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兴”与西方的“移情”有何异同？

答案解析：共同点：（1）两者都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物体对于人主观情感的引发。当主体被外在的客观事物所打动，外在的景物对主体产生了积极的审美注意。相应的，主体也对外在事物积极的投入与参与。（2）中国古典的“兴”与西方的“移情”都共有一种情感的融合。主体的感情和客体的感情不再是分离的，而是彼此联系的，相互影响的，人作为主体摆脱了尘世凡俗带来的困扰和情感，透过客观外物表象和形式，从而发掘其深层的意蕴。

不同点：（1）西方的移情说强调一种外射，正是因为这种外射，使得中西方移情思想存在着差异，西方疫情说强调的外射是单向的，人的思想和情感外射于物，二者同喜同忧。然而，中国古代“兴”的思想却不是这样，它是主客体之间传递感情，主体由于感受到课题而产生的了某种感情，同时又将这种感情传递到了客体之上，二者相互融合，是一种双向运动。（2）两者在对象上也是不同的。“兴”中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和人一样，是有着生命之气的外在事物，万物是有灵气的，其自身有生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移情”的对象则是外在于人的，没有生命的，是外在于人的、与人没有共同本原的不同的事物。在“兴”的思想中，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是不明显的，可以互为主客体。“移情”则是二者有明显的界限，客观事物只是人思维的产物，从移情开始到结束，客观对象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下，而在中国的“兴”中，主客体都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客体引发主体感情，主体移情于客体之上，两者互为条件，两者互为主客。不存在谁支配谁，谁主宰谁的问题。（3）中国古典的“兴”侧重审美创作的角度，西方的“移情”侧重审美欣赏的角度。“兴”指的是主客体自然感遇而触发的审美情致和艺术创作的情感冲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创作手法。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之一生悲悲喜喜，潮落潮生，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轮回。然而，我们却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悲喜宠辱。而这对人生的态度，亦有三境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人生的第一境界。君子有所好，亦有所恶。如诗仙李白喜大口饮酒者必不愿受丝毫羁绊，见不得那谄媚小人。既然官场里容不下一个太白，那也不妨且放白鹿青崖间，用笔墨诗意那大唐的山水。

相比之下，淡然如陶潜者则更喜躬耕。荷锄南山下，狂歌五柳前，举酒常赊也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者，亦是集天地之大成。所谓悲喜在外，好恶由己，既然外物非心之所向，不如归去，于清浊之间取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人生的第二境界。穷途未路人人都将遇到，智者选择静观自得，愚人垂胸顿足怨天尤人。王维这句诗便说得极妙，水穷之处无迹可寻无路可走，但可观天地之造化，云雨之变迁，来品悟人生之哲理。

想未路之人如项羽，不及思忖，遗恨乌江，为何不学勾践卧荆尝胆，终能三千越甲可吞吴？所谓苦难在外，心态在己，既然已经山重水复疑无路，不如卸下生活的重担细思良久，谁说不能柳暗花明呢？面前，居里夫人放弃镭的专利权将技术分享世界，钱学森拒绝美国的高薪挽留毅然回到祖国，阿里木把卖羊肉串攒下的10多万元钱全部捐献给贫困学生。他们清高的气节、高尚的操守与无私的奉献让清正之士击掌叫好，让污浊之徒无地自容，在茫茫人海中竖立了一座高高的道德灯塔。

（一）

人生之路上的是非丑恶与清浊曲直常常不期而至，你的选择也许就在不经意的一念之间，但随之而来的就决定了你品位的高低与灵魂的美丑。空山新雨后，你或是洁净如山林，或是浑浊如溪流。此时，我们要秉持自己的气节，以清醒的眼光来抉择，留给自己一个洁净的灵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拥有这一份清醒，我们就能做到清者不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拥有这一份气节，我们就能做到清者自清！

（二）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之一生悲悲喜喜，潮落潮生，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轮回。然而，我们却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悲喜宠辱。而这对人生的态度，亦有三境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人生的第一境界。君子有所好，亦有所恶。如诗仙李白喜大口饮酒者必不愿受丝毫羁绊，见不得那谄媚小人。既然官场里容不下一个太白，那也不妨且放白鹿青崖间，用笔墨诗意那大唐的山水。

相比之下，淡然如陶潜者则更喜躬耕。荷锄南山下，狂歌五柳前，举酒常赊也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者，亦是集天地之大成。所谓悲喜在外，好恶由己，既然外物非心之所向，不如归去，于清浊之间取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人生的第二境界。穷途未路人人都将遇到，智者选择静观自得，愚人垂胸顿足怨天尤人。王维这句诗便说得极妙，水穷之处无迹可寻无路可走，但可观天地之造化，云雨之变迁，来品悟人生之哲理。想未路之人如项羽，不及思忖，遗恨乌江，为何不学勾践卧荆尝胆，终能三千越甲可吞吴？所谓苦难在外，心态在己，既然已经山重水复疑无路，不如卸下生活的重担细思良久，谁说不能柳暗花明呢？

（三）

“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这是人生的第三境界。王勃有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如东坡身如不系之舟者，仍不灭生活的希望，不忘造福于百姓，故能成一代文豪。如韩愈者，不怜一身之病，只愿为文，不与世人计较那功名利禄，竟让那一方山水尽姓了韩。所谓君子见机，达在知命，平阳落虎也好，千里贬谪也罢，人心之所感、所思才能决定你的成败荣辱。若能从

苦难中提炼出心灵的养料，仍能享受生活，这便是一种哲学。王国维说过，“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我们真正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他人，更不是来自外物，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我们对待不同外物所持的心态与情感。所以，让我们心怀若虚地对待生命中的一切，懂得“我心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便可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边云卷云舒。

物物不物于物的意思是利用物而不受制于物，那么怎么可能会受牵累。对于感情，也表达分开的意思。

意思是不要害怕失去，你所失去的也许本来就不属于你。见过花开就好，何必在意花落谁家。

物物而不物于物出自：

出自《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中的句子。整句释为：利用物而不受制于物，那么怎么可能会受牵累呢！

物物而不物于物： 驾驭 外物（ 物欲 ），而不为外物（物欲）所驱使。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 材与不材 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此神农、 黄帝 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乎！”

心理学中把那种对特定对象的情感迁移到与该对象有关的人或事物上的现象称为“移情效应”。

移情效应，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彷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通俗的讲，就是当我们喜欢某个人或者物时，也觉得仿佛周围的人也会同样去喜欢。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

心理学研究表明，不仅爱的情感会产生“移情效应”，恨的情感、嫌恶的情感、嫉妒的情感等等也会产生移情效应，这在成语中有一个词叫“恨乌及屋”。

移情效应是一种心理定势，所以不能从道德上来评价它的是与非，但是，移情效应有时候确实涉及了道德领域；和一切心理定势一样，它也会产生道德问题。

谈外物：

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毛诗序》要求诗歌应具备“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并在“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前提下起到“美刺”作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唐宋时期，文学家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到了清末民初，出于自强图存的时代要求，文学又成为开通民智的武器。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政治教化一直是文学艺术最主要的功用。

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美学融会，以传统方式表述西方美学理论观点的人。“非功利”是王国维美学理论的核心，也是其整个美学理论的基础。在王国维看来，文学美术确实是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更应当是非功利的游戏，王国维的这则理论对于统治传统美学几千年的“文以载道”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中国美学史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这则词话就物我关系立论。所谓视外物为“游戏之材料”，意在区分物与我之间的界限，物既然是游戏之材料，那么诗人与外物主从关系自然就明确。然而，作为“游戏之材料”的外物，毕竟是诗人借以抒发自身情感的基础，不明外物之情，自然难通诗人之情，因此热心游戏于外物之中，是必不可少的阶段。热心于游戏，所以说“诙谐”，“严重”则是严格区分物我。“诙谐”与“严重”乃是文学创作成功的必经之路，因此王国维认为“不可缺一”。

王国维在此前的作品《文学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王国维又说：“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

将两段文字对勘可以发现，王国维所谓的“游戏”，就是不汲汲于争存，也是王国维心目中“诗人”的基本前提。一些情感受限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因而无法表述，只好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宣泄，王国维的纯文学观点由此可见一斑。在王国维看来，艺术既然是倾诉真情实感的精神游戏，自然可以不囿于功利的束缚，从而展现出游戏般的色彩。

对西方美学观的吸收融通

与中国的“文以载道”不同，非功利长期占据西方美学传统的主流地位，康德、席勒、叔本华都强调文学艺术无关实用的观点，王国维“非功利”的思想主要来自这三位德国哲学家。

康德美学是西方美学从古典到近代的分界线，他提出“审美无利害”的命题，真正使美学从伦理学、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充分证明了艺术的自主性。康德说：“凡是我们把它和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结合起来的 ，谓之利害关系。因此，这种利害感是常常同时和欲望能力有关的，或是作为它的规定根据，或是作为和它的规定根据必然地连接着的因素。”康德认为，艺术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是使人从必然通向自由之路的手段，应该摆脱庸俗社会学。

席勒直接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以此论点为支点，提出了文艺的“游戏说”，王国维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正是由此得来的。席勒认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美什么也达不到，除了从天性方面使人能够从他自身出发为其所欲为——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他可以是其所应是”。美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性的完满，其本质是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游戏。

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发扬了康德、席勒的学说，把摆脱一切利害关系，作为达到纯粹直观事物本质——理念的唯一条件，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能受到任何与个人利害有关的任何影响。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是非理性的，认为只有通过直观，才能认识到世界本体的意志的本质。在叔本华看来，审美是发生在“离开事物对意志的关系而把握事物时，所以也即是不关利害，没有主观性，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

王国维受叔本华影响最大，他用“欲者不观，观者不欲”来概括审美直观的主观条件，认为人的审美判断，在不计审美利害的条件下方能成立，达到美的领域。此外，王国维对康德、席勒的主张也多有研究，这些观点对王国维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多次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并以审美非功利说为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注入了活力，他的美学理论是我们永远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国维《人间词话·花鸟共忧乐》经典解读

花鸟共忧乐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指的是诗人明白其中奥妙，懂得世事苍凉，阅尽风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诗人才轻视外物。

因为诗人懂得。

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慈悲，说起来更具女性的柔美和母性的宽容。他包容一切，全因为他的理解。

诗人轻视外物，并非就是字面上的看不起。

用“看不起”来定义此则中的“轻视”是粗鄙的，甚至是毫不具备诗人之心的粗野表现。

“轻视”虽还没有达到张爱玲慈悲的高度，却也是知晓参透之意。

只有看破参透，诗人才具备了放浪形骸的基础，他才能够“上九天揽明月，下五洋捉鳖”。

只有看破参透，诗人才能够纵横五千年历史任意遨游，他才能够生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叹。

看破参透，才能够驱风唤月，人生之惬意，最终获得心灵的至高享受。

只有轻视外物，诗人才能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不为外物所束缚，才能把外物当作自己抒 感的工具，不为外物所束缚，才能不因为外物的特征而改变自己的性质状态。

轻视外物乃是超然于物之外。

“诗人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指的是诗人对于外物明白理解，用心体会，融入客观外物，只有感知到外物，熟悉外物，诗人才能够找到一种最贴切的方式去表达情感。

这个最贴切的方式就是以何种外物为寄托，诗人只有融入外物，与物共游共亲，其诗人之情乃出。

经由这样的过程，诗人之表达才具备大众的可读性，客观之外物才是诗人内在的情感表现。

也是这样，一切外物才能够皆为诗人所用，诗人才能够与花鸟共忧乐。

客观外物是诗人之内在情感的导火线，诗人之特殊情感是客观景物的客观抒发。

由此，文学乃成。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未刊手稿》第五十则中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肃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王国维视文学创作之为游戏，只说其中之“诙谐”与“严肃”。“诙谐”乃是轻松之心，也就是“轻视外物之意”。“严肃”乃是重视之心，也就是“重视外物之意”。

“轻视外物之意”即是以我为主之情感，“重视外物之意”是重视其创作之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