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言”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自我意识的觉醒

明代社会，随着商人阶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出现瓦解的倾向，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市民阶层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思想和欲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市井细民对自由幸福和爱情婚姻也有了大胆的追求，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女性，受传统封建礼教的长期打压，她们身上虽然还保留着一定传统保守的一面，但也有主动追求自由爱情，独立自主，大胆泼辣，敢于挑战传统“禁欲”思想，企图把握自我人生的诸多形象特点。

“三言”中就塑造了很多种这样的女性。

首先体现在对爱情和婚姻的主动追求上。

在我国古代，婚姻并不像是男女爱情的结晶，而更像是因为社会发展需要而约定成俗的产物，即我们今天所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中，用于婚姻伦理方面的主要是“三礼”——《礼记》、《礼仪》、《周礼》，儒家通过这些伦理来教化民众，以此来整顿封建社会混乱的婚姻状况。其中对婚姻的内涵儒家是这样阐释的“婚姻乃经过某种仪式之男女结合，为社会所许可者。”否则谓之同居或姘居，没有法律保障，不合儒家礼制，并且在儒家伦理中对女性的行为方式有很严格的要求，例如其中规定要女性“三从四德”、“妇同伏”等观点，就强调了女性在家庭中必须服从，隐忍，甘当配角的地位。由此可观，在我国古代，婚姻主要作为祭祀祖先以及延续后代的手段，而并非是世人相欢相爱，相情相愿的最终结果，且女性并没有自主追求爱情和选择婚姻的权利，伦理纲常中规定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理念则是女性基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身份，自由幸福于她们而言可谓是可望而不可即遥远。然而在“三言”女性开始有了独立自主追求爱情的意识行为，男女之间的婚姻基于他们相互爱慕，相互欣赏的基础之上。女性开始大胆选择自己喜欢的对象，而不是简简单单听从父母的安排。最典型的体现是《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文章中莺莺见到张浩告诉他“妾之此来，本欲见君……略诉此情。”她在一见面时就明确告诉张浩自己此行何为以及她心中一直对张浩所存的一片爱慕之心情，这种主动胆大的行为是以往时代的女子无法做到的，在对张浩的诉情中她如是说到“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缘家有严亲，礼法所拘，无因与君聚会。今君犹未娶，妾亦垂髫，若不以丑陋见疏，为通媒约，使妾异日奉箕帚之末，立祭祀之列，奉侍姑翁，和睦亲族，成两性之好，无七出之玷，此妾之素心也。不知君还肯从否？”在这段神情又坦诚的告白中，莺莺主动大方，毫无闺中少女半点扭捏羞赧之态，将自己的倾慕之心与想要追随张浩一生一世的心愿表达得十分干脆而又利落。由此，体现了她敢爱敢恨，敢于冲破封建道德伦理的束缚，追求自己心中理想爱情与婚姻的勇气。除此之外，莺莺托尼姑惠寂给张浩送信，与之书信往来多时，以及后来主动约张浩来到东墙与他私定终身等等都体现了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和勇于把握幸福婚姻的特点。同时，她还在追求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自己的反抗精神，她并不会容忍男人的失信，不会在自己的付出与得到之间存在落差之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选择通过其他的方式做一定的争取。在后来张浩迫于季父的权威而不得不违心与孙氏联姻时，莺莺则一纸作状，将自己经历的情况诉于官府，以求公允，而最终得到真爱，与张浩得以相守一生。可以说，如果不是莺莺的果断与勇敢，此生她很有可能就会和心爱的人错过了。既然爱，就一定要说出来这样的行为在莺莺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她是幸运的女性，是那个能够把握自我人生走向，敢于追求自身幸福，能够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所求最终得以实现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千千万万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

其次，女性开始正式自己的需要，自我意识不断觉醒，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体现在对古代妇女“贞洁禁欲”观念的挑战上，而且也体现在女性渴望通过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与意义上，除此之外，女性已经不甘愿只做为男人的附庸，而是对伴侣的忠诚度和可靠度有了一定的要求。

在我国古代，男子可以周游天下，访花问柳，到处留情，而女子始终被困于闺房之内的方寸之地，见不得人间诸多精彩，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事实上，在情欲方面，男女都一样，都渴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给自己一定的关怀，一定的安慰。然而传统的道德伦理却深深压抑着人们心中的情欲，特别是女性，一直被“三从四德”的妇道观念所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一副容忍大度的模样，当然也是常常被忽略和冷落的对象。儒家强调以“礼”来整治人的大欲，把人的情感归于“礼”的管制之下。但到了明代，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封建势力的日渐式微，再加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王阳明等思想家的“心学”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已经不能够适应当时人们的心理需要，自然被渐渐淘汰掉。当时很多思想家公开反对朱程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他们主张正视人们正常的生理欲求，鼓吹个体感官享受，女性也不再过分重视传统封建礼教下的贞洁观念，而是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和生理欲望。作者对一些“红杏出墙”的女子并没有过分的批判和谴责，而是给予她们理解和肯定，最终都给她们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如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本是一心一意等待外出经商的丈夫回归钟情女子，但世事难料，蒋兴哥由于中途有事耽搁而未能够如期赴约，陈大郎又与薛婆用计使得涉世未深的王三巧步入圈套，最终长期等不到爱人回归的王三巧爱上了陈大郎，并将丈夫留下的珍珠衫赠与他，如果她当时没有将这衣服给陈大郎，也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麻烦事，由此也更能体现出王三巧的爱之深，情之切。我们看似她的行为有违伦理观念，但实际上也是当时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内有薛婆的唆使磨合，陈大郎的柔情似水，外有丈夫一去不回，杳无音讯，再加上她自身也是新婚不久，具有正常的情欲及对爱的渴望。后来东窗事发，蒋兴哥休了她之后，她并没有心生怨恨，而是一直心存一份愧疚，并且后来蒋兴哥遇难，是她苦苦哀求现任丈夫动用手中的权利力保住了他的性命。由此看来，王三巧她不过是一个具有七情六欲，有情有义的，渴望被人重视和看见的普普通通的女子而已，她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禁欲”观念，这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性解放的具体体现。

除此之外，“三言”中还有大量笔墨是用来描写女性才能的，直至今天，女性独立依然是我们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然而究其根本，女性独立最关键的并不是人格独立，而是经济独立，让女性的价值得以发挥，让女性的才能得以发展，她们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身的独立，摆脱自己依附他人的命运。

但在我国古代，通常而言女性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主要以德育为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化女性，使她们顺从丈夫，侍奉父母公婆，勤俭持家，遵从封建礼教，以夫家为主要服务对象，为夫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与男者学业于外，志于四方不同，女子为学“正洁于内，志于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教中智育方面较德育而言是微乎其微的，古代对女子的智育基本处于识文断字，文化书算的启蒙阶段。正统女教强调的“妇人识字多诲新*”、“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严重地扼杀了女性自我才能的发展，而自身能力的薄弱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女性独立的困难。而在“三言”中并不乏有才干有谋略的女性，比如在《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赵春儿作为妻子，妓女出身的她并没有遵从封建礼教中束缚女性的条条框框，面对不争气的丈夫曹可成，她劝诫曹早日收住玩心，做些正经事，她长于谋划，精打细算，用自家有限的财力，与曹可成商量着赎田种地，而丈夫并没有脚踏实地地开始他们的平凡生活。计划失败后，她又帮曹可成出主意，让他去童村教书赚钱，以补贴家用。而她自己也辛辛苦苦纺织十五年，存下大量的钱财，后来丈夫要去做官时，她慷慨相赠。经过她的努力，浪荡成性的曹可成终于走上正途，成为了万民膜拜的一方清官，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事业。文中的赵香儿不仅勤于持家，而且精于计划，她在挖出自己埋在地下的钱财时让曹可成拿去外面称重，后来曹回来的时候如实报道钱财的斤数，她才放下了对曹的戒备之心。除此之外，曹说自己要去做官像她要钱的时候，她要求曹去拿到官府的文书，方能放下尊严去亲戚家里为他筹钱等细节均体现了赵春儿聪明、有心眼、有规划，有才能的性格特点，她是那个时代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女性的代表。除了赵春儿，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在要求李甲赎身时将自己的一百五十两银子交与李甲，让他再借来剩余的一半，以此骗妓院里的老妈妈放下戒备之心。在跟着李甲离开时，她借姐妹赠礼为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带了出来，以便满足将来和李甲共同生活时的所求所需。由此可见，杜十娘是很有底气的女人，面包她自己给得起，她所需要的只不是李甲能够给她的爱情而已。杜十娘则体现了女性的选择权，她并不是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去依附一个人，她是因为真心喜欢才选择的李甲。

除了女性的才干之外，“三言”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对自身尊严的重视上，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被“物化”了的男人的附庸，而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合格的人。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在家庭中往往没有话语权，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性只能忍受和等待，没有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但“三言”中的女性开始对自我有了足够的重视，在遇到问题时她们开始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深明大义地为家庭和丈夫牺牲自己的意愿。除此之外，女性对自身伴侣的纯洁性和忠臣度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她们会要求伴侣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人，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中国这是十分超前的思想。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一片真心，愿意跟随李甲一生一世，但她不料李甲就因为半路偶然相识的孙富的一番洗脑，并且因为贪恋孙富的钱财就将他们二人多年的恩情抛诸脑后，将她卖给了孙富，如此薄情寡义，显然并非良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杜十娘并没有可以挽留，而是不动声色将自身所有的钱财撒入江中，最终投江自尽。这是出于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体现了杜十娘的彻底与决绝，也体现了她的忠情与勇敢，带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再比如在《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当曹可成告诉赵春儿自己要去做官时，赵春儿言道：“你真个要做官？只怕为妻的叫奶奶不起？”这里赵春儿的意思是怕曹可成将来达官显贵时另找妻子而忘了自己，从中可以看出赵春儿对婚姻中伴侣的纯洁性有很高的要求，在重男轻女的古代，这样的要求很鲜明地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总之，在冯梦龙笔下的“三言”中，女性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她们或敢爱敢恨，或足智多谋，或决绝刚烈，她们不再以贤淑，温顺，保守的姿态存在于生活中，而是努力活出自我，成为了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宰者。

楼主，这是一个技术贴。回答起来很伤功力！这是两个问题，每个问题又会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释，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很难达到满意的回答，这点先请楼主理解。基本上可以说，情感是由意识产生的，情感是建立在意识之上的，本期先说一说意识的产生。可以从两个角度阐述意识的产生过程，一个角度是生理方面的，需要很深的医学专业功底，比如大脑的构成、神经的工作原理等、可以去百度上搜索一下会得到相关解答，本人在这方面并不是很专业。这里我想从哲学的角度才阐述一下长期思索后的个人见解：从已知的层面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由物质和意识两种介质存在，他们相互依存共同散布在我们周边！意识可以用一个词“信息”来概括，它是各种信息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外在表现，从已知的知识表明，人类信息之间的传递介质是电子，一种人体可以承受的生物电。电子之间有序的运转传递相应信息外在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识了。

哎，楼主问题太强大，本人能力有限，只能思考至此！望阅后评点！

有的 找了一篇论文你参考下

文艺复兴中的女性复兴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十日谈》

[摘要]: 《十日谈》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历来从语义批评、句法批评、修辞学、叙事学等多角度研究《十日谈》，但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着手对《十日谈》进行分析和解剖。本文将关注《十日谈》中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从包括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作品的女性主义倾向等方面阐述《十日谈》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体现《十日谈》在文艺复兴中通过唤醒女性意识来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和对后世西方女权运动思想价值观的影响。

近代女权主义运动有两次高潮[1]，第一次高潮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代表巴黎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女权宣言》，主张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权利，拉开了以美、英、法为首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主要理论著作。第二次高潮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标志。

然而这两次女权运动并非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起点。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启蒙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薄伽丘的《十日谈》体现了明显的唤醒女性意识、宣扬妇女解放的倾向。

一、 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的出现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十日谈》的创作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尤以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尽管作者薄伽丘是男性，但他在《十日谈》的序中便开宗明义的写出了他的创作动机和预设的“潜在的读者”：

“对于象柔弱的妇女那样播要安慰的人，命运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2]

《十日谈》是部写给女性的书，这本身就是对在男权社会意识主导下、男性话语权把控下的文学世界的一次异军突起和前所未有的震撼。也许后人会赋予《十日谈》更多的文学、社会学、宗教学意义，但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却是为了女性，这是一部为女性而写作的书，是 “为他们(女性)的欢乐而写作的”书。把女性与男性共同看作社会阅读群体的一部分，并专门为女性而写作，充分说明了薄伽丘对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身份的认同。

《十日谈》的故事框架和结构设计，为女性话语的出现搭建了平台。十个青年男女（注意是七女三男）每人一天讲一个故事，共十天一百个故事。一百个故事又以天为单位分为十组，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又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主题。在这个严密的结构中，暗含了一个作者所安插的视角——女性视角。这一视角的确定使得女性的发声成为可能也暗合了作者为女性而作的目的。

《十日谈》在故事开头首先出现的是七名女性并由她们萌发了去乡下避瘟疫的念头，偶然遇见了三名男青年后，薄伽丘用了“收容”一词形容女青年对男青年的态度，让他们做女性的“跟班”和“向导”。这一冲破男性霸权式的词汇运用充分体现了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时的情感倾向与女性意识本位的立场。后来十个人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小社会”并订立了“王位”领导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男女平等轮流当“女王”或“王”，这种安排又一次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现状形成了反差对比，对男权社会制度下的传统女性地位观念进行了冲击和挑战。

另需注意的是讲故事的人都是青年男女。青年男女代表了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代表了对传统的颠覆、抗争，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未来。可以说正是在上述种种结构的安排下，《十日谈》中的女性真正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与男性一样，可以真正在文学世界里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 女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大胆、全面、全新塑造

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曾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十日谈》的故事大致分为两类：“逃避惩罚型”和“转变型”。在这两种故事模式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奇闻轶事，在这些奇闻轶事中，女性又占了绝大多数故事的主角。从女性角色的数量上便可看出《十日谈》与先前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但更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大胆、全面、全新的，可谓是前无古人的。

在此前的文学文本中：

“她(女性)是男人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她是男人的财产，标志着男人的贫乏成富有……总之她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4]。

在之前的男性话语完全掌控的文学世界里，人们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天使型”和“妖妇型”[5]。这两种类型，其实与真实的女性形象相距甚远，根本不能概括女性的所有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男性话语主导的文本中，这一观念始终无法得到拨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吉尔伯特和格巴曾一语双关地指出:“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6]

然而薄伽丘却用他的《十日谈》，塑造了一大批颠覆传统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这种颠覆在仍然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里可以说是具大胆而富有革命性的。

首先可以关注《十日谈》中的女性角色。从下层的农妇到中层的贵族夫人再到最上层的公主，再加上形态各样的修女，《十日谈》的女性角色覆盖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几乎所有当时主要的女性身份职业的种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性生存状况的分布图。这种角色的遍布性，说明了《十日谈》所反映的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并非片面的，是有社会共性的，薄伽丘关注并唤醒的正是所有各阶层各职业的女性。

再来看《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传统文本擅长表现的善良女性形象（如第二天中的第二、三篇）、坚贞殉情型（如第四天中的第一、四、五、六篇），还创造出了许多全新的女性形象。其中尤其值得从女性主义角度加以关注的是“启迪型”、“机智型”、“欲望型”女性的出现。

“启迪型”女性指的是女性作为男性智慧、心理、生理发现的启迪者。这种启迪有时是主动的，但在《十日谈》中更多的是被动的、顺其自然的发生的。如第一天第九个故事中一个受了污辱的太太在讽刺地骂了昏庸无能的国王后，国王竟然变得英明有为起来。太太对国王智慧的启蒙并非是有意识的、而是仅仅为了吐一时之怨言而已。另外更多的女性被视作对男性心理和生理的启蒙对象，《十日谈》中的女性很多都被塑造成某位男性心中的梦中情人，让他们神魂颠倒梦寐以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追求到。于是男性通过运用各种智慧把握住机遇最后成功得到梦中情人，于是女性便从客观上自动地扮演了男性智慧的激发者。这种“启迪”的本身便从客观上阐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对男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高了女性在男权意识中的地位，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正视，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的父权观念。

“机智型”女性指的是通过各种聪明且机警的方法躲避灾难、追求爱人的女性。如第六天第七个故事中偷情的菲芭被丈夫发现告上法庭后通过诡辩使得法庭宣判她无罪并更改了相关法律。第三天第三个故事中一个**通过欺骗愚笨的神父搭桥使自己最终能和心仪的小伙子相见。在其他文本的男权主义语境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玩偶，女人因此也只能是男人玩弄的对象。但是《十日谈》的情景则大不相同女人以其机智和聪明玩弄着男人。《十日谈》中的女性知道自己的其正需求，所以她们运用头脑来满足其需求。男性往往充当了被玩弄者的角色，而女性则俨然是一个主体的姿态。“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女性在《十日谈》里却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身体欲求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开始有了白己的生活。犹如后世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一样，女性开始在思想上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

　　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女性是从社会表象上直接归纳、反映，那么“欲望型”女性形象的出现则是薄伽丘通过对女性肉欲毫无保留的表现对女性深层精神意识的挖掘，这种表现和挖掘具有超越时空性，富有普世意义。《十日谈》的作品中大量表现了婚外情故事，且许多女性形象在偷情过程中扮演着较男性更为主动、大胆的角色。在《十日谈》前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话语权被剥夺，女性身体欲望的诉求往往是被压抑的，从精神分析层面讲是失去“自我”的。没有自我的女性正如拉康所说是“不可能说出自己的快乐”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患了“失语症”[3]。患了“失语症”的女性只能以自己的身体来发声。女性相比理性的男性，本质特征是感性的、以身体为直接感官的。《十日谈》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以“身体”为本质特征的女人性，表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对身体欲求的大胆满足以及对性爱的放纵。这种体现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薄伽丘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身体欲望解放的态度始终持正面的肯定、鼓励和辩护。面对故事中妇女婚外情等情景，他的叙述始终是客观的，甚至是带有赞许性质的。在《十日谈》中，他就是用自己的笔代妇女发言，说出了妇女想说又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表达了妇女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以此来肯定他的时代所应有的观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性爱和情爱是人身上不可遏止的原生命力，所以不应该封闭和禁止而是应顺其自然[3]。

《十日谈》中有个别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负面的、受男性愚弄的。有人认为这说明了薄伽丘作品前后思想的不一致性，有些仍然受到了浓重的父权色彩的影响，有前后自相矛盾的一面。笔者认为，其实不然，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才恰好体现了薄伽丘男女平等的思想。既然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那么有愚弄男性的女性，和愚弄女性的男性形象都是同时被对等接受的。诚然《十日谈》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的，但并不妨碍薄伽丘对“矫枉过正”的预防。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学者提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双性同体”，即男女双方都会有另一性别身上体现得特征。也许薄伽丘通过几个个别的反例想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真正的实现两性平等、妇女解放。

三、 《十日谈》女性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关系

“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7]古典文化的人本精神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现世生活的追求，猛烈冲击着统治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宗教神学。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世界中心，核心思想即“人为万物之本”。“人”自然的分为两性，人性的解放必然要求女性的解放。人文主义对后世产生的“平等”、“博爱”等思想，也必然要求妇女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没有女性意识的惊醒、没有妇女原欲的解放，人文主义就不会完整。

《十日谈》中处处可见欲火焚身的修女的逸事。这些对天主教的直接或间接的讽刺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女性作为宗教压抑人性实行禁欲的直接受害者，《十日谈》对天主教会实施地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

尽管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妇女观仍在延续并占有很大市场，但相当一部分精英女性并未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束缚，一味消极屈从，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为自己的性别辩护，宜扬女性的美德，挑战男权妇女观。有学者以“文艺复兴女性主义”来指称此间妇女捍卫自己性别的思想意识和抗争精神。不公平的命运激发了妇女们反抗男权专制的女权思想，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等作为积极因素又进一步促发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可见这股以《十日谈》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为后世的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历史传承性的伏笔。

综上所述，《十日谈》通过女性主义倾向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总体思想，引领了文艺复兴各种要素中之一的——女性意识的复兴。

文艺复兴中的女性复兴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十日谈》

[摘要]: 《十日谈》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历来从语义批评、句法批评、修辞学、叙事学等多角度研究《十日谈》，但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着手对《十日谈》进行分析和解剖。本文将关注《十日谈》中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从包括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作品的女性主义倾向等方面阐述《十日谈》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体现《十日谈》在文艺复兴中通过唤醒女性意识来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和对后世西方女权运动思想价值观的影响。

近代女权主义运动有两次高潮[1]，第一次高潮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代表巴黎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女权宣言》，主张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权利，拉开了以美、英、法为首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主要理论著作。第二次高潮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标志。

然而这两次女权运动并非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起点。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启蒙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薄伽丘的《十日谈》体现了明显的唤醒女性意识、宣扬妇女解放的倾向。

一、 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的出现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十日谈》的创作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尤以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尽管作者薄伽丘是男性，但他在《十日谈》的序中便开宗明义的写出了他的创作动机和预设的“潜在的读者”：

“对于象柔弱的妇女那样播要安慰的人，命运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2]

《十日谈》是部写给女性的书，这本身就是对在男权社会意识主导下、男性话语权把控下的文学世界的一次异军突起和前所未有的震撼。也许后人会赋予《十日谈》更多的文学、社会学、宗教学意义，但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却是为了女性，这是一部为女性而写作的书，是 “为他们(女性)的欢乐而写作的”书。把女性与男性共同看作社会阅读群体的一部分，并专门为女性而写作，充分说明了薄伽丘对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身份的认同。

《十日谈》的故事框架和结构设计，为女性话语的出现搭建了平台。十个青年男女（注意是七女三男）每人一天讲一个故事，共十天一百个故事。一百个故事又以天为单位分为十组，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又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主题。在这个严密的结构中，暗含了一个作者所安插的视角——女性视角。这一视角的确定使得女性的发声成为可能也暗合了作者为女性而作的目的。

《十日谈》在故事开头首先出现的是七名女性并由她们萌发了去乡下避瘟疫的念头，偶然遇见了三名男青年后，薄伽丘用了“收容”一词形容女青年对男青年的态度，让他们做女性的“跟班”和“向导”。这一冲破男性霸权式的词汇运用充分体现了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时的情感倾向与女性意识本位的立场。后来十个人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小社会”并订立了“王位”领导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男女平等轮流当“女王”或“王”，这种安排又一次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现状形成了反差对比，对男权社会制度下的传统女性地位观念进行了冲击和挑战。

另需注意的是讲故事的人都是青年男女。青年男女代表了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代表了对传统的颠覆、抗争，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未来。可以说正是在上述种种结构的安排下，《十日谈》中的女性真正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与男性一样，可以真正在文学世界里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 女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大胆、全面、全新塑造

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曾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十日谈》的故事大致分为两类：“逃避惩罚型”和“转变型”。在这两种故事模式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奇闻轶事，在这些奇闻轶事中，女性又占了绝大多数故事的主角。从女性角色的数量上便可看出《十日谈》与先前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但更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大胆、全面、全新的，可谓是前无古人的。

在此前的文学文本中：

“她(女性)是男人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她是男人的财产，标志着男人的贫乏成富有……总之她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4]。

在之前的男性话语完全掌控的文学世界里，人们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天使型”和“妖妇型”[5]。这两种类型，其实与真实的女性形象相距甚远，根本不能概括女性的所有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男性话语主导的文本中，这一观念始终无法得到拨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吉尔伯特和格巴曾一语双关地指出:“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6]

然而薄伽丘却用他的《十日谈》，塑造了一大批颠覆传统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这种颠覆在仍然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里可以说是具大胆而富有革命性的。

首先可以关注《十日谈》中的女性角色。从下层的农妇到中层的贵族夫人再到最上层的公主，再加上形态各样的修女，《十日谈》的女性角色覆盖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几乎所有当时主要的女性身份职业的种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性生存状况的分布图。这种角色的遍布性，说明了《十日谈》所反映的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并非片面的，是有社会共性的，薄伽丘关注并唤醒的正是所有各阶层各职业的女性。

再来看《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传统文本擅长表现的善良女性形象（如第二天中的第二、三篇）、坚贞殉情型（如第四天中的第一、四、五、六篇），还创造出了许多全新的女性形象。其中尤其值得从女性主义角度加以关注的是“启迪型”、“机智型”、“欲望型”女性的出现。

“启迪型”女性指的是女性作为男性智慧、心理、生理发现的启迪者。这种启迪有时是主动的，但在《十日谈》中更多的是被动的、顺其自然的发生的。如第一天第九个故事中一个受了污辱的太太在讽刺地骂了昏庸无能的国王后，国王竟然变得英明有为起来。太太对国王智慧的启蒙并非是有意识的、而是仅仅为了吐一时之怨言而已。另外更多的女性被视作对男性心理和生理的启蒙对象，《十日谈》中的女性很多都被塑造成某位男性心中的梦中情人，让他们神魂颠倒梦寐以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追求到。于是男性通过运用各种智慧把握住机遇最后成功得到梦中情人，于是女性便从客观上自动地扮演了男性智慧的激发者。这种“启迪”的本身便从客观上阐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对男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高了女性在男权意识中的地位，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正视，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的父权观念。

“机智型”女性指的是通过各种聪明且机警的方法躲避灾难、追求爱人的女性。如第六天第七个故事中偷情的菲芭被丈夫发现告上法庭后通过诡辩使得法庭宣判她无罪并更改了相关法律。第三天第三个故事中一个**通过欺骗愚笨的神父搭桥使自己最终能和心仪的小伙子相见。在其他文本的男权主义语境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玩偶，女人因此也只能是男人玩弄的对象。但是《十日谈》的情景则大不相同女人以其机智和聪明玩弄着男人。《十日谈》中的女性知道自己的其正需求，所以她们运用头脑来满足其需求。男性往往充当了被玩弄者的角色，而女性则俨然是一个主体的姿态。“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女性在《十日谈》里却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身体欲求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开始有了白己的生活。犹如后世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一样，女性开始在思想上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

　　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女性是从社会表象上直接归纳、反映，那么“欲望型”女性形象的出现则是薄伽丘通过对女性肉欲毫无保留的表现对女性深层精神意识的挖掘，这种表现和挖掘具有超越时空性，富有普世意义。《十日谈》的作品中大量表现了婚外情故事，且许多女性形象在偷情过程中扮演着较男性更为主动、大胆的角色。在《十日谈》前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话语权被剥夺，女性身体欲望的诉求往往是被压抑的，从精神分析层面讲是失去“自我”的。没有自我的女性正如拉康所说是“不可能说出自己的快乐”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患了“失语症”[3]。患了“失语症”的女性只能以自己的身体来发声。女性相比理性的男性，本质特征是感性的、以身体为直接感官的。《十日谈》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以“身体”为本质特征的女人性，表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对身体欲求的大胆满足以及对性爱的放纵。这种体现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薄伽丘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身体欲望解放的态度始终持正面的肯定、鼓励和辩护。面对故事中妇女婚外情等情景，他的叙述始终是客观的，甚至是带有赞许性质的。在《十日谈》中，他就是用自己的笔代妇女发言，说出了妇女想说又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表达了妇女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以此来肯定他的时代所应有的观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性爱和情爱是人身上不可遏止的原生命力，所以不应该封闭和禁止而是应顺其自然[3]。

《十日谈》中有个别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负面的、受男性愚弄的。有人认为这说明了薄伽丘作品前后思想的不一致性，有些仍然受到了浓重的父权色彩的影响，有前后自相矛盾的一面。笔者认为，其实不然，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才恰好体现了薄伽丘男女平等的思想。既然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那么有愚弄男性的女性，和愚弄女性的男性形象都是同时被对等接受的。诚然《十日谈》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的，但并不妨碍薄伽丘对“矫枉过正”的预防。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学者提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双性同体”，即男女双方都会有另一性别身上体现得特征。也许薄伽丘通过几个个别的反例想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真正的实现两性平等、妇女解放。

三、 《十日谈》女性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关系

“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7]古典文化的人本精神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现世生活的追求，猛烈冲击着统治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宗教神学。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世界中心，核心思想即“人为万物之本”。“人”自然的分为两性，人性的解放必然要求女性的解放。人文主义对后世产生的“平等”、“博爱”等思想，也必然要求妇女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没有女性意识的惊醒、没有妇女原欲的解放，人文主义就不会完整。

《十日谈》中处处可见欲火焚身的修女的逸事。这些对天主教的直接或间接的讽刺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女性作为宗教压抑人性实行禁欲的直接受害者，《十日谈》对天主教会实施地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

尽管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妇女观仍在延续并占有很大市场，但相当一部分精英女性并未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束缚，一味消极屈从，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为自己的性别辩护，宜扬女性的美德，挑战男权妇女观。有学者以“文艺复兴女性主义”来指称此间妇女捍卫自己性别的思想意识和抗争精神。不公平的命运激发了妇女们反抗男权专制的女权思想，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等作为积极因素又进一步促发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可见这股以《十日谈》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为后世的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历史传承性的伏笔。

综上所述，《十日谈》通过女性主义倾向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总体思想，引领了文艺复兴各种要素中之一的——女性意识的复兴。

青少年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它是个体发展、发育最富特色、最宝贵的时期，然而这个时期同时也是人生的“危险期”。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体发育迅速。青少年期的生理特征具有突变性，他们的形态、形体、内分泌等一系列的生理现象都会发生一个快速而巨大的变化。生理变化是心理变化的物质基础。随着生理上的变化，加之外界环境的各种影响，青少年期是个体心理迅速走向成熟而又尚未完全成熟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心理特征是错综复杂的。主要表现为：

一．自我意识增强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我的认识，进入青少年期的个体随着对外界认识的不断提高，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品质方面进行关注和评价。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并没有形成关于自己的稳固形象，因而他们的自我意识还不够稳定，通常对自己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看问题太过主观。遇到挫折往往又会灰心丧气、怯懦自卑、抑郁不振，甚至自暴自弃。这个时期最关键的是要帮助青少年建立起对自己的正确认识。

二．智力发展显著

青少年由于大脑机能的持续增强，生活空间的持续扩大，社会实践活动的持续增多，其认知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感知觉、记忆力、思维能力不断增强，逻辑抽象思维能力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一般的逻辑思维向辩证思维过渡，更多地利用理论思维，而且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都有明显的提升。青少年逐步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周遭事物，会有独到见解，喜欢质疑和争论。这时，他们会开始思考人生和世界，提出许多关于“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生活理想”等一系列问题。由于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所以他们常常会为此感到苦恼、迷茫、沮丧与不安。

三．情感的发展与现实的矛盾

由于青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错综复杂性，从而产生了青少年情感发展与现实的矛盾。

1、闭锁性与强烈交往的矛盾

青少年自尊心强，思想感情，个人秘密不肯轻易向家人及朋友吐露，这时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这种状态与青少年随生活空间的扩大而出现的强烈的交往需要构成了一对难以排解的矛盾。

2、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

一方面，自认为是成人的青少年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独立性，要求自作主张。然而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的社会阅历不够丰富，在很多事情上难以做出正确的决断。这时就构成了独立性与依赖性之间的矛盾。

3、求知欲强与识别力低的矛盾

青少年社会经验少，识别力低，他们非常渴望获取新知识，新思想，这时要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使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4、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青少年往往容易感情用事，他们不善于处理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常常是不能坚持正确的认识和理智的控制而成为情感的俘虏。

5、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青少年朝气蓬勃，富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向往。然而他们往往不能正确估计理想实现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容易遭受到打击。一旦遇到挫折，有的人便会悲观失望，严重的会陷入绝望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6、性意识的发展与道德规范的矛盾

青春期个体的生理发育已近成人，性意识的觉醒使青少年产生了对异性的爱慕，这种爱慕越来越强烈。但是他们极其敏感，容易冲动。道德观念不强，意志力薄弱，强大的生理冲击力有时会使他们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给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这时候应特别注意将性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相结合起来，使青少年的性意识发展走向健康的道路。

四．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性意识指青少年对性的理解、体验和态度。性意识的觉醒指青少年开始意识到两性的差别和两性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一些特殊的心理体验。青少年性意识有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1、疏远异性阶段

青少年在性发育的初期，由于在生理上的急剧变化往往对性的问题感到害羞、腼腆、不安和反感。于是在心理上表现出不愿接近异性、彼此疏远。这一时期的性意识是对两性关系由无知到意识状态，是一种朦胧状态。

2、接近异性阶段

随着生理、心理的进一步成熟，青年男女之间相互产生情感的吸引，对异性表现出关心，希望在一起接触。这一时期的性意识带有朦胧的向往的特点。

3、恋爱阶段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以及生理上的进一步成熟，青年男女之间开始萌生爱情。他们把异性视为自己交往的对象，彼此之间相互爱慕，开始恋爱。这个阶段的爱情多以精神内容为主，重视纯洁的感情。

冲破阶级，追求灵魂共鸣的婚姻当然就是最为波折的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婚姻了。

除了简和彬格莱，简的妹妹伊丽莎白和彬格莱的好朋友达西也在舞会上相遇。与简和彬格莱的“一见钟情”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达西长得英俊又有钱，是贵族阶级的典型代表。而伊丽莎白是中产阶级。在舞会上，达西趾高气扬，甚至谈到伊丽莎白说:“她的相貌还过得去，只是还没有漂亮到使我着迷的地步。”这也使得自我意识被唤醒的伊丽莎白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对达西产生了偏见。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傲慢与偏见”的不断接触中，达西逐渐被伊丽莎白的聪明和大胆，被她直率的品质所吸引。

在爱情面前，达西选择放下自己的骄傲，发现和发现伊丽莎白的美德，接受伊丽莎白那些不太体面的亲戚；丽莎白也逐渐被达西的行为和变化所感动，消除了偏见。最终他们彼此了解，相知相爱，步入了幸福的婚姻。

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婚姻不仅突破了阶级的束缚，也打破了传统的女性婚恋观和道德观。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社会，传统女性的婚姻几乎由父母决定，而女性对自己的婚姻几乎没有决定权，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婚姻中，女人往往只是一个附属品，一个生育工具，地位很低。伊丽莎白·贝内特的出现是工业革命中开始走向理性的英国社会对旧时代和旧观念的挑战和颠覆的表现。

伊丽莎白作为新女性代表，大胆追求爱情；不卑不亢地面对达西的傲慢，以“偏见”的形式反击。直到达西放下自尊，两人处于平等自由的状态，伊丽莎白才消除偏见，敞开心扉，接受了达西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