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诗表达的情感有哪些

送别诗表达的情感有离别时的留恋，不舍和伤感的愁绪。对友人的劝慰，激励和关心。胸中的积愤或表明心志。既有离别之情又有身世命运之感，劝慰警示之意。

送别诗是抒发诗人离别之情的传统诗歌，或用以激励劝勉，或用以抒发友情，或用于寄托诗人自己的理想抱负。另外，唐朝的一些送别诗往往洋溢着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充满希望和梦想，反映盛唐的精神风貌。

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古代意象诗学与西方现代意象诗学的不同特征。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

　　1。形上路径与形下路径的不同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意象”这一概念都包含两个内容，即“意”和“象”。前者为主观，后者为客观。主观的“意”

　　要通过客观的“象”来表现，客观的“象”是主观的“意”的表现方式。“意”是目的，“象”是手段。“象”是作者为表达“意”而精心选择的客观事物或景象。我国古典意象理论强调的是“意”，即“象外之象”，后一个“象”蕴涵着具有“形上”

　　特色的成分。这正是从《周易》到玄学所秉持的“象”思维的表现，是西方“意象”理论不具备的特质。西方意象论偏重于“象”的复现，即重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因而更多“形下”的特色，更强调意象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意象是诗的本体，意象就是诗。中西方在通过“意象”表达情志的最终目标上是相似的，只是具体路径有所差别。这正是西方人难以真正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神韵的重要原因。　　2。客观物象与主观图像不同

　　中国古代诗学中论及的“象”多指客观物象，而“意”均不露声色地包容在物象中。中国古代有很多的咏物诗，都是亦物亦人，亦人亦物，都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⑦，都是物我一体，难以分解。而西方现代意象论的意象则是融入了诗人内在情感的心理图像或主观图像。他们所选用的意象只是诗人心灵的物态化，是诗人表达自己感觉或情绪的“客观对应物”，缺少含蓄蕴藉。⑧意象派既非现实主义的主观反映客观，也非浪漫主义的直接表达主观，而是把主客观紧密地结合在意象之中。他们所追求的意象虽然独立鲜明，在表达上与中国古典诗歌非常近似，但却缺少中国古典诗歌那种深刻的内涵，也就是韵外之韵，味外之味。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诗学意象生成过程中多注重体物得神、即景会心的感物传统；而西方现代意象诗学认为，诗的意象生成过程是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的展示，体现的多是主观意志对自然或物象世界的渗透浸染。　　3。意象的表达方式不同

　　从意象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来看，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虽然都强调情景交融，主客体的统一，但统一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古典诗人更注重即兴手法：事物所激发的内心感受与所面临的客观景象契合无间，作品一气呵成。而西方诗人在表达意象时，往往把客观事物和背景事物当做个人特殊情绪的“对应物”，用这些事物和背景来暗示情绪以避免赤裸裸的流露⑨，在个人特殊情绪早已有之的情况下寻求“对应物”。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注重主、客体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指人与宇宙同一，人可以感应和认识天道，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这种思想体现在意象创造上，即人们以自然的方式看人，以人的方式看自然，从而使物态人情化、人情物态化。中国古代诗人在客体上投射了自己的全部情绪，使“我”与“物”融为一体。

　　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注重在主、客体的对立中求统一。受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亚里士多德的“普遍逻辑结构”理论的影响，西方人认为人是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整体，把自我与非我划分成两元，强调以自我来解释非我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对于西方人来说，物我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都是互相对立的。意象派诗人还受到叔本华的美学观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影响。叔本华认为：“人生充满了挣扎和痛苦，而美的观照则可以消除物我之间的差别，达到物我合一以至忘我的境界，暂时得以解脱。”⑩柏格森认为，“直觉”

　　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11。两者的理论表明，通过对美的事物的关照和直觉这一理智的体验，西方人可以创造一种他们还很陌生的物我交融的世界，即在主客体对立的世界里创造一种短暂的主客统一。　　4。朦胧意象与精确意象的不同

　　在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的美学特征不同。中国古典诗歌追求意象的朦胧模糊之美，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歌中“隐”与“秀”

　　统一的产物。“秀”是指“象”的具体可感、生动鲜明？突出于外。而“隐”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意”藏在字里行间，二是指“意”藏在“象”后，通过想象与联想可以获得多层含义。

　　中国古典诗歌用鲜明生动的物象（秀），暗藏含蓄而又丰富的多义外味（隐），由实到虚，虚实相生，从而获得一种朦胧之美。意象派侧重的是象中之感，追求意象的硬朗清晰之美，强调求真求实、“精确”地描摹事物而不加任何解释或评论，创造硬朗清晰与严谨的诗歌。

　　中国古典诗歌以神韵、意味为诗歌的终极目的，而意象派却是以意象作为最终归宿。意象派诗人认为精确是对所写的东西高度精神专注的产物，在创作过程中要自始至终地精神专注，对“事物”进行直接处理，杜绝抽象概念的侵入。

　　“精确”地呈现给读者的物体感受恰似诗人写这首诗时，物体在诗人头脑中呈现的那个样子○12。在这种近似无预期目的的情形之下，瞬间生成的情景交融，对于读者而言，也只有通过刹那间的直觉，才有所领会，而且这种情感的力量也是片刻即逝、缺少内涵的。　　5。模糊语言与精确语言的不同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固有的差异，在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表现的力度不同。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形象语言造成中国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直观地把握世界。首先是把握形象，然后把握关系、把握整体。但是当把握整体时，个别就会变得模糊。

　　中国语言的模糊性就是中国语言意义的多样性。语言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实体存在，所以中国的思维追求言外之意，玄外之音，味外之味，话中之话。

　　芬诺罗莎认为，中国文字有两个特征使其最适合做诗，第一，中国文字最能够显示和保存事物的真实。因为它是象形的，最接近自然○13。就一个汉字而论，它本身所包含的意象内容，所引起的意象联想，要比一个英语单词丰富得多。

　　第二，中国文字不受理性逻辑的约束，具有自主的主动性，因而可避免很多文字的拖累○14。汉语语法简单，不必考虑数、格、时态的变化，可以不拘人称，主语常常可以省略。汉语中不用冠词，甚至不需连结词而自然成句。

　　英语是表音文字，在模仿人的思维活动、表现抽象观念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直接处理事物”上，却比汉语稍逊一筹。英语丰富的语法形态变化和条分缕析的系统化规则也限制了意象派诗人，使他们在意象表达方面不能像中国古典诗人那样自由自在。中国诗歌由于语法的超脱和词性自由所达到的高度浓缩、空灵的境界，是英美意象派诗人或者说是英语所无法摹仿的。至于中国古代诗歌中严谨的平仄对仗、合辙押韵，更是英语和其他语言望尘莫及的。

　　英语是一种表意文字，词义具有精确性。同时，英语也具有逻辑性和组织性。英语缺少了主语和连词，就会无法让人理解，想象的空间也随之荡然无存，这样更难以营造出优美的意境。汉字的简洁性却是英语文字所不能及的，古汉语用词简洁，结构自由，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句法不像英语句法那样由主语决定动词的变化，也没有时态、数、格和人称的变化，这样就为中国古代诗人营造了一片宽广的词语空间。

[自读导言]

自读要求

1通过反复诵读，感受诗歌节奏，体会诗歌内涵。

2通过联想想像，领会诗人表达的思想和抒写的情志。

3收集与作者、与诗歌内容相关的资料，进一步掌握读诗品诗的方法。

学习重点

1对诗歌节奏、韵律的把握。

2对诗歌“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领会，体会诗中的言外之意。

(解说：在学习了一些诗歌的基础上，学生应进一步掌握品味和解读诗歌的方法。按照学生的实际和“单元提示”中“进一步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品味诗歌的语言；还要展开想像和联想，进入诗歌的艺术境界，与诗人展开心灵的对话”等要求，确定“自读要求”1、2。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探究能力，培养读诗兴趣，确定自读要求3。)

[自读程序]

一、交流经验，相互启发

鼓励学生交流自己读涛的经验，在读诗方法上相互启发，进而相互指导，为自读做好准备。

二、初步感知，把握节奏

1学生初读诗歌，利用工具书解决生字生词。

蔚蓝 雾霭 桅杆 乐疆

清澈 祈求 暮色

负债 蒙恩 束缚

2学生自由朗读，感知诗歌节奏、语气等。

三、小组合作，交流成果

1各学习小组学生间采用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正音，把握朗读时的节奏，推举出各组朗诵代表。

2各学习小组交流在图书馆、网络、资料室等收集到的有关莱蒙托夫、泰戈尔的资料，整理后推举出各组发言人。

3各学习小组任选一首诗进行讨论，就诗歌的内涵、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进行交流，达成一致后准备班内交流。

四、诵读诗歌，把握内涵

1各学习小组采用“朗读十资料十提出见解”的方式展示本组朗读能力，提出本组理解意见。

2学生自由发言，通过讨论，对两首诗内涵有大体一致的看法，但允许多元解读下的不同看法。

五、品读语言，领悟感情

参考问题：

1“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什么/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一句应如何理解

2“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表达了诗人怎样的人生理想

3请结合自己的生活、学习、情感经历谈谈对“你在欢乐中倾注了你的心”这句话的理解。

4“你完成了你的生存，/你点亮了你自己的灯；/你所有的都是你自己的，/你对谁也不负债蒙恩；/你仅仅服从了/你内在的力量”几句诗给你怎样的启示，这和上面所说的“欢乐”有怎样的关系

注意事项：

1尊重学生的解读和品味，不用所谓“标准答案”限制学生。

2对个性化、创造性的意见要引起重视。

3引导学生结合诵读时的感受和与诗人相关的背景资料的理解进行诗歌品读，防止出现架空分析和胡乱联系的情况。

(解说：诗歌的内涵或者言外之意本就没有固定、惟一、标准的答案，读诗品诗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学生融入主体体验和个性见解的过程。设计这样的“自读程序”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情感体验，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融入读诗品诗的过程；鼓励学生发表富有个性的见解，通过交流合作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对诗歌内涵和诗人感情的把握是建立在学生充分诵读、充分品味、充分交流基础之上的。总体上看，读诗经验指导读诗感知，激活诵读时的情感投入和品读时的个性理解，最后达到“与诗人心灵对话”的最终目标。)

[自读点拨]

一、关于莱蒙托夫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出身贵族，不到3岁，母亲去世，由外祖母抚养成人。莱蒙托夫自幼性格忧郁、孤僻。1828年人莫斯科贵族寄宿中学，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中途转至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1834年毕业后在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发表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和剧本《假面舞会》。1837年2月普希金遇难，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愤怒指出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就是俄国上流社会。这首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篇震撼了俄国文坛，奠定了诗人作为普希金继承者的地位，然而却遭到沙皇反动当局的仇视，莱蒙托夫因此被流放高加索。同年发表《波罗金诺》，歌颂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英雄气概。经外祖母多方奔走，莱蒙托夫于1838年4月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原部队。不久，发表民歌体长诗《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赞扬不畏强暴的精神。1839年发表歌颂叛逆精神的长诗《童僧》。1840年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问世，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继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毕巧林。1841年2月回彼得堡休假，完成著名长诗《恶魔》。莱蒙托夫本想趁休假之便设法离开军队，全力投入文学创作，但所得到的是限令48小时内离开首都。回高加索后，一些仇恨诗人的彼得堡贵族唆使青年军官马尔蒂诺夫与莱蒙托夫决斗，结果诗人饮弹身亡，年仅27岁。莱蒙托夫的艺术天才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正如高尔基所说：“莱蒙托夫是一曲未唱完的歌。”尽管如此，他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篇。

二、关于泰戈尔

泰戈尔，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的家庭，13岁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年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言《文明的危机》。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一千五百多幅画，谱写了难以计数的众多歌曲。文、史、哲、艺、政、经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1900)、《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1913)、《飞鸟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重要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弃绝》(1893)、《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1894)，中篇《四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妹》(1932)；重要剧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人红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死亡的贸易》(1881)、《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等。

三、如何理解“帆”

莱蒙托夫的《帆》并非只是单纯地描写景致，诗人赋予“帆”的内涵无疑是丰富的。一种理解认为，此诗表达了诗人向往、追求自由的思想，“帆”寄托着诗人的情感，是诗人追求自由的自我写照。另一种理解认为，“孤帆”、“寻找”、“不安分”、“祈求风暴”，表现了诗人积极的战斗姿态，表达的是作者虽内心孤独却渴望斗争的激情。因此，对“帆”的理解是多元的，其含义是丰富的。

四、如何理解“萤火虫”

绝不能简单地赋予“萤火虫”一个崇高的精神，从诗中可以看到，萤火虫首先是“欢乐”，其次是“自己”的，它“冲破了黑暗的束缚”，微小，但并不渺小，“因为宇宙间一切光芒，都是你的亲人”。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使微小如萤火虫，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欢乐和人生意义；即使微弱如萤火，也有与太阳、月亮一样的光芒，也有自身的价值。

五、关于诗歌的“言外之意”

诗歌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读诗时更应注重引领学生一起透过文字表面，探寻隐藏在跳跃、变化的诗句下面的“诗人的心”。从两首诗看，二者的共同点即：赋予平常事物丰富的涵义，通过“帆”、“萤火虫”等的意境，表达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这需要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去感受、领悟。

(解说：了解作者，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解读诗歌，把握诗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教学中不能因此就一定要将之作为知识去灌输、传授，点拔时可考虑在学生交流时适当补充。而对“帆”、“萤火虫”的理解在点拔时就更应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既然我们认可了对诗歌的多种理解，那就不能用惟一固定的“标准答案”去限制学生个性化的多元理解。尤其是学生融入自我情感体验、生活经验的见解，本身就是丰富的课程资源，必须给予尊重和重视，点拔时应鼓励学生多读多说。)

通过意象之间的的变化与相互作用，描绘出诗人内心深处向往的乌托邦，那是一个仅存于诗人心中的天堂。

《峨日朵雪峰之侧》 

现代诗人昌耀

原文：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石砾不时滑坡。

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呵，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在锈蚀的岩壁，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

文学鉴赏：

这是一首关于人的“敬畏自然”观念战胜“征服自然”观念的歌。诗人用登山过程浓缩了他的这种自然观念的转变过程。登山前，诗人像许多登山者一样，把登山行为看成是人的意志战胜自然的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而把登山过程中的阻力想象为“军旅远去的喊杀声”也恰恰符合那种用战争场景来表述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特征。在丧失了征服新的高度的力量的时候，诗人仍然渴望以雄鹰或雪豹来继续激励自己的征服意志。

作者以戍役军士的身份描述了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守卫中国，军旅的严肃威武，生活的紧张艰辛。作者的爱国情怀是通过对猃狁的仇恨来表现的。更是通过对他们忠于职守的叙述——“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居”、“岂不日戒”和他们内心极度思乡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全诗再衬以动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薇之生，薇之柔，薇之刚，棠棣花开，依依杨柳，霏霏雨雪，都烘托了军士们“日戒”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士们真真实实的思想，忧伤的情调并不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篇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是的。现实主义是一种以写实性的形象和形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概括来表现社会现实和人生经验的文学类型吗，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偏向于抒发个人主观情感、心理感受及理想抱负，现实主义则是注重对现实社会生活环境和人们生存现状的描写。

戴望舒！！1

恕我直言，他的诗歌除了雨巷基本没有什么成就。

他不能算作完全的诗人，基本上算学者堆里的

这首《我用残损的手掌》其实很简单，在抗战期间，他表达了自己对于国难的忧闷、局势的担心，还有就是未来的展望。

着重描写了两个地方，西湖和那一角

西湖是诗人的家乡，也是中国最美的地方

西湖的沦陷对于民族的打击是沉重的

还有就是那一角，仍然保留了希望

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寄托

至于那一角指的是西北角还是西南角，你就灵活掌握吧！

还有残损

其实很简单，国破山河在 手掌肯定是残损的

能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苦难

还有作者本人因长期在沦陷区从事抗日活动

经常被捕，估计手掌经常残损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

　　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

　　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

　　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

　　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

　　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

　　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

　　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

　　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

　　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

　　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

　　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

　　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

　　即使天神降下甘露，

　　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

　　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

　　并不只为把你仰攀，

　　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

　　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

　　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

　　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

　　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

　　然而，姑娘你是地狱，

　　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

　　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

　　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

　　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

　　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

　　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

　　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

　　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

　　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

　　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

　　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

　　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

　　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

　　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

　　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

　　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

　　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

　　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

　　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

　　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

　　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

　　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

　　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

　　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

　　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

　　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

　　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

　　请读下面两首词：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

　　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