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 史记 为 无韵之离骚 ？有何寓意？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比。我觉得，对于第二句的解释，虽有道理，但有些肤浅，还应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篇也自有特色，但

　　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骚》”，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

　　这个原因，我推测主要有两点：

　　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姑援引鲁迅在谈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的那段原文来看：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所说“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深为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动因。而屈原与司马迁的身世甚为相似：“事怀王为左徒”，也属“弄臣”之类；被谗放逐，怀石投江，也与司马迁遭受的大磨难相似。屈原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所谓“离骚”，即牢骚、愁思也。司马迁对屈原是有深切的了解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知，《离骚》之作，源于怨愤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如此。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是牢骚忧愤之人，同心相知，他对两千年前屈原和司马迁的心境——牢骚、怨愤与愁思，是相知甚深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史记》深刻地解读为“无韵之《离骚》”。

　　二是缘于鲁迅对《离骚》、对楚辞的偏爱。鲁迅对《离骚》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中写道：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与《诗经》比较，《离骚》在文学特质上有许多超拔之处，因而其影响往往超过《诗经》。例如，《楚辞》是“凭心而言”，即我写我心，表现的是真性情，与《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同。鲁迅对于《离骚》(以及《史记》)这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喜爱的。这与鲁迅超迈峻洁的人格和不同流俗的文学好尚有很大关系，与他喜欢魏晋文章，喜欢嵇康是一致的，与他不苟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也是不会将《史记》赞为“无韵之《诗经》”的。鲁迅对《离骚》的偏爱，还特别表现在他一生酷爱楚辞文字之美、寓意之深。他的诗文，每每借用、征引《离骚》的文辞和典故，如他写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等等。他曾经集《离骚》句两度书写条幅。所集《离骚》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之先鸣”。第一次是求人书写而自勉，第二次是自书而赠友。第一次是请乔大壮书写的，这条字幅至今还悬挂在北京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正因为鲁迅对《离骚》的文学特质非常喜爱，又看到了其与《史记》在文学特质上的相同之处，他便将《离骚》移来评论《史记》，也因而将《史记》比喻为《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于《史记》的这两句评价，既非常准确，又包含个人情感和好尚，通过以上对“无韵之《离骚》”的分析，可以体会出一二。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分三类，本纪、世家、列传。这是按传主的地位和影响划分的。帝王的行事关系到全国的政局，对后代政治也有很大影响，是立国之本，故其传记称“本纪”。《史记》中有十二篇“本纪”。王侯是一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世代保有其国，对全国政局有一定的影响，故其传记称“世家”。《史记》中有三十篇“世家”。列传则是为人臣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立传，如《滑稽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有“列传”七十篇。

但这仅仅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对于某些历史人物，作者有他的特殊考虑。例如项羽，他并未统一天下称帝，但作者高度评价了他在反秦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说：“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所以将他列入本纪，可算一个特例。陈涉则是又一个特例，他出身低微，是所谓“瓮牖绳枢之子，隶之人”，起义后虽自立为王，但为时仅六个月。之所以列入世家，是因为在秦王朝的严密统治下首先发难，的确是非常之功。司马迁在这篇传记的最后写道：“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卒亡秦，由涉首事也。”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他在传后全文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来代替自己下赞文。这种不寻常的做法，更足以说明司马迁所看重的是功业，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后来班固写《汉书》，几乎完全照搬《史记•陈涉世家》原文，并去掉“世家”的名称，将陈涉与项籍合为一传，为“列传第一”，其贬抑之意不言自明。史家对历史人物态度之不同，于此可见一斑。

肯定会有些影响，作为一名撰写史书的人，比较客观的修史是最基本的素质，但主观的情感肯定也会渗透在所修的史书内，司马迁在撰写的《史记》中也有自己情感的流露，不过对历史的大方向还是有把握的，所以应该是影响不大。

　　摘 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是司马迁与班固的两篇论述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两篇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而班固亦并非单纯的模仿者，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为详备的《汉书·儒林传》。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

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甚。

一

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史记·儒林列传》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书·儒林传》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班固作为后起的一位史学家，对前人进行摹仿、学习，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班固也并不是完全照着司马迁来论述经学的发展历史，他也有很多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如下面两段：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甾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史记·儒林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书·儒林传》

通过比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汉书》的论述比《史记》更为详实。《史记·儒林列传》叙经学源流自孔子而后，其世代则由周而秦，而陈涉、项籍，以至于汉；其传人则由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子贡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荀卿、孟子、孔甲、叔孙通等。汉武后，分五经，列八传，立大传者及附传者不过数十人而已。《汉书·儒林传》则虽袭《史记》，承续其后，然叙次之经士则五经大师八人，并传者二十二人，附见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计二百一十四人之多。这是有名姓显载者，名姓不传者更是不计其数。

另外，《史记·儒林列传》中未言及毛《诗》及《春秋左氏传》，大概二者并未立于学官，于五经中未立博士之故，故为所阙。而《汉书·儒林传》则将《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谷梁传》与其他经传平列而出，乃是对五经博士的陈规所做的突破。

二

欲论《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优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也只能对二者作一简要的客观比照，姑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

一、写作目的与意图的比较研究

《史记·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太史公创作《史记·儒林列传》的用意在谨庠序之教，崇礼乐教化，用力处在梳理经学传承的历史，以备忘于后世。

《汉书·儒林传》的小序大体沿袭《史记》，都在阐扬儒家礼乐王教的精神。《汉书·儒林传》：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班固作《儒林传》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明天道，正人伦”，崇礼乐兴教化。但班固在《汉书·叙传》里说：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经，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班固作《儒林传》不仅具有与太史公同样的阐扬儒家精神的目的，还有理清经学纲纪，顺通六学师承，序其次第以存其本貌的努力。

二、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

关于马班二人创作风格之异，论者多矣。司马迁开创在先，而班固亦非单纯的模仿者。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当两者无法兼顾时，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重史轻文。《史记》更多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抒情和议论，史迁本人也有战国策士纵横之余风，其文亦受先秦散文影响较大，史公为文又上承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行文纵骋不羁，恣肆横溢，疏荡雄奇，虽性情恣迈亦自中于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言“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

时至西汉后期，为文缘饰经术，雍容迂缓，句式整齐，渐为排偶，已开东汉语多骈俪之先风。《汉书》语多整齐，实承前代趋势而致，亦合东汉时风。另外，《汉书》用语整齐，叙事平实，章法谨严，也是班固正统思想观念牢固、恪守儒家审美规范在史传散文写作中的反映。

司马迁作《史记·儒林列传》叙千百年事，虽驰纵跃然疏而不漏。以如掾之笔，发千钧之力，亦中规矩。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必分析五经派别，条理其师承，明晰其授受，虽传数百人而无丝毫杂乱，次序井然，条理分明，读者明眼即见。《汉书·儒林传》的篇幅文字数倍于《史记·儒林列传》，然班固以五经大师总提为根，然后详为枝叙，一一相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者利论司马迁与班固不同的史学风格[J]科教文汇，2008（11）

[4]陈贵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J]梧州学院学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