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是“正史”，而是私修历史？

《史记》确实是私修历史，不过在汉代以后就被视作为官修正史。之所以说《史记》是私修历史，是因为《史记》中夹杂了大量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史记》是汉武帝时期，司马迁为了宣扬儒家文化而编写的私修历史，其中很多事情真实性并不高，而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儒家文化，对于司马迁而言这正是编写《史记》的好时机。《史记》中所记载的不仅仅只有汉朝时期的历史，那么汉朝前的历史不是历经者的司马迁也只能靠野史进行修订。

在我们过去学习到的内容中，《史记》一直是作为正史的存在，但是万万想不到，《史记》它不是正史。司马迁从小学习儒家文化，因此《史记》中带有强烈的儒家文化色彩。比如《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宣扬炎黄精神，炎黄作为儒家编造出来的人物，在《史记》中用来宣传明君之道，这样看来《史记》有些内容也就如同小说一般了。

《史记》夹杂的情绪太过于强烈，在汉武帝处以宫刑后司马迁因当是痛恨汉武帝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史学家才会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抹黑刘邦。在《史记》中的刘邦就如同一个市井无赖，而刘邦对立面的项羽则被大大的赞扬，其中喜恶明眼人一看便知。而后在《史记》中也丑化了汉武帝，因此人们认为史记掺杂个人情感太多并不是正史。但是司马迁为之付出如此之多的《史记》，里面很多内容也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我们能跑到多少光年前的星球，理论上从那里可以看见古代发生的一切。时光也无法倒转，如何确定《史记》所记载的事情就属实呢？

《史记》资料来源

《史记》涵盖了从五帝到汉武帝大概2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也是参考大量的古籍，以及实地采风，历时多年才完成了这篇历史巨著。

春秋及以前的内容参考了先秦时期的史书，如《左传》、《国语》等，其中引用颇多。而战国部分则参考了各个国家的史书、《战国策》等。秦汉之际的内容，萧何本就从秦宫里收集了一部分，也有些列传里的内容是从同僚那里打听而来。

春秋及以前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相信春秋之前的史官，为了能秉笔直书，哪怕是搭上性命也无悔。如齐国大夫崔杼为了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连杀三位齐国史官。当然，他们有的时候为了国君的名誉，会采用避讳的手法，但不是乱写。对《春秋》里出现的一些避讳写法，《左传》基本给予了详细解释。

战国时期而到了战国，那是真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很难说史官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因为你会发现那时的史书有了变化，下面举例三晋。

例如，《史记赵世家》的大部分内容引自《左传》，但是赵氏孤儿的内容却是大相径庭。那么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用了赵国的史书。赵氏惨案的元凶在《左传》里是*乱的赵武母亲赵庄姬，而《赵世家》里则认为是佞臣屠岸贾。显然，后者让赵世家更体面，而左丘明没有理由故意弯曲事实去损坏一个晋国大夫的名誉。其实，晋襄公以来，惨遭灭门的卿大夫很多，如先氏、狐氏、栾氏等，为何独独赵氏的版本有出入？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魏国的《竹书纪年》。很多人如获至宝，高呼终于可以推翻一些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但是，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它也不过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编写的史书，可靠性有多高？既然赵国史书都在改变，魏国有何不可编排？毕竟三晋分家是周朝以来礼崩乐坏的标志性事件。

除了田氏代齐，其它国家，例如常被人耻笑为南蛮的楚国和西戎的秦国，都没有干出如此出格之事。而《竹书纪年》上重大的发现就是推翻了虞舜的禅让和伊尹的忠诚，先秦这么多史官都不清楚，就魏国的史官对此了如指掌？倒是让人觉得有粉饰三家分晋合乎礼制之嫌。既然舜帝、伊尹都如此，那么赵、魏、韩三分晋室有何不可？

秦汉时期至于秦汉之后，几乎为司马迁亲自编写。不难看出，里面掺杂了个人的感情。其中，汉高祖、汉景帝、汉武帝三人的本纪似乎贬大于褒，而有些个人列传，却明显地放大了个人的功绩，如李广等。其中原因，不外乎是司马迁因为担保李陵而受到了难以忍受的腐刑。

考古

《史记》的原始资料来源广泛，单凭太史公一己之力，确实难以分辨其真伪。也许现代考古学能为人们揭开更多事件的真相，因为那些古墓里出土的文物资料，可能比《史记》的参考文献年代更久远。

个人认为文物资料越久远，其可靠性越高。越往后，越容易受到人为的干预。因为礼崩乐坏时代的到来，使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谁能确定那些战国时代出土的竹简所言就一定为真？

结语

如何判断《史记》内事情的真实性？考虑其涵盖的各个时代人为干预史书的可能性，个人认为可以从下述两点出发：

首先，最权威的是现代考古学，而且出土文物的年代越久远越可靠；其次，从《史记》参考文献入手，五帝到商朝之间难以判断，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比较准确，战国时期出现人为干预的痕迹，秦汉之间对人物的评价上掺杂了太史公的个人情感。

《史记》，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学的价值。

第一，《史记》这部书塑造了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形象生动，具有典型性。

文中有的以一个人物为主；有的以两个人物为主（将两个人物编纂到一个列传之中）；比如说《屈原贾生》一段，两个人物合成一段。比如说《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这是以一类人物编纂成的传记。又比如说《酷吏列传》等。

《货殖列传》不仅记录了商家的一个列传，而同时也记录了汉代当年的一些经济状况。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及对待物质利益的观念。

《货殖列传》列传在后代的史学文集中显得不同寻常，当时虽然没有得到班固等史学家的认同，但是他却有一定的价值。当时钱锺书或者列传给予很高的评价。

钱钟书在《管锥篇》中，高度的评价了《货殖列传》说在史学上，它是开辟鸿蒙的作品。开辟了一个新的体例，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思想。

这样的作品正式体现了司马迁对经济的一个观念。今天在这样的时代，再来读《货殖传》，可以看到《货殖传》在司马迁那样的一个时代完成，可见司马迁的进步是超越时代性的。

第二，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塑造人物时熔注着浓烈的情感，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明代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中评价，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即欲遗世…

明代孙月峰评价，史迁一腔抑郁，发之于《史记》。司马迁在当时社会中遭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形成的满腔悲愤。而这种悲愤让他成就了一部《史记》。比如说《项羽本纪》，还有就是吴起、商鞅为代表的一些改革家，最后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再有汉初著名的政治家贾谊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还有飞将军李广，管仲、晏婴这些政治家等等。

看《屈原贾生列传》这一段，战国时候一个政治家贾生，在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种人物的一个深切的同情。

未尝不垂涕，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无限的同情之情。

在《宴子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宴子作为一个齐国的丞相。他启用了给他赶车的马车夫，甚至已经启用关在牢里的一个人。所以写到晏子的时候，司马迁也把自己放在其中了。也就是说，对作品中的人物有浓烈的个人情感特征。

第三，善用典型事件来塑造人物性格，叙事详略得当，注重细节描写。

《史记项羽本纪》，主要是通过三大战争来描述项羽的一生，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那么在垓下之围中，又通过三个细节来塑造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第一个是四面楚歌，显示出项羽的英雄多情；第二个东城快战，显示出项羽的勇猛刚强；第三，字字吻乌江，又显示出项羽的知耻重义。司马迁在记述《史记》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些典型的事件来记录从而塑造人物形象的。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详略得当，部分的地方也注重细节的描写。

又比如说《李将军列传》中，李将军一辈子跟匈奴人打了一辈子的战争，一生所需要记述的事情非常多，但是司马迁选了四件重要的事件记述。

第四，是《史记》这部书互文建议，重点突出。

第五，语言评议简洁，适当引用口语、谚语。

比如说《陈涉世家》中，陈涉后来带兵打仗地位得到了提升。他当年在一块儿种田的老乡来看他，见到了陈涉一下子觉得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人物，非常的惊讶，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话。

《李将军列传》中，太史公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当时通行的成语。这个成语的使用是看出来送司马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简洁而富有表现力。正是多样性的语言的使用，使得《史记》这部书成了我们研究汉代语言最宝贵的文献。《史记》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小时候学的许多文言文都是史记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史记里面的记载都是真的吗，会不会有的内容与真实的历史不相符呢？答案是肯定的，史记里面记载的历史也不可能完全都是真的。

首先，史记记载的时间跨度过大，难免会出现纰漏。

史记记载的历史上至炎黄二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期间，这中间跨越了将近3000年的时间。

时间如此久远，一些代代相传的事件总会有传错的可能。

因此，司马迁在记述史记时，他得到的历史事件已经是被人们修饰过，与真实的事件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

客观来看，这个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不可能完全抛开个人情感，因此史记中的一些记载会带有司马迁个人的主观看法。

即便是司马迁如此严谨的人，也不可能处于完全客观的立场去看待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史记当中的记载多多少少会带有司马迁个人的想法。

这样来看，史记中的记载也不完全可信。

历史文献不如文物能够传递给我们客观的真相，它传递给我们的历史难免会和真实的历史有出入。

但是，史记作为正史还是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它对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史记还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此我们也应当客观的看待史记，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小心的进行求证。

　　摘 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是司马迁与班固的两篇论述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两篇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而班固亦并非单纯的模仿者，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为详备的《汉书·儒林传》。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

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甚。

一

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史记·儒林列传》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书·儒林传》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班固作为后起的一位史学家，对前人进行摹仿、学习，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班固也并不是完全照着司马迁来论述经学的发展历史，他也有很多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如下面两段：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甾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史记·儒林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书·儒林传》

通过比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汉书》的论述比《史记》更为详实。《史记·儒林列传》叙经学源流自孔子而后，其世代则由周而秦，而陈涉、项籍，以至于汉；其传人则由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子贡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荀卿、孟子、孔甲、叔孙通等。汉武后，分五经，列八传，立大传者及附传者不过数十人而已。《汉书·儒林传》则虽袭《史记》，承续其后，然叙次之经士则五经大师八人，并传者二十二人，附见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计二百一十四人之多。这是有名姓显载者，名姓不传者更是不计其数。

另外，《史记·儒林列传》中未言及毛《诗》及《春秋左氏传》，大概二者并未立于学官，于五经中未立博士之故，故为所阙。而《汉书·儒林传》则将《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谷梁传》与其他经传平列而出，乃是对五经博士的陈规所做的突破。

二

欲论《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优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也只能对二者作一简要的客观比照，姑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

一、写作目的与意图的比较研究

《史记·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太史公创作《史记·儒林列传》的用意在谨庠序之教，崇礼乐教化，用力处在梳理经学传承的历史，以备忘于后世。

《汉书·儒林传》的小序大体沿袭《史记》，都在阐扬儒家礼乐王教的精神。《汉书·儒林传》：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班固作《儒林传》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明天道，正人伦”，崇礼乐兴教化。但班固在《汉书·叙传》里说：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经，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班固作《儒林传》不仅具有与太史公同样的阐扬儒家精神的目的，还有理清经学纲纪，顺通六学师承，序其次第以存其本貌的努力。

二、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

关于马班二人创作风格之异，论者多矣。司马迁开创在先，而班固亦非单纯的模仿者。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当两者无法兼顾时，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重史轻文。《史记》更多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抒情和议论，史迁本人也有战国策士纵横之余风，其文亦受先秦散文影响较大，史公为文又上承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行文纵骋不羁，恣肆横溢，疏荡雄奇，虽性情恣迈亦自中于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言“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

时至西汉后期，为文缘饰经术，雍容迂缓，句式整齐，渐为排偶，已开东汉语多骈俪之先风。《汉书》语多整齐，实承前代趋势而致，亦合东汉时风。另外，《汉书》用语整齐，叙事平实，章法谨严，也是班固正统思想观念牢固、恪守儒家审美规范在史传散文写作中的反映。

司马迁作《史记·儒林列传》叙千百年事，虽驰纵跃然疏而不漏。以如掾之笔，发千钧之力，亦中规矩。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必分析五经派别，条理其师承，明晰其授受，虽传数百人而无丝毫杂乱，次序井然，条理分明，读者明眼即见。《汉书·儒林传》的篇幅文字数倍于《史记·儒林列传》，然班固以五经大师总提为根，然后详为枝叙，一一相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者利论司马迁与班固不同的史学风格[J]科教文汇，2008（11）

[4]陈贵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J]梧州学院学报，2009

作为一个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充分的肯定历史原始资料的真实性的同时，在著述中也巧妙的融入了自己对待历史人物乃至历史事件的些许个人情感。比如，身为汉臣的他对与汉高祖刘邦为敌的西楚霸王项羽竟然将他写进了本该帝王才能够享有的本纪中，不得不说是一种本着自己爱憎之情来撰写的笔法。再如，他对本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为敌的农民起义大加赞颂，讴歌他们反抗强暴的英勇精神，比如将反抗秦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涉写进了本纪，对刘邦在起义成功前的一些龌龊行径也撰写了出来。充分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本着一定的客观事实，加上自己对某个历史事件的看法来撰写《史记》的，除了极具史学价值外，还有很深刻的文学教育价值。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封建史本来就是一部帝王史，所以，完全可观是不可能的。呵呵

如果说屈子流放始成《离骚》，那么司马受刑也才有《史记》。四是史家绝唱。《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先例，记载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内容，由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部分组成。本纪是纲，纪传是目，纲举目张。“自是世有著述，皆以班、马，以为正史”。

摆在面前的史书应有尽有，这就为司马迁研究史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后来司马迁在狱中写作，条件简陋，能写出《史记》，可见司马迁精通历史，这也是《史记》内容具有真实性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是作者人品的秉直、正义、人品的证明。为完成父亲遗愿，而苟且含冤选择宫刑，是不得一而为之。司马迁完成《史记》死后数年，才被外孙偶尔发现，阅读，而具冒死献给朝廷这是传承。

司马迁这部伟大的著作《史记》，使后人详细了解秦朝前后的历史。就从司马迁因坚持正义，爱说实话而遭遇“宫刑”的这件事，以及他的身份和从事的工作、正直的人品、认真严谨的求实态度来看，他所写的这部《史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比如，这个书写到黄帝。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那要多少年？五千年前，几千年前的事情只能凭借传说和古代书籍记载来推论，毕竟年代太久远了，很多都不可考。

说尧舜高尚禅让王位，与《竹书纪年》完全不一致，都是被人为修改过的，用来说教天下人，也许他们用意是好的，但这种空洞的说教没有任何作用，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年，谁见过禅让？远古的时候王位更替，应该和非洲狮群狮王的更替一个样子。

历史中的人物有英雄也有恶魔，不是污黑一片。史记是一部充满纪实传记的作品，其内容基本可靠。而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看历史要去伪存真剥取内核，不能带有自己的主观臆断。学会多角度看问题，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