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薛万钧本敦煌人后徒京兆咸阳

1 文言文翻译 李泌,字长源,魏八柱国

李泌，字长源，魏八柱国弼六世孙，徙居京兆。

七岁知为文。玄宗开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难禁中。

有员俶者，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坐人皆屈。帝异之，曰：“半千孙，固当然。”

因问：“童子岂有类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驰召之。

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

说因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

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

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张九龄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

九龄与严挺之、萧诚善，挺之恶诚佞，劝九龄谢绝之。九龄忽独念曰：“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

方命左右召萧，泌在旁，帅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九龄惊，改容谢之，因呼“小友”。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慕神仙不死术。

天宝中，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帝忆其早惠，召讲《老子》，有法，得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皇太子遇之厚。尝赋诗讥诮杨国忠、安禄山等，国忠疾之，诏斥置蕲春郡。

2 游师雄字景叔文言文翻译

"游师雄，字景叔"这句话不需要翻译，游师雄是北宋名臣，将领、诗人、书法家， 京兆府 武功（今 陕西武功县武功镇）人。这句话白话文也就是：游师雄，字是景叔。

游师雄人物简介：

游师雄（1037—1097），字景叔，北宋名臣，将领、诗人、书法家， 京兆府 武功（今 陕西武功县武功镇）人。游师雄墓志铭载：“公讳师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渍、祖裕，皆潜德不仕，考光济始为大理寺丞，赠朝请郎，………妣张恭人，生子五，长靖、次竤、三义、四守、五踈，皆登科甲”（ 三义、四守 左边都带立字旁）。 都昌、进贤等地谱载师雄公：师雄公字范世，曾祖恭，祖简言、考从善………娶蔡氏恭人，生子二，醇、酢。

人物生平：

宋 治平元年（1064）中进士（清雍正《陕西通志》卷三○说是治平二年中进士），授仪州司户参军。

熙宁四年（1071）改任 德顺军判官，与诸将计议边事，多所建树，使边境赖以无患。元佑初，朝廷议弃边地四寨，师雄极力主张坚守，但意见未被采纳。以致西夏得寸进尺，边境无宁日。

元祐二年（1087）师雄改任 军器监丞，时夏人谋犯熙河，守将刘舜卿采纳师雄御敌之策，连战大捷，先后杀敌近四千人，俘获敌帅九人。捷报传来，举国欢庆。不日调升陕西转运判官。

元祐五年（1090—1091）又任提点秦风路刑狱。次年，夏人侵泾原、熙河两地，游师雄在 定西至通渭间修筑护耕七寨等战略据点，以加强防卫，使边境安定多年。后转礼部员外郎兼集贤校理，领陕西转运使。

元祐八年（1093）调为朝奉郎加云骑尉。后游师雄以病请求辞职，哲宗接见时，赞扬他的功绩，反提升他为卫尉少卿。

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又为 哲宗皇帝策划御敌要略六十条（一作十六条），当时谓之《绍圣安边策》。

绍圣二年（1095），再调河中知府，不日又晋升为直龙图阁兼秦州知府，领 秦凤路马步军都总管加 飞骑尉等职。

绍圣四年（1097）秋，调为陕州知府，是年七月六日病故，终年60岁，归葬武功，墓尚在。

3 文言文

盖勋字元固，是敦煌郡广至县人。起初他被推荐为孝廉，做汉阳郡长史。当时武威太守倚仗权势，放纵地做贪横之事，从事苏正和审查取得了他的罪证。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想要杀苏正和来免去他的牵累，于是向盖勋询问此事。盖勋平素与苏正和有仇，有人劝盖勋可以借这个机会报仇。盖勋说：“不行。策划杀害好人，不忠；乘人之危，不仁。”于是劝告梁鹄说：“拴着喂养鹰鸢想要它凶猛，它凶猛了却要煮了它，将要用它什么呢？”梁鹄听从了他的话。苏正和高兴能免去杀身之祸，到盖勋那里请求道谢。盖勋不见他，说：“我为梁使君谋划，不是为了苏正和。”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侵扰陇右，长官让盖勋另外屯兵阿阳来抗击敌人的先头部队。当时反叛的羌人包围了护羌校尉夏育，盖勋与州郡合兵救助夏育，到狐盘，被羌人打败。盖勋收聚剩下的一百多人，列成鱼丽军阵。羌人精锐骑兵夹攻他们很紧，士兵大多战死。盖勋受了多处伤，坚定不动，于是指着木牌说：“一定把我的尸体陈列在这里。”句就种族羌人滇吾平素受盖勋厚待，于是用武器抵挡住羌人士兵说：“盖长史是贤人，你们杀他是对不起上天。”盖勋仰头斥骂说：“该死的叛贼，你们懂什么？赶快来杀我！”众人互相看着很惊慌。滇吾下马把马给盖勋，盖勋不肯上马，于是被敌人捉住。羌胡人敬服他义勇，不敢加害他，送他回到汉阳。后来刺史杨雍上奏章推荐盖勋兼任汉阳太守。当时人们饥饿，相互抢夺财物，盖勋调运粮食供给饥民，他先拿出自家粮食来带领大家这样做，救活了一千多人。

他被任命为京兆尹。当时长安县令杨党，父亲是中常侍，杨党仗恃权势贪财放纵，盖勋审查得到他的赃物一千多万。贵戚全都为杨党求请免罪，盖勋不听从，把事情全部奏报朝廷，牵扯到扬党的父亲，皇帝下令彻底审查，此事威震京师。当时小黄门高望做尚药监，被皇太子宠幸，太子通过蹇硕嘱托盖勋让高望的儿子高进做孝廉，盖勋不肯这样做。有的人说：“皇太子是第二个主子，高望是太子喜爱的人，蹇硕是皇帝的宠臣，可是您违背他们，这是人们所说的‘三怨聚在一起’了”。盖勋说：“选拔贤才用来报效国家。不是贤才不推荐，我死了又后悔什么！”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谢谢了

4 韦贯之名纯文言文翻译

韦贯之，名纯，唐代京兆人。

韦绶之弟，唐宪宗朝宰相。避宪宗讳以字行。

武元衡与韦贯之同年举进士。唐德宗贞元初登贤良科，授校书郎。

武拜门下侍郎，韦罢长安尉，赴选，元衡以为万年丞。过堂日，元衡谢曰：“某与先辈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滥居此地。

使先辈未离尘土，元衡之罪也”。贯之呜咽流涕而退。

后数月，除补阙。是年，元衡帅西川。

顺宗永贞时累迁尚书右丞，宪宗时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贯之同日宣制（出《续定命录》）。

迁中书侍郎，罢为吏部侍郎，穆宗朝为工部尚书。卒年六十二，赠右仆射，谥曰贞，后更谥曰文。

释文： 韦纯，字贯之，唐代京兆人。韦绶的弟弟，唐宪宗时期的宰相。

因唐宪宗也叫“纯”（李纯），为了避讳，改用字当名。武元衡和韦贯之，同年的进士。

唐德宗贞元初，登“贤良”科，授予“校书郎”。武元衡官拜“门下侍郎”，韦贯之卸任“长安尉”，赴京城等待任命，武元衡则任“万年县丞”。

进士及第谒见宰相那天，武元衡道歉说：“我与先辈同年及第，元衡我的遭际，让我滥竽充数居此位置。使得先辈未能腾达，元衡我的罪过啊”。

韦贯之哭着退下。后几个月，被任命为“补阙”。

那一年，武元衡做“西川帅”。顺宗永贞时，一直升到“尚书右丞”，宪宗时，在本职官位上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与韦贯之同日获任命书（出自《续定命录》）。后改任“中书侍郎”，再为“吏部侍郎”，穆宗时，为“工部尚书”。

六十二岁去世，死后被诏赠右仆射，追认为“贞”，后又改为“文”‍‍。

柳庆远字文和，河东解人。伯父元景，是宋的太尉。

庆远从家中被起用任郢州的主簿，齐的初年任尚书都官郎、大司马中兵参军、建武将军、魏兴太守。郡遭受洪水，漂流冲走居民，下级吏士们请求迁移百姓祭祀城。庆远说：“天降雨水，哪里是城可以预知的呢。我听说江河涨水超不过三天，这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他仅仅命捣土使之坚实。不久洪水过去，百姓们钦服他。他入京任长水校尉，又出任平北绿事参军、襄阳令。

高祖到雍州，向京兆人杜惮询问想寻找一个可担任州主管的官员，杜惮推举庆远。高祖说：“文和我已了解他，我问的是别的我不了解的人。”于是就征召他为别驾从事史。此时齐正祸难重重，庆远对他的亲近的人说：“当今天下要乱，英雄一定会兴起，保护百姓奠定霸业的人，恐怕就是我们的君主吧”因而竭尽忠诚地协助高祖。到高祖的义军兴起时，庆远常常运筹帷幄成为主谋者。

中兴元年，西台挑选他任黄门郎，升职为冠军将军、征东长史。他随军东下，作战身先士卒。高祖在营垒间行走，看见庆远歇宿的房舍很严整，就常感叹说：“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建康城平定后，入京任侍中，领前军将军，带淮陵、齐昌二郡太守。城内夜间曾经失火，宫中惊恐不安，当时高祖住在宫中，收了所有的锁钥，问大家“柳侍中在哪里”，庆远来了，就把锁钥全交给他。他就是这样被高祖所信任。

高祖霸府建立后，用他任太尉从事中郎。高祖接受禅让即位，升他的官职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为征虏将军，封为重安侯，封地一千户。因母亲逝世而离职，后来按原先的官职又起用他，他坚持拒绝不就职。天监二年，升职为中领军，改封为云杜侯。四年，出任使持节、都督壅、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高祖在新亭设宴送行，对他说：“你衣锦还乡，我没有西望的忧虑了。”

七年，征召他为护军将军，领太子庶子。他没有去任职，屡次升职为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右骁骑将军。到了京都，正值魏宿预城请求投降，他受皇命作为援助，于是持节守淮阴。魏军退兵。八年，回到京都，升职散骑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升职侍中、领军将军，赐给他扶持之人，并赐鼓吹乐一套。十二年，升职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庆远又在本州任职，他更为砥砺清白的操守，士人平民的心都归附他。第二年春，去世，时年五十七岁。皇诏说：“追思怀念过去忠心耿耿直到生命终结的人，是先王时就有的法令制度；帝王隆重地给予下臣礼遇，是历代都有的常规。使持节，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和郢州之竟陵及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云杜县开国侯柳庆远，气度见识深广，思想胸怀畅通高雅。从最初开创的时代起，就参预追随着筹划治理国家大事；远从天下承平时起，就辛勤操劳于禁旅之中。如今重新统治西藩，刚要弘扬治政的主张，却突然至于辞世，让我心中无比悲痛。应该追加给他光荣的任命，用来表彰他的极大的功勋。可追封为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鼓吹乐、侯的仪式和爵位舆原先所赐的相同。谧号忠惠。赐给二十万钱、二百匹布办丧事。”等到死者的遗体运回京都，高祖出宫哭吊。儿子柳津继承。

当初，庆远的堂兄卫将军世隆曾经对庆远说：“我昔日梦见太尉拿垫褥赐给我，我地位就仅次于台司；后来恰好又梦见拿我的垫褥给你，看来你必定要光宗耀祖。”到这时，庆远也就是继承了世隆所拥有的荣誉。

陈的吏部尚书姚察说：王茂、曹景宗：柳庆远虽然世代相承是带兵之家，但他们也并没有显出突出的节操。梁兴起，他们就凭藉着日月的末光，来成就了个人怀抱的志向。配留遗迹在方、邵等地，在钟鼎上记载下了他们的功勋，真是伟大啊!过去汉光武帝保全爱护功臣，也不过只授给朝请、特进等官职，寇、邓、耿、买都不能将自己的才能力量全部施展出来。王茂等人却能轮流作地方长宫，官位终于上将，君臣彼此之间的关系，超过前代了。

安史之乱之前的长安如下：

鲁迅有句名言,悲剧就是把美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秉承着这条残酷的宗旨，我们得要看看安史之乱之前的长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盛唐时代的帝国首都是如何美丽繁华的。

长安这座城在当年在李渊李世民建国的时候是个非常新的城市，而且是几乎一座空城交到李唐王朝手里。虽然说一直到西汉时中国的首都都是长安，但是从东汉开始首都就移到洛阳了。所以为什么叫东汉呢，因为洛阳在西安的东边。东汉一垮掉，经过三国和五胡十六国时代，长江以北各种政权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到了隋文帝杨坚的时候，长安已经被重建蹂躏焚毁不知道多少次了。而且供水也不足，水质恶化，那这城市根本就不宜居了。其实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在汉朝的时候关中地区就已经不能够供养一个全国性的首都了。

所以当年隋朝的杨坚和杨广父子，对于重建这个国家的新首都，有一套宏大的理想。他们干脆就没有要汉朝时候的长安旧城，而是试图根据战国时候的考工记的记载，来新造一个理想中的，最符合中国传统帝王风水的一个伟大的首都。

隋朝上下准备大干一场，把新的国家首都起名叫大兴城，这就是后来长安城的雏形。结果新城刚建好没几年，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就亡国了。而且隋炀帝后期的设想是迁都到大运河的中心洛阳，没有认真营建关中地区的打算。他这人一辈子都比较喜欢江南，乃至于他人生的后半拉都在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待着。

所以长安等于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建国之后接手的一座崭新的空城。这个简直是太运气了。中国历史上真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像唐朝这样刚刚一建国，底子就这么好的政权。就比如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在崩溃的边缘，什么都没有。唐朝刚刚一建立的时候，首都刚刚修好，一个崭新的雄安新区。

大运河也刚刚修好，南北水利畅通。所以说这姓李的一家人真的是捡了杨家的大便宜。

唐朝开国之后大兴城当然不能再叫大兴城。所谓新朝新气象，再加上李渊李世民父子急于想要巩固大唐政权的正统合法性地位。所以大笔一挥，大兴城改名为极具政治意味的汉代首都的名称，长安。因此，长安虽然是个非常古老的称呼，但是唐朝开国的时候，这个长安城是崭新的，和汉代的长安不是一个城市。

这儿多说一句，从唐朝、宋朝、乃至于到了女真人的金国手里，长安的官方名称其实都是一直叫京兆府。因为汉唐一千年，这里几乎一直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所以哪怕后来的宋金什么的政权虽然实际上首都不在这里，早就挪到开封府去了。但是形式上长安的京兆府名字不变，暗示自己的政权承续前代法统。

到了元朝时候蒙古人不吃这套，他们把“京兆府”易名叫为“奉元路”，侍奉的奉。明朝的时候改了个比较中性的名字叫改“西安府”，“西安”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长安城里头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街，叫朱雀大街，又叫天街。这条朱雀大街实际上是条中轴线，把首都分成了东西两个县，东边这个叫万年县，西边这个叫长安县。合起来读，按照古人从右往左的阅读顺序，叫万年长安，就是永远国家太平的意思。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最高政治理想其实就八个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帝制时代，这八个字就是农耕文明的终极追求。一城之内设两县，东边万年，西边长安，而两个县又都归京兆府管理，从这种建制又可一窥法家治国理念的平衡之术。但从皇室到老百姓又都习惯把这个首都叫长安城。所以大家看到有不少唐朝诗人或者那个时候的政治名人履历上写是京兆万年人，或者京兆长安人，其实都是长安城本地人。

所以不得不纠正一下，千万不要误以为万年县就是相当于现在北京昌平通州这种，恨不得五六环外的地方了。或者只有京兆长安人，才是真正住长安城里的户籍人口。其实当年的万年县是就相当于北京市东城区，长安县相当于北京市西城区，俩地儿都是在城里。比如韦应物，这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大诗人，后来五代十国时候的词人韦庄是他亲重孙子。

他们家祖辈就都是京兆万年县人。翻译成现代话，人那籍贯在长安街东边，住东城区。用长安泛指首都京兆府和整个长安城，其实是一种社会习惯。毕竟叫起来好听，比如黄巢有句诗叫“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长安两字入诗好听，你要说“冲天香阵透万年，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好听而且也容易引起歧义。

把长安城一劈两半的朱雀大街必须要着重说一下，这条街太重要了。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上来讲都是中国第一街，相当于我们北京现在的长安街。这条街有150米宽，从城南的明德门进来直通皇城的朱雀门。所以说是天街。

这么说没有什么直观的作用，强烈建议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安门广场上感受一下一条这么宽的马路的气场给人带来的心理震慑，简单概括就是四个字：大国气象。从唐朝开始，宋元明清的诗词作品里面屡屡出现天街这个词，天街这个地名已经成了一个意象，一种符号了。

这个意象就代表着长安，进而引申到盛世的繁华盛景。唐朝诗歌里面说天街的俯拾皆是，比如韩愈的 《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再说周邦彦（这就到了北宋了）有一首《长相思》，开头是“夜色澄明，天街如水，风力微冷帘旌”，你要是不知道天街什么意思，你可能会以为他这首词一开篇就神游到什么天宫嫦娥那儿去了。但其实他写的就是宋朝首都开封晚上的景色。

到了明朝的时候，文征明有一首《念奴娇·中秋对月》，说“桂花浮玉，正月满天街，夜凉如洗”。 也是说的正月里首都的夜晚，不过这时候首都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北京城。

直到清末民初王国维那个时候，在文学化的语言里形容首都的主干道还是用的天街。王国维有一首菩萨蛮，说的其实就是冬天吃涮羊肉的小事儿，但人家是讲究人，小事被他一诗化之后也就特别雅，说：

玉盘寸断葱芽嫩。

鸾（luan）刀细割羊肩进。

不敢厌腥臊，缘君亲手调。

红炉頳（cheng）素面，醉把貂裘缓。

归路有余狂，天街宵踏霜。

王国维写过人间词话，是民国的一流词人，这词翻成大白话就是说，把葱切了放盘子里，然后再割羊肉（玉盘寸断葱芽嫩，鸾刀细割羊肩），我不敢怕羊肉膻，因为是您亲手调的芝麻酱（不敢厌腥臊，缘君亲手调），这火锅越吃越热我脸都红了，还有点醉意，于是我解开了身上的貂裘（红炉頳素面，醉把貂裘缓）。

回去路上尚有醉意，我脚踏清霜飞快的走在北京夜晚的街头（归路有余狂，天街宵踏霜）。

所以汉语体系里的诗词意向或者叫文化符号，一直存在着一种高度传承，这在西方的诗里面是并不多见的。可能在其他文艺体裁里，换了一种形式，比如以寓言方式存在。圣经故事里说魔鬼变成蛇，蛇诱惑亚当吃了苹果，这才有了人。所以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小说，油画，里面提到蛇或者苹果就要么暗示魔鬼要么暗示启蒙和智慧。

但是这毕竟和汉语体系内的不一样，汉语诗词的意向往往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文学创作的高度结合。这种现象在汉语诗词里非常普遍。

可以说，诗词是汉语在历史时空中历经无数代人的打磨之后呈现出的艺术化投射，她是另一个时空的中国人们情感体验的全息影像。所以当你传统诗词读的越多，对中国历史介入越深，那你对中国的文化符号就了解的越多，你从诗词中能够接收到的古人的情感信息就越多，就能在更广域的范围内与古人产生奇妙的情感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