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临死前下了两道密旨，内容是什么？

雍正皇帝的死是属于比较突然的，是突然之间得了一场大病，眼看着就不行了。在弥离之际之际把四位朝廷重臣召集到自己的身边，拿出了两封密诏，说如果自己死了就打开第一封，然后把第二封交给自己的继为人。很明显，第一封就是皇位的继承者，第二封对继位人的一些安排。

你说雍正皇帝本来属于弥离之际，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清楚，反而是写几封密函？原因很简单，因为古代如果选继承人，没有事先立下太子的话，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就算立下太子，其他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如果直接口头说的话就会引起争论之类的，是要经过重重讨论的。但是雍正就比较聪明，他把这个东西都写好了。自己死了，这个东西就成定式了，没必要再说了，所以凭着第一封密函成功的指定了继位人就是乾隆。

而且当时雍正的身体也不太好，也不适合在大厅中进行讲话。如果去大厅的话，说不定在途中就直接暴毙了。所以只能召集几个人进行私密谈话。而且雍正皇帝是相当的狡猾，因为他害怕这些大臣乱来，他在第一封密诏里并没有写什么，只是说真正的遗嘱所在。这一封遗嘱放在了牌匾后面。这个牌匾可不是随便能动的，即使其他大臣把这个密函打开看了之后，想要拿到牌匾后面的遗嘱也避不开众人的目光。所以最终只能按照雍正皇帝的只是当众宣读遗诏，当众拿下牌匾后面的遗嘱，立下皇位。

而第二封密诏，主要是为自己的儿子乾隆皇帝找了几个辅佐人。乾隆皇帝得到这份密函之后，并且在密函中，把张廷玉的地位放在了鄂尔泰之前，因为雍正皇帝生怕自己死后，乾隆皇帝压不住鄂尔泰，于是就想提高张廷玉的地位，来压制鄂尔泰。毕竟张廷玉是一个汉人，清朝毕竟是满族的天下，张廷玉不管最终怎么势大，都不会有过大的影响。为的就是有利于满汉大臣相互制衡。

雍正皇帝为了给自己的继任人乾隆皇帝铺路，可谓是用心良苦。并且这个东西还是在雍正突然暴病的时候写的，雍正皇帝的智商可见一斑。

清朝时期的军机处，可能很多人都是听说过的吧，在很多电视剧上面都出现过，而且听名字也觉得这个机构很是高大上，担任军机处大臣的也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但是可能少有人知的是，军机处的大臣一直都保持着五个人的数量，多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何？为什么军机处但凡多一个人，就一定会出事呢？

军机处设于1729年。

当时，雍正皇帝对准噶尔部用兵。为了方便随时处理军政要务，雍正皇帝便在离他寝宫养心殿不远的隆宗门内设立了军机处。

最初，军机处的作用是跪受笔录，即军机大臣跪在皇帝面前，用笔记录皇帝的旨意，然后传达给中央各部门或者地方督抚执行。到后来，军机处的权力日重，总揽机要之外，还有向皇帝推荐官吏的权力，权限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中枢，拥有了平章军国重事的宰辅地位。

但是，奇怪的是，军机处虽然权力很重，却一直是一个临时机构。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皇帝从亲王、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或京堂中特简选拔人员入值。他们没有固定的品级，在进入军机处之前他们是什么品级，进入军机处之后依然是什么品级。军机大臣没有固定的任期，也没有专门的俸禄。

军机处设立之初，共有3人，即怡亲王胤祥和张廷玉、蒋廷锡。此后，曾经设立6个军机大臣的编制，即2名满汉领班军机大臣，4名满汉军机大臣。可是，到了同治年间，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始终没有满员，达到6名。朝野内外也流传着一句满六必损的流言。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同治时期，军机处由恭亲王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此外分别有2名满人军机大臣、2名汉人军机大臣，共计5人，没有满员。于是，整个同治时期，军机大臣都一帆风顺，活蹦乱跳。

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在军机处人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景廉奉命入值军机处，使得军机大臣的总人数达到了6名。不久，军机大臣文祥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文祥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去世时年仅58岁，令人扼腕。

清朝军机处为何只有五个军机大臣？满六就会出事

光绪五年(1879年)底，李鸿藻三年守制期满，重新起用，依然回到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这样一来，军机处又有了6名军机大臣。很快，怪事发生了：军机大臣沈桂芬于1880年初去世，享年64岁。

沈桂芬去世后，朝廷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进京担任军机大臣。使得军机处再次出现满员。幸好不久左宗棠就奉命转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不然，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怪事儿呢。

左宗棠走后，军机处没有增添人手，保持着5名军机大臣的规模。

光绪八年(1882年)，阎敬铭奉命担任户部尚书，查出了军费报销案，使得一批高官丢了乌纱帽。曾经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也没有幸免，被免去军机大臣职务。王文韶退出军机处后，慈禧太后下令翁同龢、潘祖荫补上，双双成为军机大臣。于是，又有了6名军机大臣。

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潘祖荫父亲潘曾绶突然一病不起，终于不治，潘祖荫只做了30多天军机大臣，就不得不辞掉军机大臣和刑部尚书的职务，回乡为父亲守制。

光绪十年(1884年)底，孙毓汶奉命入直军机，加上此前的礼亲王世铎、阎敬铭、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达到了6人。不久，阎敬铭就接二连三遭到上谕斥责，搞得他莫名其妙。他立即奏报朝廷，自陈衰老，辞去军机大臣一职。

1911年，清朝成立了皇族内阁，替代了军机处的职权。军机处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再出现，满六必损的流言进入历史的故纸堆。

清朝不是满臣称奴才，汉臣称臣，这是对的。《康熙王朝》里满汉的大臣都称臣是电视剧不够严谨造成的，其实内容戏说的就更多了。

奴才，是指待奉主子的奴仆，现在一般用于讽刺，含负面意义。当看古装剧时，看到宫里的人对皇上说话时总爱自称奴才，听多了也就习以为然了。其实，奴才在古时候最多是用来骂人的，而用来作为自称是清朝的事了。所以您再看古装剧时，清代以前的人自称奴才那可就是开玩笑了，就好像《至尊红颜》中那位胖胖的唐朝宦官元宝和前太极殿总管太监段常德，经常在皇帝面前称自己为“奴才”，元宝还和皇上说“您别拿奴才开玩笑了”，这哪儿是皇帝跟他开玩笑？是他和观众开玩笑呢！

“奴才”，在中国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词语。不过，即使是“奴才”这一称号，也不是随便就能叫的。清朝的宦官，作为皇上的家奴，自称奴才是有的。但如果一下上溯到唐代，宦官们也自称奴才起来，皇上们估计也只能目瞪口呆，不知所以然了。

“奴才”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匈奴汉国的创始者刘渊就曾经因成都王颖不用其言而导致兵败，而大骂其为奴才。这种用法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明清时期，“奴才”的用法才逐渐扩大为某些人的自称。

清时期太监面对皇帝会自称奴才，满族大臣和入旗的汉族大臣面对皇帝也会自称奴才，而没入旗籍的汉臣却不自称奴才，即使官职再大，也不敢贸然自称奴才，只能称臣。可见，“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通“赐”）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可见，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满族统治者不肯让汉人称“奴才”这是因为清时期，满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中，是中国北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常见的词。它意味着无用的人，只应该成为奴才。清代奴才的盛行与满族早期的“领主制”有着很大的关系。统治者是主人，满族平民是都是奴才。这种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清军入关后。清朝入中原后，大部分的国家制度、官僚主义等都沿用了明朝的旧制度，对称谓没有特别的要求。

满族和汉族官员都是朝臣。第一个“奴才”出现在清代的奏折中，发生在康熙的29年。此后，奴才现象在两江总督傅拉塔、阿山、陕甘总督华显，陕西巡抚鄂海等人的奏折中。总而言之，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出生在“上三旗”。

虽然你是大官员，但他们私下里是皇帝的家奴。雍正继承王位后，以为满族的“奴才”是个很卑微的词，所以在雍正的第一年颁布了一条禁令：“上以奴才既称奴才，而大臣亦称奴才，甚不合体，禁止之。”

然而，一旦养成了这种习惯，就很难改变。经过多次努力，雍正默许了奴才的存在。由于奴才代表着与王室的特殊关系，许多汉人大臣渴望成为奴才，乾隆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纠正汉臣自称奴才的说法。在嘉庆和道光时期，奴才这个词用错了很可能会受到皇帝的严厉谴责甚至惩罚。奴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是要靠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

清朝立宪失败，加上革命党如火如荼，最终在袁世凯的调停也可以说是威逼利诱之下，最后灭亡了。但是清朝的大臣们都去哪儿了呢，猥员长认为有这么几种结局。

第一种是跟随袁世凯成为了北洋新贵。清王朝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和革命党的压力下，清帝选择了退位，一大批能臣跟随袁世凯这个新的大总统开始了北洋的任职。当张之洞这样忠于大清的一辈能臣落幕，留恋清朝的人可能早已经不复存在了，起码汉臣之中少有为清朝殉国的。著名的北洋三杰更是才刚刚拉开了他们人生的精彩部分，所以甭管是清朝还是民国，只要有本事，在那儿都吃的开。

虽然张勋复辟是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但是依然有人和他一起闹，著名的维新派守旧大臣康有为就在其中。而满人更加居多。当然啦，最后张勋复辟仅仅十二天就宣告结束。复辟失败后张勋一头扎进天津租界不出来，其他人自然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也有部分人陪着逊帝溥仪去了伪满洲国任职。

第三种则是真正赋闲在家不闻不问。最典型的一定要数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他曾经留过洋，在慈禧死后一度成为清王朝实际，但是最终也没有力挽狂澜，挡不住历史的车轮。

清帝逊位之后，他遍赋闲家中再不抛头露面。即便是张勋大张旗鼓搞复辟的时候依然深入简出，不参与其中。等逊帝溥仪要去长春做伪满洲国皇帝的时候，载沣不仅未随他去，甚至还劝溥仪也不要去，当然一心想当皇帝的溥仪最后还是去了。

清朝灭亡最惨的地方是居然没有朝臣为清朝殉国，要知道被儒家思想浸染的大臣都有以身殉国的先例。就算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也有很多人为它或以身殉国或归隐山林，但是清朝可就没这个待遇了。不论满汉大臣，都没有，看来清朝已经彻底失去人心了。

雍正在清朝的皇帝中往往被史书记载为德行有愧，认为他刻薄寡恩，翻脸无情，是个很有城府而又冷血的人，但是尽管如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雍正在位期间的勤政，为康乾盛世做出的巨大的功劳，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一个人。但也可以看出他在识人用人上的出色才能，在他的众多宠臣中，可以说很得雍正心的是鄂尔泰，他曾经称鄂尔泰为满汉内外大臣中第一人。

鄂尔泰的仕途从雍正上位后才一帆风顺，虽然鄂尔泰20岁就中举步入仕途，但是在鄂尔泰到了内务府之后，他的官位就止步不前，在内务府一干就是20多年，之后才勉勉强强到了员外郎的位置，以至于他自己都认为可能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似乎正如那句名言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其实命运早已在暗中对他有所垂青，他一定没想到，自己因为坚守原则拒绝了还是皇子的雍正，反倒得到了这位未来皇帝的赏识，当时雍亲王的雍正，想要鄂尔泰帮他做一件事，但是没想到鄂尔泰并不同于其他的大臣，直接以皇子可不应该与外臣结交，直接拒绝了雍亲王，可能正是这种作为孤臣的富有原则性，让雍正觉得与他惺惺相惜。

事实证明，鄂尔泰也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当得起雍正的赏识，对得起满汉内外大臣中第一人的圣赞。雍正上任后，对于鄂尔泰来说，可以说真就是雍正的铁膀右臂，先是外放做江南布政使，主管水利，政绩斐然，在三年后又升任广西巡抚，为了帮助雍正推行改土归流，在任职途中改任云南巡抚，上任后帮助雍正平定苗乱，推行改土归流，取消原来的土司制度，因为卓有成效，又将其派往苗疆、两湖地区和四川平定叛乱、推行改土归流。

雍正多对自己的心腹从来在赞美上不吝言辞，比如称赞田文镜“巡抚中第一”，称赞李卫“尔乃国家伟器”，因此盛赞鄂尔泰为“满汉内外大臣中第一人”也就不奇怪了。

按清朝规矩，奏折有奏事折、密折、请安折、谢恩折等分别。办公归办公，公事奏折称臣；拍马屁归马屁、小报告归小报告，私事奏折称奴才。这一分际，做主子的，要求至严。在清圣祖康熙的朱批中，就有"知道了，请安折子当另折才是，不合"、"所奏知道了，奏事折子与请安折子一处，不合"的字样可证。用密折上奏，康熙是有他的大道理的。

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知警惧修省矣！"正因为密折有这么大的神通，所以行之以鬼鬼祟祟，也就至为重要。康熙就有这样的朱批："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

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做主子的不但要求"奏折不可令人写"，主子自己的批语，也是不假手于人的。康熙有一次右手生了病，但他宁用左手歪七扭八的朱批，也不肯含糊，其左右开弓以驭臣下之态，可想而知。正因为上下之间，在正式办公归办公以外，要建立另一种渠道，所以这种渠道，就显得亲密，密折也、请安、谢恩折中自称奴才也，就是亲密的一种表示。

徐河说称奴才是"满洲旧俗"、是"满洲大臣"独享的荣衔，但" 之为提督总兵者"（陈守山警备总司令之流），却也"称奴才如故"，这是有趣的。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下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在请安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但是，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折中称了臣，就被皇帝严旨申饬。理由是：" 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

"照语气上看，总司令之流只许自称奴才而不准称臣，乍看似有屈辱之意，其实不然。"打是喜欢骂是爱"、"为卑而近"，格外屈辱其实只是格外垂青。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皇帝下谕曰：本日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债之弊一折，已交部查办。至其折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

盖奴才则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里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即如各部院衙门题奏折本，虽至微之笔帖式，无不称臣，又何容强为区别于其间耶？嗣后几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着为令将此通行传谕知之。

这里所说称奴才并非表示亲密之意，显然是一派遁辞。事实上是事关荣辱的、事实上是 求为奴才而不可得的。满洲人为了不愿见到 也挤进来跟着自己人一起称奴才，乃弄出这种"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的上谕，这显然是以满就汉、我迁就你之意。--宁让自己人称臣，也不要汉家郎称奴才啊！《初学阶梯》有"满汉官民称呼"一条，说："大清国朝例：凡居官者，在 ，则称帝曰皇上、自称曰臣；在满洲，则称帝亦曰皇上、自称曰奴才。" 其实在应对口语上，奴才自称，却是极普通的。清代，八旗官员对皇帝一般自称『奴才』，以反映他们与皇帝间特殊的民族情感及政治隶属关系，具有满族传统主奴之间的亲近色彩。但在汉族官员看来，『奴才』含有卑贱的含意，不如『臣』更能反映君臣间明确的政治等级与义务。雍正整顿旗务，对旗官予以规范，称谓让他们称『臣』，对称『奴才』者多次改正。乾隆却不是这样，他的文治武功使他十分蔑视臣僚，强化臣僚的奴化意识，对汉族官僚也是这样。

……满汉臣僚虽取得了称臣的资格，但其奴才本质却一再强化下去。清朝入关之前，奴才本来是满族属下对上级的自我称呼，属于民族专用辞汇，后来清朝入关，一开始是有些 为了表示与清朝是一家人，而自称奴才。但是随后，鉴于奴才在汉族语言中是贬义词，很受反感，所以清朝曾下令规定 不许自称奴才，后来辗转定下规则，汉臣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满臣四品以上也必须称臣不许称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