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方言有哪些

比如上海言话（沪语）、苏州闲话、温州话、通东话、金沙话、沙地话、徽州话（即徽语，原称吴语徽严片，《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其移出吴语单列）等等，都是吴语方言。

吴语分布在江苏省长江以南、南通东南、泰州靖江、盐城小部（大丰等地部分地区） 、镇江（不含）以东等地，浙江省大部，江西省东北部（上饶等地），以及福建省西北角（浦城），共分6个语片，总使用人数仅次于官话。

《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其语言准确精当，流畅优美，雅俗共赏，表现力极强，具有神奇的魅力。在古代文学作品语言领域独领 ，乃至于登峰造极。这一观点业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作品的创作、评点、传播等诸多原因，辗转经多人之手，其中地方语言元素的构成状况比较复杂，《红楼梦》语言当以北京话为主，且拥有一定数量的江淮苏北方言、南京话，同时，又杂有少量的吴语方言。这一命题，已有学者论及。本文仅仅摘录部分吴语方言，并谈一点粗浅的心得和体会（本文引文均出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首先，我们看几个吴语方言例句：

1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红楼梦》第一回）

“展眼”，转眼。吴语中的“展”读成“转”，zhan—zhuan，增加了一个辅助元音u。同声转韵，一声之转。吴语方言中至今仍保留这一读法。某些字增加辅助元音u，是吴语方言的重要特征之一。比如，“参加”的“参”，can，吴语方言读“穿”cuan；“干净”的“干”，gan，吴语方言读“关”guan；“看见”的“看”，kan，吴语方言读“宽”kuan，等等。“展眼”，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张季皋主编的《明清小说辞典》（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谓意同“眨眼”，似是而非，其实不对。盖不明吴语方言，强作解人之故也。

又，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妨倒唬的，一展眼，接着一连八九下。（《红楼梦》第六回）

又，那和尚……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又，那风筝飘飘摇摇，只管往后退去，一时只有鸡蛋大小，展眼只剩下一点黑星，再展眼便不见了。（《红楼梦》第七十回）

一句中两次连用“展眼”，可见作者故意显示这一语言特点。

又，翠缕笑道：“我因倒茶给姑娘吃的，展眼回头，就连姑娘也没了。”（《红楼梦》第七十六回）

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前八十回校注本至少六次用到“展眼”，说明原作者对这个吴语词汇印象极为深刻。多次运用，故意向读者传递作者本人懂得吴语方言的信息；其卖弄炫耀的心理清晰可见。

2 雨村欢喜，自不必说，乃封百金赠封肃。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以待寻访女儿下落。（《红楼梦》第二回）

物事，物件、东西。物，读音为mo，吴语方言，至今犹用。

又，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红楼梦》第二十七回）

其他小说中也有，如：算是千年来稀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二刻拍案惊奇》卷一）

按，《二刻拍案惊奇》编著者凌濛初，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属吴语区。所以，他的作品出现这一词汇。

3 刘姥姥……才又说道：“……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没有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红楼梦》第六回）

“派头儿”，应该是“盼头儿”，“盼”“派”同声转韵，一声之转。省去前鼻音n，pan—pai，属于前鼻音的弱化。这一现象在吴语方言中至今还存在。比如，“来”，读成了“兰”，an和ai不分。这是吴语方言发音规律之一。

4 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哪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 （《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

恶赖，庸俗鄙陋，吴语方言，至今还用。

又，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红楼梦》第八十回）

恶赖，可恶、无赖；狡诈。

5 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一字不落，即一字不漏，一字不拉，一字不掉。吴语方言，谓下、掉为落，如下水，说“落水”；下雨，称“落雨”；饭吃不掉，称“吃不落”；他掉了一个手机，说“他落了手机”。

6 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打降”，即“打架”，“架”与“降”， 一声之转，吴语方言。吴语增加了后鼻音ng。 jia—jiang属于后鼻音的扩大化。至今吴语区的上海、江阴、无锡等地区仍保留着这一语言习惯。看来，在方言中增加语言元素，是吴语方言的基本特点之一。

又，一味使酒逞性，行凶打降，所以他的旧交，无一人不厌恶他。（《荡寇志》一百十二回）按，《荡寇志》作者俞万春（1794—1849），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属吴语区。

“吃酒”，喝酒。吴语方言，至今还用。吴语中凡是用嘴接受某种物质的，都可以称“吃”。如，“喝酒”说“吃酒”、“抽烟”说“吃烟”、“饮茶”称“吃茶”，等等，例如：《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王熙凤与林黛玉有一段打趣的对话：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这里反复提到“吃茶”，就是明证。这一语言习惯一直延续到当下。

7 林黛玉……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第二十六回）

客边，以客人的身份，暂时寄居在别人家。吴语方言，如，“他是个客边人”。

8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

侬，古诗文中作“我”。而吴语的称谓，“侬”为“你”，也作“耐”。上海方言口语中，我、你分别为“阿拉” “侬”。

9 宝玉悄悄的笑道：“就困的这么着？” （《红楼梦》第三十回）

“困的这么着”，意为“睡得这么沉”；“睡的如此香甜”。吴语中，称睡觉为“困觉”“困”，通常也作“困”。“困着（第三声）”，就是指睡着了。

又，看小村时，正鼾鼾的好困。（《海上花列传》卷二）按，《海上花列传》的作者是韩邦庆（1856—1894），上海松江人。该书是通篇用不海土话（吴语的一类）创作的长篇小说。

10 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 （《问菊》第三十八回）

底，疑问代词，什么，何。吴语方言。

11 贾政没有听完，复又顿足道：“都是我们大爷忒糊涂，东府也忒不成事体。……” （《红楼梦》第一五回）

事体，事情。吴语方言，至今还用。

又，而今在下说一件元宵的事体。（《二刻拍案惊奇》卷五）按，《二刻拍案惊奇》编著者凌濛初，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属吴语区。

12 便见门上进来回道：“孙姑爷那边打发人来说……说大老爷该他一种银子，要在二老爷身上还的。” （《红楼梦》第一六回）

该，本文的意思是欠，少。

该，在吴语方言中有两种解释，一是解释为“拥有”。如《海上花列传》：“有个叫黄二姐……从姨娘出身，做到老鸨，该个七八个讨人（旧社会，妓院中买来预备充当 的女孩子）。”该七八个，就是拥有七八个。这一用法，延续至今，比如，“他是大老板，手上该几个亿的财产”。二是解释为“欠”，“少”。如《官场现形记》：“等到服满，又该人家一万多两”。这一用法，吴语至今保留，如“你要钱是吗？该你的？还是少你的？”。《红楼梦》显然用的是第二种解释。“该他一种银子”，就是“欠他一宗银子”。

《红楼梦》的吴语方言并不是很多，比起苏北方言来，少之又少。粗粗读来，不完全统计，吴语方言似乎也就只有十多条；而苏北方言肯定在百条以上。据此，大致可以推出两点结论：一是原作者懂吴语，家里或身边有说吴语的人。二是原作者在蘇北方言（江淮次方言）区生活过较长时间，对苏北方言相当娴熟，用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除了“淡话”（第二十回）、“稿子”、（第二十九回）、“强如”（第六回）、“先不先”（第六回）、“多早晚”（第二十六回）、“堪堪”（第二回），等等，还有“高凳”（第七十回）、“小矮凳”（第七十一回）等俗语；且有的苏北方言语汇在小说中先后多次运用。大体可以看出，作者熟练掌握两种方言，第一方言为北方话；第二方言为苏北方言。

此外，原作者是聪明人，更是有心人，他具有语言天赋，对语言比较敏感，善于研究语言规律。吴语方言的几个例子，“打架”和“打降”，“派头儿”和“盼头儿”，“转眼”与“展眼”，“宁可”与“能可”等等，吴语方言读音与标准读音一声之转，声母完全相同，韵母有所变化，其主要元音不变，或者加上辅助元音，或者鼻音有所不同而已。这属于同声转韵关系。这是吴语方言中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特征。根据笔者的观察，吴语区的鼻音比较随意，具体说来，a、ai、an、ang的发音相当模糊，有人把“打”读成“当”，“来”读如“兰”，这种双声转韵现象在吴语区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代快报》2004年6月16日B24版有一篇饶有兴味的短文《西山勾篮》：流传在苏州东、西山有种盛果子的“勾篮”。吴王夫差战胜越国后，在洞庭西山岛上设东西两狱，在那里关押越国男女作奴役。这些越国民俘干的是重活，喝的是薄粥，他们朝思暮想有朝一日越王勾践能来拯救他们。劳动之余，他们从山上采来葛蔓、荆条、柳条编制成一种圆形小篓存放东西，把它称为“勾篮”。“勾篮”与“勾来”同音，背勾篮，实际就是“盼勾来”之讹。这种叫法很得人心，一拍即合，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民俘中传开，“勾篮”因而得名。如果这一传说是真实的，具有可信性，那么，可以说明早在吴越春秋时期，吴语方言中就存在“来”“兰”不分，同声转韵的现象。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其历史有二千多年。

而语言的进化是十分缓慢的，时过境迁，今天距离《红楼梦》的写作年代，已经跨过三百多年。至今同声转韵的现象在吴语方言里仍然有迹可寻。比如，“打架”读成“打降”；“盼头儿”读成“派头儿”；“发展”，读成“发转”；“参加”读成“穿加”，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还适当采用了一些吴语区的生活习俗。例如，“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应景而已”（《红楼梦》第六十二回）。

茶泡饭，江南的风俗习惯。南方主食是大米，一般中午烧一锅白米饭，往往一顿吃不完，饭有剩余，晚上便用茶水泡饭，权当晚饭；将就着吃中午剩余的蔬菜，或者萝卜干、咸菜等酱菜。所谓茶泡饭，并不是真的茶水泡饭，其实是白开水泡饭。究其实质，相当于北方人喝稀饭，这对卫生健康未必有利，却非常符合勤俭节约的治家原则，且口味清淡，制作简便，得到绝大多数一般家庭的认可和选择。尤其是夏天，或者是农忙季节，茶泡饭方便省事，吃得特别多。这在江南一带蔚然成风。苏州作家沈复在其著名优美散文小品《浮生六记》中记载，其妻陈芸每天吃饭必用茶泡，且喜欢用臭豆腐、虾卤瓜等下饭，习以为常。事实证明，南方人茶泡饭的习惯有其传统特色，一直延续至今。比较而言，北方人可以喝粥，经常喝粥，天天喝粥，哪怕一日三餐，而绝不会吃茶泡饭的。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后四十回文字，与前八十回语言风格差异明显，但也有几个吴语方言，并没有完全排除掺杂吴语方言这一现象。无疑可以说明，虽然学术界一致公认，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是同一人最后定稿，后四十回的定稿者，基本可以肯定为高鹗、程伟元，他们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但后四十回毕竟保留了相当多的原作者的手稿，诸如查抄贾府的细节和氛围描写，非过来之人肯定写不出来。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序言所云“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等语，以及高鹗《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序所云“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余，以其所购全书见示”，等等，基本可信，因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诚信的学者，没有必要说假话。仔细考察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语言风格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程伟元也承认，曾经进行过加工整理：“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序言）“细加厘剔”，不仅指内容的整理，而且包括文字的加工。高鹗乾隆五十七年（1792）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序言则云：“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校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批阅，非敢争胜前人也。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而裘，更无他本可考。唯按其前后无照应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掩其本来面目也。”“增损数字”分明是文字上的修补润色。显然， 程伟元、高鹗的加工是有迹可寻的。

应该承认，《红楼梦》是一部以北京话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又掺杂了几种方言。除了苏北方言，吴方言、南京话，还有其他方言。有学者指出，北京话经历了几个阶段：依次是唐幽州语，辽金幽燕语，元大都语，清初满式汉语，道光以后，现代北京话等五个时期（王彬《请尊重曹雪芹》，《光明日报》2015年12月4日）。《红楼梦》中有清初的满式汉语，如第五十一回，晴雯身体不适，宝玉喊来一个老嬷嬷，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说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么大病。”“白冷”，就是满式汉语，“白”，来自满语，意为“仅仅”；“冷”，着凉、感冒。“白冷”意思为“仅仅是感冒而已”。其结论是，原作者可能是居住在北京的满族人；成书时间应是清代初期之后的中期，肯定在道光之前。这一断言与目前对《红楼梦》创作年代的推定，基本是吻合的，因而也是可信的。

《红楼梦》中的吴语方言，虽然数量有限，如凤毛麟角，不易发现；又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很容易被忽视，但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应该说，运用多种方言写成的小说比单纯用一种语言写作更富有神韵，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更能吸引读者，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具风味的艺术创造。《海上花列传》全用上海市井语言叙述描写，被誉为吴语小说的开山之作，尽显吴侬软语的神奇魅力，虽然极大地彰显了上海地域文化特色，深得沪上读者的青睐，但总体上读者群体不是太大，人数并不是很多；北方人读来更是云里雾里，根本看不懂，显然其中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的上海方言形成了不小的阅读障碍，受到不少读者的排斥。

《红楼梦》中点缀了少量的吴语方言，对于其他方言区的读者来说，可以一斑窥全豹，约略窥见吴语方言的特色及其表现力，对于理解小说人物的原型有一定的帮助。作者用吴语方言叙述、描绘，则大体可以知道人物原型的出生地，或者故事发生的地点，对应在吴语区的某个地方。而对于小说本身，运用吴语方言则大大加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比如，林黛玉唱《葬花吟》，操一口吴侬软语，不仅暗示她是一位苏州出生的散发着芳草美人气息的姑娘，而且更见其江南才女独特的风韵。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料，开拓了视野，扩大了研究空间，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特别是对于研究小说的创作、传播，以及作者的生平经历，增加了可资运用的参照元素，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分析，我们知道《红楼梦》原作者，必须通晓北京话，非常熟悉苏北方言和南京话，也懂吴语方言，还了解满式汉语。如果考证原作者的行止轨迹、资格和素质，必须兼顾这几个方面。假如这一观点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那么，对照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关于曹雪芹年龄、生平的研究成果，那位在小说开篇明白宣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曹雪芹，自然就可以直接排除在《红楼梦》原作者人选之外了。

吴语是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等地区的使用语言，隶属于汉语族。汉语族下有粤、闽、吴、客、赣、湘、官等本人母语是上海话，上海话属于吴语的一种。吴语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传承了古汉语的诸多要素，具有北方话中没有的特质，比如浊音、入声（短促音），以及特殊语法现象、连续变调等。由于打压，吴语已经岌岌可危。现在ZF也意识到了保护吴语的重要性，最近在上海，保护吴语的力度正在加强

吴语是汉语->中古汉语，只是相对于粤语、赣语等接近唐宋语的方言来讲比较久远而已，其可能在周朝就开始形成发展。

吴语肯定不是阿尔泰语系，阿拉泰语系是多音节语言，和汉语分化有一万年之久，汉语和藏语分化有五千年之久（炎帝时期）。不过分化时间越短，找到的同源词越多，比如汉藏的“我”都念ngoe6（老北京话、陕西话念ngoe4，现代汉语清化为wo3）。汉语和阿尔泰语系也能够找到同源词，比如突厥语系和晋方言、赣方言都保留的kek5xi一词，汉语本字考究为 珂气，意思是漂亮、棒，这个词语在突厥语中读音相似意思一样，且都频繁使用。

语言是不断演变发展的，就跟民族一样，语言学家甚至找到了汉语和英语同源，比如父farther，母mother，流river，君king，那there，鸡chick，俺I，之de足足有几千个，还是底层词汇，而且基因研究作证了汉人和印欧白人的亲缘关系要近于印欧白人和阿拉伯人（阿拉伯语和印欧语系差异甚大）。这里面的历史值得考究！

　(一)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

　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这表明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这还可以由好几个方面推论：

　据传说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这还有“宜侯”铭文为证，则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因连王名都已越化。但吴越王铸礼器兵器皆使用汉字，吴季札尤其通中原礼乐(孔子弟子中江南唯吴人子游一人，《礼记》记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那么统治层应至少在文化上要学华语，犹如旧时欧洲贵族之习拉丁文。只不知当时用的是中原雅音还是相邻的楚音(从楚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皆入仕吴越看，近楚可能性大。注意即使更早的吴太伯传说可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则也是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的)。

   楚语正式进入吴越由楚灭越开始。楚灭越时间现有四说：(1)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333年(《史记·越世家》及《六国年表》未记年，仅云“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时破齐徐州。《楚世家》破齐事列该年，集解引“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2)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前306年(《史记会注考证》)；(3)楚考烈王元年，即前262年(《越绝书·吴地传》)；(4)楚考烈王十四年，即前249年(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氏认为楚陆续败越夺地，夺取吴故地较早，但未及会稽，直至秦方灭)。后二说实为春申君入吴之时。《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元年(前262年)封令尹黄歇于吴号春申君，至幽王元年(前237年)被杀，凡25年(而《春申君列传》则说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才求移封于江东，《越绝书》则谓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治吴三年后以子为假君，父子治吴凡14年)，这段时间内据《越绝书·吴地传》说春申君泊无锡湖、祀历山，造龙尾陵道，作吴两仓、吴市、诸里大闬、狱廷、楚门等，还有好几处客冢，说明当时楚国积极加强对吴的统治，官吏、兵将、食客众多，春申君被杀后又十六年才被秦灭亡(楚灭后楚人在吴仍有很大势力，从项梁叔侄在吴的号召力及后来项羽率江东子弟八千人过江反秦可知)。楚人几十年的统治形成当地发展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处，似非偶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汉武则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金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后来吴语还是分别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往往进入山区成为所谓“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虽然汉武帝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而已(注：此说不确，《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广大散居越人退入山区，后来又出就故地，如史载“(东瓯)后遗人往往渐出”(《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吴地记》)，“(闽越)遁逃山谷者颇出”(《宋书·州郡志》)，而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东汉时还曾派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以水军讨伐东瓯(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佚文)。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还叙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乃至南朝宋谢灵运“尝自始宁(上虞南乡)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当由山间还有山越遗民而致误会。因此无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这说明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但扬雄《方言》中除“吴越”并称者为古越语外，常见的便是“吴扬”、“吴楚、荆吴”、及“楚扬、荆扬”等合称。“扬”既然可与“吴”、“江淮”等并举，应不是指包含吴(会稽)、庐江、九江、豫章、丹扬等五郡的大扬州，而应指吴楚之间的丹扬郡地而言，丹扬地区为今西部宣州吴语区及徽语区。分析这类“荆吴”、“荆扬”语词，则较多属汉语词。这正表明了楚语由西而东，扩及吴、会二郡的路线。从很少见到“吴”与北方方言并称，也反证了吴楚方言间关系不比寻常(《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由于南吴语比北吴语保持更多的古吴语特点，作者曾将温州方言与扬雄《方言》所说各地方言进行对比，结果是北邻吴扬、江淮各2条相合，中原关东5条、关西达17条而多数属通语，值得注意的楚、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如：“晓、惮、慧、篷、嬉、杜狗、篓”等，其中如“惮(怒)、慧(病愈)、拌(挥弃)”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可见楚语在吴语尤其南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吴语的形成除结合古越语底层外，汉语方面可能由楚与中原话两源融合而成(中原话主要来自晋室南迁)，怪不得中原人说吴人“音楚”。唐《慧琳音义》合称吴楚之音。

　即使据最晚的说法，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310年，也已有560年的发展，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当已形成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汉语江东方言。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幢百人以上”，说明东汉初会稽教育已很发达，居民相当稠集，也自会向外发展。尤其东吴西晋期间，郡县屡屡分置增多，说明人口在不断增加，方言区域在不断扩展。它与中原汉语的巨大差别，则在晋室南渡时才在文献记载中明显表现出来。

　(二)江东方言生出吴语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陆氏(约550-630年)是身为吴人的语言大家，历经陈隋而故于唐初，亲记其所见闻，自然贴切。从郭璞注《方言》大量以当时“江东”方言进行对比，可见江东方言晋代即已形成，这又出现几种情况：

　1从南北、东西的语音歧视说明江东方言自为一系

　因南北方言巨异，晋南渡时南人北人互相轻视，南人称北人为“伧”，北人称南人为“楚”。

　(1)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又“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引《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机更是吴人，因都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岛夷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加以“楚”名。

　(2)《世说新语·轻说》：“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这是说支公到会稽(在建业东，故称“东”)见王氏兄弟不说官话雅音，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原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语(按“伧”义鄙贱之人，与“臧(～获)”同源)。

　以上为南北之别，而江南之东西亦已有较大差别。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也作“傒”)，因古代荆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是“五溪蛮”的原居地，方言含有苗瑶语底层(自明代至今仍有呼江西人为“鸡”的，是“溪”音变)。

　　(3)《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按陶为豫章都阳人，家于寻阳，故云)。

　(4)《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又范伯年云：“胡谐是何傒狗！”)

　(5)《梁书·杨公则传》：“所领是湘溪人，性怯懦。”(《南史》作：“公则所领，多是湘人，溪性懦怯。”)

　可见当时江东方言与北、与西皆已不同。

　2南北互学方言及双重语言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金陵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这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语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形成双方言制，即士族阶层与庶民的双重语言制。这有南北朝人士的当时记录：

　(1)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徘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注：吴人以冷为渹。《御览》卷二一引此条注“音楚敬反”)刘既出，人间见王公云何，刘曰：末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阎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

　(3)《宋书·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4)《南齐书·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据，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敬则原籍临淮射阳，南徙侨居晋陵南沙县，初为南沙县吏，母为女巫)。

　由(1)可见北来人士连丞相也努力学吴语，由(2)可见南朝士族能说官话，庶民操吴语，极易分辨，是为双重语言制。但由(3)(4)还可见当地有的人即使贵达了也不放弃自己的方言，这就加强了土语的力量。但北来雅音官话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可能这对以后的北吴语的官话化打下了底子，以后我们看到不但南京、扬州等处宁镇地区沿江吴语官话化了，还影响其周围吴语发展为带有一定官话味的吴语，即以太湖为中心的北吴语，以青戈江为中心的西吴语(宣州吴语)，而离南京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则能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东晋，还是主要由晚唐、南宋的移民造成的，也许是几次移民积累而成的。因为当时的江东方言还不就是后来的吴语。

　3江东方言是吴闽等方言的祖语

　　江东方言在六朝时称为“吴语”，但性质跟今吴语不同，它应是吴语、闽语、徽语的共同祖语。闽语则保留更多的六朝“吴语”的特色。这里存在吴、闽语与江东方言都有关系的情况：

　江东话具有今吴方言特征。我们由以下材料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1)东晋语言学家郭璞(276—324年)，字景纯，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作注，不时征引当时江东方言，从而为当时的早期吴语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记录。他的江东、江南方言词与今温州话相合的也有十余条(如“隑、瓯、炀、浦”等)。

　(2)颜之推在上引《音辞》篇还指出“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甜’”。是声纽上不分“从”母与“邪”母、“禅”母与“船”母，即浊的塞擦音与擦音不分，这即在今天还是吴语的一个特点，而在南北朝时已经如此了。

　(3)颜氏又云：“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这说的是鱼虞二韵之别，表明北人鱼虞相混而南人不混。南宋山阴人陆游《老学淹笔记》卷六：“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今温州话鱼韵见系文读合口呼同虞[y]，白读开口呼读[ei←i]，齿音则只读开口呼如：“许(那)hei3、去khei5、渠ɡei2、猪tsei1、苎dzei4、箸dzei6、蛆tshei1(~虫)、徐zei2(姓)、絮sei5(天罗瓜~)、鼠tshei3”。

　而另一方面又有江东话与闽语有关的反映：

　(4)日本从南朝学去的汉字音称“吴音”。但除全浊声母为浊音外，跟今吴语差别很大，却有八个特点与今闽语相同，如：麻韵见系字读e，齐韵读ai，梗摄读yau、yaku，元韵合口读wan(同厦门)，开口读on(似福州)，文韵见系读un如“云”，尤韵读u如“有”，匣母合口部分白读字不随其他匣母字读k—而读w—，如“会画禾/获(同潮州)皇(同建瓯)”(这也似今吴语，但今吴语匣母读 ɦ/w，不像闽语分h、ø／w两类。客家话齐韵、梗摄读法相似，则暗示客赣方言与江东这种“吴音”也有关系)。

　六朝时日本与刘宋通使十次，而东晋宋、齐梁各只一次，据《日本书纪·雄略纪》记当时遣使于“吴国”，接待“吴国”使及缝织工都承前称刘宋为“吴”。故“吴音”之“吴”应以来自吴都建康为可靠，不可能远到闽地，因为直至唐宋，日本舟船也大多还是南至明州(今宁波)，未能远至泉州。则当时“吴音”只能取自苏南，这说明那时江东“吴音”很近今闽音，而不像今吴音(注意就吴方言保留浊音一点说，闽语方言就也有四处古全浊声母今尚读浊音)。

　(5)作为南朝“吴语”见于记载的几个特征词如：人称“侬”(《子夜歌》)、冷称“渹”(《世说新语》)，今都既见于浙南，又常用于闽语。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一文引闽语常用口语词单字35个,而其中“你(母)、箬(竹叶)、伏(孵)、卵(蛋)、哺、雾”等18字也用于浙南，如温州边即叫“边舷[  i](“舷”本胡千切，闽语声母塞化，温州则清化)，相同的超过一半。从而表明闽吴二语关系很深。

　(6)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举语法特征说：数量结构“几百几十、几丈几尺”等可以省去第二个量词及位在前面的“一”，如一百几十说“百几”，一万七干说“万七”，一丈六尺说“丈六”。浙南也加此，一百二十还可说“百念”。

　(7)尤其浙西南处衢片吴语跟闽语更像，有许多介于闽语吴语之间的形式，表明吴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一个方言连续体。

　那么当时江东方言至少与今吴闽二语都有关系，未能分清(徽语亦然)。今吴闽二语分化成这样巨大差异，可能与两种情况有关：(1)当时在双重语制下有两种“吴语”，一种官话性，一种土著南方语。那么或者太湖周围的“吴”语受官话同化而成今吴语，再向南扩展，而古“吴”语则保留在浙南山区，更远的进一步分化为闽语、徽语。⑵若是日本吴音代表原南方官话，则今闽语可能是受到带有古南方官话性质的客赣语从西而来的影响，才进一步转化、向客赣靠近(晋代闽地与赣地同属江州)。从而可能引起了吴闽方言的分化

　(三)吴语形成独立方言

　　当闽语与吴语分别独立时，吴语才算真正形成独立方言。很多证据表明唐时宋时闽语已形成与今一样的闽语和吴语：

　1材料表明，我国各个大方言在唐代确都已形成。这有几个理由：(1)闽方言唐代已形成，唐顾况《囝》诗中“囝”“郎罢(父)”等闽语词与今合(宋《集韵》弥韵九件切也说：“囝，闽人呼儿曰囝”)，说明闽语已成独立方言。(2)唐末五代间闽人避王曦之乱大量迁入温州地区(今温州很多大姓族谱及宋人墓志都表明这一点)，但却没有影响温州方言成为闽语，说明当时吴语已很巩固。(3)唐代对汀州、潮州的开拓则使那里成为客话及闽语区域，而从此离开潮汀而北迁的畲族都已放弃近似苗瑶语的固有畲语，而带走学来的客话，表明客话闽语当时都已形成，只是进入非汉语区才发挥其强大影响作用。比较杭州话可知客话唐代早已形成，杭州话是宋代由汴京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从它可见到宋时官话与吴语的具体差别，杭州话既无-p、-t、-m尾而“儿”读[l/r]，这表明具有-t、-p与-m尾、“儿”读[ngi/ni/i]的客话不可能是宋代才从北方南迁的。而且客话放弃北方否定词“不”而采用粤语“呒系”，说明粤语在当地力量己很强大了(赣语一直用“不”而没有采用“呒”则是它跟客话的重大区别)。

　2宋室南迁使首都临安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形成独特的杭州吴语。比较杭州市区话及郊县余杭话就可明显看到，杭州话只不过代词、结构助词都官话化了，又有见系声母二等由k变tɕ，儿尾由—n尾变成了—l尾等官话影响。这表明吴语已经很巩固，不但郊县仍然保持小称-n尾等，市内官话特色也不过有限的那几项，都是大家熟知的官话特点。

　依照杭州话的活标本，可以窥知官话影响吴语的情况。那么将苏沪吴语与南京扬州官话比，则除掉相类的官话成分，留下吴语本色，再以此与浙南吴语相比较，可能更能认识其共同的成分。这共同成分及本色特点或能表露由汉至东晋的原始江东“吴”语的一些旧貌。

　3宋末永嘉戴侗《六书故》大量采录自己的温州方言俗语俗字俗音，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很近今语。他还指出南部吴语台、温、括(处州)三片方言的差别，如“人”字瓯人“奴登切，呼若能”，台人“鱼邻切”，都已同如今三片方言区别一样。

　(四)综述吴语源流

　　1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说非汉语的吴越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楚国收服的，原始吴语也应由楚语分化。至今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语音演变共同点如：全浊声母都读浊音；见系二等无i介音；“咸山”二摄鼻尾脱落、元音鼻化；“蟹、效”二摄—i、—u尾脱落，变单元音；入声古塞尾脱落变开或紧喉等。后来吴语湘语两区虽由客赣语从中插开，自江南近江至今还留有一条浊音走廊，从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宁、修水到湖北通城、祟阳、蒲所，到湖南临湘、岳阳、平江(南江)这十三点，全浊声母都还读浊音(湖口老派、武宁与吴语、湘语一样与次清不混，其他点与次清混)，还有很多词汇相同。

　2吴湘联系被插开是客赣语发展后的事。这种方言除全浊、次清声母混一外，韵尾保持比较完整，二等有些点(如梅县)有i介音，三等i介音也比别的南方方言多，表现出好些比其所处地域位置更为靠北的一些语言特点，可能是北语结合南方土语的产物。早期南迁活动可以溯至汉末动乱。如《三国志·蒋济传》：“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自庐江、九江、新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皖城即今安徽潜山，是今赣语楔入江淮区的最北点之一，在周围强大江淮话包围圈中至今还能保持赣语一些基本特色。孤悬于江北赣语尖角之尖的潜山话，想来不会是受隔江赣语的感染，而可能是旧语的余存。则赣客语可能来自这些东渡江入吴的古江淮移民，因从庐江、九江南移的话，过江即今赣语区(贵池石台二县西部、东至、彭泽、瑞昌等处，这里有湖泊、长江及众多支汊，古代可能因到处沼泽，不便居住，因而人少荒废地多。而战乱时就成为很好的避难可垦辟之处了。这股江淮移民与豫章的古楚语结合后形成客赣语的雏形，以后又因东晋南下移民而加强为客赣语，从而向东发展影响东邻的古吴语，对分化出徽语、闽语曾起过重大作用(今闽语徽语中有的层次接近客赣)。

　3六朝晋宋之“江东”方言包括后世吴闽方言在内，至今吴语东瓯片南部有苍南“蛮话”，是一种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东话，在处衡片浦城南部有一种石陂话是有全浊声母的介于吴闽之间的闽北话，它们都是含有对方层次的中介方言，表示了一种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像浙江建德话是吴徽二语之间中间状态话那样。

　4至唐时国家安定兴盛。战乱可造成方言迁徙，安定则可使方言巩固，分化。到开汀、开漳之时闽客两语即界线划然分明，说明闽语已经形成并巩固，北宋编的韵书《集韵》中已经编入闽方言专用方言字“囝”，皆与今闽语正同。同时也收入不少吴语方言字。则吴语自然也已形成而巩固了。

　5宋代吴语不但已巩固并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状况。东瓯片永嘉方言作者并已据自己方言写入字书(如戴侗：《六书故》)，并由专业书会写出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各种永嘉戏文脚本，其中丰富地表现了本片方言特色(如《张协状元》)。

　那么吴语从江东方言分别独立发展则应在南朝以降。吴语形成的下限应该至少不晚于唐，而其祖语上限可以追溯到汉以至东楚时代。

      千古江南，吴越为家；母语乡音，活色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