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与文学评论派争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自由主义文人的分歧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焦点。自由主义文人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这里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留学英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以胡适、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等为代表。鲁迅与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可以说是素无深交也无过节，但是思想和观念的不同使他们走向分歧。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是鲁迅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公开论战与决裂，之前与胡适的分歧，之后与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论战都是这种分歧的前奏和延续。

一、与胡适的分歧和论争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曾经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在学术上彼此尊重。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有意趣。但两人的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之一，终其一生倡导自由主义理念，可惜这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并不被鲁迅所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两人终因思想脉系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这从两件事可见一斑。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这个主张吁请政治改革、要求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因而被称之为“好政府主义”），并提出三个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治”。“好人政府”主张表明胡适等人力图从政治制度途径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试图把英美自由主义的宪政内容移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来，这对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它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只作某些政治的改良，这无疑反映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军阀的幻想和妥协。

鲁迅对“好人政府”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好的政府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同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年之后的1930年，鲁迅写了《“好政府主义”》一文，对“好政府主义”冷嘲热讽：“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他认为“好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咬住牙关”的主义，并没有信仰的内容，等于药方上开的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字样，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所以是“好药料主义”。

1928年，胡适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这个讲话表明胡适与他的朋友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新政府——国民政府，知识和权力也达成了结盟关系。好景不长，这种暧昧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与冲突。首先向政府发难的是胡适本人，1929年，他在《新月》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从而引发了“人权运动”。接着，又陆续发表了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了法治、宪法及思想言论自由等许多重大问题，对国民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指责。这场运动最终以当局的全力打压结束。

经过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鲁迅对这批英美自由文人非常有看法。所以在他冷眼旁观了这场运动之时，陆续写出了几篇文章，并指出所谓“人权”言论引发的风波，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谈到这批人在“人权运动”的小闹剧中，扮演的惟是“刽子手和皂隶”的角色；他们同时也是不满于现状者，是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现状者”的现状，本意帮忙主子“维持治安”，却为“别一种治安法”所不许，于是不免对现状生出又一种不满来，所有目的却不过是一点点的“思想自由”。在几年之后发表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里又对此讽刺说：“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以上所见，鲁迅并不着眼于对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排拒和批判，而是质疑和批评自由主义者们公开的言论主张与实际所为的大相径庭以及与现实环境的严重脱节。

二、与梁实秋的分歧和论争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一方是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权威，一方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人，按余光中所比喻的：“颇有幼犊对老虎之势”。这场虽发轫文学却带有政治色彩的论战震撼了整个文坛。

1926年底，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修改后又登载于《复旦旬刊》。在文中，他批驳了卢梭的某些观点，并认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

其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对卢梭大为敬仰的鲁迅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颇为不满，因而于1927年12月发表《卢梭与胃口》予以反驳，由此拉开了二人论战的序幕。二人论战的主要原因源于信仰、思想文化观念的不同，他们的论战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问题前文已经谈过，此处不再详述）：

第一，人性和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文学，梁实秋主张人性论，反对阶级论。梁实秋师从白璧德，他的人性论也是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而来。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他谈到：“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因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所以他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进而提出无产者文学理论“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是完全错误的。

鲁迅就梁实秋的观点发表了《文学和出汗》，他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人性不是永久不变的，且在文中谈到：“‘弱不禁风’的**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借以说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承认“喜怒哀乐，人之情也”，但同时认为人的性格“都带着阶级性”。他还针对梁实秋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就文学和人性本身来看，鲁迅的观点无疑要高明一些。梁实秋最大的失误就是将复杂的人性问题简单化了，否定了人的阶级性，也就否定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的阶级性。

第二，“乏走狗”问题。论争如果仅限以上的范围，双方虽动了肝火，但却还在学术范畴之内。然而，随着论争的深入，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最后，不同思想观念的论争演变成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战，其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

针对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左联”的冯乃超也在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予以批驳，并毫不客气地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这一说法深深刺痛了梁实秋，他在1929年11月《新月》第2卷第9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虽说得俏皮，却寓意深刻。鲁迅看到之后，气愤不过，提笔写下经典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对梁实秋的问题答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到这里，论争内容已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范围，两人都在文章中极尽讽刺和挖苦，给鲁迅和梁实秋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除了人性和翻译问题，鲁迅和梁实秋还就“好政府主义”、文学批评及“第三种人”展开了论战，但那只能看做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三、与林语堂的分歧与论争

林语堂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鲁迅的论敌。《语丝》时期，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随着对政治和文艺追求的差异，二人逐渐走向了分歧。

第一，关于“费厄泼赖”的争论。1925年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温和、折中的“费厄泼赖”精神，反对打“落水狗”，对失败者应予同情，不应再施攻击。对此，鲁迅很是不满。他于1926年1月10日，在《莽原》上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深刻地揭发了“费厄泼赖”精神便是中庸之道的实质，以历史和现实血的教训指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体现了彻底的革命的精神。随后，林语堂写了《讨狗檄文》和《打狗释疑》两文，虽然表示赞同鲁迅打落水狗的主张，但他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因此鲁迅在1935年3月的《论俗人应避雅人》-文中，进一步批驳了林语堂。

第二，小品文之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半月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一时间幽默闲适之风盛行文坛。小品文创作还寻根问祖，经周作人、林语堂的提倡介绍，明末公安、竟陵派所谓“独抒性灵”的小品尺牍，纷纷标点出版，历来为正统古文家所轻视的“信腕信口”的晚明小品，成了争相模仿的范文。鲁迅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国难当头，没有幽默可言，这些小品文会成为“麻醉性的”“小摆设”。“生存的小品文”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怒向刀丛，刺向敌人。因而他竭力提倡科学和战斗的小品文与林语堂“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相对立。

除此之外，二人还就“语录体”、“文人相轻”、“西崽相”等问题进行了争论。1934年以后，鲁迅和林语堂已没有来往的记载了，这两位先前的朋友在前进的路上已分道扬镳了。但林语堂对鲁迅还是始终怀有敬意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远在美国的林语堂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真诚地谈到：“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林语堂经典语录(一)

　1、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

　2、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3、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

　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4、生年不满百，安能为他人拭涕。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只有人能把自己的境界提高一个层次，才不会为近期的忧郁而伤怀，而总是纠结其中不能释怀。还是那句话说得很好，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未来没有来临之前，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人要向前看，向前看。尤其是感情，根本是无须去纠结其中的对错，因为是没有对错的。

　5、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6、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但却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乐地表达自己。人生亦复如此。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理解人生，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和晦暗也会随风而去了。

　7、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佛教，而在教义与已相背时，中国人会说，“人定胜天”。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在于，经常改变信仰。

　8、幸福： 一是睡在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9、生活所需的'一切不贵豪华，贵简洁;不贵富丽，贵高雅;不贵昂贵，贵合适。

　10、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11、世界上的强盗，再没有比劫夺我们思想自由的罪恶更大的了。

　12、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

　13、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14、爸爸常常告诉我，他曾亲眼看见多少贫穷之家兴起来，多少富贵之家衰下去，他告诉我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依赖着金钱，人应当享受财富，也要随时准备失去了财富时应当怎么过日子。

　15、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他怎样利用余暇时光就可以了

　16、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人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的快乐。

　17、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18、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

　19、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

　20、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

林语堂经典语录(二)

　1)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2) 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

　3)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作家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鲜鱼可以清蒸，否则入口本味之甘恶立见。

　4) 男人就像这支笔，总想在一张白纸上挥洒丹青;而女人结了婚，就像白纸上有了痕迹，男人画得不好，就怪这白纸有毛病。

　5)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

　6) 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7) 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铐镣的夹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8) 幸福：一是睡在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9)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世界里充当配角。

　10) 一般来说，过着更富足、更完美生活的人，是那些有着丰富的需求和欲望的人，而不是随遇而安、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的人。伦敦郊外的流浪汉对炉边安乐不羡慕，不嫉妒，他一定不是高级动物。

林语堂经典语录(三)

　1)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遍寻不著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十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

　2) 一人如恨一本书之作者，则读那本书必毫无所得。学校教师请记住这个事实。

　3) 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要把婚姻当饭吃，把爱情当点心吃。

　4) 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5) 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渔。

　6) 生活所需的一切不贵豪华，贵简洁;不贵富丽，贵高雅;不贵昂贵，贵合适。

　7) 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通常只是受人喜爱，并且通情达理的人，而我只是努力去接近于此罢了。

　8) 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

　9) 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擎瓜柳棚下，细犬逐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惟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飞蝇当然热闹，可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

　10) 幽默和滑稽、讽刺的境界不是分相同：人与人之间，彼此发现了愚蠢，不觉失笑，这是滑稽;受了命运的作弄，而不能反抗，只好冷笑一下，这是俏皮;不肯屈服，而又无力反抗，只好苦笑一下，这是讽刺;看穿了人生的悲剧，寄予无限的同情，乃是幽默。鹤见佑辅说：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这是因为倘若目不转睛正视着人生的诸相，我们便觉得倘没有幽默，即呗感到仿佛不能生活的苦楚的感觉里去。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11) 世界上的强盗，再没有比劫夺我们思想自由的罪恶更大的了。如果我们失掉了思想自由，那还不如匍匐而行，承认两足走路是一个错误，而回返到三万多年前的原来姿势。

　12) 最合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个热诚的、悠闲的、无恐惧的人。

　13) 人生的大骗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名、利、权。

　14)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15) 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会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

 

鲁迅没有和他的家兄反目成仇，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确是鲁迅终身未了却的心结。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后送其去日本留学。鲁迅得知此事后，对周作人大加赞赏，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给胞弟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特地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

　　

　　鲁迅一次次示好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驱赶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给中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解放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确实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早年他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年后，思想却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以写“草木虫鱼”自娱；后来又“落水”附逆，沦为汉奸。这是谜。他曾与鲁迅兄弟怡怡，后来却失和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是个谜。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人们在评价他的文字时，往往以“平和冲淡”视之，但，就在这“平和冲淡”的文字背后，却包含着许多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只是他常能控制住自己的笔端，使之不过分张扬，所以不易为有些读者所察觉，因此，给人以温文尔雅，超然物外之感。

　　　　

　　因为他的附逆，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作人研究”一直是个禁区，也因此，我对晚年周作人所知未详。最近读了黄开发先生编注的《知堂书信》，使我对晚年的他有了较多的了解。特别是该书收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给曹聚仁与鲍耀明的一批书信，不仅透露出他晚年生活的窘困，同时还对一些现代名人进行了评论。这，尤其令我感兴趣。周作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里说：“日记和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由此，也可反映出知堂晚年的一些真实心境，这是在他的文章里所不易读到的。

　　

　　对于鲁迅，知堂在1958年重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去信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在同信中，他对上海的鲁迅塑像发议论道：“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子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像乎？”

　　

　　1962年，他在看了鲍耀明寄来的林语堂文章后，回信道：“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看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之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说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1925年，《京报副刊》请当时的名人为青年开必读书目，鲁迅也在被请之列。然而，鲁迅是不赞成为青年开必读书目的。1966年，知堂与鲍耀明谈起这件事时，说道：“‘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提倡‘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

　　

　　知堂与鲁迅自小受着同样的私塾教育，在鲁迅的引导与帮助下又去南京读书，再后来去日本留学，二人可谓其情怡怡，他前期所走的也几乎是与鲁迅一样的人生道路。后来却反目成仇，“互为参商”。应该说，他对鲁迅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主张把鲁迅不当“神”而当人看，应当是不错的。但为了纪念鲁迅而塑其像，也非不可以。而知堂对此却几乎至于嘲弄，这就显得有些过火了！也许是私人间的信札往还，因此可以“放肆”地一谈。　　

　　

　　而对许广平的态度，他也充满鄙视。1961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就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书评论道：“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在给鲍的另一信中又说：“那篇批评许××的文章，不知见于什么报，所说大抵是公平的。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另外，据舒芜先生《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所载，知堂在文章中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也多有讥讽，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鲁迅此举为纳妾。

　　

　　对于周建人，他也似有颇多不满，说：“内人之女弟乃我之弟妇，亦见遗弃（此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信中所提“其子”系指周丰二，为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据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有关记载：周建人于1936年回北平为母祝寿，在八道湾，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手持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周建人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因此周建人与王蕴如愤然回沪。该书还记载，在解放后，知堂还为羽太芳子捉刀写诉状，由周丰二出面状告周建人“重婚”，后经法庭详细调查，状告理由不成立，同时法庭宣判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由此二事稍可看出知堂对乃弟的不满来。

　　

　　解放后，郭沫若的一些表现确为很多人所不齿，他勤走“南书房”，被有些人讥笑为“胡笳十八拍”。周作人在评论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时顺带说道：“其实八股功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而在另一封给鲍耀明的书信里，他说得更为露骨：“书（指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狂妄之言，不足为外人道。”此时的周作人已是个政治贱民，曾经为舆论大肆渲染的“二堂晤语”及郭氏名文《国难声中怀知堂》俱成往事了。据我所知，解放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想想郭氏对鲁迅的前倨而后恭与对自己前热而后冷，怎不叫苦雨斋主人心有戚戚焉！？

　　

　　对于曾为《语丝》社同道的林语堂的评论，他可能是在读了林的《记周氏弟兄》一文而发的。大概林语堂在文中捅到了他的痛处，林在该文中说：一，“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二，“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三，“（沈兼士）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对于作汉奸事，知堂一再申明“不辩解”（其实，他是辩解的）。他在1965年4月给鲍耀明的信中，针对林语堂的第二点反驳道：“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过了几个月后，他又借别人评林语堂发议论道：“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再过数月，知堂得知林去香港的消息，又挖苦道：“林语堂来港不知何事，他近来的文学活动我也毫不知道，想还写文章赚英美人的钱吧。”看知堂对林语堂的评价似乎有些泄私愤的味道了。　　

　　

　　知堂虽说梁实秋与林语堂一样属才子，但却也肯定梁的成就，他说梁实秋在没投台湾前“有可取的地方”，并认为“十三妹论他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有见识的话。”同时，他认为徐志摩也“有可取的地方”，这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是徐的散文方面吧。知堂曾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说：“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虽然当时他也肯定了徐的诗歌。但他晚年却说：“敝处适有《猛虎集》一册，系徐志摩所著，此人大有名望，《五四文坛点滴》大为赏识，但我因不懂新诗，故看不出好处来，留在我这里没有用处……”知堂说自己“不懂新诗”大约只是谦词，而“看不出”徐诗的“好处来”也许是真的。这是他为文的狡猾处也未可知。

　　

　　知堂擅长此类春秋笔法。如谈到老友沈尹默的书法时说：“偶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写的‘苦雨斋’扁额，……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亦更有趣……”沈书出之于王右军，有人评其书谓之“媚”。也许知堂当时已看出端倪，以为不及三十年前了。有趣的是知堂的老友陈独秀也对沈书颇有些非议，他曾给台静农的书札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知堂以为沈的书法后来退步了，而陈独秀以为沈书没有进步，这也是件有意思的事。

　　

　　说及唐弢，他道：“今日见到唐弢氏，在领导青年人改写现代文学史，其思想似颇宽大，想能做出更好的文学史来。”文学史而靠“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叹服于知堂文笔的高妙。在评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与周氏兄弟打笔仗的陈西滢时，他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之人，唯以卿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在提及苏雪林时，他说苏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最有内容”。

　　

　　知堂与胡适的交往，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七》里已有所述及，但也只是记实而少评论，而在晚年的书信中却有些评价。1962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这样评价道：“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份多，亦是实话……”1965年又道：“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甚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当年大陆学界“批胡”之风尚劲，知堂依然坚持己见也属可贵了，亦可看出他对胡适感觉不坏。　　

　　

　　他同样感觉不坏的还有蒋梦麟。1964年，当他得知蒋在台湾去世时，他回信给鲍说：“蒋君虽是绍兴人，但我不很熟习，他的政事我也不甚了解，只是个人对于他的印象却是不坏的，因为他还是讲信用，也就是还不势利，即为他以校长资格从云南拍电报，叫我照管北大校产，胜利后给我出证明……虽本是他的责任，但是在别人却早已赖掉了，他却没有这样干，觉得还有古道可取。”　　

　　

　　说到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倒想起他骂罗家伦和傅斯年来了。在1964年致鲍耀明的信中，知堂曾称他二人为“狗腿”。据梁实秋《忆岂明老人》一文的《后记》里转引南宫博的一段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正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之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已不大可恕了。”从该文的描述来看，知堂骂罗、傅二人为“狗腿”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早在1950年，知堂就对这二位《新潮》社的主将进行了批评。他在《<新潮>的泡沫》一文中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而傅实在乃是帮凶了。”另外，该文中还记述了罗家伦的一则“趣事”：“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开他的玩笑。”　　

　　

　　知堂对其弟子沈启无的评价也是骂。沈为“周门四弟子”之一，后来被逐出师门，知堂曾发《破门声明》散发给一些朋友。不特此也，知堂在以后的文章中也屡屡影射沈。1944年还写有《遇狼的故事》一文并收入《苦口甘口》，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也全文转收，可见他对此事何其耿耿于怀。有人说，逐他是因为周在遇刺客时，沈在场说自己是客人而引起周后来的恼怒。但知堂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却说出了真正的理由，他道：“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

　　

　　尝读周作人文集，知道他对丰子恺翻译的日文《源氏物语》颇不以为然，大致说丰子恺日文水平浅陋。在他给鲍的书信里也有记载。他道：“承示丰子恺君拟译源氏，所谓老而益壮，亦可佩服，但恐未必适宜……丰君译有啄木小说集，其中はしゃぐ一语有误译处，因之不免对于他稍有疑问耳。”1950年，上海《亦报》连载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丰子恺为全部七十二首诗中的六十九首配了插图。但他对丰子恺的画，也同样地表示不大满意。后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道：“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而在谈到陈师曾的“书画刻印”时，他以为“都有功夫，即是所谓有书卷气，也就是没有市侩气也”。

　　

　　另外，知堂的书信里还提到了陈垣、陈寅恪、冯沅君、潘家洵、胡兰成等人，大多只是实录而未作评论。但知堂却称胡兰成为“君”，这，倒是令我有些诧异的。

　　

　　晚年的周作人不仅生活窘困，大概其精神也颇为凄苦。曾经驰骋文坛的骁将，如今却沦落为政治贱民，只能靠买文翻译赚钱度日，好在他还有曹聚仁、鲍耀明等的帮助与接济，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还可以对他们臧否时贤，或许稍可舒解心中的苦闷。但随着文革的即将爆发，知堂也将被这股洪流淹灭以结束他谜一般的人生。而他留给后人的大概也不仅仅是惋惜与遗憾吧。

厦门市鼓浪屿漳州路44号，林语堂的故居，也就是林语堂与其妻廖翠凤结婚的地方。

而在这栋房子的旁边，有一栋别墅，曾经的主人是令林语堂60年来魂牵梦萦的女子，她的名字叫陈锦端。

（一）

林语堂与陈锦端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初识。那时的陈锦端是圣玛丽女校的校花。

按照林语堂的话说，初见时的她“披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双美目顾盼生姿，裙摆在风中摇曳……”

或许每一个男孩的心中，曾经都藏着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女孩形象吧。

而当时的林语堂是圣约翰大学出了名的才子和运动健将，在外人看来，他们二人就是才子佳人的组合，羡煞旁人的一对。

然而太过美好的东西总是像泡沫般脆弱，将他们分开的理由很俗套，却很现实：

当时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是厦门首富，陈锦端自然是出身名门。而林语堂却只是一个“穷小子”。他们之间的感情，注定是要受到阻力的。

在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下，纵使有千种才华，万般柔情，又能如何？

现实是残酷的，这条爱情的小船，在“家庭门第”这场台风的侵袭下，最终倾覆于海底。他们二人也如同“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一般，咫尺天涯。

文人大多是感性的，他们总是用充满深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对待爱情，亦是忠诚和执着的。

林语堂之于陈锦端，正如胡适之于韦莲司，金岳霖之于林徽因。这份痴恋埋藏于心底，经过时间的蒸腾发酵，历久弥新，成为五四时代独特的记号，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林语堂与陈锦端的爱情悲剧，令人唏嘘不已。

但是对于林语堂而言，陈锦端就像一场美丽的梦，梦醒之后，佳人难再得。而他的妻子廖翠凤，才是真正陪自己走过一生的人。

（二）

一次，林语堂应一位朋友之约，去廖家吃饭。席间，林语堂就发现饭桌上有一双眼睛在好奇地看着他。

这便是廖家的二**廖翠凤。当时的她就对林语堂的才貌一见倾心。

戏剧性的是，当时的廖家就住在陈家的隔壁，也许是陈天恩想尽早断掉林语堂对自己女儿的念想，也许是陈天恩有愧于将林语堂和自己的女儿拆散所作的弥补。他将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而林语堂竟然毫无反抗地接受了。

张爱玲曾说过：“忘记一个人只需要两样东西：时间和新欢。”而林语堂对于廖翠凤的接受，刚开始也许只是为了抚平自己内心失恋的伤痛。

廖翠凤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姑娘，但她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不现实，就是选择了林语堂这个“穷小子”。

当时她母亲担心她嫁到林家会受苦，但她却毫不在乎地反驳：“穷又有什么要紧？”

她早前就听说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的才华和名气，心中很是倾慕，在这样纯粹的倾慕与心动面前，家庭贫困又何妨？

而廖翠凤这样的纯真与率性，也一下子击中了林语堂的内心。

论才貌，廖翠凤与陈锦端相差得远。但是她身上“接地气”的真实与自然，不矫揉造作的踏实可爱，却是很多女性所不具备的魅力所在。

（三）

1919年1月9日，这一天是林语堂与廖翠凤喜结连理的日子。

婚后，林语堂拿出结婚证，当着廖翠凤的面，将它付之一炬。

他说：“结婚证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能用得上。”

这个行为，也代表了他“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美好希冀与决心。

新婚伊始，夫妻二人一同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廖翠凤因水土不服而患上了急性盲肠炎。医疗的高昂费用使他们窘迫得连饭都吃不起。

她出院的那天正值寒冬，漫天飞雪，街上一辆车都没有。林语堂想方设法租了一辆雪橇，顶着纷飞的鹅毛大雪，载着她回到了家。

这样的场景，虽然没有海誓山盟般的轰轰烈烈，岂不是比喁喁情话你侬我侬要动人得多？比一起数星星，雨天同乘一伞要浪漫得多？

真正的浪漫，正是蕴藏在这些平凡小事之中的点滴温存，毋需惊天动地，也毋需招摇过市。只需要两颗心的自然融合，彼此信任和依赖。

待到他们归国之后，林语堂的作品也为他带来了名气，写作上的收入也使家庭条件渐渐富足起来。

但是林语堂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烧掉结婚证的承诺，任何的风流韵事都与他绝缘。他们的感情，经过岁月的洗礼，坚如磐石，固若金汤。

（四）

有一次，别人问林语堂对于自己妻子的看法。

林语堂回答：“我就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呢！”

作为一个文人，浪漫是林语堂的本性。这种个性在创作中，可以为他带来天马行空的灵感，可一旦落实到生活上，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失去方向。

这时廖翠凤就变成他坚实的后盾，生活中的贤内助，迷惘之际最温暖的依靠。

林语堂也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显得富有智慧的往往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在生活中豪放随意，不拘小节。于是廖翠凤就细心地帮他打理好一切。时常提醒他：鼻毛长了该剪剪了，领带歪了该扶正了……云云。

对于一个整日沉浸于创作而不擅生活的人来说，没有比像廖翠凤这样更合适的妻子了。

蒋梦麟曾说过：

“男女关系分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轻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轻气球。”

而林语堂与廖翠凤之间的婚姻，就如同这“狗皮膏药”，虽然不是才子佳人的组合，看起来没有那么完美，但是一半诗意，一半实际，是最实用的婚姻“模式”。

（五）

林语堂和廖翠凤的性格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矛盾的两端：

林语堂好静，而廖翠凤好动；

林语堂比较“邋遢”，而廖翠凤喜欢整洁；

林语堂是个浪漫主义者，而廖翠凤则是现实主义者。

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不和谐不融洽，他们反倒像磁铁的两极，互相依存。

廖翠凤并不理解林语堂口中的“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类，也不感兴趣。有时还劝林语堂：“你把文章写得简短些，不然读者们看了会打瞌睡的！”林语堂不禁哑然失笑。

有一次，夫妇俩去游览雅典山上的卫城。当林语堂看见古希腊美轮美奂的建筑和湛蓝的爱琴海时，文人特有的情感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感动得差点落泪。

而廖翠凤对此情此景无动于衷，还在抱怨：“我才不要住在这种地方！连买块肥皂都要下山，多不方便！”

林语堂并没有觉得扫兴。相反，他觉得妻子真实、不做作，对这种态度很是欣赏。

当然，像所有普通夫妻一样，他们之间免不了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每当廖翠凤埋怨他时，林语堂就缄默不言，任凭她吵累了自己停罢。

因此，这些小吵小闹，并没有影响到家庭的和谐，反而为日常生活增添了些小乐趣。

林语堂对此深有体会。他感慨道：“怎样做一个好丈夫？就是在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爱情，大概就是如此吧。即使两人性格不一致，不能做到琴瑟合鸣，意趣相投。却能在宁静的岁月中凝视彼此，包容对方，欣赏对方。将这种互补演绎到完美。

（六）

1969年1月9日，是林语堂夫妇的金婚纪念日。

这一天，他们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简简单单却又热热闹闹的庆祝仪式。

林语堂掏出了一只金手镯，这是他给心爱的老伴准备的礼物。

廖翠凤开心得像个孩子，接过手镯。发现上面刻有“金玉缘”三个字。细细看来，上面还有一首小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这首原是若艾利的经典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翻译成了中文。

一辈子对文学没产生过兴趣的廖翠凤，此时此刻，捧着金镯，对上面的诗歌欣赏了无数个来回，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老泪纵横……

他们就这样，相互扶持着，相亲相爱走过了一生。

他们之间的故事，平凡中带着甜蜜的气息，彼此的一个对视，一次嗔怪，一个微笑，便胜却人间无数风景。

真正的爱，何须多言。任凭它随着时间的细流缓缓流淌，不经意间就是一世。

　林语堂散文从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幽默闲适。那么，来看看我精心为你整理林语堂散文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林语堂散文读后感篇一

　《林语堂散文》读起来叫人爱不释手，轻松幽默的话语紧紧吸引着我，常常一人放声大笑，笑过之后一阵轻松。我想，如果人们常读这样的文章，精神状态一定会很健康而能从容面对生活。

　林先生明明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却说“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非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林先生幽默、机智，“道理渗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随手摘录部分，“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么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普普通通，平平实实的语言包含着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通过文章来了解林先生，他说自己是：“行尊孔、孟，思从老、庄。”说文学反映人生，来了一段比喻：“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从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

林语堂散文读后感篇二

　闲来无事，看了看林语堂的散文集，我喜欢林语堂先生的文字，字字珠玑，风趣幽默。从他的文字里可以读出一种率性和真我，大凡一个心胸真正豁达宽广的人，都不会隐藏自己的思想，不管是高雅还是低俗。比如林语堂先生的《谈避暑之益》里有一段有趣的思想表白：避暑的第四个益处，就是可以从各家的奶妈嘴里，听到诸如何老爷家的丫头生出来的孩子像何老爷之类的风流韵事，而成为回城后社交谈论的题目。

　文字里丝毫不隐瞒了解这些是非而带来的乐趣，反是体现了一种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所不及的高雅。短短几句话，一针见血的贬出了当时社会现象的冰山一角，我想这倒正是林语堂先生文字的魅力所在呢!

　还记得看过关于巴金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里提及，在“”时期，巴金被打成右派，在牛棚里写了不少悔过书，而且是真诚的“甘心服罪，接受改造”。“”结束后，巴金平反了，在他的自传里，他坚持要将曾经的错误思想写进去，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劝他：过去的就过去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都以为你是被迫的，何苦到了晚年来自毁清誉

　巴金愤怒的拍案而起：错误就是错误，难道因为不说就不存在吗难道隐瞒真实而得来的清誉，是所谓的清誉吗……

　最终，巴金如实的将自己曾经的错误思想写进了自传，同时，也将一种返璞归真、顶天立地的人格写进了历史!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体现于思想，体现于一种坚持自我的个性。敢说真话的人，是真正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林语堂散文读后感篇三

　虽然说《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先生的作品，但是我都一直未曾拜读过他的文学作品。我这是第一次认真地拜读林语堂先生的文章。在老师布置我们阅读林语堂先生的文章后，我有在网上搜索他的文章，也在其中看过《生活的艺术》和《武则天传》。不过因为《生活的艺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看不怎么懂，所以我也就放弃了阅读这篇文章。至于《武则天传》是由于时间不足也就没有细看了。所以我就看了下林语堂先生所写的散文。虽然文章都很简短不过内容是相当的丰富精彩。

　在读《秋天的况味》的时候感觉先生的文章都是由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事物而可以体会到四季中“秋”的独到、人生中“秋”的成熟与练达，那种自由、闲适的心境不是一般俗人能达到的。先生心中的诗意、禅意透过文字不经意的表达出来，深深地吸引着读者，不由得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不忍放下。

　我也是一个爱秋之人，我爱它是因为，它没有春的阴雨绵密、没有夏的炎热迫人、没有冬的寒风凛冽。爱它那份成熟淡定。不过相对于先生对于秋的爱和理解，我的这些太过于肤浅罢了。

　我虽然到现在还是有些许不懂先生为什么在文末加了那段关于烟的文段，不过在这些段文字当中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于生活当中许多细微的事物都观察的很是细腻。就像大烟在烟灯上燃烧时所发出的那微微哗剥的声音，先生也会觉得有一种诗意。还有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同样能够让先生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虽然我不能够体会得到先生的这种感受，但是我想我能够感受到先生在观察这些细微的事物的当时的心情。

　在看这篇文章后我还顺便看了下《孤崖上的一枝花》。对于这篇文章我种油然而生的喜爱。很喜欢这句“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我觉得这句话，这篇文章给人很大的勉励。我看了这句话所理解的就是：只要还存在一丝丝的希望，那么不管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绝望，都要坚持下去。即使再失望也要有微笑的理由。我不知道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的意义是些什么，但是我在这篇文章当中所领悟的就是这些。

　先生的文章我虽然读得不多，但是先生在文章当中所用的词此我都很是喜欢得紧。不像有些文章尽是些浮华字句、尽是无病呻吟、平淡无奇。。先生的文章虽然有时候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但是在过后细细品味还是会在其文字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同时也会在其中悟出很多的人生哲理。先生能够通过最普通的事物来育人。

文|雪落无尘

芒果台的离婚真人秀综艺《再见爱人》火了，豆瓣评分一路冲到88。

节目组选取了三组有代表性的嘉宾，一组离婚一年，一组处于离婚冷静期，还有一组打算离婚。

经过18天的房车旅行后，由嘉宾自行决定是否继续牵手。

旅程中一幕幕的恩怨纠缠，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

在一些细枝末节中，作为观众的我们，感受到了每组嘉宾间依旧存在的爱。

不由有些疑惑，婚姻中遇到的那些分歧，真的没办法沟通协调吗？婚后感觉性格不合，选择离婚就能解决问题吗？

张德芬在《我们终将遇见爱和孤独》中写到：“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还要能够回到自己的内心，检讨自己在婚姻破裂的问题中所要担负的责任。”

其实，有件事如果你认不清，无论结婚多少次，也会走到离婚的边缘。

你要明白，逃避不是解药。别人的幸福样本，才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方法论。

01

没有自省，和谁过都一样

堂妹结了三次婚。

第一次，毕业不到半年，与大学同学迅速进入婚姻。

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为了谁做饭洗衣、今天没有来接我下班、明天你妈妈给我脸色看等等，一系列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吵烦了，一拍两散。

第二次，在公园跑步，偶遇一帅哥，闪婚，闪离。

对方饭局多，常常喝醉，她数落几句，他直接动手。我陪她去了民政局，她被家暴到不敢独自面对丈夫。

第三次，相亲，谈妥彩礼，买房，办酒席。

妹夫极其老实，所有工资上交：“你花就好了，不想上班就别去了。”没有吵过架，她责骂，他一味听着，不还嘴。

就在整个家族都感觉安心了的时候，她忽然打来电话：“我要离婚。”

原来伯父突然病倒，夫妻俩在医院照料的过程中，堂妹的**脾气又发作了：

“取个药怎么这么慢？”“让你问个话都问不清楚！”“这么大人了还能找错房间！”……

在声声指责中，向来温顺的妹夫，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一声不吭，扭头回家。

三段婚姻，无论是相爱过的同学少年，还是偶遇的一见钟情，又或者传统的相亲模式，都是以性格不合的理由告终。

在她的观念里，吵架了，生气了，不合适就不过了呗，我就不信还找不到个比你更好的。

她始终不懂一个道理，不会游泳，换泳池也没用。

涂磊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严谨的人，能把你照顾得很周到，家务事业做得井井有条，但有可能对你非常苛刻；

有些活泼开朗，甚至粗粗拉拉的人，会让你感觉很轻松，但也可能丢三落四，让你操碎了心。”

就像第三任妹夫，工资全部给老婆花，老婆生气不还嘴，带来满满的安全感。但这样的老实人，做事缺少灵活性很正常。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选择进入婚姻，欣然享受对我们有利部分的同时，把不同的那部分作为我们互补的一面，平衡彼此，就能收获幸福。

如果活在唯我独尊的价值观里，对于自身的问题一概视而不见，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下一段婚姻还是会重蹈复辙。

02

懂得珍惜，他就是对的人

最近，张智霖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再次火上了热搜。他与袁咏仪的爱情，也再度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袁咏仪性格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曾经得罪行业大佬，以至一度被封杀；而张智霖则安静沉稳，低调内敛，面对媒体机智谨慎，圈内口碑良好。

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却已相恋相守29年，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模范夫妻”。

尽管张智霖吐槽，被当年荧屏里的港姐形象“欺骗了”，理想型是温柔甜美的“软妹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她的宠溺。

一边无奈挣扎，吐槽袁咏仪不要再买包了；一边又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正是她一直钟爱的某大牌包包。

谈到生死的话题，他唯一担心的是，你钱够不够花？够的话，我就安心了。

二十年如一日的张氏牵手法，也狠狠地给跟踪的媒体撒了一把狗粮。

外人眼里霸道任性、驭夫有术的袁咏仪，在参加《鲁豫有约》时说：“我一直以来都很任性，但如果他有一天不开心了，我就要停了。我不可以再这样啊，乖乖的啊，你让他很生气，你这个人很坏，因为让他生气是不容易的。”

她并不会一直无理取闹，恃宠而骄。她懂得拿捏分寸，知道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收敛暴脾气。

她再生气都不会提出分手、离婚：“只要想到我还爱他，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张智霖常说：“我们不是1+1=2，而是05+05=1、把自己一半的想法和一半的尊严都拿走，剩下的一半，去迎合另一半的一半，就变成一体了。”

两个相爱的人，即便后来发现对方的性格并不是理想型，但彼此都心存感恩和珍惜，在漫长岁月里，彼此欣赏，互相妥协，谱写出了大众渴慕的爱情童话。

正如鲁豫所言：“最好的爱情，也许就是两个人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爱着对方。

轮流低到尘埃，轮流不讲道理，轮流向对方道歉，轮流意气风发，轮流害怕失去，不知不觉走过一生。”

03

性格不合，也能携手一生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是需要伴侣，是渴望家庭，还是爱情的归宿？

每个人进入婚姻的初衷不同，但肯定不是为了离婚。

如同在学习或工作时树立目标，排除万难，只为享受努力达成后的喜悦和满足。对待婚姻不妨也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去尝试多种方法。

民国时期，文人空前风流，离婚再婚蔚然成风。

作家林语堂，与经人介绍的原配夫人廖翠凤，却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女儿们说，世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了。

那么，性格不合的夫妻，能过到头吗？试着换种心态，便能幸福到老。

首先，初心不改，方得始终。

结婚当晚，他们烧掉了结婚证。

他说，结婚证只有在离婚时才有用，我们用不到。

持定了一生相守的态度，他们一路生死相随，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一生恩爱，成就了一段婚姻佳话。

其次，和而不同，真实可贵。

林语堂是一介才子，而妻子廖翠凤则更注重生活实际。

二人同游雅典卫城时，他对着辽阔景观心生向往，她却抱怨，才不要住这种地方，连一块肥皂都买不到。

他并没有觉得扫兴，反倒欣赏她真实，不虚伪。

再次，分歧难免，学会让步。

婚姻久了，偶有分歧，林语堂选择让步：“两个人争吵，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最好有个人不说。”

如何做个好丈夫？他回答：“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喜欢，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生气。”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可能叛逆、懦弱、愚钝、劣迹斑斑，但你永远不会放弃，你会想尽办法，引导他健康成长，诚实勇敢。

如果用这样的态度经营婚姻，不放弃，不抛弃，婚姻最终一定会成长为，我们初心想要的模样。

很认同陈果说的一段话：“婚姻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应该郑重其事地去选择，这才是对自己对他人的负责。

然后慢慢学会爱自己，爱对方，爱这段关系，从你和我活成一个完整的我们。”

告别容易，再见很难。

决定结婚要慎重，选择离婚更要慎重。

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走错了路，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比起离婚，如果愿意，相信你会有更优秀的解法。

有很多的人要是没有大难临头,往往不会发挥出其真实力量。除非遭着失望之悲哀,丧家之痛苦,及其他种种创痛的不幸事实,以打动他的生命核仁,他们内在的隐力,是不会唤起动作的。

测验一个人的品格,最好是在他失败的时候,失败了以后,他是怎样呢失败会唤起他的更多的勇气吗失败能使他发挥出更大的努力吗失败能使他发现新力量,唤出潜在力吗失败了以后,是决心加倍的坚强呢还是就此心灰意冷

爱马孙(Emerson)说:“伟大、高贵人物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的坚韧的意志;不管环境变换到何种地步,他的初衷与希望,仍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终至克胜阻碍,以达到企望的目的。”

倾跌了以后,立刻站立起来,而去向失败中战取胜利,这是从古以来伟大人物的成功秘诀。

有人问一小孩子,怎样他竟学会溜冰。小孩回答:“其方法就在每次跌跤后,立刻就爬起来!”个人的成功,或军队胜利的,实际上也是由于这种精神。倾跌算不得失败,倾跌后而站立不起来,才是失败。

过去生命之对于你,恐怕是一部创巨痛深的伤心史吧!在检阅着过去的一切时,你会觉得你自己处处失败,碌碌无成吧!你热烈地期待着成就的事业,竟不会成就;你所亲爱的亲戚朋友,甚至会离弃你吧!你曾失掉职位,甚至会因不能维持家庭之故,而失掉你的家庭吧!你的前途,似乎是十分惨暗吧!然而虽有上面的种种不幸,只要你是不甘永远屈服的,则胜利还是等在远处,向你招手呢

这里是可测验你人格之大小的地方;在除了你自己生命以外,一切都已丧失以后在你的生命中,还剩余些什么来换一句话,在你迭遭失败以后,你还有多少勇气的剩余假使你在失败之后,从此僵卧不起,放手不干,而自甘于永久的屈服,则别人可以断定,你只是个凡夫俗子,但假使你能雄心不灭,迈步向前,不失望,不放弃,则人家可以知道,你的人格之大,勇气之大,是可以超过你的损失灾祸与失败的。

你或者要说,你已经失败得次数过多,所以再试也属徒然吧;你已经倾跌得次数过多,再站立起来也是无用吧胡说!对于意志永不屈服的人,没有所谓失败!不管失败的次数怎样多,时间怎样晚,胜利仍然是可期的。狄更斯( Dickens)小说中所描写的守财奴司克拉(Serooge)在他的暮年,忽然能从一个残忍,冷酷,爱财如命,而整个的灵魂,幽囚在黄金堆中的人,一变而为一个宽宏大量,诚恳爱人的人,这并不是狄更斯脑海中凭空所虚构,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事实。人的根性,可以由恶劣转变而为良善;人的事业,又何曾不可由失败转变而为成功常常,报章所记载,或为我们所亲身见闻,有许多男女,努力把自己从过去的失败中救赎出来,不顾以前的失败,奋身作再度之奋斗,而终以达到胜利。

人格伟大的人,对于世间所谓成败,不甚介意,灾祸,失望,虽频频降临,然而总能超过,克胜它们,他从来不会失却镇静。在暴风雨猛烈的袭击中,在心灵脆弱的人惟有束手待毙的时候,他的自信的精神,镇定的气概,仍然存在;而可以克胜外界一切的境遇,

什么是失败非力(W Phillips)说:“不是别的,失败只是走上较高地位的第一阶段。”许多人之所以成功,就是受赐于先前的层层失败。假使他没有遭遇过失败,他恐怕反而不能得到大胜利。对于有骨气,有作为的人,失败是反足以增加他的决心与勇气的。

是的!对于那自信其能力,而不介意于暂时的成败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于怀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坚定的目标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于别人放手,而他仍然坚持,别人后退而他仍然前冲的人,没有所谓失败!对于每次倾跌,立刻站起来;每次坠地,反会像皮球一样的跳得更高的人,没有所谓失败。

最后收个尾，问问自个，路就在那，你敢不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