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范传翻译 杜范，字成之，黄岩人。少从其从祖烨。。。

杜范传译文

　杜范，字成之，黄岩人。小时候跟随从祖杜烨、杜知仁游历，他的从祖是朱熹的学生，到杜范时学问更加显著。嘉定元年(1208)杜范被推举参加进士考试，调为金坛县尉，又调为婺州司法。绍定三年(1230)，杜范担任主管户部架阁文字。绍定六年，杜范升任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1234)，杜范改任军器监丞。第二年，他入朝奏对，他对皇上说：“陛下亲自处理政事，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如今不仅没看到革新政治的效果，有时候却有越来越不如以前的担忧。导致弊病一定是有根源的，挽救弊病也一定有根源，积累了三四十年的陋习，逐渐地渗透熏染，日益深入并且腐蚀人心，有不能挽救的弊病，它们的根源不过是一个私字而已。陛下本来就应该警惕弊病的根源，使私意去除干净。所以身在皇位而或许还心怀私人间的怨恨，天命有德而或许还会因私情滥赏，出兵征讨有罪的人而或许还会被私情牵制，左右亲近臣僚的言论有的是来源于道听途说，土木无益之功有的是为了个人的耗费，尊崇礼貌用来尊敬贤能的人并且任用他们，陛下还没完全做到，和颜悦色地接受劝谏并实行，这在陛下是困难的，这些是陛下没有去除的私心。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互相之间不信任，在文告的下面标明是皇帝的敕令，事先不告诉具体情况，在一起决定事情，不能互相议论是否行得通，虽然大臣们在一起讨论了但施行的时候还取决于私人的见解，众贤人在朝廷上但却在私人的府第秘密地商议和决定各种事情，这是大臣没有去除的私心。如果允许君主和宰相有私心，那么颁布教化百姓的条例只能是一纸虚文。近来朝廷召用有名的儒者，阐明关于穷究事物的本原而获得知识、诚心正意的学说，有喜欢议论的人，就因此诋毁和讥笑他们，陛下被这种人的言论所迷惑，就产生了讨厌儒学的想法。这正是贤能的人和奸邪的人被进用和斥退的关键，它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希望陛下认清真伪，并付诸实行。”

　　杜范改为秘书郎，不久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上奏说“：先前权臣所用的台谏官，一定都是自己的亲信，他们互相约定好了以后，再发出命令。台谏官所弹劾攻击的人和事，都秉承权臣的微言示意，所以国家的法度被废去，风俗遭到破坏。陛下亲自处理政事后，首先用洪咨夔、王遂，彻底地矫正原有的弊病，斥退奸邪的人。然而在朝廷上，受到的牵制还很多。台谏官弹劾到皇上宠信的人以后，就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并且先同意被弹劾的人的管理宫观的请求；事情有所牵扯，就从中进行调解，到最后就是收回论罪的奏章。也有弹劾有罪的人的墨迹还没干而朝廷已发布了对他的新任命，被裁退不久又很快得到好官职的。从此台谏的风采，从前振奋的却日益消溶；朝廷的法度，从前逐渐完善的却日益被破坏。”理宗十分肯定了这些话。

　　杜范又上奏说九江守臣何炳年纪大了不能抵御风寒的事，希望罢去他，但没有实行。杜范又上奏说“：一个守臣没罢去，这是小事，台谏官的话不实行，这是大事。阻遏台谏的话还可以，甚至把陛下的旨意藏起来不实行，这难道是励精新政时所应该有的吗？”丞相郑清之见到这个奏章后大怒，五次上疏请求免去杜范的官职，他的奏疏中有“危机将要发生，朋党祸起”的话；并且认为杜范秉承某人的微言示意，来装饰自己对大臣的排挤和陷害。杜范就自己弹劾自己，他说“：宰相和台谏，官位有尊卑的区别但做的事都是为一个目的，只应该同心为国，怎能容许以私害公。执行的是宰相，议论的是台谏。执行的人怎么能完全符合事情的需要，议论的人或许免不了被攻击诋毁，在清明的国家，这也是常有的事。古代大臣想维护国家的法度，所以一定要推崇褒奖台谏，听说有因台谏而被处治的大臣，没听说大臣有忌讳台谏的话而发怒的。从前掌权的人所用的台谏，一定是他们的亲信；陛下改革政治，台谏官都是陛下亲自选拔的。如果陛下不想让我议论掌权大臣的亲戚故旧，那就钳住我的嘴，夺去我的命，那么这与从前大臣任用亲信为台谏官还有什么区别？不知所说的‘秉承某人微言示意’这个某人是谁？‘装饰对大臣的排挤和陷害’又有什么事来证明？请陛下检验我前面的奏疏，罢免我，以满足我退官安居在乡间的心愿。”

　　当时郑清之荒谬地索取战功，在河、洛用兵，兵民死了十多万，物资、粮食、武器、铠甲都被敌人缴获，边境骚动，朝内外都十分困乏。杜范率全体谏官论奏这些事，并说制置使诈谋欺骗皇上。凡是监司、郡守中贪暴害民的，都按等论罪。郑清之更加忌恨杜范，改他为太常少卿。百官轮次奏对时，杜范说：“现在的弊病，没有比贿赂交结成风更大的。名誉已经显赫的人收买身边的人的赞誉以便巩固自己受宠的地位，没有当官的人只是为了升官才逐渐贿赂交结。边疆的帅臣，不用黄金去收买敌人为我所用，而用来探听皇上的意思；不优待和重赏士卒，而用来交结权贵。以致赏罚颠倒，严令被轻慢，因罪被贬的人抗拒命令而不执行，弃城逃走的人用巧妙的办法来求得免罪，统帅官兵的人招致祸乱并且大肆抢掠，掌握大权的人恃势而骄。下面的禁军，骄悍难节制，监军结成团伙互相剽劫。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小恩而废大原则，不要因为私情而阻挠公法，严格管理后宫，不让半句话进入宫门；约束宦官，不让那些用谗言诬陷忠良的人得逞。”杜范自从担任台谏官以来，多次请求去管理宫观，这时又五次上疏请求回乡务农，皇上都不允许。

　　杜范升为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大元兵准备占领江陵，杜范请求在蕲、黄二州驻兵以防止元军窥伺长江，并且命令沿江的帅臣兼任江、淮制置大使使他们的权力加强，命令淮西帅马上调兵拨粮去援救江陵。杜范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他推辞但没获准，就趁着给皇帝讲读经书时，上奏说：“臣曾经充当过陛下的耳目，往往触犯宰相，以致麻烦陛下从中委婉地调解保护，现在又让我担任从前受攻击的官职，难道因为臣说的阻止私心的话还有可取的吗？因为我性格谦恭懦弱，容易调理保护，就暂时用来充数吗？从前人主对于敢于直言的大臣，不是高兴地听他们的话，就是勉励他们，否则就疏远他们，没听说有不采纳他的意见而又用他的。陛下自从端平元年亲自处理朝政以来，召用正直的人来振兴御史台，不久就出现了曲折辗转地进行调理的弊病，御史所弹劾攻击的，或者是受到牵制而没执行，受到贬斥的，又找机会升官进职。臣在担任台谏官的初期，本来就已经极力说了这些，不仅没有改变它们，反而这种弊病越来越严重。甚至节帖的文理不全，改写但没有御史台的大印，中书不敢把这些奏明，看见的人对它们产生怀疑。没想到在圣明时候，这种弊病达到了如此程度。陛下认为他的话不能采用，又从而越级提升他，那么台谏这个官职，就专门成了升官的捷径。陛下只知道尊崇和褒奖台谏是盛德，而不知道阻止和压抑正直的言论是弊政，那么陛下就是外有喜欢劝谏的名声，内有拒绝劝谏的事实，天下怎么能有虚可以遮盖实的呢？”杜范开始把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就离开朝廷看作遗憾的事，这时他就极力讲台谏失职的弊病。

　　当时襄、蜀都遭到破坏，江陵孤单危险，两浙受到震动，人们恐惧，杜范又说：“郑清之蛮横地挑起边境战争，几乎危及国家，他的儿子招引权贵，收取贿赂，贪得无厌，盗窃国家的钱帛用来换外国货，并且有事实。”杜范还说“：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和史寅午、彭大雅用贿赂与郑清之的儿子交结，想尽办法为他开脱。李鸣复既不体恤父母生活的国家，又怎么能想着陛下的社稷。”皇上因为郑清之是自己王府中的老臣，李鸣复没什么大罪，没有马上处治他们，杜范也不接受殿中侍御史这个官职。皇上催促他上任，杜范上奏说：“李鸣复不离开那我就离开，怎么敢进入经筵？”杜范将要再次论奏李鸣复时，李鸣复针对杜范的奏疏为自己辩解，他说：“台谏官论奏我，不知道所指的是哪些事，难道是因为我曾经主张和议了吗？幸好我没被斥退，那么使国家安定，对社稷有利，死生都是靠和议决定；否则人们就会无家可归，只有在五湖中坐着小船游荡了。”杜范又极力论奏李鸣复寡廉鲜耻，不久御史台的全体官员都弹劾李鸣复，太学生们也上书攻击他。李鸣复刚出关，皇上又派使臣召回他，杜范又与全体台谏官上奏“：李鸣复担任宰执，他所交结的只有史寅午、彭大雅，他们这些人在一起搞阴谋，不过是贿赂受到宠幸的人，欺骗皇上，以便暗中谋求宰相的职位。臣最近看到李鸣复为自己辩解的奏章，见到他使边疆的大臣互相争斗而引起矛盾，荒谬地讲和战来肆无忌惮地胁迫别人服从自己，并且因为蜀地已遭破坏而想在五湖泛舟。又把安定国家、有利社稷作为自己的责任，不知道李鸣复在政府中长期任职，现在又有什么安定、有利的策略？欺骗皇上的事，他没有不做的。如果臣的话对，就请马上罢免他；如果说的不对，请皇上早点罢斥我。”杜范改任起居郎，他上奏说：“臣论奏李鸣复，没见朝廷处治他，忽然又任命我当左史，那就是我说的不对，对我表示优待。臣以前曾上奏说台谏只是升官的捷径，起初对朝廷的法度没有益处，我亲自说的话，又亲自实现了，我的罪过大了。”他就渡江而回。杜范被授予江东提点刑狱，不久改为浙西提点刑狱，杜范极力推辞，而李鸣复也出朝到越州担任守臣。

　　嘉熙二年(1238)，杜范被差遣为宁国府知府，第二年他到了宁国府，正赶上了大旱，杜范就见机行事，发放常平仓的粮食，又劝寄居在这里的官吏和富人中有存粮的人把粮食拿出来，老百姓因此得以安宁。杜范刚到宁国府时，府中的仓库很多都空了，不久，库存的米就多了十万斛，钱也有数万缗，杜范就把这些用来代替下户纳粮。两淮饥民渡江的大多剽掠，他们的首领张世显特别勇猛剽悍，率领三千多人来到宁国府城外。杜范派人犒劳他们，让他们不要骚扰、等待安排，张世显就暗中怀有夺城的想法，杜范用计谋抓住并杀了他，接济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去。

　　嘉熙四年，杜范回到朝廷，他首先说：

　　“干旱接踵而来，人们吃不到一粒粮食。纸币贬值，物价猛涨。行都里面，景象萧条，左浙在京城的附近，饿死的人充满了道路。流民比比皆是，没听说有安抚他们的政事，剽掠成风，已经开始有起兵的迹象，这是内忧已经急迫了。新建的北军，借着胜利的机会又善于战斗，中原地区很多盗贼，都借着这个名声而起兵。大元兵捣毁我们的巴蜀，占据我们的荆襄，骚扰我们的淮，最近又从夔、峡二州窥伺鼎、澧二州。边疆的大臣，肆意欺骗皇上，取胜时就宣扬出来讲自己的功劳，失败时就掩盖起来不向朝廷汇报。假如敌人趁长江上游我们没有防备的时机，做到长江下游饮马的打算，谁能抵御他们？这是外患已经严重了。

　　“人主在上侍奉的是天，在下依靠的是老百姓。近来天象显示了变异，彗星吐出尾巴，正值冬天却打雷，春天已经过去却还下雪，海潮冲进了都城，旱灾造成的不产粮食的土地几乎遍及京城附近的地区，这是不能符合天意而天已经发怒了。人死于战火，死于饥饿，父亲和儿子互相抛弃，夫妻不能互相保护，满肚子怨气，诽谤朝廷的话充满了道路，‘等死’的念头一萌发，什么不能做？这是不得人心而老百姓已经怨恨了。内忧外患交相而来，天心人心全都失去，陛下能与二三位大臣安居在天下人的上面吗？陛下也曾经想过所以这样的原因吗？

　　“从前掌握大权的宰相表面对陛下表达小妻一样的忠心，暗中窃取驾驭人的大权，以音乐女色和赏玩嗜好的物品在内部蛊惑陛下的思想和心计，而废除和设置、生和死，这一切都只按他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此导致国家的法度被破坏，风俗颓废，军政不整治而且边疆的保卫和防备措施被毁坏和缺乏。凡是现在有的内忧和外患，都是掌握大权的宰相三十年酝酿成的，好比养护痈疽，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该发作了。端平年间号称革新，但担任宰相的不是革新人物，不能改变旧的弊政，对朝政的败坏和玷污，比原来还严重。从此陛下的思想疑惧，不知应该依赖谁，并且不以他为仇人而认为他有德，不以他为罪人而认为他有功。于是上天的希望在陛下这里实现的少，天象变异的事就出现了，人们的希望在陛下这里实现的也少，怨恨和反叛就形成了。

　　“陛下敬奉上天要有法度，对美酒的需求要有限度，缉熙要有记录，如果能持这样一个念头，那么使国家从倾危颓靡中振兴，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然而我在道路上听说，陛下所谓的警醒畏惧的想法，只能在外朝处理政事那一会儿能见到；而喜欢玩乐的私心，常在宫中设宴请亲近的人时放纵。名义上是任用贤能的人，而陛下身边的宠臣能从中钻空子；政令由中书发出，而陛下的御笔特奏又从宫内传出。邪说的蛊惑，亲属的请托，蒙蔽陛下的聪明，转移陛下的思想和心计。”

　　这时杜范离开朝廷已经四年了，皇上对他的安抚和慰劳十分周到。

　　杜范升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因为长期干旱，他又说：“陛下继承皇位已经二十多年，灾异的谴责和告诫，没有一年没有，到现在更严重了。陛下追求如何才能符合天意，难道只是减少膳食，撤掉音乐，分别到各祠庙中祈祷就行了吗？不应该除此以外又在自身寻找吗？不去自己反省悔过，而只希望天怒消散，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彻底扫除旧习以使天下一新，放出宫女以疏远音乐和女色，斥退受到亲幸的人以防止受到欺骗和蒙蔽，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使国家的财政丰足，减轻征敛以使老百姓得到休息。况且没立皇太子，皇太子的位置还空着，请选宗室中有贤德的人在宫中养育并教导他。”又讲铨法的弊病说：“朝廷已经有堂除，又常取吏部的缺额来做人情；士大夫贪污受贿，就暗中不经过推勘结绝而得到改正，这些都是营私舞弊、忘了国家的祸害。”不久，杜范又上疏说：

　　“天灾和干旱，从前本来就有。但粮仓中的粮食枯竭，每月的开支不能接继，一升米的价格是一千钱，价格还在不停地增加，富户没落，十间房子有九间房子的人都不在了，这又是从前所没有的。更严重的是全家饿死，相继投江，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议论掌握政权，士兵的牢骚话不忍心听，这是什么样的景象，却在京城这样核心的地区可以见到。浙西盛产稻米，但干旱的土地有千里。淮河流域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背着孩子在路上的人一个接一个，想回家却没有住处，气息微弱就等着死亡。如果没有边疆的战事，老百姓还可以相依为命，苟且活下去，万一敌人的骑兵冲进来，这些流浪的人一定会奔到南方，有的可能被迫屈从敌人，就给他们当向导，那么巴蜀的教训是可以借鉴的啊。

　　“我个人认为陛下勤于政务，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安定的时候也没间暇。然而宫中的宴饮和赏赐没听说有所减少，身边的宠妃没听说有所放出，宦官和陛下亲幸的人没听说有所斥退和疏远，通过宫中受宠的女子的请托没听说有所摒退和拒绝，朝廷政事没听说有所整顿，官府的积弊没听说有所追查和改变，掌握国家大权的人是按私情处理政事，负责处理各种事物的人不按法度履行自己的职责，国家大政则被两种意见所左右，不能决定，官府中的琐事则有个想法就轻率处理。朝廷的命令早晨改的而晚上又变了，法度被破坏，没有一件事不存在弊病，没有一个弊病不严重。陛下何不也震动恐惧，自我反省。”

　　皇上下诏“：朝廷内外的官员和老百姓考虑现在最紧要的事，比如河道不通，怎么才能运送军饷？浙右出现旱灾，怎么才能推行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财政匮乏，怎么才能使国家买粮的本钱充足？老百姓流离失所，怎么才能使这些人安定？敌情难以预料，怎么才能使边境得到巩固？每个人都一定要全力思考，来陈述控制危机和变乱的策略。”

　　杜范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他又极力讲宴饮和赏赐不节制、修造宫殿不合时宜、穷兵黩武、放纵私欲几件事。杜范兼权兵部尚书，改为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

　　淳二年(1242)，杜范被提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杜范进入都堂以后，凡是朝政有什么过失，任免官吏有什么不妥当，他都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丞相史嵩之表面上对杜范宽容，内心里实际是忌恨他。淳四年，杜范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因为李鸣复任参知政事，杜范看不起他，不愿意与他共同执政，就辞去官职。皇上派中使召他回来，并且下令各城门不能放走杜范。太学生们也上书挽留杜范而斥责李鸣复，同时也斥责史嵩之。史嵩之让谏议大夫刘晋之等人论奏杜范和李鸣复，杜范才就任。恰赶上史嵩之遭父母之丧想希望朝廷在他守丧期没满时重新起用自己，但没成功，于是杜范被任命为右丞相，杜范把这个职位推让给游似，皇上没答应，杜范就勉强支撑病体去觐见皇上。皇上亲自写下“待人接物，坦诚无私，集合众人的心思，采纳各种有利国家的意见”赏赐给他。

　　杜范上疏讲五件事“：一是整饬治国的基本措施，认为政事应该常由中书决定，不要让别的人或部门能够窃取权力。二是严肃皇后妃嫔居住的地方，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宫内外，使宫中和官府形成一体。三是选择人才，认为应当根据人的才能用到适当的岗位上，而且要长期任用，不要只遵守官员升迁、转任的一般原则。四是爱惜爵禄，认为像文臣贴职，武臣阁卫，不应该作为营私卖恩的场所。五是节约财物，认为应该从皇上开始，自后妃开始，从身居贵要之位而又接近皇上的人开始，考核封桩库中国家的收入和支出的数目，并且补足和堵塞其中的不足和漏洞，寻求食盐的人的户口册籍和纸币变更的条目，并且斟酌其中的好处和害处。仍然请求早立皇太子以便维系人心。”

　　当时亲王和外戚大多请求皇上增加恩惠，杜范援引前朝杜衍的例子，都没同意，把皇帝的赐恩诏书全都驳回。杜范请求拨出堂除的缺额给吏部，以肃清中书的事务，只留下书库、架阁、京教和重要地区官员的任命权。人们都认为这样不妥当，太学生也上书讲这件事，皇上把这些反对意见给杜范看，杜范上奏说：“三四十年来，权臣左右国政，用国家的爵禄来买卖自己私人的恩惠，取吏部的缺额来归堂除，太学生们也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习惯了，就认为近年来的有弊害的政事是祖宗定下的法度。如果认为我说的对，上下都坚决遵守，那么说好话的人一定多而诽谤就停止了。”不久，来参加选拔和调动的人没有滞留的，符合资格的人都得到好的官职，众人才对他信服。

　　皇上命令宰执分别列举当前的弊病和可以推行的政事，杜范上奏十二件事：

　　一是使任用和免退官员公正，希望进用和斥退人才都参考本国人的评论，那么钻空子的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二是储备有才能的人，朝内的官员，则是把宰执的人选储备在侍从、台谏中，把侍从、台谏的人选储备在卿监、郎官中；朝外的郡守、统帅，则以长江流域的通判为幕府、郡守的后备人选，以长江流域的郡守为统帅的后备人选；其他官职都这样，这就不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缺乏人才的担忧。三是严肃推荐人才，应该下诏书告诉朝内外的官员，凡是推荐人才一定要写明负责哪些方面、工作成绩、事情的真实情况，不许只写赞扬的话，朝廷的记录跟推荐人说的不符合，推荐人要受到处罚，仍诏命侍从、台谏不许答应士子的请托而推荐他。四是惩治贪污受贿，自今往后，有上报贪污受贿罪案件的，马上派人到下面去勘察验证，果真有赃证，一定按祖宗的法典惩治，没有事实根据，而是监司荒谬地用贪污受贿来诬陷人的，也根据情况给以惩罚，台谏根据传闻而弹劾某人贪污受贿，也进行勘察验证。五是职责专一，吏部的官员不应该兼任给事中、舍人，京尹不应该兼户部、吏部的官职，经筵也一定要设专职官员。六是长期担任一种官职，朝廷内管理财赋、狱讼、铨选和其他烦琐、重要部门的官职，一定要在任满三年后再提升或调转，地方上的监司、郡守，也一定让他连任，那些不称职的则要立即罢斥。七是压抑侥幸，向朝廷内外宣布，每个人都致力自己的职事，朝廷上不因为打破先例而过分施恩，宫廷中不因为私人的请托而废除法度；对有功绩的老臣、王侯贵戚，不把国家的爵禄轻易地授予他们。八是把军权交给武将要慎重。九是备齐武器、粮食等军事物资。十是招纳地方上的豪强。十一是效仿祖宗的方田法，疏导成水渠，纵横交错，互相能连接、灌溉，用挖沟的土，修成田间的路，不应两匹马在路上并排奔跑，不许排队而行，像曹玮守卫陕西的制度，则是敌人骑兵来了以后，所到之处都有阻拦，而沟以里又可以耕种和驻兵，比陆地强多了。十二是治理边防、管理财政，实际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有懂得治理边防、善于管理财政的人，应该搜求寻访上报给朝廷。

　　当时孟珙掌握重兵长期驻扎在长江上游，朝廷一向怀疑他难以控制，这时孟珙也写信来祝贺。杜范给他回信说“：古人认为大将和宰相和睦则士子就心悦而依附，从此我们只应该同心协力，以身殉国。像用不良的手段进行驾驭、控制的事，不是杜范值得做的。”孟珙非常感动和佩服。不久，大元军队大举侵入五河，渡过长江中游，设置营寨，并且用重兵牵制合肥，命令不要互相救援，作为一定攻取寿春的计划。杜范命令维扬、鄂渚的两位统帅分别调兵从东西两面来策应，最后终于取胜。杜范按功劳的大小进行奖赏，没有不符合事实的，士兵们都很高兴。

　　不久，杜范去世，他被赠为少傅，谥号是“清献”。他的著述，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疏的文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

近日，一则某地动物园内游客斗殴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虽然近年来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和纠纷并不足为怪。但这件小事之所以能冲上新闻热搜，主要原因还在于园方在事后对于公众别出心裁的警示、提醒方式：

可见打架真不是啥好事，不但会影响公共秩序、教坏小孩子，连小动物们都难免效仿一二。所以日后大家要是遇到类似情况、在热血上头之前，最后还是斟酌一下再做决定为好，以免成为猫猫狗狗、老虎狗熊们的坏榜样。

以上当然是闲话、笑话，而且血一上头就忍不住挥舞拳头这种事，恐怕再过个千八百年也无法禁绝。毕竟人家孟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这事给看开了，“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号称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其实跟禽兽也只有很少的区别，所以撒泼骂街、打架斗殴才是人的本能。即便经过教化、处罚能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一下，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即便是号称温润如玉的淳淳君子，搞不好在某些情况下也忍不住要用拳头说话。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历史上那些爆发于看起来最为道貌岸然的皇帝、大臣们间打架斗殴的故事。

在讲打架的故事前，先讲一个虽然没动手，但性质更恶劣、更不要脸的。

北宋咸平年间的某一天，有两个名叫薛安上、薛安民的跑到开封府状告自己的继母柴氏妄图侵吞家产改嫁。按理说，这桩案子开封府无须受理便可直接作出判决，为啥？因为二薛状告母亲（哪怕是继母）的行为属于十恶之罪中的大不孝，官府可以无须细究案件的事实，直接对不孝子判处杖责、徒刑、流放等刑罚，甚至直接一刀砍了也没问题。毕竟“十恶不赦”嘛，就算皇帝大赦天下，这种犯人也属于遇赦不赦之列，永远没有翻案的机会。

相反要是父母状告子孙，哪怕是诬告也不会被追究任何责任，反正当时的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不过开封府可没敢当场就把二薛给砍了，甚至连屁股都没打。为啥，因为二薛的爹叫薛惟吉，爷爷叫薛居正。

没错，就是那个《旧五代史》的主编、北宋开国之初的宰相，死后还得蹲在宋太宗赵炅灵位身边（配飨太宗庙庭）的那个薛居正。所以开封府自觉小庙镇不住大神仙，就赶紧将案件上交，把皮球踢到了御史台。

御史嘛，专业就是跟当官的过不去，更何况还是个死了20多年的官？可是随着案件的审理，御史台也扛不住了，为啥？因为两个现任宰相张齐贤和向敏中也被牵扯进来了。

不是说御史惹不起宰相，相反倒是一遇到能跟宰相死掐的机会就跟饿狼逮到羊一般两眼冒金光。毕竟一个御史要是斗赢了宰相就意味着前途似锦，即便斗输了也会名扬天下，何乐而不为？可问题是大宋朝的宰相配置是“三相两参”，但三个宰相满员或是独相的情况很少见，大多都是二相同列、异论相搅，这才有了御史揪住一个穷追猛打并因此获利的空间。眼下俩宰相都涉案了，先别提小胳膊细腿的御史有没有能力把两个宰相都掀翻，即便能做到又有什么好处？弄不好搞得朝堂大乱，连皇帝都得把自己记恨上，这种没好处的事情谁愿意干？

于是慌了手脚的御史台继续踢皮球，将案件提交到了宋真宗赵恒的御前。

赵恒翻开案卷一看，顿时头大如斗。

原来这个寡妇柴氏是个富婆，光嫁妆就值10万贯。所以等薛惟吉一挂掉，柴氏就立马成了香饽饽，那些眼珠子里尽是孔方兄的无耻男人们纷纷上门求娶，简直快把薛家的大门给踏平了。而张齐贤和向敏中也不能免俗，不顾宰相之尊纷纷向柴氏献出爱的小心心。

在没有赵恒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当然赵恒也娶了个再醮妇刘娥当皇后），俩宰相在柴氏的心中当然最有竞争力。不过相比向敏中，“姿仪丰硕，议论慷慨”（《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列传第二十四》）的张齐贤更受身为外貌党的柴氏青睐，这下赔了夫人又折了面子的向敏中就不乐意了，遂唆使薛惟吉的两个傻儿子状告柴氏侵吞其父产，这才引来了这么一大堆麻烦。

赵恒又不是啥明君，更没兴趣掺和臣子的八卦，就想和稀泥把事情糊弄过去。谁知向、张却毫不相让，台面上争论不休，台面下也是小动作不断，若非二人都是五六十岁的糟老头子，弄不好还得在赵恒面前上演一出“比武招亲”。

最后赵恒烦了，干脆把这俩一看就不是啥好鸟的宰相统统一脚踢开——张齐贤贬为太常卿、分司西京，其子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罢向敏中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而寡妇柴氏也没能嫁给张齐贤，还被罚款铜八斤，那俩以子告母的薛氏兄弟，当然也逃不过相应的处罚。

对此，程颐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名臣，其实跟普通人没啥两样，有时甚至更加不堪。就算说不上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

也多亏赵恒不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系子孙，否则他没准真会学学自家祖宗，让张齐贤和向敏中在御前玩一出比武招亲。

毕竟类似的事情，赵匡胤还真干过。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乙亥科殿试正在举行，皇帝赵匡胤高坐于上，俯视着即将“入吾彀中”的天下英才，忽然间看见两道人影从人群中跃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直扑过来。

这是要干啥？莫非是刺王杀驾？非也，不过是新科进士前来交卷罢了。

北宋开国之初，科举制度虽然仿效前朝，但也不是没有变化。比如殿试时考试的内容是“一赋一诗一论”，但能通过礼部试的考生水平都不差，赵匡胤又没想到让饱学的臣子批卷、自己定名次的“妙招”。同时他自己的文学水平又没多高，生怕判错了丢面子，就想出了个主意——“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归田录·卷一》）。

也就是说谁第一个交卷，谁就是状元。

有人可能会质疑，要是考生为赶速度交了白卷或是胡乱瞎写几笔、文章质量不合格就交了卷，难道也能成状元？这种情况基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叫“欺君罔上”，同样属于十恶不赦之罪，非但拿不到状元，进士资格也保不住，还得被治罪。

所以赵匡胤的主意还是很靠谱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交卷快意味着才思敏捷，脑瓜子灵活，以后当起官来大概也糟糕不到哪里去。不过这回却出了意外，那就是最先交卷的王嗣宗和陈识不但文章写得不分高下，连短跑的速度也不差分毫，起码光凭赵匡胤的肉眼还无法分辨出到底是谁第一个“撞线”。

这可咋办？其实好办。赵匡胤大手一挥，下令王嗣宗和陈识徒手搏斗一番，谁打赢了谁就是状元。结果王嗣宗“不讲武德”，一把揪住了陈识的帽子——人家子路还“君子死，冠不免”呢，陈识脸皮不够厚，所以为了保住帽子露出了破绽，被王嗣宗一跤撂倒在地，于是跟状元无缘。

是不是觉得有些匪夷所思？赵匡胤如此羞辱士人，为何两宋又素有厚待士大夫的“美名”？其实所谓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实都是大宋朝后来的皇帝太怂包才让士大夫肆无忌惮传播出来的谣言，人家老赵压根就不在乎杀几个士大夫，而且还大杀特杀——据史书记载，赵匡胤在位16年间曾以谋逆、贪腐、失职等罪名一口气杀掉了80多个大臣，上至枢密直学士、州刺史，下至指挥使、县令，不分文武概杀不误。此后即位的赵老二连自己的皇帝大哥都敢宰掉，又哪会在乎什么“祖训”？所以也连杀了十几个。

赵匡胤宰士大夫如宰鸡，怎么会专门立个碑禁止子孙继续过瘾？这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嘛。

杀人都不在乎，让俩书生在御前摔个跤以搏一笑对于老赵又算个什么事？而且相比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汉太祖刘邦，赵匡胤羞辱起士大夫来，也是不遑多让。

比如有一次老赵跟大臣们商议年号的事，他觉得“乾德”不错，而且还认为以前没人用过。这时擅拍马屁的赵普也在一边跟着附和，结果被一向情商欠费的卢多逊当场打脸——这个年号在40年前的后蜀就用过了，堂堂大宋哪能用个二手货做年号？

这下老赵的脸可是没处搁了。不过身为皇帝哪能在臣子面前认错？于是他便迁怒于赵普，操起一支毛笔就在老赵的脸上一通乱画，这才泄了火气。而且赵普回家还不敢洗脸，直到第二天上朝，赵匡胤觉得宰相顶着张大花脸招摇过市实在太不像话，这才让他洗掉。

赵普不过是丢了面子，别人惹火了赵匡胤，门牙都保不住：

像赵匡胤这样肆意羞辱乃至殴打臣子的皇帝虽不多见，但也非罕见。而且越是名气大、本事大的皇帝，就越爱干这样的破事。

比如能被称之为千古一帝的，古来也就两个半——毫无争议的是始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有争议的是康熙皇帝，而这三位好像都在朝堂之上动过粗。

不过始皇帝是拿剑砍了几下刺客荆轲，而据野史所载，李世民一旦被长孙无忌惹火了，就把这位大舅哥拉进偏殿一顿拳打脚踢。相对比较确凿的，则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曾痛殴过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后，玄烨很快就后悔了，于是开始策划太子复位一事。不过胤礽被废不过一载，现在又要忙不迭的将其扶正，玄烨也觉得有点打脸。可是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让心腹大臣们主动提名给胤礽复位，然后皇帝再义正辞严的驳斥几回，最后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这样就既能把事给办了，还不丢面子。

于是玄烨便召集文武大臣，让他们从自己的一大堆儿子中推举一人当太子，而且还特意先撇清自己——人选你们自己来定，我随大流：

不过为了保证胤礽能够当选，玄烨还是费尽了心思。他不但在大臣们面前大谈特谈自己跟赫舍里皇后（即胤礽的生母）间的深厚感情以及皇后的怜子之心，估计私底下也没少给那些有推举权的重臣们抛去会意的小眼神，弄不好还传过小纸条。

然而让玄烨大跌眼镜的是，经过他的一番苦心策划，以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为首的朝中重臣们，居然毫不理会“圣意”，还联名推举皇八子胤禩为太子。

这可把玄烨气得不轻，而且还不得不自打自脸、把“众议谁属，朕即从之”的诺言当屁放掉，亲自做主复立胤礽为太子，把堂堂的国之大典搞成了闹剧。

不过这口气玄烨哪能咽得下？于是来自皇帝的报复很快降临。

次年正月，玄烨旧事重提，追查朝臣与胤禩勾结之事，而且将冒头直指马齐。

为啥是马齐？因为玄烨想找茬，唯有马齐的小辫子攥在他手里——早在诏令推举太子之前，玄烨就觉得马齐不靠谱，特意下谕旨要求他不得参与。结果这货不但掺和进去了，而且在保举胤禩时蹦跶得比谁都欢，玄烨不收拾他收拾谁？

于是玄烨斥责了马齐，说到激动处还忍不住破口大骂。但他忘了马齐也是正宗的满洲人，不但脾气暴躁而且性情彪悍，根本就不惯皇帝的病，当场就跟他顶起了嘴。

这下玄烨要是不上头就有鬼了，于是也顾不上皇帝的身份，居然从御座上跳下来“殴曳马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也就是大打出手了。

话说当年玄烨56岁、马齐58岁，俩老头在大清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抡起了王八拳，画面简直不要太美……不过马齐就算再彪悍、武功再高强，也不敢痛痛快快的对皇帝陛下饱以老拳，估计基本都是在防守，护住头脸啥的。不过即便如此，老马也被揍得挺惨，以至于等到被皇帝揍完了之后，就义愤填膺的拂袖而去。

不过玄烨毕竟也算明君，虽然当众殴打大臣很是没了体统，事后为了遮羞又大发了一通脾气，但最终还是没把马齐咋样，两年后又重新起复了。

有皇帝当众殴打大臣，自然也不会少了大臣暴揍皇帝。比如在南北朝时的东魏权臣高澄。

高澄的老子就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神经病高欢。话说高老爹精神很不稳定，一抽疯就杀人如宰猪狗，连儿子也动辄揍得没个人形，所以高澄也继承了这一特点，一上头也是啥都顾不上，哪怕是面对皇帝。

于是在某次跟魏孝静帝元善见喝酒时，这货就把皇帝给揍了：

相较于发生在君臣之间的拳脚相加，大臣们相互打架斗殴就没那么有轰动性了，但其实也不少见。

在爆发于唐武德末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麾下猛将尉迟恭箭射李元吉、威逼李渊，堪称头号功臣。事后尉迟恭居功自傲、行事跋扈，动辄与皇帝的心腹重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争功置气，搞得人缘极差，却毫无自知。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大宴群臣，尉迟恭也在列，却因为座次安排的问题与人发生争吵。这时任城郡王李道宗过来劝架，结果尉迟恭不知好歹，反而迁怒于前者，迎面一拳险些将李道宗的眼睛给打瞎了。

这就太过分了。更何况李道宗可不是一般的宗室，而是自淮安郡王李神通过世后，皇帝在宗室中最大的支持者，更是贞观年间唯一能领并出征的宗室名将——要是跟李道宗比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信任程度，尉迟恭又算老几？

这要是换个皇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尉迟恭被砍了脑袋都没处说理去。可李世民毕竟不同，虽然他对自己的老爹、兄弟冷酷无情，可是对待臣子却是出奇的大度宽容，所以只是警告了尉迟恭一顿就得了：

不过在尉迟恭余生的27年里再未受到重用，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相比其他朝代的两三百年间只发生过寥寥一两起大臣斗殴事件，大明朝的高官显贵们显然要“好战”得多——虽然还说不上是不胜枚举，但在大明朝廷里爆发全武行的几率，在历朝历代堪称是绝无仅有的。

以下就捡几个著名的例子说一说。

杨慎，明代三才子之首，《三国演义》开篇那阙妇孺皆知的《临江仙》（即“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者。当然，杨慎在青史中更出名的，是他说出的一句让无数士大夫为之热血沸腾的名言：

小杨这是要玩命的节奏啊！大明朝到底咋的了？是鞑靼围城了、闯逆进京了还是建贼入关了？或者是皇帝被俘虏了、藩王要造反了还是权阉想作乱了？

反正按小杨这个热血上头、不惜一死的架势，大明朝肯定是要国将不国了。

其实把杨大才子搞得要死要活的原因说起来简直让人无语——就是明世宗朱厚熜认为生他养他的兴献王朱祐杬才是自己的亲爹，而以杨慎为代表的士大夫一致认为只有明孝宗朱佑樘才能当朱厚熜的爹，朱祐杬就算能把后者生出来一百次，也只能算是冒牌爹、山寨货。

这就是前后闹腾了20多年、把大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礼议事件，其高潮就是让杨慎们非得“仗义死节”的左顺门惨案。为啥叫惨案？因为被惹火了的朱厚熜抡起大棍子猛打了一顿士大夫的屁股（共134人受廷杖，其中17人被打死），还把杨慎一脚踹出京城，终生不得起用。

（插句闲话，等到大明朝真需要有人来“仗义死节”的时候，士大夫们反倒嫌弃起“水太凉”了。也唯有在这种大概率不会死的情况下，士大夫们才会舍得表现一下不惜一死的气节。）

不过杨慎之所以闹腾得这么玩命，也很难说分清其间有多少是为公、多少是为私。毕竟他的老爹、曾亲手将那位嘉靖皇帝扶上帝位的大明朝前内阁首辅杨廷和，就是因为大礼议事件跟朱厚熜顶牛，结果不得不黯然罢职归乡，这让小杨哪能不愤懑在心？

可就算再生气，他也只能没完没了的上奏章恶心一下皇帝而已。但对于怎么收拾其他的仇人，比如朱厚熜认亲爹的头号支持者张璁和桂萼，杨慎就比较有想法了。

他找到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商量，准备联络一群志同道合者埋伏在张璁和桂萼上下朝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皇城里的“杀人圣地”（为啥是圣地咱们后边再说）——左顺门，待其途径时骤然发动，将这两个“奸佞”活活打死。

一帮连只鸡都没杀过的书生都觉得这个主意简直完美，就这么定了！

于是乎此后几日在左顺门附近总是有一帮官职不高不低的文官扎堆聚集，还总是鬼鬼祟祟的探头探脑，这就引起了厂卫等皇帝耳目的注意。不过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桂萼就来了。

虽然杨慎们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将张、桂二人一网打尽的，但这俩人的关系又没好到非得天天手牵手一起上下班的程度，现在计划又有暴露之虞，那就逮住一个算一个，总好过徒劳无功吧？

于是不知是谁爆出一声怒吼，乌泱乌泱的一群文官就扭曲着面孔、尖叫或嘶吼着，可能还挥舞着拳头就奔着桂萼冲了过来。

老桂肯定被吓傻了那么一下下，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于是掉头就跑。

这下两方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人家桂萼历任地方，是个能办实事的官员。既然要办事免不了就得到处跑，跑来跑去的结果就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所以现在逃起命来也是脚下生风健步如飞。而杨慎们则大多是成天泡在翰林院里的所谓“清贵官”，嘴炮打得响、文章刷得溜才是他们的绝活，平常就是方步摇得快了点都算有失士大夫的“姿仪”，哪怕是慢跑对他们都堪称是地狱级强度的体能项目。所以杨慎们要么是身材纤弱如女子的豆芽菜，要么就是身高六尺腰围也是六尺的两脚猪，就算多追几步弄不好都得心梗脑梗，所以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桂萼一溜烟的逃得没了踪影。

所以吧，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还真不是瞧不起他们——他们连让人瞧不起的资格都没有。

伏击桂萼不成，反倒引起了朱厚熜的警觉。后者立刻晋升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成了杨慎们的顶头上司），还下令武定侯郭勋出兵对其予以保护。这下杨慎打算上演全武行的希望彻底落空，这才“仗义死节”，又弄出了个左顺门惨案来。

这就对了嘛，毕竟对于书生们来说，动手动脚本就是以短击长，一哭二闹三上吊才是他们的看家本事。虽然最后屁股开了花，当官也没了前途，可不还是流芳青史了吗？这不正是他们念兹在兹、梦寐以求的吗？

杨慎没打着桂萼，是因为身体素质太糟糕。可要是换个身板好的，那就想打不起来都难了，比如殷士儋。

殷士儋要揍的人，是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这俩人中，老殷的官声很不错，老高更是能臣，其施政理念对后来的铁血宰相张居正影响极大。

不过换成了我们是老殷，弄不好也会想痛殴老高一顿。

为啥？因为高拱啥都挺好，就是脾气太臭、行事过于霸道，而且对权力的独占欲也太旺盛了点——在他刚进内阁时，身为一介新丁就敢跟老资格的首辅徐阶死磕。等熬走了徐阶、高拱二入内阁以后更是跋扈不可一世，先后吓跑了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斗跑了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最后连当时的首辅、著名的老好人李春芳都不放过，逼得人家屡疏请辞，最终致仕归乡。

资格老的都撵走了，高拱自然就成了首辅。不过哪怕已经成为权柄仅次于皇帝的天下第二人，老高还是觉得有人看着碍眼，比如与他同列内阁的另两位大学士。

其中的建极殿大学士、次辅张居正，高拱还能勉强容忍。毕竟小张还年轻、资历尚浅，对老高也比较尊重和顺从，所以犯不上拿他先开刀。可殷士儋就不同了，他跟高拱虽然都是明穆宗朱载坖的潜邸旧臣，但从来都不对脾气。既然共患难时都难以同舟共济，如今老高就更不想跟老殷共富贵了，所以在朱载坖感念旧情要将后者晋入内阁时，高拱就一肚子的不乐意，好几天都把脸拉得老长。

不过高拱虽然不能阻止皇帝把殷士儋弄进内阁，但有的是办法将其弄走，毕竟这种事情老高干过也不止一回两回了，算是个熟练工。

他的想法是找人爆老殷的黑料，这是驱逐朝廷重臣的常规套路，只要还要点脸的就没个不走的。至于替代人选高拱都想好了，那就是张四维，一个比张居正资历还浅的小年轻，应该能比较听使唤。

谁知此时突然有人跳出来弹劾张四维，这就引起了高拱的警惕，认为是殷士儋唆使，于是立刻展开报复，让给事中韩楫反弹殷士儋——这本来又是文官政争的常规套路，双方你弹我我弹你的，看谁在皇帝那里的面子大或者谁的势力强到让对方扛不住压力、主动投降，就能成为赢家。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皇帝出马和稀泥或者斗得不分胜负，那就只能妥协求共存了。

可殷士儋却是个异类。人家可是个山东大汉，不但长得孔武有力，还比较欣赏能动手就别那啥的先进理念。所以当他发现高拱针对自己以后，做出的反应就是直接饱以老拳：

殷士儋到底打没打着高拱？这事其实很值得说道说道。

史书上仅说老殷“奋臂欲殴之”，然后就切换镜头，轮到张居正出场拉架，再然后就是俩老头互相指着鼻子骂大街（“谇”音suì，可引申为责骂的意思）。至于在殷士儋挥拳跟张居正亮相间的片段，对不起，被导演剪辑掉了——这就是春秋笔法，所谓的“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真乃好文章也！

其实这种情况在史书中很常见，既不篡改史实，也不胡编乱造，只不过史家想写愿写的地方就不惜辞藻，记载得细致入微。至于不想写、不愿写也不好写的地方，那就假装没看着，干脆不置一词。这样既维护了史家不说瞎话的原则，又能把自己的意图、想法清清楚楚的灌输给读者，何乐而不为？

毕竟无论高拱、殷士儋人品如何、功业如何、评价如何，但起码都是士大夫中的一员，所以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维护的。难道史家还能直接说殷士儋“奋臂欲殴之”，然后高拱被揍成了猪头或是门牙被敲掉两颗？“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嘛，教坏了小孩子怎么办？就算教不坏小孩子教坏了小动物又咋整？所以这种破事还是不要提了。

杨慎没打着，殷士儋打没打着说不清，难道大明朝文官的“武功”就这么差劲？

非也，其实小杨和老殷的前辈们还是很能打的。早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一群似乎也没宰过鸡的大明文官们，就在当时的监国郕王、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钰面前活生生的锤死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又跑到左顺门再展拳脚，打死了权阉王振的党羽毛贵、王长随。这就是著名的午门血案，也让左顺门成了大明文官心目中的“法外之地”，可以打死人不偿命的——这下明白杨慎为啥非得在左顺门伏击桂萼、张璁了吧？

当然这件事又能写一篇大文章，在此就不浪费题材，咱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