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中诗人的情感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

词的上片主要抒发自己对政治的感慨。开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两句，点明饮酒赏月。接下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表面上好像是赞美月夜；也有当今朝廷上情况不知怎样的含意。末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是说，既然天上回不去，还不如在人间好，这里所谓“人间”，即指作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样想通了，他仰望明月，不禁婆娑起舞，表现出积极的乐观的情绪。

下片抒发对兄弟的怀念之情。“千里共婵娟”，也就能做到“不应有恨”了。以美好境界结束全词，与上片结尾“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样，是积极乐观的。一方面是对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遭遇的安慰。

答案：A

《前赤壁赋》依照时间顺序一路写来，由明月当空的夜晚写到东方既白的早晨。但

文章除这一条时间线索之外，还有一条更为核心的情感变化的内在线索，经历了“乐一悲一

喜”的移换。

《前赤壁赋》主要抒写作者月夜泛舟赤壁的感受，从泛舟而游写到枕舟而卧，利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提出矛盾、解决矛盾，深微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隐忧，同时也表现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　　文中“客人”之悲由三方面的感触产生：一是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二是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三是要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赋写“客人”的生悲之因，实为下写苏子的开导之词蓄势。文中苏子的话针对“客人”的感触而发。他从宇宙的变化说到人生的哲理。认为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会不变，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从不变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都会无穷无尽。况且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此，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忧乐便不足为念了。最后他为“客人”指出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显然，赋中客人和苏子的话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识。他所谈的人生哲理，有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佛老思想中随遇而安、惟与自然相适的消极因素。因而“客人”的话却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好友钦之时，特地写信叮嘱道：“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赋分三层意思展开，一写夜游之乐，二写乐极悲来，三写因悲生悟。情感波折，层层深入。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景则水月流光，情则哀乐相生，理则物我相适，杂以呜呜箫音，悠悠古事。体物写志，妙在不离眼前景，而议论、见识又不囿于眼前景。情因景发，景以情显，两两相触，缥缈多姿，创造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这种赋称为文赋。《前赤壁赋》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自由洒脱，表现力很强。这些都是对赋体写作的一种发展。

苏轼《前赤壁赋》的情感变化为“乐-悲-喜”

首先 为夜游赤壁之乐；后转为由闻萧声而引起的怀古伤今、人生易逝的悲叹；最后又化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对人生的悟，悲又化喜

上片望月，既怀逸兴壮思，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开头四句接连问月问年，一似屈原《天问》，起得奇逸。唐人称李白为“谪仙”，黄庭坚则称苏轼与李白为“两谪仙”，苏轼自已也设想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乘风归去”之想。

但天上和人间，幻想和现实，出世和入世，两方面同时吸引着他。相比之下，他还是立足现实，热恋人世，觉得有兄弟亲朋的人间生活来得温暖亲切。

月下起舞，光影清绝的人生境界胜似月地云阶、广寒清虚的天上宫阙。虽在尘凡而胸次超旷，一片光明。

下片怀人。人生并非没有憾事，悲欢离合即为其一。苏轼兄弟情谊甚笃。他与苏辙熙宁四年（1071）颍州分别后已有六年不见了。苏轼原任杭州通判，因苏辙在济南掌书记，特地请求北徙。到了密州还是无缘相会。

“咫尺天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颍州初别子由），但苏轼认为，人有悲欢离合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两者都是自然常理，无须伤感。终于以理遣情，从共同赏月中互致慰籍，离别这个人生憾事就从友爱的感情中得到了补偿。

人生不求长聚，两心相照，明月与共，未尝不是一个美好的境界。

这首词上片执着人生，下片善处人生，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词中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并出以潇洒之笔，一片神行， 不假雕琢， 卷舒自如，因此九百年来传诵不衰。

“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胡仔《苕溪渔隐业话后集》卷三九）。吴潜《霜天晓角》：“且唱东坡《水调》， 清露下， 满襟雪。”

《水浒传》第三十回写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对景的曲儿”，唱的就是这 “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可见宋元时传唱之盛。

在风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

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

一、 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 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 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人生大事：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