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抗日战争末期，故事发生在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一天夜里，当村民马大三正在和七爷的儿媳妇在床上翻云覆雨的时候，有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另一个是翻译官。这个简短的过程中，送人和接人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着。沟通他们的只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顶在马大三的脑门上。“合上眼！记着，把人给我看好了。死了或者让日本鬼子发现了，就杀了你。顺便你给我审审，三十我来拿人”。来人只留下这么句话，就把合着眼睛，惊魂未定的马大三扔在了屋里。本来答应好了三十来取人，结果此后就没有音讯。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决意以死殉国，而翻译董汉臣则却利用语言上的障碍争取了求生的机会。他将花屋骂人的话，全都翻译成了“求求你们别杀他，拜托了”。并且交代了日本鬼子的一些装备。善良的村民抱着一丝希望认为有人会来领人，但是始终没有人来。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又关了会，村民们见此便商议将两人处死以避免麻烦，但善良愚昧的村民谁也不敢下手杀人。大家七嘴八舌，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了结这两个“不定时炸弹”。马大三的五舅姥爷是村里的主心骨，只说了一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而看不惯儿媳和马大三不干不净的七爷也说了句：“王八操的，我一手一个都掐巴死，刨坑埋了！”大家每个人都心怀鬼胎，谋求自己的平安无事，所以杀人的任务就在村民中推来推去没有定论。或许每次当中国人处于两难境地的时候都把决策权交到了老天爷的手中，五舅姥爷决定了用抽签来选人——一葫芦黄豆里面有两个红豆。哪两个人抓着红豆，哪两个人杀人。当豆子还没有抓完马大三就已经发现自己的手里有两颗红豆，认命的他提出要找两个人帮忙。这回到是有人奋勇争先——只要不杀人，刨坑这种体力活勤劳的农民是不会推托的。但是善良的马大三根本下不了手。他把两个俘虏捆进麻袋里面藏进了长城里，每天去送饭。本来和他好着的七爷儿媳鱼儿在那个晚上怀上了孩子，她怕自己怀上鬼胎所以对于手里有两条人命的马大三敬而远之。马大三无奈之下将详情告诉了鱼儿，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长达半年对两个俘虏的照顾。有一天，两个俘虏碰巧遇见了到长城里来玩的鱼儿的大儿子，他们试图教孩子说日语：“有日本士兵被关在长城里面。”无数遍的重复后，孩子终于喊着这句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离开了。他只知道说这句日语日军会给糖吃。每天早上日本海军都会列队从村头走过，孩子们蹲在墙头等待日本军官的赏赐。这天，大儿子喊着“日本士兵，日本士兵…”向路过的海军军官献殷勤。机灵的六旺学过日语，听出这事情不对便冲过去冲海军军官满脸堆笑，手死死掐着孩子的屁股，阻止了灾难的发生。这之后，村民发现了马大三没有杀死两个俘虏，给大家带了很大的隐患。所有的人不干了，开始了疯狂的争吵。六旺、二脖子、八婶子这些人仍然心怀鬼胎，他们不停地逼马大三杀死两个俘虏，不然就杀了他们。这里八婶子这个村民公认的长舌妇更是言语中伤马大三和鱼儿，让进退两难的鱼儿拉下脸皮和她争吵起来。村民们仍然不想让自己惹上臊，坚持让马大三杀人。无奈之下马大三进城找到了刘爷——曾经给八大臣砍头的老刽子手。经过朋友的再三吹捧，刘爷决定出手相助。马大三烧香拜佛将刘爷请回了村子。刘爷看似身手矫健，但毕竟年龄在那，刀下人倒，但是只在脖子上留了道疤痕，人又没死。在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
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天真的村民以为日本人是朋友，从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是侵略祖国的敌人。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到宪兵队后，尽管队长酒冢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但他对于花屋的所作所为已经深深感到厌恶，认为他诋毁了日本民族的尊严玷污了日本武士道精神。他对于花屋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去死而不辱没他已经供在靖国神社的牌位。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日军快乐地载歌载舞，村民们也不断地表演助兴。而另一方面，精明警惕的酒冢却发现四处寻不见大三的影子。五舅姥爷献上了一曲将队长酒冢夸赞一番。而八婶子当时也不知趣地来了首调情的小曲，唱得全场男人不论来自日本还是中国，都对这个已经五六十岁的老妇*声笑语，场面令人作呕。五舅姥爷还自作聪明地对队长酒冢说：“你们日本人唱歌都是一起唱，我们都是单的，你要不要来一个单人的节目助助兴？”这句看似无足轻重的台词深深地刺痛了我。日本当时团结一心，这部**里面的海军陆军更是相亲相爱，而当时这个挂甲村的村民仅因为两个俘虏就大吵大闹，人心分散各怀鬼胎。这句话后形势出现突变，酒冢突然听见了花屋在得意忘形地跟中国村民说中国话，而那句中国话就是汉奸董汉臣在吵架时教给他的：“大哥大嫂新年好，你们是我的爷，我是你们的儿。”在实质上不占上风的村民也同样开始得意忘形，他们因为这句话捧腹大笑。队长酒冢终于忍无可忍，认定这次换粮是整个村布置的一个圈套，而大三就是领头的，而他不在则定是因去带兵。他下令让日军士兵枪毙这个没脑子的花屋“助兴”。周围安静了，笑容凝固在了每个村民的脸上。而已经喝多的六旺根本嗅不到空气中的紧张，还得意忘形地跟队长酒冢称兄道弟拍肩搭讪，最后甚至摸着酒冢的头说：“你害怕了吧？你别怕，跟我一样把心搁肚子里头。”这样不知趣的行为刺激了花屋，他抓住机会，突然像发疯一样将刺刀刺向六旺。六旺的倒下后，日军开始杀戮无辜民众，整个村落化成屠场，最后日军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就在屠杀将近结束的时候，酒冢突然向部下宣告天皇已经向盟军投降——日本战败的消息。在这一灭项之灾中被认为去搬兵的大三则实际上是去鱼儿娘家接快要分娩的鱼儿。当大三和鱼儿还在小船上计划着分粮食的时候，岸边冲天的火光映在了马大三的眼睛上。不久，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一个雨天，马大三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的花屋小三郎，当花屋手起刀落的时候恻隐之心无法压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刀下得利索一些。马大三的脑袋就这么滚落了，在地上转了九圈半，眼珠子冲花屋眨了眨，嘴角子上翘如刘爷形容自己杀人一样——“含笑九泉”了。
“日人花屋小三郎，去年腊月来吾乡。挟风带雪，神色惊惶，衣容不整，兼有枪伤，何人送之，我等不详。六月有余，寒来暑往，我等村民，仁义心肠，鼎力相帮，节衣缩食，悲苦难当，着急上火，没齿不忘。花屋感恩，允我口粮，两大车整，报答有方。我等笑纳，各得所偿。花屋汉臣，归还日方，自此之后，两不相伤。立下此约，中日两方。”当听到这段契约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种哭泣的冲动。我感觉自己的血管里，留着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软弱和愚昧。“中国的老百姓，向来不惮于反抗的。只要你给他们地种，让他们活，他们就像陷入沼泽的人，只要鼻子还露在外面，能喘气，就不愿意动一动。中国人，只要做稳了奴隶，就知足了。真是万劫不复。”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说的正是。遇事推诿、善良软弱、愚昧无知。我相信，这就是在乱世当中另一种真实的生存姿态。中国的农民是淳朴而且安于现状的，他们被诸多的势力欺压了两千年，形成的秉性却温顺贤良。可以想见当小鬼子们没有进行烧杀戮掠的时候，老百姓虽然会心有不甘，但真的是尚不至于奋起以命相搏。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度不敢动手杀鬼子的马大三为村民报仇被擒，在接收大员的命令下，居然死在已经投降的日本人——自己救过的军曹花屋手里。而围观者的拥闹和应和形同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看客，可悲、可怜、可叹！
虚伪的国民党高官，身后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周围起哄欢笑如同过年一样的民众和跪地等待解脱的马大三形成了一幅鲜明的黑白画面。我突然想起了**中两次出现的大鼓唱段：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大鼓先生唱着：“……八百年前咱是一家，使的一样方块字，咸菜酱汤一个味儿。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嘎牙路我不见怪，往后啊，咪吸咪吸，皇军他给呀……优西优西，大大地优西，就笑开颜啊……”当日本人投降以后，大鼓先生又唱到：“硝烟散去万民欢，中国人抗战整八年……打得小日本，掘着屁股跑……联盟是中英美苏，大哥是我中华民族……”如此“太平盛世”，马大三你可以真正地合眼了。
村子里面的人看到你们吵架
就赶你们走
这种情况虽然是扰民
但是
也没有必要这样吧
建议
有可能有其他的特殊原因
可以找村上领导帮忙解决
有事尽量不要吵架
好好的解决问题就是正确方式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因为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以前的农村了，现在的农村已经是新农村啦！
现在的农村家家都已经有了新房，有了新车，每家人的生活质量都已经提高了很多。而且土地基本已经没有人去耕种，闲置在那里，大家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了一亩三分地或者谁家的田埂太粗了或者谁家的水流到他们家田里去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现在农村人都有更加好的挣钱的办法，所以家家都有钱的来源，各家各户已经不再是缺钱的状态，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去注重那些小事情，大家也就心平气和地生活。
现在的农村家家都已经有了较好的生活质量，所以大家不会去想着去和别人争什么抢什么东西，大家挣钱的来源也都不一样，而且都不会干涉到对方的利益。
而且现在很多农村的人都去过外面大城市工作过，所以在大城市里面已经受到了思想的影响，整个人的素质也提高了不少。所以很少因为小事情而去跟别人争的面红耳赤的，觉得那样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都很少有吵架的事情发生。
因为现在农村的人越来越有钱，都往城市搬迁发展，农村的人也越来越少。大家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的离去，所以就懂得更加珍惜留在自己身边和自己作伴的朋友、邻居了。大家也懂得对对方给予更多的关心，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后留下的会不会只有自己一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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