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魏延是怎么死的呢？

魏延被杀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公元234年魏延逃到汉中北门外，杨仪派遣马岱追上了魏延，魏延大叫：“谁敢杀我？”结果人头落地，马岱将头颅献于杨仪，杨仪用脚践踏魏延的头颅，并且骂道：“庸奴！你还能再作恶么？”魏延三族被诛灭。

一，平步青云，四面树敌

魏延义阳平氏（今河南桐柏县）人，他是三国时期一个小草根，遇到伯乐刘备提点，又因屡立战功被刘备当成军中之宝，蜀国的财富。

刘备入川时，魏延因战功赫赫被刘备升为牙门将军。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把治所迁往成都，急需一位重要将领来镇守汉川。此时刘备心中已有人选，但大家的心愿是选张飞。刘备毅然任命魏延为汉中都督、汉中太守，并将魏延从牙门将军升为镇远将军。刘备心知大家不服，在一次宴会上就魏延的任职问题让魏延发表讲话，魏延情绪激昂大声说：“如果曹操举倾国之力前来，我请求为大王挡住他，如果是一偏将率十万大军前来，我请求为大王吞并了他。”

魏延的这番大话刘备非常满意，但是下面的官员只好表面附和刘备，心里对魏延不满，感觉他锋芒太露，口吐狂言。

魏延不负刘备厚望镇守汉中10年，治军有方，守卫得当，使得曹魏不敢窥视汉中。之后魏延又屡次随诸葛亮北伐，功绩显著。他既善于养兵，又善用兵，成为蜀汉中后期屈指可数的勇将，屡次被委以重任。

二，猛将遇到小人

杨仪是个搞部署管粮草的文官，军中礼节制度，都由杨仪安排和检查，办事挺利索得到诸葛亮的赏识。但他是个诡计多端的小人。诸葛亮评价他性情急躁狭隘，孙权评价他：“牧竖小人也”。

魏延的性格自大高傲，史书上描述魏延与人吵架的地方也不少，他一言不合，就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逼死人的节奏。当时大家都对他避而远之，惟有杨仪对他不服，魏延对杨仪也十分仇恨，几次都想拿刀砍花他的老脸，两人关系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魏延在和诸葛亮合作时，诸葛亮不采纳他的观点，他就会当众大发牢骚，不考虑大局。诸葛亮把他驾驭的很好，充分利用他的才能给屡次他升职加薪，并不希望魏杨关系闹僵。魏延提出个“偏师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奇招，诸葛亮因风险太大坚决不同意，引来他的牢骚不满。

三，诸葛亮死后内斗更加激烈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积劳成疾躺在五丈原的病榻上，在病榻上召开一个没有魏延参加的临终会议，他说，他死之后，停止北伐，军队全部撤回蜀国，撤退时让魏廷断后，姜维次之。并且说：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你们不要管他，只管行动。

诸葛亮安排好就病逝了。秘不发丧，杨仪却不怀好意令费祎传达了丞相的命令并试探魏延意图。魏延直言道，丞相死就死呗，还有我呢，不能因一个人的死而荒废天下大事， 让我受杨仪摆布，去断后，做梦去吧。他还同费祎说出下一步行动北伐，要求费祎在文告上联名告诉手下各位将领。结果费祎骗他说：我得把这个建议反应给杨长史，长史是文官，不懂军事，他肯定会同意的。费祎飞马而去，魏延立刻反应过来，知道是杨仪的圈套，想到杨仪一定会向刘禅告发自己谋反，但追他又来不及。

大军随杨仪退兵，魏延气愤不已，赶在杨仪大军前面，所走过的地方都烧绝阁道。杨仪和魏延都互相上表刘禅说对方谋反，刘禅问及二人谁是谁非，结果众人都担保杨毅忠心，说魏延反叛。

魏延为了自保早点辩解先占据南谷口，率军出击杨仪大军，杨仪命王平大骂魏延的先头部队：“诸葛公去世，尸骨未寒，你们这些人怎么敢如此！”魏延大军知道错在魏延，都散了。只有魏延与其子数人逃亡，逃到汉中，结果被杀。可惜一代猛将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却冤死在内部小人的暗算之下。

魏延忠于蜀汉，他始终支持北伐反曹，只要是打曹操他就兴奋想当急先锋。对于他的是否谋反《三国志》上面已明确给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说明魏延的死只是不满杨仪不继续北伐，他与魏国作战心切，想除掉杨仪，代替诸葛亮北伐。

他的死完全是被杨仪诬陷，杨仪违背诸葛亮的遗言，钻空子公报私仇，试探诬告魏延谋反，当马岱把魏延的头颅交给杨仪时，他用脚践踏，口出恶言，可见平时他对魏延的恨有多深，人品也够垃圾。

建兴十三年(235年)，杨仪被废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诽谤犯罪，于是朝廷派人下到郡中捉拿他，杨仪自杀。

　　魏延只是打算自己单干

　　《三国志·蜀书》记载，魏延其人，也是三国时代一位能征善战的名将。只可惜，因为《三国演义》的渲染，他变成了一个“脑后有反骨”的人，骄傲自大，对于诸葛亮将军权交给杨仪和姜维的做法非常不满，于是打算自己单干。其实，他并没有造反的打算，最多不过是军事意见不合而已。

　　原文重现

　　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其人深得刘备赏识

　　魏延一开始是跟刘备混的，那时候，刘备还没有自己的地盘，魏延跟着他一起攻打四川，一路上立了不少战功。后来，刘备自封为汉中王，就命令魏延镇守汉川。当时，汉川地理位置关键，必须要挑选一个能干的将领驻守，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职位是属于张飞的，但是没想到，刘备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入选的竟然不是张飞，而是魏延。

　　魏延被封为镇远将军，并且同时兼任汉中太守，所有人都震惊了，表示不服，于是刘备召开了一场大型的说明会，让魏延当众发表上任声明。刘备问，我对你委以重任，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啊？魏延从容地回答道：“如果曹操来攻打四川，我会帮大王把他给揍回去，如果谁带十万大军来攻打我们，我会帮大王吞并了他们。 ”魏延的一番话，深得刘备喜爱。

　　与诸葛亮几次结梁子

　　虽然刘备很赏识魏延，但是很可惜，刘备称王当皇帝没多久就死了。魏延的军事理想就是战场杀敌，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攻占北方地区，彻底瓦解曹家的势力。于是，当他知道诸葛亮有意北伐的时候，几次撰写了具体的军事策略，送给诸葛亮审阅。但是，我们都知道诸葛亮为人谨慎，对于那些有风险的战略，一律视而不见，偏偏魏延提出的计策，风险系数都很高。于是，诸葛亮总是笑笑说，太冒险了，就把魏延精心准备的计策给放一边儿了。

　　魏延身为武将，勇猛之外，个性比较冲动，脾气火暴了点，还有点自恋，所以对于诸葛亮无视他这件事，感到很不满，还曾经对人抱怨说，丞相简直太谨慎了。

　　诸葛亮在第一次出兵北伐时，魏延曾经向诸葛亮提出一个非常有可行性，甚至能够改变战争格局的计策。他发现当时驻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脑子，不太懂得带兵。魏延认为，如果能够攻占长安，对于平定北方是非常有帮助的。他对诸葛亮说，只要丞相给我五千人，带上足够的粮草，我会带着他们从秦岭往东，急行军十天就能到达长安。守将是个废物，只要我发动突袭，一定能立刻吓跑他，就算等援军来，也要二三十天，丞相您过来肯定来得及，这样，我们就能拿下长安了。

　　这个计策又被诸葛亮否决了，于是魏延又不高兴了，他和诸葛亮的梁子也越结越深。

　　为了抢指挥权才动手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再次北伐，魏延任先锋。不过，诸葛亮并不是很信任魏延，总觉得他太冲动冒进，不够踏实，相比之下，他更愿意把很多事情交给杨仪来处理。但是，偏偏杨仪和魏延是死对头，魏延脾气不好，大家知道他军功卓著，于是都让着他一些，只有杨仪不给面子，时不时就跟魏延吵架。确实，杨仪比起魏延来，无论从知名度还是资历上来说，都差了很远，但是我们说过，诸葛亮一生谨慎，他自己也喜欢谨慎的人，可偏偏魏延不谨慎，诸葛亮不放心他，死前也将军权交给了杨仪，魏延很不满。杨仪下令，全军撤退，魏延断后，但是杨仪是长史，而魏延已经封侯，所以，他死也不肯接受杨仪的指挥。他认为，攻打司马懿是必须的，诸葛亮去世不能影响北伐的大计，他还想要继续北伐。但是，杨仪抢先他一步行动，下令撤退，魏延一气之下，为了抢夺军队的指挥权，烧掉了撤退必经的栈道，并且发兵攻打杨仪，打算除掉杨仪。但是在两军交战当中，魏延被马岱所杀。

　　他死后，杨仪和姜维给他扣上了“造反”的大帽子，株连魏延家三族，可以说，魏延虽然拥有出色的军事才华，但是，在诸葛亮手下没有得到任何发挥。“屈才”两个字，用在魏延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刘禅相信的原因是，魏延挂掉已经成了事实，而杨仪，姜维又控制了兵权，如果这事处理不好会危害到刘禅自己，因而，不如让一个死人出来背黑锅。。让活人高兴。。。皆大欢喜。。

　　楼上的无稽之谈。。军事上的事一直都是诸葛亮负责的，刘禅不能过问（《三国志》中，魏国曾用这个事实，诋毁诸葛亮和挑拨离间），诸葛亮死后，刘禅依然不能控制军事，而何况刘禅还没搞清楚问题的时候（《三国志魏延传》中称：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魏延已经挂了。。不存在什么功高震主的问题，魏国发的檄文中称诸葛亮外慕托孤之名，内行专擅之实，岂非一代权臣，刘禅首先杀的该是诸葛亮啊。。。因而但是来说，刘禅考虑更多的是军权归谁的问题，而有军权的人。。是不是够安全。

阮籍《咏怀诗》与现代人生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这本书当中，反复讨论到了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追求’着‘无限’，乃是在一邱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而又不是出世的。”

阮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固定化的艺术形象，是我们在考虑中国艺术史的时候可以跳过却永远无法忽略的一页。关于阮籍，钟嵘有这样的评价：“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冯惟纳云：“籍咏怀诗八十余首，非必一时之作，盖平生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何义门则说：“阮嗣宗咏怀诗，其原本诸离骚。”而刘熙载说：“阮步兵诗出于庄。”而刘勰则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

“诗歌是一种直观感性的语言。”“用现在的话来说，诗歌的意义不仅于让人知道（knowing），而在于让人感到（feeling）。”“诗是真正的绝对真实。”“越有诗意，就越真实。”

在魏鼎移晋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阮籍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艺术与历史真实？恐怕更多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中去寻找。

阮籍的诗，现存的主要是他写于不同时期代表其人不同思想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关于阮籍的诗作，说法有所不同，或多少有异，或次序不同，前人曰：“阮集传之既久，颇存伪阙，校录者往往肆为补缀，作者之旨淆乱甚焉。” 然而各版虽别，其差多在字句，于全诗大意无损，亦于意境风韵无损，故于此我们可以暂不多加考虑。

一

阮籍的诗能告诉我们什么？

从嗣宗的诗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矛盾的人生与痛苦。在他的述怀诗句里，充满着盛衰无常，修短随化的痛苦；充满着向往事功，曳尾涂中的矛盾；充满着放浪形骸，孤独寂寞的痛苦，充满着心尚儒学，反抗名教的矛盾。他的痛苦与矛盾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每一步足迹里面，我们总能看到痛苦与矛盾的血痕。也无怪乎为什么嗣宗每次酒后，总是“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二十三）这是很等样美丽的语言！在嗣宗的描述中，生命是如此的飘忽不定，“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其三十五），在孤独无助的弱小的人面前，生命是伟大到令人无法承载的存在，“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其三十二），面对这样在生死之间徘徊的命运，他怎能不回忆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的感慨，怎能不写出“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其十）的无奈诗句？嗣宗将远古的神话与典故溶入诗中，在嗣宗的眼里，生命的流逝与四时的消长渐成一体，再执著的愿念与渴望，壮志与悲伤，都融入“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生”（其三十六）的故作放达之中。这是何等样的悲哀？这样的放达没有能够让他逃离死亡的恐惧，只能不断加深孤独的他在死亡与生存间那无穷无尽的寂寞与痛苦。

胡应麟这样评价嗣宗：“步兵虚无恬淡类庄、列” ，然而在阮嗣宗身上，我们似乎不能这么简单的将他归为虚无恬淡的出尘高士。史论“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 ，然而这是否就是阮籍的本来面目？“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其十五），这自然是意气风发的年少时代；“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其三十八），这显然是英姿勃勃的青年壮志；“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其三十九），这俨然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功名之念；“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其四十二），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当益壮。在诗句当中，他每每以壮士自比，然而却总是在描述随后的感慨中，叙述这样雄壮生命的潦倒与悲戚。“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的儒雅文士，结局却是“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所祀，衣服常苦寒”（其六十）；“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的英武少年，最后却是“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这是诗人自己逻辑的矛盾么？不是。正是这样矛盾的描写，写出了嗣宗内心的痛苦与悔恨。一边是建功立业的无穷壮志，一边是济世不能的现实尴尬。描写的事功者的悲惨境遇，不过是自己心灵境遇的写照。这样对比的结果，最终凸现出来的，是诗人“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其二十一）的无奈心境，更是诗人放荡形骸、孤独寂寞的诱因。

于是乎，“君宁盛骨庙堂上？君宁曳尾淤泥中？”孤独寂寞的嗣宗无法作出选择。任何选择，都是错误。在魏晋那样心灵觉醒的时代，夹杂在痛苦深渊中的独立人格，只能沉迷于自我心灵的迷茫与孤独。“啸歌伤怀，独寐寤言。临觞拊膺，对食忘餐”（咏怀诗十三首之三），这是诗人对孤独中自己心灵的描写，也是诗人对于时代精神的描写。“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这是诗人对自己的质问，也是诗人对所有彷徨名士的质问。诗人每每将孤独寂寞的感情虚化出来，在诗句中用无奈而又残酷的笔调描写着大时代里每一个人相同而又各自迥异的特殊的痛。诗人或移情于“孤鸟”，或矢志于“失路”，然而，没有一丝苦闷不是诗人在自己人生的悲痛当中寻找出来的自然。

诗人的苦闷，来源于自己人格的对立。身在乱世之中，诗人作为儒者的理想破灭了。当诗人被迫站在自己立场的对立面批判自己心中的道德大旗时，他怎能不痛苦？在他用率性而为的行径打破道德约束的时候，却总是徘徊在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道德底线之前，他怎能不苦闷？怎能不寂寞？正仿佛批判教会却又相信上帝一样，有的时候，在人的感情中，不能不产生无法名状的悖论与荒谬感。无怪乎嗣宗在教育儿子时会严加斥责：“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二

是什么样的因素迫使阮籍进入这样的心灵状态？是怎样的社会让嗣宗永远处于这样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是魏鼎移晋的大时代决定的。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社会职责的放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心灵历程，是一个时代社会底层对自我和宇宙的重新思考。但它不是文艺复兴。它没有古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那样伟大的思想和历史意义，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在思考着如救赎一般的对宗教、对科学的根源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的是具体的社会架构与个人经验性的遭遇，而不是西方传统那样超验性的自我与整体。

“现代社会开始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开来的时候。因为它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它摆脱不了遗弃感。” 这样的遗弃感在魏晋时期同样游荡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魏晋名士们在自我放逐之后也似乎开始追求其高尚而伟大的自由——“逍遥”。这是自由么？不是。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不是真正意义上自我精神的觉醒，只是在庞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苟延残喘。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郁，从根基上铸就了现代人生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的忧郁本源。他们的忧郁，始终只是“对国家或者社会正在面临的危机的觉识”，而不是在“以不可克服的人和世界的分离为基础的”真的觉醒 。在这片土地上，缺乏的是一个终极的超越现实约束的最高关注者和寄托者，缺少的是高悬在每个人头顶的那一只上帝之眼，缺失的是人的信仰。正如席勒所说的一样，独立自我的存在，意味着自我真实性的无限扩大，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性的迷失。本来作为社会和谐统一象征的美消失了。

然而正由于这样独特的地域限制，要在传统的人生中实现这样彻底的消失，很难。每当他走到迷失的边缘时，那“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的画面，那“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其四）的感觉，终于又将他唤回。毕竟，在这样的国度，找不到自由的精神，更没有为自由献身的精神。

阮籍就是这样，流浪在寂寞与繁华之间。他面对的是“清风肃肃，修夜漫漫”（咏怀诗十三首之三）中无边无际的孤独与忧伤；他遭遇的是“一身不能保，何况恋妻子”（其三）的艰难境遇；他停留在“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其三十四）的人生中点；他感受到的是“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其四十七）的惆怅悲凉。青云掩蔽的，不仅仅是他的前庭，更是他的双眼，他无法看到，无法拨开，也无法离去，只能流浪在背叛与死亡之间的独木之上，走出人生最无奈的蹒跚足迹。于是，哀叹。唯有无声的哀叹。他写出的诗句，也只能是“对酒不能言，凄凔怀酸辛”（其三十四）的隐约之词。

他渴望“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其三十二）的飘逸，他追求“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其二十四）的潇洒。最后，却不得不漂进“随波纷沦客，泛泛若浮凫”（其四十一）肮脏的宦海与世情。

三

“人生识字始忧患，龙腾神俊染政坛。浮云远山游子梦，淡雨明朝困汉川。”以这四句作阮嗣宗诗的注脚倒也颇有意味。然而当我们放下他的酸辛，拾起我们自己的无奈时，我们还能如此从容么？

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深层次的忧患意识，融合在作为现代人特有的迷惘与悲伤中，写出了我们现在读到阮嗣宗的诗句时那种莫名的心酸与阵痛。我们永远适合，也一定看到的是阮嗣宗当年哀怨已久的“低头留得无边在，又见归鸦夕照中”的残缺与荒凉。

“……在以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诗人与短暂者，他庄严的讴歌酒神，领悟远逝诸神的行踪，留驻诸神的轨迹，于是其同源的短暂者 走向转变的道路。”“时代处于贫困并非在于上帝之死，而在于短暂者对他们自身的短暂性几乎没有认识和没有能够承受。” 然而在我们面前，贫困或许正是由于上帝缺席的存在。

我们并不能在这里奢谈康德对于崇高的实质那自我在强力自然对象前产生自我超越的定义。缺失最终存在依据的一群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崇高，什么是自我。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想心里叫，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的多。” 现代人并没有面临这样的强力的政治信仰压抑，摆在现代人面前的是无穷的选择。然而面对无穷的选择时，人类悲哀的发现，理想与信仰的面目湮灭在这一个个繁琐的选择当中。当选择尽可能增加时，理想消失了。

“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的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

“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这是黄侃先生在注阮籍时的感慨。当阮籍痛哭于邻家女灵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他的眼泪究竟代表着谁的痛苦？实在吊怀死者，还是在哀悼自己？

然而丧失，真的丧失了么？没有。从阮籍充满人生希望的诗句中我们看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的英气勃发，“壮士何忼慨，意欲威八荒”的雄心壮志，“王业思良辅，建功俟英雄”的不甘沉沦，哪里是失路的苦闷者？分明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人生。但在嗣宗面前的，更多的是倡言理想者的虚假，标榜道德者的伪善，他看到的是伟大道德精神在世间的主导者身上的庸俗化与被篡改。他悲愤，他伤怀，他不能不失路。与其说他在反对道德，不如说他在反对道德大旗下丑恶的灵魂。在他的心目中，何尝不无限向往着道德，何尝不向往着至上的精神？

现代人生，和嗣宗有几分相似？现代人生面临的是无限丑陋的社会，是乱七八糟的时代，是被现代机械文明侵袭的心灵，是道德大旗本身。现代人生面对的不仅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痛苦，更是整个道德高楼的坍塌。

现代人体验的是“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其五十四）的虚无，是“床帷为谁设？几仗为谁扶？”（其五十七）的空虚，是“独坐空堂上，谁与共欢言？”（其十七）的寂寞，是“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孤独。在现代人生的眼睛里，任意的人与物都是嗣宗笔下桑林子，我们只能涕下交流。我们不是利玛窦笔下那虔诚的自己：“我们忍受着这一切，是为了爱上帝，为了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救我们出地狱。虽然这样生活毫无慰籍，我们为自己的罪孽每天以泪洗面，热泪纵横的等待着上帝的审判”。我们仰望苍天，我们没有泪水。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与传统思想不同，现代人考虑到的是现实的目光，考虑的是事物是怎样的。我们不再有传统思维那样伟大的追问精神，可以追问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在失去了传统迷惑了智慧之眼的理想青云之后，现代人看到的是现实地不能再现实的残酷真相。没有人能够在残酷的事实中慨然自苦的生存。“现代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抽象掉了自身的特性而价值化，变成了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 这不能不说是世间最高的残酷，是最无奈的残酷。当现代人生自己都成为商品时，悲哀变成为了他唯一的使用价值。“现代人，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着是羸弱的，是虚伪而贪婪的。” “他的品质和含义就在表现和拒绝，诱惑和嘲讽之间摇摆不定，令人即期待又恐惧，也许，这是现代人的真实处境。”

四

在这样的现代传说中，或许阮籍能带给我们一丝慰籍。毕竟，他虽然哀伤，但并不堕落；虽然堕落，但并不沉沦；虽然沉沦，但并不失去本真。在阮的真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前现代人一般的无奈，却看不到如现代人生一样无穷无尽的黑暗与绝望。我们眼中的，更多的是“有悲亦有情，无悲亦无思”（其七十）的强作欢言，是“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其十三）的勉为宽慰，是“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其二十四）的自艾自叹，终于又是“萧歌有遗音，梁王安在哉”（其三十一）的沉痛怀念。

“一颗沙中可以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布莱克的诗句给我们清新的微风，阮嗣宗的诗句给我们沉重的黑暗。然而，无论是谁的感伤，都不过说出现代人生的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