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的简介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她不是以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形象，而是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被载入历史史册的。埃莉诺·罗斯福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她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婚姻关系。

　　她作了12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平凡的第一夫人，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独立意识、公开讲话及作家生涯都是其他第一夫人无法相比的（甚至在美国20世纪的妇女中都找不到与她相比的人）。在此期间，埃莉诺从本质上改变了白宫女主人的传统形象，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政治活动的热情参与者、丈夫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和政治合作伙伴，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并为后来的第一夫人们所效仿。

　　自从1905年与富兰克林结为夫妻后，埃莉诺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富兰克林逐渐向政治权力巅峰努力期间，她对政治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对此，她说：“我总是从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切事情，而很少根据我的个人愿望。因此，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妻子的义务就是要与她丈夫的兴趣爱好保持一致，不管丈夫喜欢的是政治、书籍或某一种菜肴。” 因此，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妻子，埃莉诺全力支持丈夫的一切活动。1910年，她支持丈夫竞选成功，当选为纽约州达奇斯县的参议员，丈夫的胜利促使埃莉诺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加深。通过参加更多的政治活动，埃莉诺逐渐学会了正确评价各种各样的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渐渐懂得政治是如何真正起作用的。同时，这些活动丰富了埃莉诺的头脑，使她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促使她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1912年，埃莉诺第一次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使她对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年，富兰克林由于帮助威尔逊竞选成功而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此时，埃莉诺认为自己更应该助丈夫一臂之力，当好他政治上的助手。

　　一、1905年—1918年：初涉政坛时期

　　在表面看来，他们的婚姻是很完美的，一个主外——从事政治；一个主内——协助丈夫，夫唱妇随，可谓珠联璧合。尽管这样，他们的婚姻还是出了问题。1918年，埃莉诺发现丈夫爱上了一个名叫露茜·佩吉·梅瑟的女人，当时她极为震惊，感到心灰意冷。婚姻出现危机主要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富兰克林自信、有魅力和社交能力；而埃莉诺则真诚、正直，讲原则、讲理想。这些品格当初使他们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而如今，这些品格已经蜕变成他们冲突的根源。但他们都不会为对方改变自己，所以经过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露茜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埃莉诺做妻子的自尊心，她突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她说：“此时此刻，我的整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这个事件使得罗斯福夫妇的亲密夫妻关系从此结束，而被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对此，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评价道：“为了社会地位、孩子和未来，他们同意继续他们的婚姻，但是作为事业合作伙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婚姻继续着，但对埃莉诺来说，这是一条崭新的路，这意味着她得到了某种解脱，再也不用一味地迎合富兰克林的需要了，她可以将宝贵的精力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之中，而不是局限于丈夫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内。

　　这是埃莉诺初涉政坛的时期。在婚姻危机之前，虽然她已开始参与政治，但她从来没有从中获得满足，而且那时她无法突破一个年轻妻子的传统角色，无法摆脱习惯势力和丈夫对她的约束。自从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就可以同他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伙伴关系，自由地追求新的成功之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逐渐放弃过去并获得自信的过程，一个逐渐与丈夫建立起平等的政治伙伴关系，同时拥有自己政治事业的过程。

　　二、1919年—1932年：奋勇登攀时期

　　虽然埃莉诺与富兰克林在性格上差别很大，但他们却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政治伙伴。婚姻危机过后，他们依然在为政治事业奔波。1920年，埃莉诺参加了富兰克林竞选副总统的活动。在竞选中，她在许多问题上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敏锐性和缜密的分析能力，她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使舆论界和政界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天有不测风云，富兰克林在1921年患上了脊髓炎，并一度陷入了绝望。对埃莉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知道，惟一能让丈夫振作起来的办法就是让他继续留在政坛，因为他是决不会甘心在有生之年过默默无闻的生活的。而且她认为，政治需要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智慧、口才、应变之术、治国之道，身体则在其次。由于丈夫的疾病，埃莉诺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她与他的关系更密切了，先是作为他的护理人，后来又作为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到各地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作为民主党的一员，埃莉诺参加了民主党州委员会妇女部的工作，于1922年春天发表了她的第一个政治性演讲。1924年，埃莉诺作为民主党妇女部的负责人参加了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活动。她在竞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和管理才能给职业政治家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史密斯想借助她的力量为1928年总统竞选助选。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使埃莉诺在丈夫接受民主党纽约州州长提名时，比她丈夫在民主党内更有影响力。对这一段经历，埃莉诺后来回忆说：“我丈夫的疾病迫使我最终要自力更生，这个病使我对于他的、我的和孩子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 埃莉诺把1921年到1922年间的那个冬季描绘为对她生命的最严重的考验，她经受住了考验，并逐渐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1928年，富兰克林在埃莉诺的帮助下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从富兰克林瘫痪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的7年里，埃莉诺的政治贡献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使她成了纽约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她的务实精神在民主党内及妇女政治组织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纽约时报》对她的影响大肆宣扬，称她是“具有政治头脑和号召力的女人”。

　　作为州长夫人，一方面，埃莉诺拥有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她在政治上支持和帮助丈夫。在富兰克林任纽约州州长的四年中，埃莉诺和富兰克林学会了在政治上互相帮助，而接近于一种两个政治家间的专业合作。1930年，埃莉诺在记者面前公开评论了自己的婚姻，她认为一个妻子要起三种主要作用，即伴侣、母亲和管家人，其中第一种作用最为重要。她说：“今天，我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私人伴侣关系是否融洽。”她强调相互尊敬是一桩美满婚姻的基本要素，同时一个妇女应该发展她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这一点，自露茜事件之后，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之间的政治伙伴关系已成为美国人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到1932年时，埃莉诺已经在她与丈夫的关系方面经历了好几场危机，每一场危机都威胁到她的尊严，但她经受住了这些考验，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促使她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是埃莉诺奋勇登攀的时期。由于富兰克林的婚外情，埃莉诺与他的关系一度紧张。但1921年富兰克林的疾病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为了保住丈夫的政治生命，埃莉诺开始公开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这一系列活动使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得到了政界人士的一致承认和赞赏。在为共同事业进行的奋斗中，他们的夫妻间关系变得日益融洽和谐起来。在四年的州长夫人生涯中，埃莉诺成为富兰克林的“耳目”，向他汇报各地的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使埃莉诺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为她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1933年—1945年：人生巅峰时期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埃莉诺由此成为美国第一夫人。总统夫人的权利给她展示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她要利用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从事她所信奉的事业，迎接时代的挑战。她说：“人们感到在毫无目的地前进，我们都置身于洪流之中，谁也不知道将在何处上岸。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以乐观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承担和大家分担可能出现的不测，勇敢地去迎接未来。”1933年—1945年是美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埃莉诺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代替总统履行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职能，在战胜经济危机和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埃莉诺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分两个阶段，即“新政”时期（1933—1941年）和美国参加二战时期（1941—1945年）。

　　（一）“新政”时期。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失业人数剧增，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克服危机，富兰克林上任伊始就宣布实行“新政”。埃莉诺也在寻找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目标，希望作为第一夫人为美国人民战胜危机贡献力量。从州长官邸搬进白宫，埃莉诺逐渐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她说：“在结婚初期，我的生活模式大部分是我婆婆的模式。后来是由孩子们和富兰克林制成的模式。当最后一个孩子进入寄宿学校以后，我开始想做一些我想做的事，用我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去实现我的目标。” 她的目标是什么？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支持丈夫当好总统。此外，她也有个人的侧重面，即妇女平等权利、黑人民权、青年问题，在这些方面她走在丈夫的前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埃莉诺是她那个时代美国妇女的象征。作为第一夫人，她一直在为美国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在成为第一夫人的第二天，她就先于丈夫召开了自己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只允许女记者参加。由此，她也成了第一个利用媒体的总统夫人。埃莉诺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她那个时代的美国证明，妇女不仅仅只关心家庭问题，她们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在“新政”期间，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如青年人失业问题、帮助千百万贫困家庭、缓和种族矛盾等，她的意见和提供的信息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期间，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的政治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他们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探讨国家局势，交换对于立法和行政问题的意见，谈论政治和道德价值等，这既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同时也成了他们夫妻恩爱的源泉。由于埃莉诺出外旅行比丈夫方便，因此她经常代替他出行，向他提供有关世界各地情况的私人报告。埃莉诺仅在1933年就外出旅行4万英里，第二年是6．8万公里，人们称她是“飞行的第一夫人”。埃莉诺为30年代的“新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富兰克林是“新政”的“头脑”的话，那么埃莉诺则是“新政”的“心脏”，他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对此，迈拉·G·古廷写道：“埃莉诺·罗斯福对总统决策的影响比她前面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她属于她丈夫的政府，并经常作为他的良心在发挥作用，特别是涉及‘新政’的时候。”到1940年时，埃莉诺已当了八年的第一夫人。在这八年中，她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社会事业尽职尽责地操劳，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助手和合作伙伴。她知道她的工作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尊重，而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尊重。

　　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中，埃莉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卷入政治中。由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富兰克林史无前例地参加了第三届总统竞选。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富兰克林很容易获得了提名，但是许多代表反对他挑选的竞选伙伴亨利·华莱士。由于种种原因，富兰克林未能亲自去会场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埃莉诺就被请去代表他讲话，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埃莉诺督促代表们将所有的个人利益融化于国家利益之中，她在会上说：“你们不能把这次提名看做平常时期的平常提名。今天，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局势。”“未来的四年对总统来说将是困难的，因此他需要一个他所信赖的，能协助他工作的人。这个人就是华莱士。” 她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局势，最后华莱士获得了提名。埃莉诺在富兰克林的第三次竞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埃莉诺的帮助，富兰克林能否打破美国175年的历史传统还得另当别论。

　　（二）二战时期。在二战期间，作为一个母亲和第一夫人，埃莉诺一方面把四个儿子全部送到海外作战，另一方面鼎立协助总统，带领全国各阶层人民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期间，埃莉诺继续坚持“新政”，认为美国不能因为战争而放弃“新政”，因为“新政”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针对经济萧条的战争。她依旧在为妇女的利益四处奔波，提倡妇女走出家门，走进工厂，支援战争，号召妇女参政，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此，埃莉诺督促建立特别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减轻在职母亲们的负担，同时，要求公司坚决执行战争劳工委员会及“同工同酬”的新政策。

　　在捍卫并支持妇女进入工厂劳动的运动中埃莉诺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在战争期间，埃莉诺担任了公民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官方职务，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夫人第一次担任官方职务。埃莉诺认为公民权益保护不仅意味着要管理防护掩体和医院，还要照料私人房屋、幼儿园和休假设施以及强化社会道德。但她的这种观点遭到保守人士的批评，迫于各方的压力她提出了辞职。对此，她说：“我认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在政府中工作是很不明智的。”在这之后，埃莉诺参加了推动美国向欧洲难民儿童开放门户的运动，同时又致力于接收逃往美国的难民，尤其是犹太难民。1941年，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西海岸掀起了反美籍日侨的浪潮。为了遏制这种浪潮，埃莉诺劝告人们不要对无辜的市民进行无端的怀疑，而应该保护公民自由。埃莉诺还一直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种族歧视。

　　在战争期间，为民主与和平而战的美国黑人士兵，在军队中却因为种族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埃莉诺认为民权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权力是美国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没有美国黑人的民主，那美国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所以她不断地对美国陆海军的官员们施加压力，促使在军队中废除种族歧视。在战争期间，陆海军的种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结束时，只需迈出重要的一步，就可以确保黑人士兵的真正平等。这重要的一步终于在1948年实现了，杜鲁门总统颁布了9981号行政命令，结束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对此，埃莉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战争期间，埃莉诺在外交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富兰克林虽然身为三军统帅，但由于身体的残疾，不能经常外出，所以，埃莉诺常常代替他行使这一职能，曾多次出访。例如，1942年，她访问了英国，看望在那里作战的美国盟军。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记者查莫斯·罗伯兹撰文说：“与其他曾经访问英国的美国人相比，罗斯福夫人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真正的理解精神。”1943年，埃莉诺看望了在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士兵，并且访问了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她的个性在这次旅行中得到了最为感人的反映。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她的魅力征服了记者、士兵、议员、主妇、农民和工厂的工人们，她对美好世界的描绘唤起了人们的憧憬。1944年，她又视察了位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美国基地。埃莉诺的出访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她也赢得了官兵们的尊重和爱戴。《阿克兰明星报》称她是：“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献身。全世界没有比她更知名的女性，包括所有的最富魅力的**女明星。”这是埃莉诺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总统夫人这一职位为她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她也充分行使了这一职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埃莉诺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在所有的第一夫人中，她是第一个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每日为报刊专栏写文章、出版了数部专著、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主持在白宫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向各社会改革组织全国大会演讲、在民主党的总统会议上作中心发言、在国外代表她的国家穿越战场的第一夫人。总之，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因素，埃莉诺深深地卷入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再加上自身的政治才能，她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期。

　　四、1945年—1962年：再创辉煌时期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去世了，埃莉诺结束了第一夫人的生涯。失去丈夫的埃莉诺感到孤独无助，尽管他们表面上不像其他夫妻那样恩爱，但他的生命是她在过去40年中的主要力量源泉，是她精神上的支柱。他们组成了奇特的一对，她是鼓动家，他是政治家，他们被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互相汲取力量。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对此评价道：“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深沉而又不可动摇的感情和柔情蜜意。”埃莉诺经受住了失去丈夫的打击，此时她已原谅了他，她说：“所有的人都有缺点，所有的人都有需要、爱好和难处。多年来生活在一起的男女们开始了解到对方的缺点，但是他们也开始知道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身上和他们自己身上哪些是值得尊敬和敬佩的。”

　　离开白宫并不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结束，埃莉诺要继续为富兰克林和自己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她说：“人类灵魂的搏击极富意义，其目的是在精神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所有世界上那些共同苦干的人们的利益奉献无私的爱。”1945年的春天对埃莉诺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开始更加广泛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回复她丈夫去世后各地寄来的信件。在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她依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埃莉诺比丈夫多活了17年，在这期间，她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创政治辉煌。她发表了许多文章，关注年轻人和亟待解决的少数民族问题。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去印度、日本、摩洛哥等许多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是有色人种国际联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反对歧视黑人，支持有色人种。她还帮助成立了有自由民主人士参加的“美国民主行动”组织。1952年和1956年，她积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1957年，她去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在雅尔塔赫鲁晓夫的别墅里，他们探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1960年9月，她去华沙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大会。在大会期间，她访问了克拉科夫，在赛伊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波兰国际事务大学参加了讨论，并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亚当·拉帕奇。1961年肯尼迪总统又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她还被任命为和平团体的负责人和妇女权利委员会主席。

　　这是埃莉诺在政治上再创辉煌的时期。她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家，这使她白宫后的生涯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她在任第一夫人时的重要贡献使很多的政界人士都想借助她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活动，肯尼迪就曾借助埃莉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进行总统竞选，并在他当选后任命她担任政府官员。埃莉诺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成员，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历史文件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评。在埃莉诺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的身体饱受痛苦的折磨，但她的工作热情几乎没有消减，她一面与白血病做斗争，一面为种族平等、世界和平与妇女权益大声疾呼。

　　埃莉诺一直为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于1962年11月7日因白血病逝世，时年78岁。对埃莉诺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她是世界妇女新角色的象征。”作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写道：“她面对黑暗总是点起明灯，而不是加以诅咒，她的热情温暖了全世界。”埃莉诺虽然逝世了，但她作为20世纪全美甚至全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将永远被世人所敬仰和怀念。 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一生都在追求独立和美好的理想，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20世纪全美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埃莉诺之所以走上政治道路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她的婚姻状况密切相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联姻，预示着埃莉诺的一生都与政治连接在了一起。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她渐渐地参与到丈夫的政治活动中。但1918年的露茜事件导致了他们亲密夫妻关系的结束，但却促使埃莉诺真正走上了从政之路。1921年，富兰克林身体的残疾虽然给整个家庭带来了阴影，但却弥补了他们感情上的隔阂。同时，富兰克林的瘫痪为埃莉诺从政提供了机会，她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受到政界人士的认可，以至于她的名声一度比富兰克林还要大。1928年，埃莉诺帮助丈夫成功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对此，莫利·杜逊说：“罗斯福夫人在富兰克林的当选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富兰克林在经济大危机前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为埃莉诺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是埃莉诺政治辉煌的时期，她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以及总统的合作伙伴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在富兰克林去世后，埃莉诺依然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而活跃于政坛，并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夫人”。尽管埃莉诺与富兰克林的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都热衷政治，政治维持了他们整整40年的感情。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共同进入了世界名人的殿堂。美国史学家罗伊斯·沙夫对此评价道：“她确实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他对她也有帮助。他为她提供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展示了她举世无双的才华和人格品质，赢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很少有总统而且没有其他的第一夫人曾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得像他们这样淋漓尽致。在鲜为人知的一些方面正如她是他的动力一样，他也是她的动力。”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一起走过了40个春秋，他们的婚姻也是几经波折。富兰克林早年的背弃，使埃莉诺放弃了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但她却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富兰克林，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政治上帮助他。这种爱对视政治为生命的富兰克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更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如果没有这种婚姻，埃莉诺也许就不会走上从政之路，更不会成为全美著名的女性之一。

有些夫妻，貌似相濡以沫很多年（超过三年是不是就可以算是很多年啦？），随着婚姻生活的不断延续，吵架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是冷战。

冷战和吵架一样，是一个技术活儿。吵架讲究的是口齿伶俐，舌灿莲花。不骂脏字，不重复一句话，甚至不动怒，只听一句句硬话梆梆梆扔出来，可谓是高手。冷战的境界就得更高一筹，吵架嘛，再怎么绕也能让动方明白我为什么生气或者你怎么惹到我了。冷战不同，如果开口就不叫冷战了。往往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就惹怒了对方还不自知，对方脾气一上来，得，气氛马上变僵。问题就出在不自知上，这个人一想，我什么地方没对啊，如果想想还能明白那么冷战的时间就不会太长，必竟多年的夫妻嘛，耍个花枪也就一笑了之了。如果这个人想来想去还是不明白，出于夫妻的责任感，摸索着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比如推推对方啊，或者开个玩笑，这时对方僵着没反应。OK，冷战开始了。

所以，冷战的输赢往往和性格以其忍耐力为基础。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话篓子，不说话就不说话，又不憋得慌；如若那人是悟空似的人物，才是百爪挠心，早晚都是一刀，你干脆快点给个了断吧！

有些人讨厌冷战，反正事情都要解决，何必臭够了脸，整得一屋子人惶惶后再施施然发话，又不是真是缺你不可，麻将三缺一还可以打三家咧！有些人喜欢冷战，先不管我到底有理没理，反正气势先拿足了再说。顶烦的就是不管吵架也好冷战也好，甩脸子就拉门走人的这种。如果走之前说一句，大家都比较激动，冷静一下先。那还说得过去。

1920年8月18日，美国宪法第19号修正案正式生效，赋予了妇女选举权，美国第一夫人的作用因此变得日益重要。随着大众传媒业，尤其是电视的发展，第一夫人更是像明星一样受人瞩目。从此之后，无论是否得到人们的喜爱，第一夫人们都构成了美国政治体系和选举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公众人物，第一夫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她们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也许正

如她们中的一位曾经说的那样：在鱼缸中生活4年或者8年。

的确，她们是一群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女人，她们嫁给了美国最有权势的男人。伴随着权力与荣誉，她们不仅是白宫的女主人，也是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她们不仅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时尚的领导者。

本文选取了从二战前后到现在的几位美国第一夫人进行描述，因为她们不仅有着鲜明的个性和魅力，同时，她们与自己的总统丈夫一起，经历并书写着美国的历史。

埃莉诺·罗斯福对丈夫的不忠容忍了29年

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妻子，是位一共当了4个“任期”的第一夫人。正是埃莉诺赋予了“第一夫人”这个词汇真正光彩照人的含义，使得第一夫人成了美国政治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埃莉诺还保持了一个记录：对丈夫的不忠容忍了29年！

埃莉诺长得并不漂亮，高高的颧骨、敦厚的鼻翼、突出的牙床加上180厘米的身高，使她在历来以美貌著称的美国第一夫人中显得有些特殊。毋庸置疑，她的一部分吸引力在于她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但埃莉诺最特殊的地方是她的个性魅力，她以女性少有的独立、冷静、宽容、豁达的心态辅佐了政绩显耀的罗斯福总统。

幼年时的埃莉诺内向、少语、腼腆而又十分忧郁，不愿与人沟通。15岁时，埃莉诺被祖母送到了位于英国伦敦附近的“阿伦斯伍德”女子高中就读。不久后，在祖母家的一次家庭聚会上，她见到了她的未来丈夫，也是她的远房表哥罗斯福。1905年3月17日，在叔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见证下，灰姑娘实现了她的梦想，嫁给了她英俊潇洒、博学多才的王子，同时也走上了美国第32任总统夫人之路。当年，埃莉诺20岁，罗斯福23岁。

在两人结婚13年后，埃莉诺发现了她的丈夫、当时的海军副部长与他的女秘书露西·默瑟的暧昧关系，两人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就此结束了。埃莉诺提出离婚，但罗斯福不同意，因为在那时，离婚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

他们的一个儿子埃利奥特1973年披露，尽管默瑟的事没有造成罗斯福与埃莉诺离婚，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从此再也不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了，但达成了今后互相尊重的协议，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组合，但再也不是身体意义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了。”

打消了离婚念头的埃莉诺选择了隐忍退让，直至丈夫拉着情人的手去世，埃莉诺也没有在外人面前流露出怨言。

杰奎琳·肯尼迪光彩照人的悲情一生

杰奎琳的风格是如此鲜明、充满智慧、富有创造性。从她入住白宫成为肯尼迪夫人，到嫁给希腊船王亚力士多德·欧纳西斯，杰奎琳在每一个年代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美国人眼中永远的第一夫人。

带着些许的哀怨神秘与古典高雅，杰奎琳出现在了美国人民面前，富裕的家庭塑造了她高贵的内涵，风姿绰约、时尚前卫的她不久便成了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妇女效仿的对象。

自从杰奎琳·肯尼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个女子不平凡的一生，富裕的家庭塑造了她高贵的内涵。父亲的指引，使她打少女时代起就知道如何做能够吸引住男性，尤其是成功男性的目光。虽然童年时父母的离异使她一度自闭，被同学谑称为“难以接近的怪人”，但是继父带来的巨额财产又使她比以前更加奢侈、更加叛逆。

她喜欢挑战性的事物，因此她最爱骑马，同时她也喜欢约会，尤其是同时与不同类型的男生约会，因为她把这看成是挑战与锻炼自己社交能力的一种机会。终于，她结识了整整大她12岁的肯尼迪，并成为了美国第35任总统夫人。

由于经常陪伴丈夫出席各种社交场合，风姿绰约、时尚前卫的杰奎琳不久便成了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妇女效仿的对象。

然而，镜头前迷人的总统夫人并不能拴住总统的心，刚刚结婚两个月，她的总统丈夫就与女秘书有了关系，而在她怀孕时，丈夫正在一个已离异的女人身边。丈夫所做的一切，对于一个妻子来说是多么的残忍，然而多年来，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男人在情场上都是英雄，我爱我的丈夫。”她自己心里很清楚，她是深爱着她的丈夫的。直到1963年11月22日清早，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没人知道她当时的心情，就像没有人能了解日后她会下嫁希腊船王一样，她选择了沉默。

1968年10月20日，杰奎琳和欧纳西斯在天蝎岛的一个小教堂内举行了婚礼，那年欧纳西斯68岁，而杰奎琳只有39岁。这场婚姻摧毁了杰奎琳的名誉，甚至有小道报纸尖锐地写道：“杰奎琳嫁给了空头支票。”

1994年5月19日，杰奎琳在自己的家中离开了人世。那一年，她64岁。

尽管杰奎琳在白宫的时光只有短短的1000余天，但是在美国人的心中，她早已经是无可替代的白宫女主人，那个引导时尚潮流、冷静而又有些神秘的第一夫人。

南希·里根一切为了爱

南希·里根很难和谐、灵活地应付诸种状况，但是，她知道如何在适当的场合保持沉默，在批评与非议中，她依旧以第一夫人的仪态较为完整地站在了民众面前。而他与里根的美满婚姻也成为一段广为人知的“白宫经典”。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于2004年6月5日去世，最悲伤的莫过于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南希。自称“全球最佳丈夫”的美国前总统里根，确实名不虚传，人们从他写给南希的情书中不难体会到他对她的至情至爱。

1963年他写给妻子的信说：“当你熟睡时，你蜷曲的拳头就放在颏下，很多个黎明破晓的清晨，我就躺在你身边，看你。我怕弄醒你，但又不禁轻轻地抚摸你。”

里根是惟一一位离过婚、当过演员的美国总统，而他的妻子———南希也是众多第一夫人中最为本性的一位。她古板、保守而又十分真实。

幼年时，南希父母恶劣的婚姻关系使得南希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最后在她继父的领养下，与生父脱离了父女关系，童年的遭遇使得她一直以来渴望一个和谐美满的家。

南希的母亲是一名演员。南希从小就在母亲的熏陶下对艺术产生了兴趣，并成为米高梅公司的一名**演员。做演员期间，南希结识了伊里莎白·泰勒、克拉克·盖博等许多业界的精英，但结识名人的增加并未使她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为此，南希一度非常苦恼。但自从认识了里根，她的困惑不见了，与里根的结合使她完全放弃了自幼钟情的演艺事业。她曾经说：“自从与里根结合后，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南希是一个很理性的女人，虽然她并不是特别聪明。因为在多数的社交场合和协助丈夫的政务处理上，她并不能和谐、灵活地应付诸种情况，以至于众多美国民众与新闻媒体对这位第40任美国第一夫人未表示出太多的好感。但是，南希却知道如何在适当的场合保持沉默，虽然她极为在意公众对她的看法。但是在批评与非议中，她依旧以“第一夫人”的仪态站在了民众面前。

南希同样是一个追求时尚、崇尚美感的女人。但由于个性的差异，她并未如杰奎琳一样为美国妇女普遍接受。女人们批评她的奢华与品位，男人则不满她“协助”总统过多参政。但南希作为第一夫人是称职的，正是因为有了她，里根婚后52年的生活极为规律与安逸。

希拉里·克林顿为政治而生

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纽约一位政治观察家丹·格林伯格曾评价道：“对于希拉里，人们或爱或恨，但绝没有中间路线。”

在希拉里的狂热追随者眼中她是一位勇敢的妻子、一位性感的女人、一位充满智慧的女强人。而在她的政敌眼中，希拉里则是一个虚伪狡诈、老于世故和政治伎俩的女人。但是无论是她的政敌还是狂热追随者都不得不折服于她的公众影响力。而且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她也许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的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当年“莱温斯基事件”使全世界的人们对这位饱尝“背叛”滋味的女人充满同情，但是，对政治满怀激情的这位前第一夫人，在政治上的成就又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甚至，很多人在想，如果希拉里不是女性，那她很有可能取代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可以说，希拉里，就是为政治而生的一个人。

希拉里的父母十分注重对希拉里独立、组织协调等方面能力的培养。15岁时，希拉里对政治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在成为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后，她结识了当时的同学、日后的丈夫克林顿。由于共同的政治爱好，两人牵手走到了一起。

克林顿竞选总统之时，希拉里凭借着敏锐的思想、高度的政治敏感为克林顿做了大量的竞选准备工作。为了配合丈夫的总统竞选，希拉里接受朋友们的建议，一改往日干练女强人的形象，换上长裙，剪掉刘海，使自己看起来具有足够的亲和力。然而，这种外表上的改变并不能真正掩饰住希拉里内心那种自立、自强而具有的那种坚韧而又强劲的势头。

当1998年爆出的“莱温斯基事件”使克林顿颜面扫地、面临弹劾的时候，希拉里果敢而又坚决地走了出来，站在了丈夫的身边。也许他们更适合做的是“合作性的伙伴”，而不是生活中的夫妻。也正是从那以后，这位极具政治天赋与远大理想的女性开始了她向着权力巅峰的挑战与进攻。

劳拉·布什支持率高过丈夫

劳拉·韦尔奇·布什用耐心与真爱感化了布什这位曾流连于灯红酒绿的花花公子；并用贤惠与温柔使丈夫戒掉了嗜酒的恶习。劳拉不喜欢过多干预政治，更不喜欢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但是坚强自信的她却又时刻令自己在众人面前光芒四射。

劳拉1946年11月4日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石油小镇米德兰德，那里是布什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劳拉的爸爸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建筑商和地产商，劳拉是家里的独生女。

31岁那年，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布什。他们俩从认识到1977年结婚只花了3个月时间，当时的布什还是一个花花公子，梦想就是当个石油工人，成天就知道开着跑车，喝得天昏地暗。

究竟是什么让劳拉看上了当时还是花花公子的布什呢？劳拉痛快地回答说：“他的幽默感和充沛的精力。还有跟他

呆在一起时无限的快乐。我们俩的个性确实很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和他恰恰是属于互补型的那一类。”

正如劳拉所说的一样，她与布什是互补的一对，她用她的耐心与真爱感化了这位曾流连于灯红酒绿的花花公子；她以她的贤惠与温柔使丈夫戒掉了嗜酒的恶习。布什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是她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爱，并且能够时刻提醒我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她使我的生命充满意义，使我的人生变得平和。”

劳拉·布什是一位低调的女性。无论是丈夫当得克萨斯州州长时，还是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她都不愿过多地参加公众活动，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家庭生活。结婚的时候，她曾亲口对布什说，不愿在公开场合代表他作政治性的发言，但是另一方面，她更是一个尊重家庭、以丈夫为中心的妻子，当布什决心竞选总统时，她在背后鼎力协助，屡次亮相，凭借自己的魅力征服了许多选民，使丈夫在总统选举中一举获胜。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劳拉不想成为全国聚焦的人物，她只知道，要当总统的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

伊丽莎白·弗吉尼亚·华莱士和哈里·S·杜鲁门都出生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贝丝———她在家里的称呼———1885 年 2 月13 日出生。她的父母戴维·威洛克·华莱士和马奇·盖茨·华莱士有四个孩子。她的祖父是个面粉商, 也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之一。

哈里 1890 年在长老会教区的星期日学校第一次见到贝丝。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他当时六岁, 而她是个“长着金色鬈发的五岁小女孩”。“我第一眼就被她的可爱给迷住了, 并且一直都爱着她。”从此以后, 哈里就替小贝丝背书包回家。有一次,他甚至专门为贝丝进行了即兴钢琴演奏会。哈里后来回忆到:“上六年级和七年级时, 她就坐在我的身边, 对我来说, 她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最可爱的人。”

贝丝是个漂亮的喜爱运动的姑娘。她做田径运动锻炼, 网球打得和棒球一样好, 并且是个出色的骑手。她喜欢消遣娱乐和大型社交活动。她身边总是围满了追求者。近视、瘦弱、腼腆的哈里根本没有机会接近这样一位姑娘。1901 年, 当他们从一起就读的高中毕业时, 他们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哈里去堪萨斯城找工作。他从事过不同的工作。

1906 年的一天, 哈里骑马走了 30 多公里去看望他姨妈埃拉·诺兰。埃拉请她侄子给贝丝的母亲带回一托盘糕点。哈里迟迟未到。当他最终回来时, 他非常激动, 他遇见了贝丝, 并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谈话。从此之后, 他们更频繁地约会起来并开始互相写信。这种通信往来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贝丝的母亲并没有把哈里看做她未来的女婿。杜鲁门全力以赴, 尽可能多地挣钱, 以显示自己是个能养活贝丝和得到她母亲肯定的有成就的人。1903 年, 贝丝的父亲自杀身亡。贝丝忍受着这一悲剧的痛苦, 但从不提及此事。当多年之后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知道她外公是自杀而询问父亲时, 他大声吼道: “永远别向你妈妈说这件事。”玛格丽特认为, 贝丝父亲之死对贝丝的婚姻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她开始寻找一个她所信赖和能够保障她前途的人。

作为家中的长女, 她当时 18 岁, 必须帮助母亲。在此期间, 哈里在一家农庄工作, 1914 年他买下了一辆斯达福特牌旧汽车, 并开车去与贝丝约会, 他希望用汽车给她和她母亲留个好印象。可是贝丝并不急于结婚。显而易见, 她在等待着更佳的候选人。

哈里在 1911 年已经给她写过一封求婚信。虽然他遭到了拒绝, 但他没有灰心丧气。渐渐地, 他赢得了贝丝的同情。先是她接受了他的一张照片。后来她便经常请他星期天去看望她。贝丝也去位于格兰维夫的农庄去看望他, 他们在那儿散步或钓鱼。1913 年 11 月, 她给他一张她的照片并保证说, 假如有一天她要结婚的话, 就只嫁给他。尽管他知道那个“非正式婚约”不一定就意味着她真的想结婚, 但他还是在一封信中自信地写道: “和一个野心勃勃想当蒙大拿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的农庄主订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

当杜鲁门的经济状况改观时, 他于 1917 年夏天又一次向贝丝求婚, 这次他成功了。贝丝请求她母亲把订婚的消息正式公布。订婚典礼在美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举行。不久, 哈里被征入伍并且被送往法国前线。他带走了一张贝丝的照片和六副眼镜。他的视力很弱, 不戴眼镜就根本看不清楚。她在照片上写道: “愿这张照片把你从法国平安地带回家———贝丝。”杜鲁门一生都认为贝丝不想和他在战争结束之前结婚,因为她担心成为寡妇。

哈里当上了少校, 从战争中回来了, 通往婚礼圣坛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什么障碍了。他们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凡尔赛条约签署的那一天———在独立城的“三位一体”圣公会教堂结为夫妻。他们去芝加哥、底特律和休伦港做短暂的新婚旅行。作为从最贫穷省份来的人, 他们对这些大城市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回来之后, 他们把家安在了独立城的北德拉瓦尔大街 219号一套有 17 间房子的住宅里, 贝丝从 1904 年起就住在这里,这也是她直到生命结束惟一留下的一套住宅。哈里和贝丝从相识到结 婚已经 29 年。结婚那一天 他 35岁, 她是 34 岁。为什么她把婚礼推迟了这么长时间, 还不大清楚。他俩认为这是他们的私事, 并且从来不公开谈及此事。 1919 年, 杜鲁门和一位熟人在堪萨斯城共同开办了一家男子时髦服饰用品商店。贝丝帮助丈夫料理营业事务。她负责记账和招 徕 顾客。但 是 这个 商 店经 营 不好, 杜 鲁 门只 好 在1922 年把它关掉了。

1924 年 2 月 17 日, 在贝丝 39 岁时生下了一个女儿, 他们给她起名玛格丽特, 并叫她玛丽。玛丽继承了她父亲的音乐天赋。她后来成了歌唱家, 但在评论界没有获得多大的好评。

杜鲁门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逐渐地争取当上政治***。1934 年, 他在华盛顿想为密苏里州在参议院谋取一个职位。贝丝参与了竞选并忠心支持她的丈夫。她和他一起登上讲台, 但自己从来不发一言。在大庭广众之下她感到不自在。

1935 年 1 月, 杜鲁门作为参议员在华盛顿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直到 1953 年 1 月, 他在华盛顿住了 18 年。贝丝不喜欢华盛顿。她说这是个“寒冷的东方城市”。在她看来, 位于蒂尔登花园的五居室住宅与她留在独立城的那套大房子相比总是太小。

杜鲁门参议员的每年 1 万美元的薪俸不足以支付他们的家政支出, 因此, 杜鲁门安排他妻子当秘书, 年薪 4500 美元。这给他招来了任人唯亲的骂名。对这一指责, 他公开予以坚决地驳斥, 他强调说, 贝丝是由于受聘和工作才挣得这样一份薪金的。贝丝帮助杜鲁门起草演讲稿, 为他管理来往信件, 在其他许多由参议员身份带来的事务上支持他。杜鲁门经常与妻子商议政治问题, 当他成为总统以后, 他也承认在重大决定方面征求过她的建议。

1944 年, 民主党提请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他拒绝了并且明确表示:“我就这个议题同贝丝交谈过。”任凭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 只是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亲自施加压力, 杜鲁门才改变了他的决定。在民主党党员代表大会上杜鲁门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请他妻子登上讲台, 让她感谢代表们的掌声。当贝丝看到欢欣鼓舞的代表们时, 她低声告诉丈夫说:“我们的全部余生就都得忍受现在这种状况吗 ”

一天, 贝丝在堪萨斯城的一家商店购物。一个女人认出了她并喊道:“这是杜鲁门夫人 !”另一个女人和她攀谈起来, 并且挑剔地评论起副总统候选人夫人衣着的风格和方式来了。贝丝生气地回答道: “副总统候选人夫人就得打扮得像个女王一样吗 ”令记者们感到遗憾的是, 贝丝试图防止华盛顿的流言飞语和避免在公开场合惹人注目。所以, 哪怕是小小的丑闻也与她没有粘连。1945 年, 当杜鲁门成为副总统时, 杜鲁门一家拒绝搬进更豪华、更富丽堂皇的官邸, 尽管副总统有权利享受这座官邸。

尽管如此, 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完全改变了。虽然杜鲁门不属于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的亲近顾问圈子, 并不把重要的国家事务透露给他, 但至少杜鲁门一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变。他们被当做贵宾请去参加许多招待会、晚餐和鸡尾酒会。这就形成了这种状况: 他们一天当中要走马灯似的出席三个或四个不同的招待会。哈里不喜欢这样, 贝丝就更甚了。

一天晚上, 杜鲁门参加一个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因为记者们知道他会弹钢琴, 他们就请他一展身手。当杜鲁门坐在钢琴旁时, 一位好莱坞的年轻女演员劳伦·巴考尔挤过去坐在钢琴上并摆好姿势让摄影师们拍照。第二天, 全美国的新闻媒体都发表了这张照片。好事的记者们想知道他妻子对这张照片有何看法, 并且得到了答案: “贝丝说, 是我停止弹琴的时候了。”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 1945 年 4 月 12 日, 贝丝正和女儿玛格丽特在家里。她正在换衣服准备出席一个招待会, 这时她丈夫从白宫打来电话, 把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她。贝丝嚎啕大哭起来。当她恢复镇静时, 她请女儿取消参加招待会。哈里想让贝丝和玛丽在他宣誓就任美国第 33 任总统时站在他身边。

这时, 记者们已经聚集在杜鲁门家的门前。警卫人员带着贝丝和玛格丽特从后门走出, 以避免与新闻记者们相遇。但是记者们没有上当。当贝丝和玛丽走出门时, 闪光灯顿时亮成一片。这正是贝丝所不喜欢的, 但是在以后的八年中她必须要习惯于此。

宣誓就职仪式很短暂。当杜鲁门一家回到家时, 邻居们都跑了过来。他们为杜鲁门一家做好了晚饭, 就像是准备“葬礼”后筵席一样。出于安全的考虑, 杜鲁门和家人搬到了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宫”, 直到埃莉诺·罗斯福最终搬出白宫为止。

杜鲁门全家住入白宫后不久, 罗斯福的一个孙子, 一个名叫约翰尼·贝廷格的年轻小伙子来到了他们这里。他来这里是为了拿他在看望祖父母时遗忘的东西。杜鲁门帮他寻找东西。当他们往贝丝的柜子里看时, 这个年轻人喊了起来: “这和我奶奶的柜子里是一样地乱七八糟 !”从此以后, 每当贝丝催促他把他的柜子保持得更整洁一些的时候, 杜鲁门都要引用罗斯福孙子发表的意见来为自己辩护。贝丝对此是这样评论的: “我所高兴的是, 至少我在这个方面同罗斯福夫人是相似的。”罗斯福死后的举国悲痛使贝丝得以在平静的气氛中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

与其前任埃莉诺·罗斯福截然不同, 贝丝决定尽可能多地限制第一夫人的职权范围。有一次, 她在最后一秒钟撤回了她要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允诺。面对记者们的抗议, 她回答说:“并不是我被选为了总统。我对舆论无话可说。”但她至少偶尔还邀请记者们喝午后茶, 并且有时甚至还接受记者们请她吃午饭的邀请。然而她 坚持每次 谈话都必 须是“不得见报”的。她做出的另一个妥协是, 书面问题必须书面答复。她的回答往往短暂、简洁, 并且一般来说非常有分寸。

同样与埃莉诺·罗斯福截然相反的是, 贝丝·杜鲁门从不公开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一次她说道: “在公众生活中, 太太的作用在于坐在她丈夫身旁, 保持沉默, 注意给他把帽子戴端正。”关于美国第一夫人应当具有什么样气质的问题, 贝丝答道:“身体健康, 有幽默感。”

实际上, 贝丝是白宫的不错的女主人。她谦逊, 特别重视自己的个人修养, 不喜欢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在悟性和才华方面, 她当然不及她的前任埃莉诺·罗斯福。记者们抱怨, 要写关于她的一些趣事非常之难。1946 年, 新闻周刊上说: “进入白宫九个月后, 杜鲁门夫人在华盛顿还是那么的默默无闻,她在为圣诞节而购物时, 在首都的大商店里都没有人认出她来。”

贝丝·杜鲁门总是生活在她丈夫的阴影之中, 无论他是参议员、副总统, 抑或是美国总统。她在记者们提问时最喜欢用的答辞就是“无可奉告”。一天, 有个女记者非常好奇地问到,在某个庆祝活动中总统夫人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贝丝对女秘书命令道:“你告诉她, 这事与她无关。”贝丝按照一个简单的原则来对付记者, 那就是“面带微笑, 一言不发”。尽管她竭力避免发表公开谈话和出头露面, 但她还是要参加大量的宴会、招待会、音乐会和葬礼, 在白宫迎接各种人物。从 1945年 4 月至 1953 年 1 月, 她参加了 640 次活动。这就是说, 她每年平均参加 90 次活动, 与其他总统夫人的活动量相比较, 这是个给人印象极深的数字。贝丝把妻子和母亲的职责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

尽管贝丝已经 60 岁, 但她给人们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杜鲁门在乘车时看见了** 《偏爱金发女郎》 的巨大广告招贴画。于是他对同车的人说: “真正的男人宁可选择灰头发的女人。”贝丝没有像其他女人所做的那样去染发。她丈夫充满自豪地谈到她:“她看起来就像是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样子。”

贝丝的衣着很朴素。她喜欢的颜色是黑色。“黑色适合于任何场合”, 她常说。在穿衣问题上她与丈夫和女儿爱好各异。她想让女儿也穿传统的衣裙, 但这对已到结婚年龄的姑娘来说根本不合适。杜鲁门喜欢穿浅色甚至是显眼颜色的衣服, 或者穿印有美丽图案的运动衫。在准备去佛罗里达州旅游时, 贝丝发现一个服务人员给总统的行李箱装上了显眼的裤子。她立刻命令他把那些裤子又从箱子里拿了出来。她对丈夫说, 他要么只带她, 要么就带红色裤子去佛罗里达。另一次, 杜鲁门一个人去佛罗里达, 那次他带上了他的耀眼的裤子。

贝丝把与新闻界联系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她的新闻发言人伊迪丝·赫尔姆。她负责发布有关招待会、会议和总统夫人正式出席的公告。有时这类公告还包括贝丝在重要的庆典中将要穿什么衣服的消息。新闻界对她和她丈夫都没有什么好感。

杜鲁门的女儿玛丽在她的一本小册子里叙述到, 一次过圣诞节时, 杜鲁门是怎样地令他妻子大为惊讶, 而她又是如何把他多年前写给她的那些信件在壁炉里烧掉。“你在那儿干什么 想想过去吧 !”杜鲁门喊道。“我正是想起了过去, 所以才烧掉这些信的。”贝丝答道。有几封信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贝丝首先烧掉了她自己写给丈夫的信。保存下来的是杜鲁门在 1910 年到 1959 年间写给贝丝的 1300 封信。这些信件于 1983 年在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里向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开放, 我也是在那儿搜集到了这本书的材料。杜鲁门为了纪念他们结婚 29 周年在 1948 年 6月 28 日给贝丝的一封信中写道: “29 年了。这 29 年我觉得就像是 29 天。你依然坐在那个小平台上, 1890 年在星期日学校的那一天, 我把你放在了小平台上。我是多么地笨拙 !”杜鲁门经常邀请朋友们来白宫打扑克。贝丝也常在白宫举办桥牌晚会。为此, 她从一个俱乐部里请来了 20 年来一直经常和她打桥牌的女朋友们。还有一次, 她在总统游艇上招待她们, 在白宫里为她们举行晚宴或者请她们在独立厅里听音乐会。

贝丝是新型战舰“C—54” 的命名者。按照传统惯例, 她应该把一瓶香槟酒在船体上敲碎。她把香槟酒瓶向船砸过去。船体上出现了一个凹痕, 但酒瓶完好如初。她又试了几次, 但每次都只是砸出一个新的凹痕, 每次酒瓶都未被打破。最后, 一个机械师走过来用螺丝刀打破了酒瓶。当她后来向丈夫讲述这个意外事故时, 丈夫说首先她应该摘下帽子, 在手中吐些唾沫, 然后得要向后抡圆胳膊, 就像年轻时打棒球那样去做才能打碎酒瓶。对这个建议贝丝用这样的话做出反应:“我只是遗憾没有把那该死的酒瓶在你的头上砸碎。”

杜鲁门总统喜欢炫耀他良好的身体素质。杜鲁门的房间服务**披露, 在白宫的一天晚上, 一场激烈的情爱游戏过后,总统和夫人身下的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此事在美国变成了耸人听闻的报道。从此以后, 年龄较大的先生们都羡慕总统。

贝丝·杜鲁门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喜爱运动的第一夫人。她强调说, 由于她经常进行体育锻炼, 她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握手。除此之外, 她对面孔和名字有着很好的记忆力。当她发觉她丈夫不能肯定他是在跟谁说话时, 她就悄声告诉他谈话对方的身份。有好几次她都阻止了丈夫做出未及考虑的反应。有一次, 在白宫的来宾中有个政治家, 他曾经尖锐地抨击过总统。杜鲁门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想向他冲过去, 这时他听到了妻子果断的耳语:“规矩点儿 ! 你想想, 他是我们家的客人 !”

1947 年 2 月在华盛顿递交过国书的约瑟夫·维尼维茨有些激动地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杜鲁门总统夫人的情景: “每个新任的要递交国书的大使几天后偕夫人一起都受到了第一夫人的接见。有一天, 我们把车开到了白宫的大门前。有人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小客厅, 在壁炉旁有一个我们在华盛顿所认识的夫人中最富魅力的夫人在欢迎我们。她一人在场, 一个黑人服务员端上了茶。女主人最严肃的一个问题是对我夫人提的: ‘您喜欢您丈夫的这种职业, 这种经常性地搞政治和这种乏味的招待会上的四处举杯吗 ’我夫人的否定回答使谈话的气氛欢快了起来。‘我不喜欢这个,’杜鲁门夫人说。‘我为我丈夫感到遗憾, 我为失去平静的生活感到遗憾, 再要回到那种生活中去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开始热烈地谈论孩子, 谈论波兰遭受过的战争。这时那个服务员又走了进来并轻声地告诉她: ‘另外两位先生也到达了。’玛丽诚挚地笑着拥抱了我们,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祝你好运, 安巴萨多尔先生。’”

贝丝亲自忙碌于白宫的管理。她管理现金支出账簿, 监督每天的食谱, 检查房间的卫生, 并亲自写圣诞贺卡。她经常给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女友们打电话, 和她女儿一起打乒乓球, 自己驾车去购物。晚上她喜欢和丈夫聊天或者听他弹钢琴。

她把白宫叫做“巨大的白色监狱”, 尽管有一群服务员悉心照料着她使她感到满意。她给一位女友写信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我们在这儿而感到愉快。”1946 年, 有人问她白宫是否会是她选择的居住地, 她答道:“绝对不会。”白宫当然给她带来了一些利益 (第一夫人的角色除外) ,同时更多的还是害处。

贝丝最喜欢乘火车旅行。她不能忍受坐飞机。她认为这种交通工具太危险。有一次, 当杜鲁门乘坐他那架被称为“圣牛”的总统专机飞行时, 他命令飞行员在白宫上方的低空做几个特技飞行动作。他想以这种方式来向妻子说明飞行并不危险。机长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 因为这样做他就得破坏禁止飞越白宫的飞行规定。杜鲁门把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贝丝和玛格丽特在白宫窗前满怀恐惧地注视着总统专机的特技动作。

总统身上的职责加得越多, 他去征询妻子意见的时候就越少, 和她交谈的时间也越少。这一点伤害了贝丝。为了缓和这种状况, 杜鲁门就在参加波茨坦会议时天天给妻子打电话, 告诉她会议的进展情况。从波茨坦回来后, 他又为贝丝找不出时间了。她感觉到他根本不再注意她的存在了。

1945 年 12 月, 当杜鲁门去故乡独立城过圣诞节时, 贝丝用这样的话来欢迎他: “你终于回来了。大概你这次没有找到不回来的理由吧 依我看你呆在华盛顿也一样不错。” 这些话激怒了杜鲁门。回到白宫后, 他给她写了一封言辞非常激烈的信。第二天, 他的怒气消逝了。他给在独立城陪着贝丝的女儿打电话, 请她截取邮件, 找出那封给贝丝的信并把它烧掉。然后, 他给妻子写了第二封言语更温和的信。他在信中述说了他身负的责任, 说他有太多的义务: “总统职务和你一样重要, 贝丝⋯⋯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你的这么多的帮助。如果我能得到这个国家最好的人的帮助和我所爱的人的支持的话, 那么, 我就能够履行我的职责。”玛格丽特强调指出,她母亲从没有企图控制她父亲, 或者把她的观点强加于他。总统的私人报告人马特·康奈利在谈到杜鲁门夫人时说:“每当他做出一项决定时, 她总是接受这一决定。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而不管她同意与否。”此外, 关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就是如此。有几个传记作家着重指出, 关于这个问题, 杜鲁门征求过贝丝的看法。但玛格丽特强调说, 她父亲只是告诉她妻子,将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贝丝不信任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他是由罗斯福任命到这一岗位上的。据说, 正是因为她的影响才导致了杜鲁门解除伯恩斯的职务, 而任命迪安·艾奇逊当国务卿。

每当杜鲁门不在白宫时, 贝丝就常去白宫中总统身边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所在地西厢房, 查看所有的人是否呆在工作岗位上。她丈夫回来后她把她的观察情况告诉给他。她一直都不能容忍杜鲁门经常使用的粗暴语言。当她的一位女友提醒她注意, 总统使用“瞎扯”一词不够得体时, 她大声说道: “天哪, 我花了这么多年才让他用这个词来代替‘扯蛋’那个词的。”

由于贝丝对记者避而不见, 记者们就把更大的注意力转向了她 21 岁的女儿玛格丽特。总统对所有那些对他女儿的音乐会评价得毫不沾边的音乐评论家们极为恼怒, 并且会给他们写充满愤怒的威胁信。这些信中的一封是给华盛顿邮报的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写的:“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您, 但要是我哪次碰到您的话, 您就要换个新鼻子和脸面了。”于是, 休姆在评论玛格丽特音乐会的下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我被允许发表看法的话⋯⋯”在这封写给休姆的言辞尖锐的信之后, 总统觉得评论的浪潮平息了。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赞扬杜鲁门积极地维护了女儿的好名声。休姆本人也认为杜鲁门的信表现了一个其女儿遭到批评的父亲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应”。此事过去九年以后,这两位先生在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里见了面, 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贝丝不同意她丈夫在 1948 年重新谋求总统职务。与许多美国人一样, 她对他能否成功地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也抱有怀疑。贝丝渴望重新回到独立城。当杜鲁门决定参加竞选时, 她支持这项决定并参与了竞选。杜鲁门乘火车遍游全国领导竞选, 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平台上发表演讲。他经常问大家:“你们想认识我的家人吗 ”众人肯定了。然后他就把他称之为“老板”的妻子和叫做“我的小女孩”的女儿请上平台。他的“小女孩”至少都 24 岁了。他妻子和女儿都不喜欢这种亮相。有一次, 贝丝威胁说, 如果他继续演出下去的话, 她就要中断参加竞选。

贝丝没有在白宫再住四年的心理准备。但是杜鲁门令所有人惊讶地并与民意测验结果完全相反地赢得了选举。从 1949年到 1953 年的任期不管对杜鲁门还是对他妻子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受爱戴程度下降了, 共和党人对他的攻击越来越升级。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在美国发生了多次罢工, 臭名昭 著 的 参 议 员约瑟夫·麦卡锡 开 始 胡 作 非 为 。由于几乎是不堪重负的职务负担, 杜鲁门也利用时间同妻子讨论一些政治问题。他通常是晚上把有关文件从白宫带回来。

1952 年 5 月, 白宫开始进行改建, 在此期间杜鲁门一家搬到了“布莱尔宫”。那里的房比白宫要少得多, 这就给贝丝组织招待会带来诸多不便。在杜鲁门的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两月, 1952 年 12 月 5 日,贝丝的母亲马奇·盖茨·华莱士在长期患病之后死去。贝丝非常依恋她的母亲并沉浸在丧母的巨大悲痛中。

根据宪法规定, 杜鲁门还可以再争取一个任期。贝丝则根本不想听这些。她认为, 无论是她还是杜鲁门本人都忍受不了在白宫再住四年。杜鲁门在这一点上也不大热心了。当参加竞选对他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时, 杜鲁门问他的私人报告人马特·康奈利: “我这个老人再次参加选举你以为如何 ”马特用手指着立在写字台上的贝丝照片回答道:“你会下决心吗 ”杜鲁门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如果她遇上什么事情, 我又会怎样, 你知道吗 ” 1953 年 1 月, 在杜鲁门的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后, 在华盛顿从未感到过愉快的贝丝满怀喜悦地回到了她的故乡小城独立城。从那时起, 她的住宅作为“杜鲁门宫”而成为最大的旅游热门景点。独立城的全体居民都来迎接归家之人。贝丝又开始了她的星期二夫人桥牌比赛。她经常一个人去购物。她甚至接受了一个年轻记者的采访。关于住在白宫几乎八之后她是不是对小城生活的改变难以适应的问题, 她回答说, 她缺得最多的是服务人员。另一方面她强调, 她绝对不怀念那些她作为总统夫人必须出席的招待会和公开活动。她仍然不介入政治, 避免公开谈话, 而是帮她的丈夫撰写回忆录, 除此之外, 她全神贯注地 致力 于她喜 爱的 业余爱 好———侦探读物。有一次, 默尔·米勒来到独立城, 以把采访杜鲁门的情况录下来。贝丝不想被牵扯进采访中去。她坚决地声明道: “我不想把我的声音留给后世。”

1956 年, 民主党人重新选举阿德莱·史蒂文森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杜鲁门是这一选举的坚决反对者。他支持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贝丝认为她丈夫的行为方式是错误的。她甚至请求家中的一个朋友向哈里施加压力, 使他改变主意。埃文斯在回忆这一会见时说, 他第一次看到贝丝满眼含泪。

1956 年 4 月 21 日, 在 37 年前哈里和贝丝结为终生伴侣的同一个圣公会教堂里, 举行了他们的女儿玛丽和 《纽约时报》的记者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婚礼。

1969 年 6 月 28 日, 贝丝和哈里·杜鲁门庆祝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那是个在亲密朋友圈子内举行的简朴的庆典。

1972 年 12 月 26 日, 哈里·杜鲁门逝世, 终年 89 岁。贝丝从 1920 年到 1958 年间, 每天早晨都要记下他们婚姻生活的最重要事件。

她仍然大量地阅读, 看电视里转播的体育节目, 与她女儿和外孙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首要的是维护好个人隐私。她不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惟一一次例外是 1976 年,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夫人贝蒂来到独立城, 为杜鲁门的纪念碑揭幕的时候。

贝丝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她患上了关节炎。她的视力减退越来越严重。与盖洛普民意调查研究所把她列入美国最令人钦佩的 20 位妇女之一时, 她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贝丝·杜鲁门于 1982 年 10 月 18 日在她所热爱的独立城家中的卧室里辞世。她将近 97 岁。纽约时报用这样的话来作为她逝世消息的标题: “贝丝·杜鲁门以 97 岁的高龄逝世了。她是总统的伙伴。”贝丝肯定会喜欢这个标题。杜鲁门也会同意这个评价。他本人有一次对一个记者说过, 妻子是他在所有的政治和其他事务方面的合作伙伴⋯⋯她总是正确的。

葬礼很简朴, 来自她家族和亲密朋友圈子的 150 个人参加了。玛格丽特邀请了当时的总统夫人南希·里根和贝丝非常喜欢的退职总统福特的夫人贝蒂·福特。玛格丽特写道: “罗瑟琳·卡特也不请自到。”贝丝被安葬在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院内她丈夫的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