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1王教授解读《正面管教》

    冬日的黄昏，温度已经低至5℃，却挡不住学员们的热情，18：30匆匆赶到晴朗，已经有40多个学员了，家庭教育，包含着多少家长对改变自己家教方法的渴望，包含着多少家长对自我成长的追求。有多痛苦，就有多强烈的改变动机。

    老师首先让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孩子”“正常的孩子”“现实的孩子”三种类型，意在指出，高期待和高欲望，造就了家长与孩子的焦虑。焦虑导致家长情绪失控，导致孩子产生恐惧，无力感和自我怀疑，造成恶性循环，越焦虑，越学不好，家长、孩子情绪越差，情绪越差，越影响学习……由此得出：首先降低期望，因为期望并不等于现实。人的痛苦来自把目标当要求，就造成了冲突。而家长，应该基于实际的基础上完成要求。

孩子有情绪，完不成要求，经典条件反射是唠叨、埋怨，而操作条件反射则是主动出击，去寻求帮助，寻找办法。而后者，在寻求方法时，还要遵守哲学的基本方法：循序渐进和实事求是。而现实中的家长，往往期望过高，心情急切，孩子达不到之后，往往怨天尤人，还有外归因，有的夫妻互相指责，有的指责老人过于娇惯，还有的会责怪老师。求教时，总是希望有灵丹妙药，或是神仙一把抓，立竿见影的效果，殊不知，这种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也非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而晴朗倡导的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应对越来越多的家教难题。提倡自我学习，提倡改变，去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今天王老师领读的《正面管教》，是一种正面的、正强化的积极的教育。

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是“我是谁”“我好不好”，前者会造成迷茫，后者会造成自卑、低自尊、敏感，特别在乎他人评价。那么，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孩子得到肯定，认同，让孩子感受到我是有价值的。

由此我想到网红段子：“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是典型的自我价值被家长剥夺的形象比喻，连最基本的生理（冷热）感受都要替孩子做主，孩子怎么能堂堂立于天地间，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更不要说看着孩子写作业，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都是打着“为你好”的名，行着越俎代庖之实。殊不知，孩子的主体感被剥夺后，犹如木偶被操控，行尸走肉，根本找不到自身的存在感，也没有对世界的掌控感，怎么能锻炼出力量呢？怎么能拥有“自己说了算的人生”呢？因此出现空心病。北大徐凯文教授说大学生中很多，但是我看到我周围也很多：老年人分为“保健派”和“奉献派。”前者每天准时到保健品店报到，追寻的是店员给予他们的“关爱”和空头许诺的“百岁”，后者为子女看孩子做饭，耗尽了生命的能量，寻找被需要感，丝毫没有想过为自己活。中年人有“户外派”“吃喝玩乐派”。去外面走走，放松身心和饭桌上觥筹交错，类似于佛系。大学生，爱读书的也很少很少，大家都忙着刷题，取得高的绩点，以求将来考研保研和拥有一份高薪工作，再后来拥有一套大房子，一个好配偶，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生而为人，我们难道追求的是这些吗？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爱好吗？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难怪北大钱理群教授形容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空心病就是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没有追求，觉得一切都是虚无，无意义。这都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记得有一位教育专家说，我们太焦虑，牺牲了童年和少年的快乐，都是为了青年做准备。人之所以被异化，也是此道理。当人如一颗颗零件在生产线上被加工，成品是千人一面，且面目模糊；当人被当做学习的工具，只是执行着（家长、老师）的命令，忽视了作为人的生命力、活力和灵性的时候，人何以为人呢？当人被异化为物，何谈价值，何谈个性，何谈生命，何谈喜欢与爱呢？其实，这才是人类独有的呀！

我不是批判高考，而是认为目前为止，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竞争手段。我只是认为，应该寻找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平衡点。应试教育的可耻之处，不是成就人，而是筛选人。是通过竞争，淘汰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而职业教育又跟不上，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造成了家长的恐慌与焦虑。所以，大家唯分数论，只用学习好与差来评价孩子。评价手段的单一，也造成了人格畸形。如果家长老师学校在关注分数的同时，记得孩子还有其他的可塑性，还有健全人格的培养，那是多么重要！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社会就多一分安宁，人群就少一些戾气，大环境才会真正的温馨和谐。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不同的种子，而教育工作者就是农人，根据不同的种子去浇水施肥松土除草，没有听说过哪个农人把差的苗扔掉。按照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孩子天生就不相同。每个孩子能发展成他最好的样子，这才是最好的教育。因此，教育是唤醒，是推动，是成就。

接下来，老师又总结了青春期孩子的八大特点，对照自身家庭教育，有以下反思：

1想知道我是谁，这是自我意识觉醒。和父母有深度的沟通，就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似乎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一方面也许是我工作忙碌，对孩子有忽略，另一方面可能孩子发育晚，没有发出这样的疑问。但是由于我的家庭氛围较为民主，因此，孩子的焦虑和需求我们都接纳了。比如孩子上初中以后，总感到作业多，太累了，不想去上学，那么，我就经常给老师请假，在家好好睡两天。分数的起伏，名次的高低，我们很少在意，因为我觉得孩子已经太好了，全然相信他，后来才知道了罗森塔尔效应，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是对孩子积极的权威期待。

2逆反和价值观的对立，我和先生讨论，儿子似乎没有逆反期，因为我们对他是全然信任，尊重他的决定，一般都满足需要，没有否定过他。价值观，不存在道德教唆和绑架，还是基本上能从人性出发，考虑人最本质的需求，因此，这一块也没什么印象。

3身心的巨大变化。这点在初一军训回来的时候我印象深刻。他激动的对我说，妈妈妈妈，我们班好几个男生都表白了！啊，我说，都谁表白了谁？他给我说了好几个男生的名字，表白女生，也说了结果，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因为我一直觉得男女互相爱慕是正常之事，所以他才会这样敞开心扉。我问儿子，那你没有表白？他说我没有。我们同学一直问我，喜欢谁？我说好像某某某长的怪好看。同学就起哄让我表白，我也没去。孩子当时非常激动，他觉得这事太刺激太新鲜了！我说，嗯，这都很正常，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你要是喜欢谁也很正常。但是我没贴早恋（那些男同学和儿子）的标签。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层饱受其苦：我属于天生情感丰富，气质敏感型。上初中时没什么书可看（那时候文化匮乏），迷上了琼瑶，就臆想出一幕幕爱情剧，把自己也代入其中，会对班里高大帅气的男生心生爱恋，上课下课不由得多看几眼，这就给班里同学议论的话柄，遂又传到班主任耳朵里，立马给我贴上标签，又告诉家长要好好管教，家长也感到颜面扫地，那个年代，这都是女儿家疯疯癫癫的象征！我曾深深受此伤害，因此特别注意引导，我不给予道德化评价。因此，儿子班级的“表白风波”在我家很快就平息了。

3同伴关系优于家庭关系。我深有同感。我由于在家里总是得不到肯定，经常回去外面寻找关系，比如和女友形影不离。也记得老师说的，否定孩子的朋友，等于否定孩子。因此，孩子把朋友带回家，我和先森都是热情相待，不是出去搓一顿，就是在家做最好吃的，家里有什么好的都拿出来，也造就了孩子大气的性格，在朋友中威信很高。

5学会运用自己的力量。我总对孩子说，学习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的将来自己做主。因此，在初中三年的学习中，到2300我就睡了，从来没陪过写作业，也从没报过辅导班，反而是孩子自己说物理弱，要去补。我都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初中一开始，孩子要买阿迪耐克，我都嫌奢侈。他爸就说我，啥叫奢侈，你买就不叫奢侈了？孩子要什么他爸爸都满足。（他爸爸可能有要弥补自己早年没有满足的部分，）爸爸在原生家庭有一个宽厚包容的母亲，这方面的滋养也非常好。我的做法，则是沿习了我的原生家庭养育方式：小孩子穿个啥都中，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却没有关注孩子长大了，有自我意识了，关注自身形象了——还是我心中的道不对，没有真正把孩子放在平等地位，尊重孩子。孩子没有出现人前彬彬有礼，在家对抗的现象，可能是由于他的内在自我得到了正常的发展吧。

6保护隐私。自从我发现他睡觉要关门后，我总是忍不住要推开门去看，这是严重的边界不清，侵扰了对方边界。后来经过学习，发现是原生家庭母亲边界不清，经常会越界。觉察后，我特别注意尊重孩子的隐私，再也没有出现过不打招呼推门的情况。但是，却出现了忍不住反复询问一些事情的现象，这也是过度关注的一种表现，是家长越界、焦虑的表现。这一点，还需要继续学习，继续改变。

7父母变得尴尬，有距离。从六年级开始，他就不再参加成人聚会。爸爸很宽松，不是给钱，就是让饭店打包送回去。这点我们没有强迫。但是我回忆当时我是不甘心的，总想让他去，后来发现不奏效，于是放弃了。

8自以为是和无所不能。这是全能感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是由于我太粗心了，或者我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因此，没关心这方面。

今日讨论得到：

1思考方式的学习：和春天老师、蔡老师、甘老师讨论杨老师提出的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细碎的点，虽然有心理学的深度，但是拿到王老师那一分析，马上就抽象出家庭教育出现的几大方面的问题，完全是将问题放在一个系统（网络）中呈现。立体化全方位，而不是扁平化、单一化。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思维方式。无奈心理学理论基础几乎没有，这样做真是勉为其难——修炼之路漫漫！

2写下来很重要。上次老师说，自我觉察后写出来，是第三只眼，悬浮的我，来看事件。尼采说，我们的眼睛离自己太近，所以看不清自己。这次老师说，写下来，是将内在语言变为外在语言，将潜意识意识化。荣格说，潜意识正操控着你的人生，你却称其为命运。心理学的学习，正是探讨自己潜意识的过程。荣格说，当潜意识被呈现，你的命运就被改写了。

而我自身的感受是：写，是将感性层面的思考理性化。写的时候，人是冷静的，最起码是慢慢冷静下来的，就会丝丝缕缕分析，就会有深度，就会形成一定的认知，就会慢慢成长。当初听课后拿起笔，是因为太多的情绪想发泄，太多的同感敲击着我的心灵，如今，越来越多的觉察，化作越来越多的文字，我感到自己的改变：从事后觉察逐渐发展到事中觉察，发展到事前觉察；情绪更加平和，更能理解他人，因为理解，所以看见，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亲密关系达到结婚22年来最好，婆家娘家的人有什么事都愿意来问我，更多的同事愿意咨询生活中的问题……我不仅感受到自己的成长，更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也期望自己能够通过写，看到自己的潜意识，改写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说了算的人生！

3今天讲课开始，写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孩子时，发现自己有移情：理想的孩子：（1）有坚毅乐观的品格。（2）自由。外圆内方，敢于说不，活出自我。（3）善于调控自己的情绪，成为情绪的主人。（4）从学习中获得成就感和真正的快乐。（5）有一个爱好。（6）热爱艺术，兴趣广泛。（7）把热爱和兴趣作为自己的职业。

与其说这是理想中的孩子，不如说是理想中的我的人生，我特别喜欢萧伯纳写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它是一个共和国，里面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

我喜欢有趣，喜欢快乐，喜欢游戏，也希望孩子能拥有这样的“理想国”。

答：这很简单，“儿童读经”四个字就把儿童读经教育的基本意义都展现出来了，所以顾名思义，看到这个名称就了解他的意义。

“儿童读经”者，在最恰当的时期，用最恰当的方法，给他最恰当的教材的教育。即，在最黄金时期，以最自然简洁的方法，教他最高明深刻的教材，使他成为最优秀最完整的人才。就是把握教育的三个要点。

“儿童”就是时机问题，“经”就是教材问题，“读”就是教法问题。所以，在儿童时期，以诵读的方法，教他经典的内容，这叫做儿童读经。

1925年，王忠诚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贫寒家庭，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靠着摆地摊、卖杂货艰辛度日。家里的女孩都未能上学，男孩最多上到初中。但在王忠诚的坚决要求下，他靠着自己半工半读，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目睹过旧社会的腐败，亲历过日本侵占时期的悲惨，他原本的理想是学工科，希望以此强国，但考虑到经济状况，他最终选择了免学费的医学院。

1949年，从北平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24岁的王忠诚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这太好了，终于有薪水了。”老人欢喜地回忆道。大学四年他靠着做家教、送煤球等，勉强撑了过来，冬天里穿的是好心的同学“借”给他的棉袄。两年后，作为业务骨干，他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边，在一片荒林雪野里，他们搭起土坯，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当时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没有主的坟地去挖颅骨以解剖做实验。挖的时候味道很难闻，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净，煮，漂白，再把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教科书没有，只有从前在学校学的解剖书。在图书馆找了一本英文的解剖学就去读，从头读到尾，背得倒是很熟，费的精力很大，但是不一定适用。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王忠诚治学的一生，充分展示了自控性、自主性、独立性、冲动性、探索性、灵活性和耐久性的创新人格特征。有人说王忠诚是一员福将，干什么成什么。实际上，他成功的动力是对人类疾患痛苦的深深体验。当他选择让人望而生畏的神经外科的时候，是因为他目睹了面对脑病战士当时中国医学的无可奈何。日本一位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不幸患上丘脑胶质瘤但拒绝手术而死去。这种刺激也正是王忠诚问津世界难题——丘脑胶质瘤的原因。

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神经外科专著《脑血管造影术》，推动了我国神经外科的发展。70年代，在国内开展了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脑血管吻合术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巨大动脉瘤及多发动脉瘤的手术切除、脑血管畸形的综合治疗等方面，都有新建树。80年代以来，潜心研究脑干肿瘤这个手术禁区的治疗方法，继而对脊髓内肿瘤进行了研究，成功地施行了手术治疗。这两项治疗从病例数量，手术方法及所得结果诸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项。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做脑神经外科手术，双手不能有一点颤动，所以手术时要在椅子上坐稳。”他叮嘱着学生们。一位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大妈，左手颤得非常厉害，连衣服扣子自己都扣不上。记者看到她把一杯水倒到另一个杯子里时，一大半的水都洒在了地上。博士后张建国在王教授的指导下，采用埋藏电极的方法给这位大妈成功地实施了手术。这种手术治疗的最大优点是不会破坏患者的正常脑组织。张建国对记者说：“王教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仅是技术方面的，还有医德方面的，尤其是做人的道理。”现任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吴中学博士也是王教授的学生，王教授经常对他说：“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始终鞭策着吴中学不懈地研究医术，在治疗脑动脉瘤方面他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王忠诚面对学生骄人的成绩，他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下手术台了。”　晚年的王教授虽不再亲自做手术，但科研工作却从来没有停过，并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著书和育人上。从1998年起共出版4部著作，发表论文17篇，在全世界医疗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1年， 出席全国首届脑血管病专题讨论会（苏州）

1985年，他成功切除一例直径9厘米的巨大脑部动脉瘤，至今仍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直径最大的脑部动脉瘤。

1989年，率领中国神经外科代表团参加第九届国际神经外科会议（印度）

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该奖每四年颁发一次，用于鼓励在国际神经外科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医生。

2012年9月30日16时08分，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