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里有哪些作者的个人感情掺杂？

后汉书，作者范晔，南朝宋，纪传体，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里面就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涉及了很多个人情感在里头。

　　摘 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是司马迁与班固的两篇论述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两篇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而班固亦并非单纯的模仿者，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为详备的《汉书·儒林传》。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

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甚。

一

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史记·儒林列传》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书·儒林传》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班固作为后起的一位史学家，对前人进行摹仿、学习，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班固也并不是完全照着司马迁来论述经学的发展历史，他也有很多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如下面两段：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甾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史记·儒林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书·儒林传》

通过比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汉书》的论述比《史记》更为详实。《史记·儒林列传》叙经学源流自孔子而后，其世代则由周而秦，而陈涉、项籍，以至于汉；其传人则由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子贡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荀卿、孟子、孔甲、叔孙通等。汉武后，分五经，列八传，立大传者及附传者不过数十人而已。《汉书·儒林传》则虽袭《史记》，承续其后，然叙次之经士则五经大师八人，并传者二十二人，附见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计二百一十四人之多。这是有名姓显载者，名姓不传者更是不计其数。

另外，《史记·儒林列传》中未言及毛《诗》及《春秋左氏传》，大概二者并未立于学官，于五经中未立博士之故，故为所阙。而《汉书·儒林传》则将《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谷梁传》与其他经传平列而出，乃是对五经博士的陈规所做的突破。

二

欲论《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优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也只能对二者作一简要的客观比照，姑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

一、写作目的与意图的比较研究

《史记·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太史公创作《史记·儒林列传》的用意在谨庠序之教，崇礼乐教化，用力处在梳理经学传承的历史，以备忘于后世。

《汉书·儒林传》的小序大体沿袭《史记》，都在阐扬儒家礼乐王教的精神。《汉书·儒林传》：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班固作《儒林传》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明天道，正人伦”，崇礼乐兴教化。但班固在《汉书·叙传》里说：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经，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班固作《儒林传》不仅具有与太史公同样的阐扬儒家精神的目的，还有理清经学纲纪，顺通六学师承，序其次第以存其本貌的努力。

二、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

关于马班二人创作风格之异，论者多矣。司马迁开创在先，而班固亦非单纯的模仿者。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当两者无法兼顾时，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重史轻文。《史记》更多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抒情和议论，史迁本人也有战国策士纵横之余风，其文亦受先秦散文影响较大，史公为文又上承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行文纵骋不羁，恣肆横溢，疏荡雄奇，虽性情恣迈亦自中于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言“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

时至西汉后期，为文缘饰经术，雍容迂缓，句式整齐，渐为排偶，已开东汉语多骈俪之先风。《汉书》语多整齐，实承前代趋势而致，亦合东汉时风。另外，《汉书》用语整齐，叙事平实，章法谨严，也是班固正统思想观念牢固、恪守儒家审美规范在史传散文写作中的反映。

司马迁作《史记·儒林列传》叙千百年事，虽驰纵跃然疏而不漏。以如掾之笔，发千钧之力，亦中规矩。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必分析五经派别，条理其师承，明晰其授受，虽传数百人而无丝毫杂乱，次序井然，条理分明，读者明眼即见。《汉书·儒林传》的篇幅文字数倍于《史记·儒林列传》，然班固以五经大师总提为根，然后详为枝叙，一一相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者利论司马迁与班固不同的史学风格[J]科教文汇，2008（11）

[4]陈贵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J]梧州学院学报，2009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表达了作者对屈原、贾谊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并对屈原进行了赞扬，文章通过对屈原才能、品德的记述，赞扬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文中，作者对屈原的高度赞扬和对他的同情，是作者自身感情的流露。

《史记》确实是私修历史，不过在汉代以后就被视作为官修正史。之所以说《史记》是私修历史，是因为《史记》中夹杂了大量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史记》是汉武帝时期，司马迁为了宣扬儒家文化而编写的私修历史，其中很多事情真实性并不高，而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儒家文化，对于司马迁而言这正是编写《史记》的好时机。《史记》中所记载的不仅仅只有汉朝时期的历史，那么汉朝前的历史不是历经者的司马迁也只能靠野史进行修订。

在我们过去学习到的内容中，《史记》一直是作为正史的存在，但是万万想不到，《史记》它不是正史。司马迁从小学习儒家文化，因此《史记》中带有强烈的儒家文化色彩。比如《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宣扬炎黄精神，炎黄作为儒家编造出来的人物，在《史记》中用来宣传明君之道，这样看来《史记》有些内容也就如同小说一般了。

《史记》夹杂的情绪太过于强烈，在汉武帝处以宫刑后司马迁因当是痛恨汉武帝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史学家才会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抹黑刘邦。在《史记》中的刘邦就如同一个市井无赖，而刘邦对立面的项羽则被大大的赞扬，其中喜恶明眼人一看便知。而后在《史记》中也丑化了汉武帝，因此人们认为史记掺杂个人情感太多并不是正史。但是司马迁为之付出如此之多的《史记》，里面很多内容也是值得肯定的。

司马迁早年跟其他史官一样，对于写史忠于事实，不掺杂半点情感色彩。但经宫刑之后，个人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就史记来说，有较浓的个人感情色彩，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评判，比如说史记的五种体例之一——本纪，记述的是自黄帝到汉武帝的时代帝王，项羽虽没有天子称号，但因他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因此被列入本纪。还有他在写史记时运用的旁见侧出法，就是写一个人物，在他的传记当中描写他的主要性格，而他的其他方面则在别人的传记中有所体现。

　一、作品夹叙夹议，叙议结合，感情充沛，反复咏叹。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六册中的《屈原列传》，其表现手法主要是议论抒情，几乎占了作品篇幅的一半。如写屈原因愤而作《离骚》的情形，以及他对《离骚》其诗、屈原其人的评价时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作者高度评价屈原其人其文，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屈原的伟大人格和高洁志趣。句式整齐，节奏感强，感情丰富，曲尽其妙。

二、作品中人物的即景作歌，增强了文章的抒情色彩。人教社版高中《语文读本》第一册中的《荆轲刺秦王》，写荆轲入秦行刺，燕太子为他送行的情景时说：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