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情感世界

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蒋氏：鲁迅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1885—1967），原名周遐寿。现代著名散文家。

端姑：鲁迅妹妹，未满一岁即殇，约比周建人大一岁。

周建人：鲁迅三弟（1888—1984），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1892—1898年），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都市情感大戏《恩情无限》横跨三十年时间，此时正是中国的转折期，也正处于人们思想有着转变的时期，在金钱充斥的社会里，人们对亲情、友情、爱情、恩情以及人性的认识与抉择一直贯穿着整部剧，力求真实再现出人们对当今社会的认识与共鸣，挖掘出人性最为真实的一面。

在最近一次的媒体探班，导演彭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剧之所以选在贵州拍摄，除了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外，这里很符合剧中的时代气息。该剧制片人李小义表示：“两个月的拍摄周期内，演员都很投入很认真，在自己的家乡贵州拍戏，除了自然风光外，这里的一些地方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背景相符，小古镇小建筑都充分体现了贵州的特色。”而导演彭军也表示道，像是崔林、涂黎曼等年轻演员的加盟让整部剧融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对于用了几年的构想，将近一个月完成剧本创作的编剧刘杰而言，《恩情无限》中的“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剧中很多故事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很贴近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中的各种“纠结”成为该剧一大看点，尤其是剧中三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是剪不清理还乱。

新闻发布会上，三兄弟同时透露到，此次不仅是第二次合作，而且三人都是东北人，有一种特殊的默契感。除此之外，剧本中所体现的三兄弟之间剪不清理还乱的“感情瓜葛”也让众人“闹心”。其中，三兄弟中的三弟是被捡来的弃婴，而大哥的妻子曾是二哥青梅竹马长大的前女友，三弟的女友也曾暗恋过大哥……光是剧中的兄弟间感情戏，就足以抢占全剧的看点。剧中，被誉为“温情帝”的孙玮在剧中出演耿直憨厚、重情重义的大哥，而在新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饰演龙小羽的崔林，在剧中饰演三弟。 [3]

《恩情无限》采用全实力派演员阵容，迟蓬、王静两位实力派演员在剧中再次“对立”，上演起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情感大戏。

《恩情无限》主要围绕寡妇侯玉倩意外捡了名弃婴，对其不离不弃三十余年，以及与弃婴生母展开的一段剪不清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剧中饰演女主角侯玉倩的迟蓬，因出演《沂蒙》、《情系北大荒》而被观众熟知，此次她在剧中饰演一名辛苦拉扯大三个孩子的寡妇，再次考验其演技。而在《恩情无限》中出演另一女主角的王静，与迟蓬已经是第二次合作。王静接受专访时表示道，两人曾在之前合作的《女子监狱》中就有大量的对手戏，而且当时自己出演女警官，而迟蓬出演女囚犯，两人就曾是对立面，在将近十年后的二度合作中，角色又让她们成为了“对立的一面”，一个是养母一个是生母，为了一个弃婴两人的情感纠结在一起。荧屏中两个实力派女演员在剧中的精彩表演，将成为电视剧《恩情无限》中一大看点。 [4][5]

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息，那气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同胞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此能够健康成长。

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

初读后，可以感知鲁迅先生不是天生的智者，他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观念有落后的一面。但是鲁迅先生可贵的是，一旦接受科学思想，是知错必改的，鲁迅先生充满自省精神。鲁迅又感叹被虐杀者的健忘和毫不抗争，在他看来，这正是虐杀者之所以能够肆意虐杀的原因。

“精神虐杀的这一幕”说明什么呢

“我”过去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作为兄长，严格管束弟弟，原是为弟弟有出息，现在反思起来，当年为落后观念所支配，自己的行径实在是“精神虐杀”的行为。从这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童年时代长幼之间很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论长幼，论力气，他是敌不过我的”，可见作为兄长的粗暴行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鲁迅把自己写得很粗暴，字里行间深含自我谴责的意味。做弟弟的呢，兄长不许放就不敢放，只得偷偷做风筝，被兄长发现，惊惶失措，快要完工的风筝被兄长践踏，也毫无抗争的意思，除了绝望，没有一句抗辩的话。

鲁迅一旦接触科学思想，就认识错误，设法补过，并不因为自己当初的动机是好的就原谅自己，也不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而宽恕自己，也不因为时间相隔久远就不了了之，他的心情是那么沉重，可见他是多么严厉的解剖自己，他的为人是多么严肃认真。

“我”讨弟弟的宽恕，弟弟却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我”的心因而不得轻松，只得沉重着，这又翻出一层意思。被虐杀者并不认为被虐杀，把兄长的行径视为合情合理，做风筝要偷着做，正说明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一旦被兄长发现，自认该罚。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鲁迅只觉得这世界一片肃杀和寒威。

探究这篇散文，可以悟到这样一层道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需要用科学思想来指导，惟有这样，才不至于干出逆情背理、愚昧落后的行为，而正当的行为也应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只有科学思想，才能照亮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风筝》发表以后，它的抨击传统的封建的儿童教育思想锋芒灼然毕露，受到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当时有的文学青年说：“我所喜欢的是《野草》的《语丝》，是同传统思想，同黑暗势力，同虚伪绅士奋斗的《语丝》。”据方志敏的爱人缪敏说，方志敏青年时代热爱文学，对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是“非常喜欢的”。由于包括《风筝》在内的鲁迅的散文诗杂文、随笔，思想新进，技巧高超，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于是“《语丝》的销路，一期比一期好起来，由一千五百份，而二千份，而三千份，再后是五千八千，她的影响是很大的。”这话是不错的，30年代前期我国城乡不少中学校使用过赵景琛编的一套《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其第一册就选了这篇《风筝》，作为中学生学习写作白话文的楷范。

……

还要介绍的是，《风筝》也曾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推荐给世界的读者。1936年9月，亦即鲁迅逝世前的一个月，纽约出版的《亚洲》杂志(英文版)刊出了美国进步记者斯诺与中国作家姚莘农翻译的《风筝》，正巧赶上鲁迅生前看到了，而1936年10月斯诺编译的一本《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乔治·哈拉普书局出版，里面收有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作者生前未及亲睹，则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了一本鲁迅的《短篇小说集》(俄文)，都是选自《呐喊》《彷徨》，不知怎么一来把《风筝》也收进去了。1955年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学生读物丛书，其中有一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风筝》也选在里面。看得出，这里把《风筝》跟鲁迅其他小说放在一起，是沿袭了斯诺的做法；这样分类是否正确，姑且勿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风筝》作为鲁迅的一篇杰作，受到中国读者、尤其是其他肤色的少年儿童的欢迎，是我们感到欣慰的。

风筝》思想内容面面观

1从儿童教育角度去理解(陈根生)

正因为《风筝》发表后影响颇大，因而作品中那位施行“精神虐杀”的封建儿童教育的兄长，是不是作者自身呢亦即作者写的是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这个问题一直为人们很感兴趣。这样，鲁迅的亲属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孜孜请教的对象。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解放前就写道：

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但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

几十年来，周建人同志数次回答此类询问，直到80年代他还给访问者明确作答：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但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同志却持不同的说法。她在谈话中是把《风筝》中的“我”与鲁迅、小兄弟与周建人当作同一个人来向人们介绍的。1956年的金色的秋天，北京市北海少年之家举行鲁迅纪念会，许广平同志应邀在会上向少年儿童们作报告说：

鲁迅长大后曾检讨自己对待兄弟有些太凶了。他还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放学回家后他不知道弟弟(周建人)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他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里糊风筝，他觉得这是件没出息的事，就把弟弟的风筝撕毁了，当他长大后觉得这样对弟弟是很不对的。曾对弟弟提起这件事，他弟弟说有这件事吗？我都记不得了。后来鲁迅伯伯就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使我更不好受。还说：自己做过的错事应该牢牢记住，并不是人家不记得就可以过去了。

许广平同志的讲话获得广泛的赞赏，不少鲁迅研究家写作鲁迅传记时都是认真使用《风筝》中所提供的材料的。

那么，周建人同志的话全错了吗问题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因为《风筝》里明明写过，早在当年小兄弟“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是，即使《风筝》写的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却也不等于鲁迅在执笔时对原材料没有取舍，没有突出，没有必要的渲染和强调，否则，恐怕就难以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了。

而且，以上仅是就创作素材而言，重要的是对作品主题的认识。所喜鲁迅两位亲属都是一直从儿童教育角度来谈《风筝》的。周建老明确指出：“我想他所以这样写，主要是批判当时一些人对儿童的不正确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在理解《风筝》主题为批判封建的儿童教育思想和方法，提倡近代儿童教育的科学观念，这不就统一起来了吗两位鲁迅亲属的话在精神实质上还有什么根本分歧存在吗

(选自《鲁迅名篇问世之后》，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从批判封建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王崇志)

《风筝》叙写了“我”的一件往事及其带给“我”的一段思想感情的经历。作品中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并且不准自己的小兄弟放，有一次还粗暴地毁掉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这一件当时毫不在意的小事，时隔二十年，突然出现在记忆中，竟如此剧烈地啃噬着自己的心，以至渴望得到补救，却已经无济于事，只是平添了心头的沉重，而且此后每忆及此，就感到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读过之后，我们不禁为小兄弟的不幸遭遇，为“我”的补过不及的悔恨，深深太息，同时觉得需要思索一些什么问题。

一个纯洁无邪的孩子，他的正常的天性，他的合理的愿望，只是因为有悖于大人们的“信条”，就不能发展，就得不到实现，甚至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使人痛切地感到其中包含着某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东西。被糟践的虽然是一只风筝，可是同时受到伤害的却是一颗本来应该受到爱抚的稚嫩的心。作者称之为“精神的虐杀”，是非常深刻的。这“精神的虐杀”的一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我”的性格的“老成持重”。作者说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己作主，其实多受死鬼牵制，指出了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和毒害。放风筝，这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我”却把它看作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而且强加于人，对小兄弟横加限制，以至因为“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而破坏了小兄弟辛辛苦苦做好的风筝，“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如此无情的践踏，“我”是毫不顾忌地做了。小兄弟受了这样无理的对待，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论长幼”，“我”是兄长，自以为拥有无限的权力。从“我”对风筝的态度和破坏风筝的粗暴行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精神上和心理上某种鲜明的印记——被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陈腐观念打下的烙印。应该说，“我”的所作所为，既是个性化的，同时也具有时代的特点，这就使这一场关于风筝的纠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个风筝事件不一定是作者经历中曾有的实事，但却是当时社会里会有的实情。封建思想有形无形地摧残着我们一辈一辈的人。类似《风筝》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在旧社会里是时时发生、处处存在着的，可是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作品中未曾觉悟之前的“我”那样。作品一再强调“我”的沉重和悲哀，不仅仅表现了“我”的个人的悔恨，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这种普遍的精神麻木状态的忧虑和痛惜的感情。作者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索，从生活中捕捉了这一素材，经过概括，加以铺陈，把它艺术地再现了出来，表示了对封建的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否定和深恶痛绝，并启发人们思考，从而有所觉悟。因此，这篇作品很有教育意义。即使在今天，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品中得到极大的思想教益。

(《读〈风筝〉》，《〈野草〉赏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从自我解剖的角度去理解(王瑶)

鲁迅曾说：“我的的确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我们读过许多鲁迅的精辟的解剖别人的文章，而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风筝》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同样给人们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因为从这种文章中我们更容易体会到一个革命者的勇于正视自己缺点的高尚品质。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鲁迅向来是十分憎恶“瞒”与“骗”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鲁迅之所以那么深刻的批判阿Q精神，也正是要启示人们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走向改革的道路。以《风筝》为例，作者在叙述20年前儿时的一段生活时，心情沉重地感到当时对小兄弟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充满内疚地抒写自己的心绪，而“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当然，《风筝》是通过叙事来抒情的，而且作者的思绪已经非常明确，因之它的内容并不难于理解。

(摘自《论野草》，《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从亲情角度去理解(康锦屏)

善于反省和自责，是前进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心情操和美德。鲁迅就是一生躬身实践“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人。因为他认识到：“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随感录》)《风筝》就是一篇用充满诗意的笔调，形象地再现了鲁迅严于自责和反省的品格与情怀的优美散文，它吹奏出了一曲人情美的温馨之歌，让人沉醉在自然、和谐、水乳交融的诗情画意里。

《风筝》写于1925年1月24日。这一天是中国旧历的正月初一。此时，鲁迅居住的北京，“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出现于远处天空中一二风筝的浮动，使“我”似乎看到“久经诀别的故乡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在这天空中荡漾了”，由此在“我”与读者的面前展示出了故乡风筝时节春光明媚的图画：天空，抬眼看见的是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耳边听见的是沙沙的风轮声；地上，杨柳已经吐芽，山桃也多吐蕾，这早春二月的景象正和天上的点缀相照应。作者把往事的回忆放在这样的画面中展开，使现实中严冬的“寒威”与回想中春日的“温和”互相映衬，既增添了往事回忆哀婉动人的力量，又使作品带上几分明丽的色彩，透露出作者不满黑暗现实、向往光明天地的心情。既是以小兄弟为代表的儿童们天真无瑕的心灵美的映衬，又是“我”感于事，触于景，引动自责反思之情的触媒。作者对故乡二月风筝季节佳境的诗一般的描绘和着意渲染，既是作者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表现，又是小兄弟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反映，从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心灵美的颂歌。

这支人情美的颂歌荡漾在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态的描写里，荡漾在小兄弟因风筝被“我”毁坏的“惊惶”、“绝望”的痛苦里，荡漾在小兄弟“全然忘却，毫不怨恨”的心灵里。

这支人情美的颂歌也回响在“我”“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不许”放风筝，因而鄙夷小兄弟“最”喜欢风筝的笑声中；回响在“我”蛮横毁坏小兄弟“苦心孤诣”而“偷做”的风筝，并“傲然”离去的神态中，和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的玩艺”的偏见中，回响在“我”急于“补过”而终于无可补救的“无可把握的悲哀”中。

心曲荡漾的几段文字，都是泼墨般的至情文字，抒发得真切动人。作品首先生动地描写了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状：他没有风筝，就眼巴巴“呆看”着人家的风筝在空中飘游而“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他时而为人家的风筝突然跌落下来而失声“惊呼”；他时而又为人家的风筝因“缠绕解开”而“高兴得跳跃……”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纯真的情感!作者把小兄弟入迷的情状描写得越如醉如痴，越能加重对剥夺他放风筝权利的封建家规的控诉力量，越能使在严冬中生活而向往春天的“我”的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澜，从而痛感自己不准小兄弟放风筝，并把小兄弟喜欢入迷的表现视为“笑柄”，看作“可鄙”的思想与行为，是对一颗稚嫩的童心的严重摧残，由此而自责和反思，袒露出严于解剖自己的心灵美。作品接着写了一段“精神的虐杀”的文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两个呼之欲出的人物：秘密被发现后，“我”因为“愤怒他瞒了我的眼睛”偷做风筝，便“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几笔就勾画出了颇带几分专制色彩的心理状态，表现出了“我”的盛怒和蛮横。小兄弟呢他“很惊惶地站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后来绝望地站在小屋里”。一个追求美的心灵被扼杀而痛苦无告，一个戕害美的心灵由于病态的偏见与封建长幼尊卑的伦理的威力而“傲然”地“胜利”得意。两种心境的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力，使人们的灵魂为之震颤。这样，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一新鲜科学气息一旦吸进“我”的中毒很深的心灵，就产生了“惩罚”感，就难忘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心就“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这种内疚与悔恨，无疑是时代新风吹拂的结果，无疑也是“我”抛弃旧我，追求新我的人情美的表现。作品往后描写“我”企望“补过”时，更加形象地抒写了两个美的情怀：由“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反对小兄弟放风筝，毁坏风筝到“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抖掉了精神的枷锁，似乎恢复了儿童的天性，“嚷着，跑着，笑着”，在欢快的旋律中，极为简短的语句随着轻松的节奏跳跃着，好像重现了孩子们放风筝时活泼、欢乐的景象。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衬罢了，因为时过境迁，一切都无从追回了，结果只能加重“我”怅惘、悔恨的情感，这种追悔无及的心情是美的。特别是当“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去讨小兄弟的宽恕时，小兄弟却“全然忘却”在“我”看来是“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听着往事反而“惊异地笑着”：“有过这样的事么”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展示了两个美的心灵：一个严于自责，恳求宽恕自己的过失；一个幼稚纯真，全然忘却别人的错处。多么美的高尚情操啊!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能具有这样的人情美，社会岂不就净化了么!

我爱《风筝》深沉的思想力量，我更爱《风筝》中所体现的人的内心美好的感情，在肃杀的严冬中给人们心头以“故乡的春天”般的温暖!鲁迅用真挚动人的感情所谱写的这曲人情美的颂歌，会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一曲人情美的温馨的歌——读〈风筝〉》，《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

5从追求美好事物的角度去理解(李国涛)

《风筝》写于1925年1月。但是鲁迅在1919年9月发表过一篇《我的兄弟》，写的完全是《风筝》里的故事。《我的兄弟》只有三百余字，像是《风筝》的提纲。

当然，《我的兄弟》是独立的一篇作品，它表达一种愧疚之情，说明压抑儿童游戏的本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残酷的。《风筝》也写了这些，也表现了这种感情和这种思想。但是，《风筝》毕竟是一篇崭新的作品，它表达的内容就不仅仅是这些。《风筝》的开头和结尾都写着一个被压抑、被封锁住的春天。如果说《雪》是在冬日里寻春，那么《风筝》却是在春风里感到冬的肃杀。这仍然是一首关于春天和青春的诗，是鲁迅在继续“寻求那逝去的青春”。

《风筝》一开始先由北京的寂寞的春天、灰暗的春光写起。然后，便是故乡“春二月”的回忆，是“一片春日的温和”。风筝是故乡春日的象征，是美好青春的象征，它引导读者进入“久经逝去的春天”。

乔峰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中曾经说到，“鲁迅有的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鲁迅自己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也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记忆会有不确，艺术也容许虚构，这是谁都知道的。《风筝》的艺术魅力是无法抗拒的，它把任何一位读者，不管年龄大小，都能带入童年童心之中，令你同作品中的小兄弟一同难过，一同希望。作品也使你同那位兄长一同感到惭愧、悲伤，令你的心也那样“很重很重地堕下去”。

《风筝》很热切地表现着对春天，对青春的怀念，对美好事物的醉心和探求。它要求健康的、幸福的生活同春天的美景共存；无意地损害了健康而幸福的生活，是令人无比遗憾的。但是，如果连春天都没有了，还怎样探求新的生活现在，风筝事件已成过去，小兄弟精神上的创伤也早已平复；而春天、青春，已渺不可求——“久经逝去”。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逝去，贯彻全篇的情绪也是这样的。这真是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

文章开头说，“我现在在那里呢”在“严冬的肃杀”之中。这时，作者忆及逝去的春天。文章结尾说，又见到故乡的春天；而这时，“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首尾的照应是由实而虚——由北京的风筝而想起故乡的春天；又由虚而实，——由回忆中的春天进入现实的严冬。

(摘自《〈野草〉艺术谈·寻求那逝去的青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多角度理解(李允经)

《风筝》是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有人说：“这一篇……是在解剖自己，在深刻地批判自己”(李何林《〈野草〉注释》)。有人说：《风筝》中的“我”，“决不是鲁迅自己”，“也不是什么‘自我批判’。”(闵杭生《谈谈〈风筝〉中的我》)。意见尖锐对立。

一般说来，抒情诗中的“我”，多是作者自己，所抒之情，也应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另外，是鲁迅在写作这篇《风筝》的五年多前，还写过一篇《我的兄弟》，也是散文诗，发表在1919年9月9日的《国民公报》上。五年多以后，鲁迅以为先前所作之《我的兄弟》“散失”了，所以又以《风筝》为题，再写一次。这前后两篇散文诗，虽字句有所不同，但所叙反对小兄弟放风筝的事却是相同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件令他内疚的事，是长久地萦回在鲁迅记忆之中的，是他曾经身历的实事，而不会是毫无根据的艺术的虚构。这样看来，《风筝》中的“我”，还是鲁迅自己，自我解剖也是这篇散文诗的中心内容之一。

幼时的鲁迅不喜欢放风筝，并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因为父亲早逝，他便以封建家长的资格来管束弟弟，不但不准他放，而且将他偷偷做的风筝踏毁了。多年以后，当鲁迅从一本外国书上知道了“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之后，先前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骤然在眼前展开，内疚而沉重的心绪袭上心头，使他坐卧不安，使他“惊异和悲哀”。

在袒露悔恨感情的艺术描写中，贯穿着自我批判的意向，同时也包容着对虐杀儿童天性的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向来认为，善于自责和反省，是一种美德。他在一篇《随感录》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他曾经发出过“救救孩子”，“解放幼者”的呼吁，而在《风筝》中更把这种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深化到自我心灵的深处。毫无疑问，读了这篇散文诗，人们都会为鲁迅这种高尚情操所感动。

但是，如果把自我解剖视为《风筝》惟一的内容，恐怕也有失片面。

《风筝》开头的两段和结尾的一段文字是感情浓烈的。作者写道：“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说明，鲁迅这时已经历了由五四革命高潮到低潮的变化，他的情怀也由亢奋步入了沉寂。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教育界的复古读经，文苑里失恋诗的盛行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并使他分外地感到了深深的“惊异和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渴望“春日的温和”。

“春天”，在诗人的笔下，往往是“希望”“青春”“生命”“理想”的同义语。在《野草》的不少诗篇中，我们和这些字眼相熟。在《希望》中，诗人曾盼望着青年的奋起，追寻着“身外的青春”；在《雪》里，作者不是曾由江南的雪花，联想到“青春的消息”吗而在《风筝》中，鲁迅又以“严冬的肃杀”和“春日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抒发着一种对于“春”的挚爱和“冬”的憎恶的感情。

风筝是报春的天使。孩子们因为渴望春姑娘的来临，才用风筝去迎接她、打扮她、赞美它。春的到来，意味着寒冬已被击退。在江南，每当风筝时节，山桃吐蕾，杨柳抽芽，和孩子们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从观赏春光的角度看，那真是令人神往而畅快的境界啊!然而，眼下的北国，虽然已是初春，天空也有一二风筝浮动，但地上满是积雪，又哪有半点春意!春神在受难，冷气威迫她，寒冬摧残她，这难道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和悲哀”吗当年，小兄弟以风筝迎接春天，自己却演了一场精神虐杀的恶作剧，至今难以追悔!那么，现在，小兄弟的“春天”又在哪里呢我的“春天”何在呢四周都是黑暗，又是谁在制造黑暗呢当代百花凋零、生灵涂炭的精神虐杀者又是谁呢春光时节竟无春，春光季节竟是冬，这又怎能不使诗人产生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呢这是人民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在这里，诗人已透过自己感受的层层淤积，对于那污浊、腥秽的现实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正因为这样，诗人的感情也就不能不由“悲哀”而走向“悲愤”。他在篇末写道：“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是诗人的悲愤，也是人民的悲愤。由此可见，对于“春”的渴望和对于“冬”的抗议，也正是《风筝》的又一重要思想内容。

将幼时因“精神虐杀”而引发的深沉的自责，和对于眼前“社会虐杀”的强烈抗议巧妙地加以揭示，将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成功地加以结合，乃是散文诗《风筝》的写作特点。

兄弟姐妹成了仇人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解决的方法也需要比较谨慎和细致。

下面是一些建议：

1 沟通交流。仇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往往会是沟通和交流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变坏了，那么可以主动采取沟通交流的方式，尝试主动地与对方沟通，听取对方的意见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2 对待问题的态度。在处理问题时，需要采取成熟而务实的态度，避免通过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对问题产生影响。

3 尝试寻求和解。针对具体的问题，如果有解决的办法需要彼此做出妥协，尝试围绕解决办法达成共识，如有必要可以请亲朋好友甚至找到专业机构的帮助，以便帮助问题的解决和化解。

4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在处理兄弟姐妹关系问题的时候，需要自我控制，抑制个人的情绪，避免问题的复杂化。

5 处理好个人的情感。可能有时侯你需要认知到自己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以及自己对矛盾背后的情感和因素的处理。可寻求心理医生的意见或者学习相关课程，以便更好的理解和积极处理这些情感问题。

总之，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遵守正义道理，寻找共赢的方案和解决问题。

三弟研究挖石油的钻头发财了、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是电视剧《跟我回家》中的剧情。

《跟我回家》由上海剧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并由顾晶执导，辛柏青、黄曼等人主演的情感剧。

讲述了辛柏青饰演的门家祥在遭遇家庭、工作中的一系列挫折后，仍然能积极面对的“屌丝逆袭记”。

门家祥在事业蒙受挫折时，父亲门瑞带儿子小宝遭遇车祸，门瑞得知小宝不是门家孩子。于是妻子刘慧便带着小宝出走了。小宝的失踪，让门瑞发现他还是离不开小宝，妻子刘慧感激门家，决定要出人头地。

可现实很残酷，弟弟门家柱一直惹事，妹妹门楣的明星梦也泡汤了，妻子刘慧因债款要自杀，所有压力降临在门家祥头上，由于门家祥的坚韧不拔，慢慢还清了债款。但刘慧却假想丈夫有了婚外恋，门家柱开始自我膨胀，门楣得了绝症，小宝的亲生父亲王天平也来到家门口，门家祥再次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由于门家祥无意间的许多善举，此时得到了众多意外的支持。这时企业也升门家祥为副总，刘慧怀上了门家祥的孩子  。

尔冬升、秦沛、姜大卫，作为同母异父的三兄弟，真的是“亲疏有别”？真的是尔冬升和姜大卫的关系，不如和秦沛的关系好吗？个人认为，并不是。

尔冬升、秦沛、姜大卫三兄弟“亲疏有别”的由来

之所以有些网友会有尔冬升、秦沛、姜大卫“亲疏有别”的感受，其实要从一档演技类的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说起。在本季《演员请就位》中，尔冬升成为了这档节目的新晋导师，和陈凯歌、赵薇、郭敬明一起对参赛的演员进行指导。

而在本季《演员请就位》的年度盛典上，为了给尔冬升撑台，秦沛和姜大卫两个人，也来到了晚会现场，实现了尔冬升、秦沛、姜大卫三兄弟同台的画面。按照尔冬升的说法，其实“三人同台”这个画面，本来是要留给金像奖的舞台的。

不过虽然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很震撼人心，但是不少网友还是从尔冬升、秦沛、姜大卫在舞台上的表现，看出了“亲疏有别”。比如秦沛说的“都是我教的，有什么不满意的，对我好了”，就比姜大卫说的“上一次抱他，还是在他穿开裆裤的时候”，有温度多了。而这种温度感，让人生出了“尔冬升和秦沛感情好，和姜大卫感情生疏”的感觉。

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

但是实际情况，真的像网友说的“尔冬升三兄弟亲疏有别，尔冬升和秦沛感情好，和姜大卫感情生疏”吗？我看未必。首先是从两位哥哥的长相上来说，从三人同框的画面可以看出，秦沛因为比较年长、再加上富态的关系，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很慈祥的；而姜大卫则是因为比较清瘦，所以看起来有些严肃。两个人在外貌上的不同，其实会让观众在第一印象上，产生“差距感”，从而造成了“亲疏有别”的误解。

其次是两个人说的话，细想一下也并不是亲疏有别。姜大卫的话语，是一种近似揭老底的行为；而秦沛的话语，则像是一个“伏弟魔”，温度十足。也是凭借第一印象，观众自然会觉得尔冬升和秦沛关系比较好，和姜大卫关系比较疏远。但是细想会发现，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竟然还记得尔冬升小时候穿开裆裤的样子，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姜大卫对尔冬升的爱？

见微知著，其实姜大卫和尔冬升关系很好

在看到尔冬升、秦沛、姜大卫三个人在《演员请就位》的舞台上，“三兄弟”同台的时候，个人曾经就三个人“不同姓”的问题，百度了一下。发现其实尔冬升、秦沛、姜大卫三个人，是“同母异父”的关系，但不得不说，冲着秦沛、姜大卫在《演员请就位》给尔冬升撑腰的画面，是看难看出这层“同母异父”的关系的。

而且看到网上的一些八卦新闻，说是当初尔冬升中学毕业的时候，姜大卫还和尔冬升长谈，希望他去加拿大读书，并且愿意承担他的学费。这样一个为弟弟着想的哥哥，在小时候充当“父亲”一角、为尔冬升计划未来的哥哥，怎会和尔冬升的关系不好呢？

总的来说，虽然在《演员请就位》的舞台上，尔冬升、秦沛、姜大卫的表现，可能给人一种“亲疏有别”感觉。但是当了解这三兄弟的过往之后，就个人的感受来说，那仅仅是一种错觉而已，三兄弟的感情，好着呢

裹脚布《乡村爱情13》大结局，三段感情尘埃落定，方正令人心疼

赵本山三部曲《乡村爱情》话题经久不衰，但从作品来延续时间，目前拍摄13部作品，已经陪伴观众无数个日日夜夜，其中每一段故事，每一次家庭争吵，都在观众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被称为长寿剧IP巨作，却在后续作品中出现或多或少的争议话题，一部分观众认为“乡爱”题材早已失去原有味道，剧情拖拉毫无营养，成为又臭又长的裹脚布。

至于为何被这样定义，这其实与作品缺乏新颖没能突出特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好似乡村爱情一直是以爱情作为主色调进行渲染，一来二去之间，谢腾飞能够度过80大寿，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

剧情拖拉感情粗犷，一段感情翻来覆去难以步入正轨

香秀、方正、李银萍、董洋、张中维、马忠、这一个又一个名字被提起，一段又一段感情故事在脑海中犹如翻江倒海，好似看不到头绪，在拒绝与被拒绝中反复围绕，基调色彩开始变得牵强。

15年前，乡村爱情首次上线，带给观众的是轻松愉悦的氛围，山村中民朴纯风的感情戏牵动人心，一举一动中总能透露出对于感情的期待，可在如今，这样的期待变得荡然无存，令人抓耳挠腮。

知名导演、编剧，都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部好的作品是脱胎于现实生活，电视剧、**用简短的方式来诠释一生，故事、爱情、创业、经历、都能采用短暂镜头进行分镜谱写人生得以展现。

而在乡村爱情中，剧情过度拖延，将原本基础的感情进行拆分，从吵闹的家长里短，到创业经历，开始一步步拆分变得杂乱不堪，当然整部作品有可取之处，却在观众眼中呈现出缓慢拖延。

以至于到最后，每一段感情都需要经历多部作品的铺垫，感情才能走向正轨，事业才会有所起色，曾有观众对此发问：难道除却缓慢发展，就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增加填色润染创作出新的桥段与题材。

事实上，乡村爱情确实缺乏这样的新颖，以至于部分忠实观众早早离场，对于这部经典巨作倍感失望，截止到第12部来说，感情戏依旧在你推我让，直到大结局，还未观众透露真实目的。

三角恋摇身一变成为四角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上一部作品中曾出现这样一个桥段，董洋、张中维、校长书记、以及象牙山服务员，四个人展开一段“四角恋”让人不厌其烦，好似你爱我而我却深爱着他，于是就这样一段故事，围绕整整一部剧。

至于“四角恋”是如何发生的，或许是由于早前几部作品中的“三角恋”格外吸引人，造成收视率格外的高，于是编剧、导演开始乘胜追击，资源在原有基础上再次增加虐恋题材，以此来获取观众喜爱。

李大国、香秀、马忠三个人的感情，从围绕孩子到相互猜疑，整整围绕三部作品，观众普遍认为香秀难以获得真爱，可在第13部，误解虽然被解开，却还能从中看到，香秀想要跟李大国过日子。

满足与不满足、生活与婚姻，都在一念之间，当初李大国深爱香秀，可这份爱情却被李大国的小心眼，香秀的不懂事走向终结，以至于到最后这段感情都在辗转反侧中诠释，无法获得幸福。

小李老师、方正两人的感情戏同样如此，颇有一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既视感，面对李银萍的拒绝，方正仍不为所动，对于自身的形象、学识、能力过分自信，想象终究是最美好的事情。

大结局来袭，三段感情尘埃落定，几家欢喜几家愁，成为一场闹剧

首先大个与小爽的感情，因王总在其中过分掺杂，从12部到13部仍未坐实，以至于不厌其烦地大个在大结局时对王木生大打出手，甚至于一不小心将小爽推倒住院，为这段感情走向揭开面纱。

大个医院照顾小爽，凡事亲力亲为，陪护、喂饭、说着暖心话，而小爽这一次表明态度，认为大个的做法让自己很没有安全感，自己不值得，于是大个一个人打水，蹲坐在医院大厅内放声痛哭。

李银萍在拒绝方正之后，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份恋情，与前男友清明再次走到一起，却面临家人的反对，虽说这是新增添的感情戏，却能看出乡村爱 情感 情铺设的套路，还会出去两部三部，才能定性。

最幸福的莫过于宋晓峰三弟，大结局时喜获爱情，与果园技术员感情尘埃落定，那一句终于答应我了让人尤为感动，毕竟《乡村爱情》中能看到一段开枝散叶的感情，确实非常不容易。

至于三段感情未来走向，想必在接下来的《乡村爱情14》中会慢慢展现在观众面前，其中悲喜哀愁仍能获得收视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