他们来我家多，我们去她家少，毕竟是城里，离农村有30公里路，那时没有城里农村还没有公路，去城里都是走路去的，我们最多也就是过年和几个时节去。

每当阿姨姨父来我家，我父母总是盛情款待，那时有碗白米吃算是招待贵宾了。而我们到阿姨家去，不是铁将军把门，就是说要赶上班。记得到她家从来没有做过饭过，招待我们是街边面摊上的一碗阳春面，连肉丝面都舍不得，去她家说白了我们都是饿肚子回家的。

再后来就是旧城改造，她们家的老房子拆迁到了，一下子也就由穷变富了，房子也大了，钱也有了，渐渐地来我们家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自从我娘我爸去世后，阿姨和表弟们再也没有来过。可是除了我父母论辈分阿姨应该是大辈了，所以我们也就过年去看望她老人家一下，除了阿姨死了，这门亲戚也算是彻底断了。

事实上，城里的人和农村的人一样，有大方的人也有小气的人，人的性情与城市和农村毫无关系！大方的人住在哪里都大方，小气的人住在哪里也是小气，这是人的本性所致。

喜欢占人家便宜的人，处心积虑的去占人家便宜，结果并没有如愿，反过来就恨人家小气，又骂人家是吝啬鬼，或见到人就说：‘唉呀呀，那里的人小气里很呀，恁多钱财不舍得拔一根毫毛，我们还是朋友呀！以后不和他来往了’，然后还举例证明人家小气。这是没有占来光之后所说的话，如果占了大光之后，说出来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人都是对别人要求严格，却无限量的宽容自己，自己再无耻，再不是东西，自己也不会骂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城里人不小气，但招待人往往看对象，一般有求于人或者贵重客人，城里人招待人家很大方！

我们农村人重面子，人家上门来了，无论是熟人、朋友或亲戚，家里有啥好吃的，一般都是热情招待！

这就是城乡两地人待客的区别！村里人说城里人小气，很理解这么认为，也许你不是被城里朋友或亲戚看重的人吧！呵呵！

有志气！90%的城里人上溯三代都是农村人，当然看不起农村人的城里人确实有，但并不是大多数，这些人通常是受一些世俗观念影响较深，要让他们彻底改变这些陈腐的观念也并非一日之功，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做出成绩来，让他们瞧瞧！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