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岐四大古城有哪几个，它们的历史有哪些？

　　没有蒲岐四大古城的说法。

　　蒲岐古城

　　距今6000年后，大陆架上升，原来的海湾渐次淤积，出现新的滩地和新的滨海平原，即今日的乐清湾海岸线。先民们在山边高于海蚀崖、海蚀沟和海蚀洞处居住，采贝捕鱼为食。蒲岐地面上，人们围绕菖蒲墩高地聚居。

　　十二世纪，建造了蒲岐古城，以防海盗。十四世纪，倭患开始，蒲岐城砌石加固，从此定型。周长3里，计600丈，高22丈，宽2丈。城门4：东为海国门，西为半壁门，南为东来门，北为广升门，各有瓮城。后塞门楼4座，水门1座，敌台12座，窝铺24个，城垛750个，吊桥4座。

　　清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为避郑成功，颁布了迁海令，拆除城郭，人们全部迁徙内地。康熙九年（1670），居民返城，重修蒲岐城。道光二十一年（1841）蒲岐城又作修整。咸丰四年（1854）禀生张考吉、介宾叶廷芳和附生何跻瀛再度倡修。咸丰十一年（1861），蒲岐城最后一次修建，更名东门为保厘门，西门为安定门，南门为蔚文门，北门为镇武门。

　　20世纪60至70年代，城墙拆毁，仅留的四个城门和瓮城被列为乐清县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蒲岐千户所所址设在东街，现城隍庙后面，所旁的所池前几年填为平地。所的官兵由朝廷派遣而来。洪武二十年，崔兴带来旗军904名。蒲岐历任千户所指挥达59名。蒲岐千户所设正千户3员，副千户4员。分别担任掌印指挥、武略指挥、千书指挥、管操指挥、出海指挥、巡捕指挥、管屯指挥。千户以下设百户6员，镇抚1元，旗军由904名增至3000多名。辖台2座，烽堠8座。

　　嘉靖三十八年（1559），蒲岐设过营。温州设统陆兵九营（标营、左营、右营、中军营、前营、后营、蒲岐营、珠明营、炎亭营）。蒲岐营和中军营（温州）建立最早，其余各营陆续建立。共有水兵二支（游哨随征）驻扎温州。蒲岐营在乐清十四都，设名色把总1员，领哨官4员，兵494名。平时屯扎蒲岐城，汛期出哨霞堡、娄岙，御高嵩、前塘、后塘、清江渡一带。蒲岐营的范围东至台州府楚门所，渡江20里抵台州太平县，计80里；南至霞堡海口，计3里；西至乐清县，计30里，北至窑岙驿站，抵台州府黄岩县，计150里。

　　蒲岐营的陆路是霞堡、高嵩、后塘、清江渡等地，与台州交界处会哨，调有处州官兵沿途扎守。水路如梁湾、大小门、楚门一带与右营（石码）会哨。

　　蒲岐的古迹、文物很多，重点的罗列如下：

　　城门四座（各有内外城门）保厘门：蒲岐古城（建于宋淳熙年间）东门。明朝为海国门。清咸丰十一年（1861）修城时改为保厘门。为乐清县重点文物保户单位。蔚文门：蒲岐古城南门。明朝为东来门。清咸丰十一年（1861）修城时改为蔚文门。为乐清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定门：蒲岐古城西门。明朝为半壁门。清咸丰十一年（1861）修城时改为安定门。镇武门：蒲岐古城北门。明朝为广升门。清咸丰十一年（1861）修城时改为镇武门。

　　晋砖：仓下村郡马垄出土。有“咸康五年（339）九月□日”字样。长375厘米，宽135厘米，厚4厘米，结构严密，质好。

　　南北朝砖：仓下村郡马垄出土。有“元嘉十三年（436）太岁丙子八月廿五日建”字样。长344厘米，宽154厘米，厚46厘米，侧有金钱纹和鱼纹。

　　宋压城砖：光绪丁亥年（1887）在南门城角出土中间刻有“绍熙甲寅”阴文四子。长一尺二寸，厚一寸二分，宽四寸余。绍熙系宋光宗年号，甲寅为五年（1194）。《蒲岐所志》曾载：“宋淳熙间方盛，始筑蒲岐城。”淳熙为光宗父孝宗国号。此砖或是增筑时纪念物。

　　王十朋读书处：在娄岙狮子山（龙台山）西北首山际。南宋王十朋少时曾寄居舅父万规家（在万泽），攻读于此。万规在此创办万泽书塾。后万庚改办义学。

　　宗文书院：又名文昌阁，原在东南城郭下。明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十创建。嘉靖间被倭寇毁。清康熙乙丑年（1685）十二月移建城上。乾隆间圯。嘉庆丁巳（1797）生员童炳蔚等损资重葺。邑令王大任有记。光绪辛卯（1891）十月廿四重建。

　　朱塘头：东门外至岐山下，长达1000丈，又称蒲岐海塘，明弘治十一年（1498）建成，为温州郡巨大工程。明朱谏有记。

　　霞堡古陡：在霞堡村。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清朝多次损资重修。设有闸夫一名，按时供给工食银两。

　　南朝墓葬群：分布在仓下郡马垄。1980年发现“元嘉十三年太岁丙子八月廿五日建”坟砖。印有鱼纹、网纹。1982年发现残墓一角，北墓壁残长1米、残高130米、阔111米。墓底平铺墓砖三层，随葬器三件及瓷片等。

　　华秋洞：蒲岐古代深水港口，有碑，后掩埋堤塘下。为右代至建国前通往海岛的主要港埠。南宋有航船通京（即杭州）。今属南岳镇。

　　陈璠墓：宋太医院大丞。御赐归葬岐山。

　　连南夫墓：在烟墩山西南凤凰山岙中。连南夫系湖北应山人，北宋致和二年（1112）进士。授颖州（今安徽阜阳）司理参军,调任校书郎。宣和五年（1123）以太常少卿出使金国，联金抗辽，旋任濠州知州。建炎三年（1129）任显谋阁学士，建康知府，旋调泉州。绍兴初以宝文阁学士知饶州，捍御有功。绍兴六年（1136）改任广州知州。官至四品，属历史人才，民族英雄。因金兵南侵，山河阻隔，落籍乐清。墓葬于此。

　　十八家山：在岐山仰天河。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初五日，倭犯蒲岐所，千户（武略指挥）崔兴、百户冯春等守卫崖头嘴，遇倭船大至，由寅激战至申，壮烈阵亡。墓葬仰天河十八家山（又名十八家冢），有十八家指挥墓葬于此。

　　明威将军崔海墓：在烟墩山双井头西首黄狗盘山坑中，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崔海抗击倭寇在小芙蓉以身殉国，追功二级，封为明威将军。

　　倭儿墩：在霞堡小教场一带，古战场边十八家山之下。明朝埋葬倭寇之处。原有多处，后人平为地种植作物，今仅留一处较完整。

　　三姑坟：在岐山仰天河山冈上，有三座土墩。相传有三女五代时为避战乱乘舟飘风到此。人问其来历，答三姐妹，俄而饿死气绝，埋葬于此。

　　东岳庙：在积庆堂前厅。建于清初，气象宏伟，前坦有石狮和洞桥，庙内有两廊殿堂和戏台，规模广大。

　　崇真道院：《隆庆志》载，元至正间建立。明天启五年（1625）改移常清道院。有额。庠士陈戴阳曾授徒于此。有“芙蓉花记”。清康熙间圯。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州同金以正损资重建。

　　博明堂：旧名泰安寺，又名东庵。在东北角，明嘉靖已丑（1529）建。清康熙间寇毁。乾隆甲申（1764）春重建。五十六年（1791）毁于飓风。五十九年（1794）重修。

　　晏公庙：又名旗纛庙，共四处：一在西街，明永乐二十年（1442）冬建。清康熙间毁于耿王乱，乾隆庚午（1750）重建，道光十一年（1831）冬重建；一在东街，明正德二年（1507）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建；一在水门头，明万历三年（1575）建；一在北街城下，明隆庆二年（1568）张姓所建，崇祯间毁，清康熙重建。

　　（省志：神姓晏，名戍仔，江西清西镇人。元初输文锦于上都，因而尸解，人以为神，立祠祀，后著灵江湖间。明初封“平浪侯”）。

　　七姓殿：又名半街殿，清初由崔、平、周、鲍、杨、李、宣七姓人士兴建。在北门村半街。

　　旌忠庙：在北门外山门桥山，祀宋海州通判侯畐。宋景定五年（1264）六月春旨建。赐庙额。元大德八年（1304），县领马福京重建，有记。明正德十五年（1520）十三世孙廷训请旨重修。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八日毁。清光绪辛已（1881）裔孙爵封（天敬）重建。

　　迎恩堂：在西城外。明永乐间倪西峰鼎建。清康熙十一年（1672）僧远大募捐重建。岁贡生臧嘉有募缘疏。

　　杨府庙：一在西城外山麓，明嘉靖壬午（1552）正月廿九日胡笃斋创建，清康熙间，毁于耿王乱。乾隆六十年（1795）冬重建。嘉庆九年（1804）圯。道光十七年（1837）增葺。一在东城外北首，清康熙间建。道光九年（1829）冬火，十八年（1838）重建。一在南门外塘下，同治间建。一在下岩打水湾，建于明。一在娄岙大沙头山脚下。

　　按：神姓杨名精义，唐太宗时人。生子十人，父子入山修炼。惟五子名圣历，官枢密使，三子任车骑常侍，七子名圣法，为招讨将军，俱在仕途。一夕，拔宅飞升，事达于朝，三子闻知，皆挂冠归里，亦修炼登仙，屡著灵圣。

　　上沙殿：在得银桥东。清康熙间建。道光五年（1825）重修。

　　普照寺：在仓后（即仓下）。明正午间建。清康熙间僧徐恺重建。乾隆间风圯。道光十一年（1831）仍建。

　　常清道院：在蒲岐城东南角，又称道观。明嘉靖十九年（1540）邬少源建。

　　霞堡辖台：又称烟墩。明代兵台和烽火台。在蒲岐南门外岐山。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视察乐清沿海卫所时建。底部方形，每方长达64米。顶呈圆形，直径27米。喷火口形状鲜明。西侧有四栋三进、石柱穿斗梁两缝的库房。

　　芮指挥衙：旧志在北门西北角。左即芮衙池系芮成驻地。后改崔衙池，系崔海驻地。

　　金盏银盘：侯宅村祖传。是有盏带托盘的酒具，为祭祀侯畐等侯氏先祖祭器，金质。盘直径158厘米，内饰双龙抢珠图纹，中央置盏，盏高36厘米，直径58厘米。盏外有花草图四幅。此器共有18件。后陆续被窃，在清朝重行仿制，银质。有阳文“同治重建”字样。

　　铁藏：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二十五日，所主秦煌、崔海等议设，以压积庆寺。用银、铁数百斤铸成，内有赤金一两定心。高一尺，厚一尺三寸。

　　明朝火炮：崔贤攀祖传，2005年发现，铜质，5节，竹筒形。长327厘米，外径82厘米，内径63厘米。

　　青瓷碗：2005年7月崔氏古墓出土。

　　青瓷双耳瓶：二只，2005年7月崔氏古墓出土。

　　大定通宝：2005年7月崔氏古墓出土。

　　宣统学堂文凭：南门崔氏收藏。长69厘米，宽275厘米。四边有双龙抢珠图纹。右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左有“宣统二年（1910）五月二十七日给”字样。系崔杰（炉青）毕业于浙江省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文凭。

　　蕨类植物化石：在蒲岐崖头嘴、双屿发现，茎叶清晰。系二亿年前裸蕨向种子蕨进化期间植物化石。

　　蟹化石：1957年于蒲岐双屿陡门建筑清基时出土。蟹盖、肚、足特征明显。通长88厘米，宽35厘米。

　　明·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碑记：赐进士第江西吉安府知府、前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致政荡南朱谏撰，赐进士第出身直隶泗洲判官司前南京兵部文选司郎中主事笔山侯训书并篆额。

　　兵道示碑：在仓下河头陈氏祠堂壁上。碑高065米，上残，宽04米，下宽046米。小字模糊不易辨认。立于明代。

　　太平庄：在北门城下。

　　纱照屏：崔氏舍置。在南门中街。

　　天灯：明永乐十五年（1417）设在东街城隍庙前。因西北郭屡遭火灾，清康熙间改置街头。

　　城隍庙：宜德九年（1434）建，后遭火。崇祯三年（1630）重建。清康熙毁于寇。乾隆壬午年（1762）重建。

　　按：神名函玉，太平县（今温岭）人。康熙间发粟赈饥。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廿三日敕封任此。

　　关圣庙：初在南城外东南角，明建文四年（1402）春，各指挥世袭创建，清康熙倾坏。乾隆戊辰移建城内南门。嘉庆七年（1802），讯主李得升倡损增建。

　　积庆堂：明永乐间建于西南城角。相传胡官军、王军兵损资倡立。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十五夜，倭寇混入，军民逐退。至清熙十五（1676）毁于耿王乱。乾隆十六年（1751）重建。

杨府爷信俗是浙南民间影响最大的信俗，也是我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民间神祗之一，奉祀神庙达500余座，信俗群众遍布浙闽粤、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地区，其影响力仅次于海上女神妈祖。杨府爷信俗，作为海洋文化的遗存一直流传至今。

唐代开始传说

作为本地人物神，杨府爷本名杨精义，字植臣，祖籍浙江临海，唐代人，644年生于安固县廿八都苌芬西村，据考证，苌芬西村旧属瑞安县集善乡，今属瑞安市陶山镇碧山渡头村。

1985年，瑞安碧山龟岩村发掘出一块青石材质的残碑，清光绪四年（1878）庠生陈见龙等人重立，碑额为《杨太老仙翁正直真君福佑圣王行实》。碑文相传他：“大唐贞观甲辰年（十八年）五月廿四辰时诞生，翁姓杨，讳精义，居安固，廿八都苌芬西村人也。夫人葛氏得训，其子国正、国天、国心、国顺、国猛、国勇、国刚、国强、国龙、国凤，媳十房……子孙共五十二人。至己巳年（总章二年）翁得中二甲进士，丁丑年（仪凤二年）官封都督大元帅、□□□□。甲申年（嗣圣二年）三子国心得中二甲进士，官封洋湖都督；其杨四、杨八、杨九俱为元帅……翁至六十五岁辞职告归。原有祖山一岗名曰北山，翁乃创造一寺，号松古□□，□□田百亩余归于寺中，以作香灯田供奉诸佛，自在北山坐静修道，翁寿一百零八岁，一旦拔宅飞升，□登天府。翁自逝世后，精光不散，道义常昭，由是灵著海澨，祈祷感应。礼部叶启正、户部陈天□于□子年奏封为太老仙翁正直真君，封葛氏大郡夫人，十位尊王封苌芬本地地主。”

另据1990年立于鹿城区杨府山祖庙《北山杨府庙移建志》碑相传，他“玄宗天宝十年（751），拔宅飞升，尸解著灵岩。公七子国刚，追承父志，隐居瑞安陶山白云洞修道。道成后与父跨鹤遥怡而来，招其兄弟俱入仙籍”。

这些记载说明杨精义本身是个武进士出身，官封都督大元帅。十个儿子三登仕籍，是父子二代进士。《温州府志》、《平阳县志》和《乐清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相传唐宝应元年（762），袁晁暴乱，陷上饶、明州（今宁波），直犯东嘉州（温州），值攻陷县城之时，当夜杨公显圣，群匪惊恐，军心大乱，弃城溃逃，途中袁晁被杀，上饶、明州同时光复。时礼部叶启正、户部陈天佑等联章把杨氏父子事迹奏闻天子。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封公太老仙翁正直真君、苌芬地主，葛氏为大郡夫人，子十人为十洞尊王。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贡生汪天进，黄文正恐时久失传，立碑为志，以纪其事。故有“父子一家皆得道，兄弟十洞锡封侯”之美称。

以上资料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不可以。

杨府爷是护卫渔事的海神、调剂风雨的农业之神，不能保佑考试，考试应拜魁斗星君，可保佑士子文采昌茂。

杨府爷是温州本土俗神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地方神之一，其庙宇遍布各地，朝拜者络绎不绝，根据杨府爷信仰集中的不同地域，可以将位于海岛、近海或临江之地的杨府爷庙划分为一个区域，称之为临海（江河）信仰区，其中又以洞头渔港、瑞安碧山以及苍南江南坪等地的杨府庙最具有代表性，在山地平原地区，如瑞安市桐浦、碧山、陶山等地也存有十分广泛的杨府爷信仰，可以称之为山地平原信仰区。郑重声明，回答内容仅供参考，请勿盲目迷信。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应：“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想象一下，这是多么美的画面，美到让人没有理由不为之动容，美到让人不得不心生羡慕。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守，如诗般静美，纵然是经历过文革那段暗无天日的时日从他俩的身上也从不曾感受到一丝苦涩，只要是他俩在一起的时日，有的仅仅是甜蜜。他们的爱情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1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前世的爱人。”

杨绛和钱钟书的相识就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1932年，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了钱钟书，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初次见面钱钟书便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紧张地说道：“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一见钟情定终身，文学界的这一段旷世情缘就此拉开了序幕。

2

相爱：爱情哪需要那么多轰轰烈烈，更想要的不过是你在我身边

冰心说：“他们是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和幸福的一对。”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

《围城》里这样写道：“那个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他们成婚不久便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到处都充满了他们甜蜜的幸福回忆。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就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为夫人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泡了英式红茶，给她悄悄端到了床上。杨绛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

后来，钱钟书将做早餐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热牛奶，煮鸡蛋，烤面包，一做就做了一辈子。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3

相知：懂得彼此，相互包容，我们才会在婚姻中更好的成长

《围城》开篇这样写道：“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然而杨绛与钱钟书却抵住了柴米油盐的琐碎婚姻的消磨，完美地演绎了婚姻最好的样子。他们懂得彼此，也会相互包容，成就了一段如诗般静美的爱情佳话。

杨绛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手抓，全然没有做学问时的那种潇洒劲。

杨绛本来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嫁给钱钟书之后，却心甘情愿做起了小家庭的总管家兼“老妈子”。

钱钟书对生活事务一窍不通，她就将家里的活全部包揽；钱钟书总是闯祸，她就全部替他解决。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

杨绛回应他的，总是轻描淡写地“不要紧，我来弄。”

问起原因，她是这样回答的： “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 “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47年，《围城》问世。

钱钟书接受采访时说：“ 这两年我的夫人为我付出了许多，让我专心写作，帮我拦了外界很多干扰，这本书应该属于她。她在我眼里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4

相惜：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 “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

“始于一见倾心，陷于相濡以沫，终于岁月长情” ，这是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的真实写照，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他们的爱情，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初见是你，余生都是你。

一、杨府爷的多重身份

杨府君，又称杨府神、杨真君，民间也称杨老爷、杨大爷、杨府爷,皇封“杨府侯王”，又称“杨府上圣”。[这里为了书写一致，统一为杨府爷。]目前对于杨府爷的前身到底指谁，至今尚无准确的定论。其生平事迹、生卒年月亦不详。据明代姜准《岐海琐谈》、明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祠祀》、光绪《永嘉县志》、刘绍宽编纂的民国《平阳县志》卷四十五《神教志二》等地方县志以及1985年在瑞安碧山龟岩村发掘的残碑上记载，认为杨府爷的身份是杨精义，而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县卷和苍南县卷中的相关故事传说可知，杨府爷的身份是白羊精、公鸡精。然而，在温州相关区县中有些杨府庙祭拜的却是杨家将中的杨令公、杨延昭和杨文广。

关于杨府爷出现多重复杂身份的现象，有资料阐述与唐宋以来福建移民于温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元1166年，温州发生特大海溢，死伤无数，使得当时温州人口急剧萎缩。为使灾后的温州得以重建，地方政府下令福建移民于此。此时福建移民虽接受杨府爷信仰，但终不能脱去本族群信仰的烙印，他们部分地置换了杨精义的身份，将与福建有关的杨文广《平闽十八洞》给附会上去，使当地的杨精义一转而成为了杨文广。另外，来自北方的移民来到温州后，由于不能直接用北方的文化和信仰来取代温州的杨府爷信仰，因而只能借助杨府爷身份增加杨府爷与北方正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如强化其作为杨家将身份的内涵，来提升北方人文化的地位，由此也使得杨府爷信仰的边界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导致的环境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失衡，又在以杨府爷信仰为中介的整合下，走向了一种新的平衡。

二、杨府爷的多重神职

杨府爷不仅身份呈多源性特征，其神职亦呈现多元性流变，从最初被当做名人祭拜转变为具有护卫职能的水神和海神，最后又具有庇佑农业、商业、官运、学运、健康和子孙等的多重职能。

(一)护卫渔事的海神

温州地处东海沿岸，海边居民多以渔业生产为主。在科技落后的过去，渔民们便借助民间信仰来祈求出海平安、渔猎丰盛，杨府爷作为温州的开拓神、地方神，自然具有浓厚的水神性[来自林亦修教授《人神互动——温州杨府爷信仰研究》一文]，因而温州地区将他作为水神、海神祭祀，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

作为水神、海神的杨府爷，其信俗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围绕划龙展开的。如苍南鲸头的杨府殿，每年春节至元宵之间都会在该庙附近乡村举行一个大型的民俗活动“划太平龙”(即“划太平龙船”)，它是鲸头杨府殿春节期间最基本的一项活动，整个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祈祷地方太平。再如流行于苍南、平阳等地配合划龙、舞龙灯、划龙舟、唱“娘娘词”时进行的说唱——参龙。参龙师身披大红绸，一边击鼓一边高唱七言一句的参龙词，词的内容多为祈求神灵保佑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姓安康。

（二）调剂风雨的农业之神

在山地平原地区，由于民众多以农耕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因而杨府爷的神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了调剂风雨的农业之神。山地平原地区杨府爷信仰活动都以祈求农业丰收、地方太平为主，表现出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不同的需求，有一定的功利性。其信俗活动主要有：

1、拦垟福

瑞安市桐浦、碧山、陶山等地每年在农历五月十八会举办一场“拦垟福”祭祀仪式活动，其祭祀仪式及其所祀主神就是杨府爷。“拦”就是拦住，“垟”是田垟，“福”是福气。“拦垟福”，就是请农业之神杨府爷拦住田垟上的各种虫病和灾害，确保农业丰收、地方太平、民众幸福。举办“拦垟福”祭祀仪式正是基于生产与生活需求的实际功效，目的为了通过祭祀让杨府爷降伏虫害、保佑合社田垟丰收，人口平安。

2、坐刀轿

“坐刀轿”是最具有神秘气息和特色的杨府爷祭祀活动。坐刀轿，就是让杨府爷的“童子”坐在布满刀子的轿子里，其赤脚板始终不离刀刃，不时起立舞动一些动作，全身重量都在两脚刀刃上。也有没有安装刀子的，为平轿，称“桌轿”，即在光滑的八仙桌面让四位“童子”各赤脚站立一顶，四周无依无靠，全凭脚板与桌板的着力。站在刀轿和桌轿上的“童子”，要始终摆着双臂打着令剑及法器，而且不论迎神队伍走在平地还是山路，起立坐着都要挥洒自如。从这项祭祀活动中，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农耕生活中形成的一项绝技和习俗，通过表演“坐刀轿”，不仅体现了祭祀的娱神功能，也表达了民众对杨府爷的崇敬与寄托。

对于杨府爷与刀轿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能说出其所以然，能知道的仅是每当杨府爷要出巡，必备此轿，据说这是他的“武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