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思想感情对吗？

亲亲您好，时间可以抚平创伤，却不会抹去记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时，无数英烈为了最后的胜利舍家为国、慷慨赴义的悲壮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依旧触动人心，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澎湃的力量。

那是一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苦难史，更是一段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斗争史。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抗争，锻造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这其中最激荡人心的，是那种为了胜利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是那种舍家为国、前仆后继的家国情怀。14年抗战，数以千万计的英雄们以“誓与山河共存亡”的坚定决心、不屈意志，付出巨大牺牲，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人甘愿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是信仰，因为他们“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崇高品格，正是让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视死如归体现如山责任。诗人艾青曾感慨，我们的祖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正因为中华儿女心怀这种“保卫土地”的责任，在国家有难时，才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舍生取义者；在民族危亡时，才有“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大义凛然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无数中华儿女勇赴国难、前仆后继，汇聚起了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新四军六支队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兄弟三人，短短两个月内先后壮烈牺牲，英雄的母亲含泪忍痛说：“我和儿媳要把四个孙子培养成人，让他们长大后精忠报国。”责任以生命相担，报国用鲜血书写，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

视死如归彰显崇高价值。谁不愿亲人团聚，谁不留恋家庭的温馨？但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安危，“人人抱定必死之心”“必与日军拼命到底”。“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这是师长给上级的电文；“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是司令给师长的命令；“不能成功即能成仁，为军人者，为国家战死，可谓死得其所”，这是军长给妻子的遗书……哲人有言，生命的长短以时间计，生命的价值以奉献计。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奉献的一生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一生。那些“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爱国将士们，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毅然决然地为国家、为民族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参与播种，但不参与收获”，又何曾想过什么功名利禄、待遇回报？这种为了抗战胜利奉献一切、献出全部的精神，可歌可泣。

视死如归蕴含无上光荣。革命先驱李大钊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有的死得光荣，有的死得窝囊，而最壮烈、最光荣的莫过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而死。年仅31岁的抗日英雄赵一曼在走上刑场的前夜，怀着深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诀别信：“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员、抗日名将赵尚志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赵尚志的父亲得知儿子死讯后没有落泪，平静地对家人说：“我死后，在我坟前戳个板儿，上面写上‘赵尚志之父’五个字足矣。”为国捐躯，虽死犹荣。正是这些为了胜利牺牲自我、为了国家牺牲小家的英雄们，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有人说，“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要走向强大、复兴，就必然会有人付出牺牲，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也将如此”。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牺牲都在所难免，伟大的事业，既要靠奋斗书写，也要靠热血铸就。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对先烈最好的纪念，就是守护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捍卫他们心中所盼的盛世太平。为此，我们当涵养以身许国、忘我报国的博大情怀，锤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只有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更充盈，我们的军旅人生才会更有意义。

死亡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此给学生进行死亡教育是有必要的。这种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死亡的自然过程，并为他们提供应对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结束的工具和资源。

通过死亡教育，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死亡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原理，以及死亡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这种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失去亲人和朋友的痛苦，同时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应对自己死亡时的情感和精神准备。

此外，死亡教育还可以促进对生命的珍视和尊重，提高对生命的感激之情，并为学生提供思考人生意义和目标的机会。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死亡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应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发展阶段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需要遵守文化和宗教差异，以确保教育的合适性和敏感性。

亲人逝世的打击可以使人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这是因为死亡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它不仅象征着亲人的离去，还代表着一种关系的断裂和失落感。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原因：

1 失落感：失去亲人后，人们会感到极度的失落和孤独，这种情感可以让人感到无助和绝望。如果这种失落感过于强烈或者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导致精神失常。

2 悲伤和痛苦：失去亲人后，人们会感到悲伤和痛苦，这种情感可能会让人陷入深深的思考和痛苦中，无法自拔。如果这种悲伤和痛苦过于强烈或者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导致精神失常。

3 自责和内疚：在失去亲人后，一些人可能会感到自责和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足够的责任或者没有做好足够的事情来挽救亲人的生命。这种情感可能导致人们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中，无法自拔。

4 焦虑和抑郁：失去亲人后，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极度的焦虑和抑郁，这种情感可能导致人们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中，无法自拔。

总之，失去亲人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它可能会让人感到失落、悲伤、自责、焦虑和抑郁等情感。如果这些情感过于强烈或者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导致精神失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得到专业的帮助和支持，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希望对你有用：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

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

什么是“浪漫主义”？英国大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

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并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

…的一种气质。”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德国浪漫主义首领约翰·沃

尔夫冈·歌德称，与“健康的”古典主义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法国浪

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强调：浪漫主义是“感情，而非理智”。对于这种“病态

的”、“非理性的”特点，罗素精辟地指出：“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

利的标准。”

自古以来，对人体的自然美，多数美学家都强调，只有能够体现青春、健康

、活力的特点的，才是美的。人类的祖先，因为出于自卫，进化成为群居的动物

，但其本能仍残存着孤独感，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19世纪时代动荡不安的生活

，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压制，使得浪漫

主义有关病态美的意识，在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深处滋生或找到共鸣，把与自己心

灵深层中的孤独、厌倦、忧郁情绪相联系的事物看成为是美的。法国诗人夏尔·

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以“社会上最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面容”为具体对象来谈美的定义时，最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了这种病态

心理。他说，“美”就是“能够同时满足感官并引起愁思的迷蒙梦境的；它暗示

着忧郁，疲倦，甚至餍腻之感；或者暗示着相反的感觉——一种热忱，一种生活

的愿望，同失意或绝望所产生的沉闷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什么人的面容才会

使人感受到愁思、忧郁、疲倦、餍腻、沉闷、怨恨、失意、绝望呢？唯有有病的

或者病态的人。但并不是患任何疾病都会使浪漫主义者产生美感。

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肺结核病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全身乏力，易

感倦怠，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在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

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一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绝大部分患者最终都

难免一死，唯一的希望或者不如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在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的

环境中，有充分的营养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安闲的休息和良好的护理下，

使病人的机体本身渐渐产生和增强抵抗力。所以肺结核虽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疾病

，同时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

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形成的病态美，当然都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这

种病态的审美标准，在《茶花女》的创作、改编和接收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全

面的体现。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

为剧作家、特别是“问题剧”的创立人之一进入文学史的。但他初次成功的，而

且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这部名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小

说。

小仲马是法国大众喜爱的多产作家亚历山大·仲马（父，即大仲马）与后来

被他遗弃的花边女工卡特琳娜的私生子。1844年9月9日晚，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

与和他交际场上的挚友欧仁·德雅泽前往巴黎蒙马特大街的“游艺剧场”，目的

不是观剧，而是猎艳，尤其这家剧院是玛丽·杜普莱西常去的场所。在此以前，

小仲马虽然也见到过玛丽·杜普莱西一、二次，但都只是匆匆的一瞥。

阿尔丰西娜·杜普莱西，应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1824

－1847)，原是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酒精桶修理匠的小女儿，母亲去世后，被

托付给一位农妇照管，几经转折，最后被带到法国的首都。在巴黎，她先是在衣

铺帽店作一名另时工，混迹于轻佻的女工中间，最后沦为一名妓女。

这时的阿尔丰西娜，出落得非常漂亮，有极罕见的美貌。她体形修长、纤小

而苗条、轻盈，皮肤白里透红，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像是用晶莹的珐琅质镶成，只

是更显得水灵；嘴唇红得像樱桃，牙齿雪白、整齐而有光洁，整个身形使人想起

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她的柳条似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

无邪的表情，还有那拜伦式的苍白，披散在白嫩双肩上的浓密的长卷发，裸露在

白色连衣裙上方的危耸的胸脯，以及金手镯、宝石项链等装饰，更使她姿容艳丽

、优美动人，被公认是巴黎最迷人的女子。因此得以结识不少上层人士，除一些

富商巨贾外，还有三十年后出任外交大臣的安托万·阿盖尔·阿尔弗莱德·格拉

蒙公爵和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封·斯塔盖尔贝格老伯爵，以及年轻的爱德华

·德·贝雷戈伯爵等亲王、子爵、男爵，也有像欧仁·苏、阿尔弗莱·德·缪塞

、法朗茨·李斯特等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而且在与名人的接触中，她

不但摆脱了贫困，变换了姓氏，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给

自己添上“Du”这么个贵族的头衔；还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显出知识广博、

有艺术修养，戈蒂耶赞美说“她仪态万方，像一位公爵夫人。”

这天，小仲马穿一身墨绿色的开丝米宽领衫，系一条白色领带，裤脚上露出

丝袜，还别了几件饰物，带一根手杖，非常富有风度。

灯光熄灭后，小仲马见到玛丽像一个幻影似地出现在剧场她固定的包厢，离

她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演出结束后，他和好友带上她最爱吃的冰糖葡萄干去包厢

看望过她一次；十天后，他们又设法得到她亲密女友普鲁丹丝·德沃瓦的帮助，

去她所住的玛德琳娜大街十一号登门拜访她。尽管她的父亲兼管家告诫说，她应

该去招引那些能带给她钻石、包厢、马车的富人和权贵，而不是面前的这个穷困

潦倒之辈；玛丽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需要的是一位迷恋于她、依顺于她的年轻

情人。从此，他们夜夜相会，双方都深深感受到爱的欢乐。一次，小仲马去时，

见玛丽躺在床上，手里提了一条白手绢；他想亲吻她，也被她挡开了。小仲马意

识到，她又病了。这没有令他吃惊，因为他原就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她此刻挡开

他，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正是出于对他的爱。他劝她休息，应该去疗养。玛丽声

言，这在她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处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她完全了解那些在

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她的艳姿。小仲马跟她说，他绝不像这

些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她有病，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浪漫主义

作家甚至表示，如果她真的把病传给了他，倒是他的幸运。

小仲马的确是真心爱着玛丽，与她一起跑马、赴宴、逛舞厅、进剧院，不惜

化费巨资，以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还陪她去她老家、空气清新的乡间养病。但他

不能容忍她一次次地背着他爱着其他的男人。于是，小仲马最后在1845年8月30

日的深夜给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亲爱的玛丽：

“我既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而配得上去爱你，也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贫

穷而值得你去爱。那么，就让我们相互忘却吧！对你来说，忘掉的是一个无关紧

要的名字，对我来说，忘掉的是一种无法重现的幸福。

“没有必要向你陈述我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你完全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别了，玛丽！你感情丰富，不会不了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聪明过人，

不会不原谅我写了这一封信。

“永远怀念你的亚·仲·”

小仲马显然没有收到杜普莱西的回信。三个月后，他与父亲一起去北非阿尔

及尔、突尼斯等地旅游。在此期间，玛丽病情恶化，并在1847年的2月3日病逝；

又因封·斯塔盖贝格破产自杀，她的家具等一切物品也都被拍卖。等到小仲马于

次年的2月10日回到巴黎时，玛丽已经被安葬在蒙马特公墓。

本来，小仲马曾为自己对待玛丽过于苛刻感到过内疚。他深深觉得，“我不

能感到对她是清白无辜的”。如今，她的死讯就更使他悲伤和悔恨。他匆匆赶到

玛丽旧日与他欢聚的地方，见人们正在清点她的遗物拍卖，吸引了不少人，连英

国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来了。小仲马一眼就注意到摆在壁炉上当年他送她的

那本《曼侬·莱斯戈》，不觉停下了脚步。他如何才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了、始

终无法当面向她诉说的女子，表达自己的心呢？

当作家与他所爱的女人永别的时候，爱情便在他的心里获得新的生命；不论

是所爱的女子不再爱他，还是因某种原因死去，都会比成功的爱情带给作家更为

强烈的感受，并赋于他更加丰富、更为充溢的灵感。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小仲马也这样，爱的永别使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

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

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

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十分欣赏和赞美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

奥菲勒·戈蒂耶”的姓作女主人翁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

作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

来命名她，把她看成是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同时保留她

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

不是一般人心中的下贱的妓女。

玛格丽特尽管是一个妓女，却是一位深情的女性，她不嫌弃阿尔芒私生子的

地位和贫穷的境遇，非常珍惜他对她的真诚之情；阿尔芒也不鄙视玛格丽特的妓

女身份，对他说来，重要的是两人的情感；是真挚的感情维系着两人的爱。浪漫

主义者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中所遵从的爱情准则就是：一、对方的外

形是“美”的能引发自己的激情；二、对方对自己具有真爱的激情，不管以往怎

样，只要今后会真心爱自己，不考虑对方的出身、地位、门楣、财产或对自己的

前程是否有利。

在作品中，小仲马还在注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描绘她的外貌时

，除了写出她一般的女性美，她的异常艳丽的外貌和“难以描绘的风韵”外，还

注重了对女主人公肺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的描写，他写到她因疾病的消耗而

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时有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这是病态的红

晕；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使她那“细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

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都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这就不难理解，

在《茶花女》的创作中，这位作家宣泄了自己郁积于心的情绪，重温了一次比现

实更为浓厚的爱情，且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使小仲马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感到……似乎体验到了……画家通过描绘人物表现自己的快乐。”后来，他又

亲自将小说改编为话剧。

浪漫主义是时代的浪潮，不但将作家、艺术家卷进这巨浪之中，还造成一种

气氛，浸润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当小说《茶花女》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

年后，即一八四八年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恰好这时，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

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也正在巴黎。茶花女的朴素、热

情、动人的题材使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内心发出呼唤；只是又觉得它似乎并不适宜

于直接搬上歌剧舞台。三年后，1851至1852年冬季，他在巴黎看《茶花女》戏剧

的演出时，不但它的故事更加使他深受感动，还确信它是他所希求改编的题材了

。

威尔第的传记作者彼得·绍斯维尔－桑德说得对：话剧《茶花女》的女主人

公“薇奥列塔这个角色必然让威尔第想起前妻玛格丽特的红颜薄命，以及同居伴

侣朱塞比娜遇人不淑的过去。”

玛格丽特·巴雷齐（Margherita Barezzi,1814－1840）是威尔第的保护人

、爱好艺术并精通几种乐器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齐的大女儿，与威尔第结婚后

，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十四个月里，三个人全都相继病逝。感受到的悲痛，

使作曲家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绝笔不写喜歌剧。五年后，1847年，他开始与歌唱家

、退休后在巴黎任歌唱教师的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

同居，两人深深相爱。

类似的情感经历，让威尔第决意要使《茶花女》走上歌剧舞台。他在给友人

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在威尼斯演出《茶花女》。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由于服

装、时代，还由于很多别的愚蠢的细节，别的人也许不会着手搞它……而我非常

乐意搞这个。”于是，等剧本一出版，威尔第就立即把它寄给了他的朋友、以前

曾与他一起改编维克多·雨果的《爱尔纳尼》的弗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维（

Francesco Maria Piave），请他为他改写剧本。

威尔第像以往那样，首先勾勒出歌剧主要情节的轮廓，然后集中精力去刻画

更能表达感情的“细节”。虽然据说只花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以《失足者》（

La Traviata）为名的《茶花女》歌剧总谱，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另一位传记

作者说，作曲家“现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暇顾及。别的什么也没有……”威

尔第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集中于

使这个“半上流社会”（Demi-Monde）的女人，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一个

能爱、能痛苦的真正的人。因此，“实际上可以把《茶花女》看作是他对朱塞平

娜·斯特雷波尼的爱情的强烈表现。”只要听整部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是那

么特别的优美；还有第一幕描绘享乐生活的明亮丰富的“花腔”唱段，与病床前

诀别时挽歌般的旋律，构成了感人肺腑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会感到，这都是作曲

家怀有亲身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奇怪的是，当它1853年3月6日在威尔第本国威尼

斯著名的菲尼斯剧场（La Fenice）首次公演时，却完全失败了。威尔第写信告

诉他的一位朋友说：“《茶花女》败得很惨。这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那些歌手？

我想恐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演出前，威尔第就曾提到演出时需要注意的某些事项，剧院经纪人拉西那在

一月十一日的备忘录中强调：“大师威尔第先生希望、要求、拜托我们，务必让

他的歌剧《茶花女》的服装维持当代的式样。”可是主事者怕激怒某些行为不端

的观众，为减轻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把服装改成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

的穿着。这可不是浪漫主义时代，恰恰相反，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和若望·拉辛（1639－1699）等古典主义剧作家的时代。这怎么会适合浪漫主义

时代的观众的口味呢？

更主要的是薇奥列塔的扮演者。

在浪漫主义时代，对“病态美”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时尚。除了《

茶花女》，在其它许多歌剧中，都同样可以看到茶花女型的女主人翁，看到艺术

家这种对肺结核病患者的偏爱。在意大利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又译《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人

翁，二十二岁的咪咪，是生肺结核病的，她脸色苍白，明净的皮肤泛着茶花般柔

嫩的白色，脆弱而病态，终日不断剧烈咳嗽，一天天疲软瘦弱下去，直到垂死时

刻，她这种病态的美“仍对（男主人翁、诗人）鲁道夫具有诱惑力”。此外，法

国作曲家达里乌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的《奥菲欧的不幸》

（Les malheurs d'Orphée）中，女主人翁欧律狄克的神秘的不治之症，也是当

时的医生们对它一筹莫展的肺结核病；还有意大利多产歌剧剧作家盖塔诺·唐尼

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的《宠姬》（La favorite）中的女主

人翁莱奥诺拉，也是肺结核病患者。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生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多产作家普莱沃神父（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著名小说《曼侬·莱

斯科》（Manon Lescaut）中，女主人翁、妓女曼侬本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

女子，但是在小说被改编为歌剧后，不论是普契尼改 编的，或是法国歌剧作

曲家茹尔·马斯内（Jules Massenet,1842－1912）改编的，都赋于曼侬的形象

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病态的美。不难理解，作为浪漫主义时代和社会印记，读者

和观众、听众的时尚，在文学、艺术家笔下被作为审美的特征得到了肯定；反过

来，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病态的女主人翁，如仲马父子的一位传记作者说的，又使

得“肺结核和面容苍白如今获得了一种阴暗而又迷人的力量”，以致影响到整个

时代和社会的风尚。

范妮·萨尔维尼－多那特利（Fanny Salvini-Donatelli,1815－1891）是

意大利的女高音歌唱家。她1839年在威尼斯的阿波罗剧院（Teatro Apollo）登

台首演罗西尼的二幕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

去威尼斯在威尔第手下出演《纳布科》（Nabucco），获得了成功。以后在周游

欧洲后，她于1858年在巴黎和伦敦英国最古老的、也是英王查理二世特许的皇家

剧院特鲁里街剧院（Drury Lane Theatre）演出。法国作曲家兼评论家赫克托·

柏辽兹和其他许多批评家都对她的歌声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奔放、柔顺、有

表情，剧中的角色很相配”。让这位女高音歌唱家来再现薇奥列塔是否适合观众

的浪漫主义审美标准？

不错，这位老演员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演出时，她获得的掌声也比其他演

员多。唯一遗憾的是她长得不漂亮，更主要的是她“正好一百三十公斤”的身体

，实在太魁伟了。

对这个问题，演出之前威尔第也已经注意到了。皮亚维事先就曾向剧院当局

表示：“大师一再强调，《茶花女》女主角的人选必须年轻，身材优美，而且要

唱得带有感情。”皮亚维的脚本也写到了女主人公的“病态美”。歌剧第一幕一

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薇奥列塔刚唱好“朋友们，今夜属于我们，今宵给我们无

限欢乐，快把欢乐的酒杯斟满吧！”就有朋友提醒她：“（饮酒）不妨碍你的健

康？”随后对唱中又一次次提到她“在医院里养病”、“又病啦？”“你又病啦

”等等，以后对此也陆续有所表达。演出前威尔第甚至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如

果不更换这些演员，首演可能会遭惨败。作曲家很明白这一可能性，这使他深感

绝望：“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会让你看到这个结果！”他甚至威胁要解约。

可是无法更换演员，于是结果正如他所料。

音乐理论家欧内斯特·纽曼在《大歌剧》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演出实况： “

观众对前半部分的反应还好，但到第二幕中间瓦列西唱到‘在那普罗旺斯地方…

…’时，全场为之哗然。第三幕更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观众面对着魁伟肥

胖的萨尔维尼－多那特利，简直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受尽肺结核折磨的薇奥列塔

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显然，失败绝不是作曲家的错。很快，“时间就

证明”，《失足者》即《茶花女》是歌剧史上少有的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一年

后，1854年5月6日在威尼斯的一家规模较小的圣贝内德多剧院（Teatro San Benedetto

）演出时，换了另一个剧团，又换成比较瘦削的演员来扮演薇奥列塔，就获得极

大的成功。随后，从一八五六年起，歌剧先后在伦敦、圣彼得堡、纽约、巴黎上

演，始终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像小说《茶花女》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的畅销书一样，歌剧《茶花女》也已成为世界各著名歌剧演员和歌剧

院的保留剧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