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智商高吗？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特点？

谈起日本人思维的特点，大概有以下几点：（一）从属的、单纯的；（二）融合的、同化的；（三）现实的、实践的；（四）乐天的、明朗的；（五）宽容的、温和的；（六）敬雯的、重礼节的；（七）纤巧的、艺术的。不足之处：缺乏理论，思维受到派阀影响，处于闭锁状态中。善于模仿，缺少独创精神，情绪不够稳定。

有关日本民族的思想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在儒教和佛教传入之前，日本人没有思想。有的日本人则认为，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固有的思想及道德——神道就存在。这两中说法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战后，随着日本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诸学科的发展，古代日本人的思想轮廓已经划分出来。城户幡太郎的《古代日本人的世界观》（昭和五年，1930）和《国语表现学》（昭和十年，1935）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古代日本人的思想。这两部著作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城户幡太郎反对就事论事的立论方法，主张从人民生活方式的角度即从美术、学术、道德、宗教等所谓的文化形态入手，在同外国的有关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后，发现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他还认为，所有的文化意识都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所有通过日语的独特表现法，自然可以领悟民族的思想意识了。

对现实持容忍态度的思维方式

中村元在《东洋人的思维方法》中指出：“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当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原封不动地肯定为了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或者是各种客观条件。他们往往把所有客观现象视为绝对的东西。”明治以后的哲学家称这种思维形态为“现象即实在论”。古代日本神观的特点是，相信世间许多事物都存在神灵。他们习惯将人间神以外的各种神也都一并人格化，祖神化。日本神社便起源于这种思维方法。同时，日本人在接受佛教影响的问题上也持相同的态度。日本人根据这种思维方法接受、消化佛教哲学。从中国传入的唯识论有各种各样的系统。日本人没有接受强调空洞理法的正统唯识论，而单单接受了强调现象（世俗道理立场）面的唯识物。日本的天台学不同于中国的天台学，由日本古代天台学者创造的教学体系，尽管沿用了中国佛教术语，但其根本思想却有很大不同。日本天台的特点在于重视“事”（物）超过重视理（论）。此外，日本的儒学家并没有全盘接受理气二元论，而仅仅成了唯气论者。谣曲《游行柳》、《杜若》、《西行樱》中有关草木成佛、蝴蝶成佛的说法都基于肯定现实的思想。以上提到的日本人的这种特点，就是在自然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依然保留下来。例如，日本人习惯在“水”、“茶”等字签名加上敬语“御”字。在日常会话中时常对事物使用敬语的民族，可能只有日本。这种习惯称呼法大概起源于对世间万物的客观存在的承认及对它们的神圣性的承认。日本人的这种喜爱大自然的思维方法与日本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处于季节风地带的日本列岛，其自然环境与其说是与人作对的压迫人的，倒不如说是与人相融洽的，使人感到亲切的。日本人不是处于与自然对立的角度，而是始终处于与自然一体的角度看问题。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将现世比作秽土，将来世比作乐土，只有日本的民族宗教（原始神道）承认现世的价值。日本人将中国传入的佛教变成以现世为中心的宗教，强调“即身为佛”的理论。

尽管日本人宗派的、派阀的倾向十分明显，但他们从来不同持不同意见的人力争。在处理社会的现实问题方面，他们始终采取一种稳妥的政策。神佛合体，接受佛教使其成为民族的宗教，尽量减少佛教同神道的摩擦。

折衷主义的思考与个别主义的思考

容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造成了日本人精神生活中的两个独特的思考。一是折衷主义的思考态度，一个是个别主义的思考态度。这两者绝不是两个毫无关系的个体。

日本人默默地承受现实给予的一切。即使有时出现相互矛盾或者完全对立的事物、现象，日本人会同时承认这种完全矛盾或者对立的现象、事物，不怀疑，不拒绝。由于日本人彼此间富于宽容、姑息的感情，所以他们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思想采取极其融洽的立场。但是，这种“A不在B，B不在C”摸棱两可的态度，很难引起理论上的争论，因此也很难获得普遍真理。使日本人陷入无理论或者反理论的境地，最终导致无组织的反科学主义、直观主义、行动主义，在某种极端的场合，还会导致接近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的绝对性”。战争期间大力提倡的“日本式世界观”、“日本主义哲学”均属于缺乏普遍性的机会主义。

西方人来到日本，使他们惊叹不已的是，一个日本人竟能够同时接受几种信仰。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在神社举行婚礼，用儒教的道德标准指导日常生活，死后葬在佛教寺院内的墓地。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话，他很可能还有基督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从不怀疑各种宗教和世界观在自己的头脑中是否能够和平相处。这一度使外国人怀疑日本是否有真正的宗教。

折衷主义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近代儒学、朱子学、阳明学、国粹学均在日本兴盛起来，由此出现了“折衷主义学派”。他们主张广采诸学派之所长，避其所短。学问的本质内容重于形式。井山金峨经过取舍选择，提出训诂以汉、唐注疏，道德已宋、明学说，诗以中晚两唐诗歌，文以唐宋八家为准的思想，至今日本学术界仍然沿用“折衷主义学派”的称呼。

日本人普遍使用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即始终根据个别的、特殊的信仰认识普遍真理。天皇意识形态就是这种个别主义思想方式的典型。直到今天，支持天皇制的人们仍然一味强调日本国的特殊性、个别性，而不愿意从普遍真理的角度进行自我反省。日本人过分地强调这种特有的个别主义的思考方式就看不到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的一面，使自己陷入非科学的、非理论的思考方式之中。战争中日本人所犯的错误并不能说与这种个别主义的认识毫无关系。

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思考方式

日本语回答否定式的问题时，习惯同西文完全不同。例如“您知道了吗？”“是，不知道。”实际上，日本人并不是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而是针对对方的回答首先用“是”表示一下我听到了这句话，然后再回答实质性的问题。日本人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造成日本语言中敬语层次十分复杂的局面。实际上，日本人使用名称代名词的时候，必须考虑对方的身份以及与自己的亲疏关系。除了人称代词以外，就连名词和动词的使用，也讲究适当的分寸。中村元称它为“会话中的礼仪”。尽管其他一些东方国家在封建制度十分发达的阶段，曾经使用过这种方式，但都未达到日本的程度。对于日本人来说，人伦共同体的存在往往优先于个人的存在。在认识自己之前，必须认识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

今天的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考虑到座次的问题。和歌森太郎在他的小论文〈日本人的权威感〉中谈到座次的先后顺序 他谈到：“（1）首先注重信仰的作用。除了神事、佛事仪式以外，日常会见也总是将专职神官、僧侣安排在上座。这种习惯大概沿用了古代的风俗。（2）根据职位安排座次。发布命令者往往座上座。（3）根据财产的多少决定尊卑，安排座位。（4）根据年龄安排座次。这里的年龄还意味着社会经历、社会经验等等。”日本人通过这种形式确定本人的社会地位。在由完全闭锁的人伦组织构成的水稻耕作民的社会共同体中，有十分严格的规矩，任何人都不可能打破它。日本人的道德及道德规范只不过是理念化了的共同体习俗。所以，尽管日本人十分重视发展体现闭锁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伦组织——家和体现主从关系、因缘关系的国家的道德规范，但每个日本人却十分缺乏从个人的角度对道德的认识。七世纪以后，佛教传入日本。本来主张平等、否定阶级身份区别的佛教理论在日本竟变成了强调主从关系的教理。十五世纪日本茶道兴起，开始它以鼓吹新兴都市大商人的资本主义职业理论为主。随着时代的推移，它逐渐向近代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武士的统治政策妥协了。近代的儒教在建立武家政权的理论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这种理论注重人伦组织往往超过注重真理，真理只有在能使人伦组织合法化、合理化的时候，才被承认。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这里借用中根千枝的论述：“明治以来知道今天，日本式经营管理一贯站在‘企业即入’的立场。经营者与职员以工作为媒介，缔结一种契约关系。正如经营者经常说的那样，是靠‘主从因缘结合起来的伙伴’。这种关系甚至可以同夫妻关系相匹敌。这种强行的集团一体感形成了自我封闭的环境，产生很强的孤立性。同时它必然酿成固定的家风、社风。它们成为各个小集团的标志，进一步促进了集团化的形成。此外，也形成了家人和外人有差别概念。人们往往把处好与‘家人’的关系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

露斯－本尼迪克特也有一个论述：“日本人喜欢吵架，同时又很温顺。他们既是军国主义的，又是审美的。既是放荡不枭的，又是很讲礼貌的。既顽固，又很顺从。既是忠实的，又是不忠实的。既是勇敢的，又是歇斯底里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翻译介绍到日本的时候，曾经遭到保守派的批判。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不得不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正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往往忽视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次序。只要对他的关系网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他们什么都可以干，并且对罪恶缺乏敏感。

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而且这些老鼠屎格外的引人注目。不过很多历史记载都是掺杂个人感情的，古时候我国对待日本的态度可不好，唐朝时候的看不起，后来因为倭寇的出现，明、清时直接就是厌烦，近代抗日战争的出现，导致更多人开始仇恨日本。

一、全是恶人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点是古时候的日本人真的不行，俗话说的好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连自身的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话，恐怕除了圣人，一般人根本没有那个闲心去管什么道德，而古时候的日本土地是真的贫瘠，即便有所谓的贵族，懂文化知礼仪，那也只是极小一部分人，剩下大多数普通人为了活下去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所以凶一点是真的正常。

二、历史风评极差

而且在古人严厉，日本人那不是凶啊，那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因为和我国打交道最多的日本人，除了日本政府就是那群倭寇，这群倭寇的行为恶劣，多个朝代都在我国的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虽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是真的烦人，而且这些人的主子还不是日本岛的那些人，虽然他们说没关系，但是谁信，我们怎么又能不迁怒，所以历史上的史官对待日本人就没什么好词。后来两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互相都陷入了仇恨的状态。

三、时代进步

后来科技快速的发展，交通不再是难题，两个种族之间也有更深的了解，而且现在已经是文明社会了，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袁术和暴戾，再加上日本人极其看重礼仪，所以咱们才能看到温柔的日本人，时代毕竟是不断在进步，总拿以前的目光看现在的人是不对的。

公元一八六八年四月，时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向属下宣布了他“大权放还，王政复古”的决定，将日本的最高权力重新交还给皇家。统治日本高达三百年的江户幕府就此终结。江户时代被公认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从江户城中的德川幕府发出的一道道谕令辐射到日本各地，实现了全国的稳定发展，高速的增长不仅催生了人口的爆发，也形成了以江户，京都，大阪为中心的城市经济（江户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可以说繁荣之至了。但是在江户幕府中后期，幕藩体制却由内至外爆发了很多矛盾，其后原因盘根复杂。本文将通过分析当时震惊日本举国上下的一件藩主命案——赤穗事件——来深入剖析日本幕府末期体制的内在矛盾。

一．赤穗事件的始末

公元一七零一年的春天。日本天皇拍了几位御使由京都来到江户，虽然大权旁落，但日本皇族一直受到举国的尊敬。这一次代表江户幕府接待天皇使者的是赤穗藩主浅野长矩。浅野长期居住在藩属地，这一次因正好身在江户而被将军临时指派，他对幕府上层的典礼仪式的等知之甚少，为避免礼仪逾矩，他请求朝廷的专司礼仪的大臣吉良上野介来帮助他操办欢迎大典。不料吉良向来看不起浅野这种地方大员，他假意应承，实际上只想浅野出丑。

到了御使到来的那一天，由于吉良的设计，浅野果然闹出笑话，丑态百出。在被御使讥笑不知礼节后他很快反应过来。一时间浅野长矩惭怒交加：身为地方重臣，平日间哪里受过这样的窝囊闷气。他只能连连赔礼，离开时在将军府中的回廊，浅野又遇到设计他的吉良，一霎那久抑的怒火冲上心头。他拔出佩刀就向吉良的头上斩去，吉良前额受了刀伤，满头血迹。旁人很快拉住浅野，消息很快传到府里，震怒的幕府将军便果断对浅野处以切腹并没收封地，命吉良养伤。

愤懑的浅野家臣决心复仇，经过一段时间的谋划以后，于公元1703年正月三十日，即日本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袭击吉良家，将吉良斩首，并奉至故主陵墓前。

事件发生后幕府内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争论，最终决定判处参与行动的46名武士切腹，对吉良家也做出全家流放的处罚。

二．事件背后：为什么说赤穗事件反应出幕藩体制的矛盾？

“幕藩体制”这一概念是近代的日本历史学家对德川幕府社会整体体制的概括性定义，其重要的特殊性矛盾包括藩主分权与将军集权、天皇地位至尊与将军实力至强、幕府大名制与武士主从制、儒家礼仪与幕府法令等。这些矛盾在赤穗事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1）藩主分权与将军集权的矛盾

德川家康在关原会战后在伏见城禁止了藩属法度，在法令中明文规定“万事如江户之法度，于各国处处可遵行之”，实际上把各地的权力都收归中央。将军通过法律增强中央的影响力而抑制地方藩主这一宗旨能通过赤穗事件很好地体现出来。当时日本幕府使用的《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即法史学家常提及的“两成败法”）规定，除非一方明显“理不尽”（不合理）否则在处理旧仇宿敌或者临时起意的动武行为，冲突双方均应处罚。

赤穗事件中吉良和浅野发生争执之后，德川幕府认为浅野在殿中率先拔刀的行为先行触发了法律，而并未还手的吉良不应负任何责任，因此浅野在此案中应负全责当处死刑。纵然如此，幕府不顾部分学者的民间舆情对吉良义央的不良评价，不曾深究其内在原因就草草判处浅野死罪。这就难免会有德川幕府使用法律武器来滥用权力，实现封建集权模式的专制统治嫌疑。

其本质，赤穗事件的处罚也是希冀维系自身权力的藩属与寻求巩固中央政权的江户幕府之间的斗争。这一事件中，幕府最终力排众议，严厉地处罚了浅野及其家臣，虽然幕府达到了其目的，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一结果最终会引起其他藩属对江户幕府的不信任。幕府后期，萨摩藩与将军的斗争也成为这一事件的绝佳佐证。

（2）幕府大名制与武士主从制之间的矛盾

我们从“家”这一概念开始分析这一矛盾。日本近世的“家”并不是指社会的家庭单位，而是特指有独自的“家业”，“家名”的一种组织。“家”虽然源于血缘家族制，但实质上是传统的主从制。其主从关系就是以土地为纽带，以战场为平台在武士阶层自然形成的上下关系。在和平的幕府时代武士被收回了土地，其唯一收入是从主君那里领取的禄米，经济来源的改变也引起了从属关系的嬗变，武士从挥剑的武士变成了主公手下的涉及各类事务的官吏。并从战国时期在兵戎战场上的“奉公”于“御恩”的两向关系变成“君可以不忠，但臣不可不臣”的单向效忠关系。

幕府大名制与武士主从制度的矛盾实际上的体现为“公与私”的矛盾。“公与私”是相对概念，其中“公”仅指代特定的本藩，而“私”指在在自己利益集团内部的藩与家臣。在赤穗案件中，赤穗藩和幕府的关系就值得人玩味。吉良官授典仪，掌御用传奏，礼仪司名等职，是幕府将军直属的高级官吏，可以说是德川本家的家臣。而浅野虽然坐拥城池，但始终只是一个地方大名。自居于“公仪”（日本的合法统治者）的幕府，不可能允许它藩的势力凌驾于社会整体之上，于是判处浅野当死也合乎情理。但对于浅野家的众多家臣来，主君浅野长矩是他们效忠的对象，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公”的体现，为藩主报仇合乎公义人心。而幕府最后的严厉处理，一方面表明在家制度遭到改弦易辙的情景下，传统武士只能以“死”为代价尽忠复仇，另一方面传统的幕府所代表的中央集权也在弱化“家”的意义。

这一个矛盾虽然导致藩国之“私”服从于幕府之“公”，“国”先于“家”的趋势不断深化，但是也逐渐改变了日本家族制下“忠主尽命”的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小结

日本江户赤穗藩浪人刺杀幕府高官为主君报仇的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与争论，这些观念上的不同背后实际上反应出了日本江户幕府时期家制度与国家权力的，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幕府最终的处理表现了当时的上层统治者面对这些矛盾的意志，这对后世的日本社会演变动向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张磊: 《从“道德·法制”优先性之争合观中日复仇论———以徐元庆复仇案、赤穗浪士复仇案为比较中心》，《外国问题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王猛: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公私观考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 期

其实现在不听日本的，或者骂日本的原因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骂日本的人通常都可以分成几类人：

1跟日本人有着血海深仇而且有据可查的受害人及其后代，这类人是最值得同情的，也是那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如果我知道日本军队当年杀了我的亲人，只要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会有一种要跟日本人拼命的冲动。

2有浓厚民族主意思想的热血愤青，这个也很正常，毕竟我们是唱着有浓厚抗战色彩的国歌长大的，每个时代都需要热血青年，有了这分热血国家是绝对不会没希望的。

3一些以反日为幌子高举民族大义想捞取某些利益或达到什么目的的人，为了吸引眼球是骂得最极端，最凶狠，最难听的一班人，通常都会骂一些打仗，灭国之类的话，也是最可恶的一班人。

4还有一种人骂日本人纯粹因为一种自卑心理，看着别人发财，又不图进取，从羡慕到嫉妒最后发展到自卑的人，是第二可怜的人。

5最后一种人是那些羊群心理的人，这些人通常都是说事情不经大脑而且人云亦云的人，也是最无厘头的人。

其实我个是不提倡骂日本人的，我所指的“骂”是谩骂，你只要随便打开一条有关日本新闻的网页，看一看评论就会找得到，有的真的骂的很难听，连fk you手势都出来了，如果心中确实有气，大可以自己写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来向全世界骂日本人。

虽然日本在政治上是侏儒，但中国要和日本比拼，中国明显就处于劣势，除了二次大战我们的祖父辈打败了日本可以耀武炫威外，在科技，工业，国民素质等都胜我们一筹的情况下就连文化输出也全面超越了中国，现在不知到有多少代外国小孩是看日本动漫长大的，反观中国，中国现在在很多老外的心中还是迷一般的国度，在不知道历史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老外在街上看见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吵架，我可以讲至少在老外的第一印象中，他是会偏袒日本人的。

就现在而言，日本人办的工厂效率比我们大陆的要好，品质要高，管理系统优越，我们只能加工最底层的产业，也受了很多气，利润却被日本人拿了大部分。但是我心中却没有想过要生气，想过要骂人，技不如人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骂人一顿，或者打人一顿可以根本解决这问题的话我绝不会留情。

所以说现今中国人所需要的不是仇视，排挤和谩骂，而是闭上嘴巴咬紧牙关扛住！顶起来！

张开嘴巴骂人的中国人不可怕，日本人最怕的是闭上嘴巴干实事的中国人。

说起来，现代日本还真有一次攻击天皇的事件，发生在1969年的元旦一般参贺。

在皇居长和殿外广场，有一位旧军人奥崎谦三，拿了把弹弓向裕仁天皇射击小钢珠（就是柏青哥那种小钢珠），虽然几枚钢珠都没打中裕仁，但哥们还是被当场逮捕。正因如此，日后皇居长和殿平台加装了防弹玻璃。

一般参贺示意，前面的防弹玻璃就是因为奥崎谦三的袭击事件加上去的

奥崎谦三在1941年服役参军，一度驻扎在江西九江，后来配属到独立工兵第36联队，去过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场，1944年在当地被澳军俘虏。战后，他回国开了个汽车修理厂营生，不过这人还是不太消停，1956年跟债主吵架不慎把对方弄死了，以伤害致死罪判了十年。或许是因为这么个经历，他一直觉得就是自己当兵这段经历把自己害了，就自制弹弓攻击裕仁天皇。

有啥处罚？什么大逆罪、不敬罪早就是历史名词了啊。于是，暴行罪，1年半有期徒刑。这大概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对天皇犯下“暴行罪”的人。

哥们出狱以后拿这事儿当成一个卖点，自费出版好几本讲述自己故事的书，不过哪本都不怎么知名。于是乎，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书，特地在1976年在东京几个大地方散布4000多张传单，传单上面是一些男同胞们喜闻乐见的，只不过把天皇与皇族头像剪切下来贴上去，这大概算初代p站换脸了吧。

啊对，散布色情传单，又判了14个月。

故事还没完。大哥从1982年开始想调查一个事情，那就是自己当年所属的独立工兵第36联队中，曾有两个士兵不知何故遭到处决。于是他又有点使命感，寻访相关人士探查真相，还找了导演原一男拍摄全过程。只不过，寻访过程不那么和善，大哥以一种接近审问的状态出现，时不时夹杂一些暴力，最终“认定”当年是中队长杀害士兵。1983年春天，大哥决心杀掉当年的中队长，于是改造一把手枪去了他家，对方开门就立刻开枪——结果打中的是对方的儿子。

万幸，对方的儿子没死，但也留下重伤，随后大哥以杀人未遂判了12年，前后辗转直到1997年，垂垂老矣的大哥才被放出来。2005年，奥崎谦三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