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到底有何恩怨，为何会全力反对变法？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与其说是个人的恩怨，倒不如说是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

他们两个人所代表的是当时北宋时期的两个政治派系：王安石所代表的是变法派；司马光所代表的是保守派。

王安石讲究激进变法，但司马光却主张稳健政治，在对待政治问题上两人一个大刀阔斧，一个四平八稳，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自然会产生矛盾。

宋神宗时期坚持变法，司马光无法阻止变法的进行，于是不顾皇帝的多次挽留，坚持出任地方官员，在此期间经过19年的呕心沥血编著了《资治通鉴》。

在宋神宗驾崩之后，司马光被迎回内朝担任宰相，在太皇太后等保守派的支持下，司马光开始将变法一一废除，此时的王安石却无能为力。

虽然朝堂中的见解不同，但其是两个人乃是至交好友。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很多保守派官员攻击王安石变法时，也对王安石自身产生了怀疑，在《宋史》中甚至将他列入《奸佞传》。但是司马光却是认同王安石的性格的。

王安石对于这个亲手毁了自己心血的司马光也是极其认同的，他曾评价司马光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其实这两个人之间是存在很多相同点的，他们都不慕名利，专心学术，保持着简单的生活作风。

一、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大宋的发展，但是其方式遭到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朝臣反对

宋神宗继位后，宋朝初期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已经暴露出很多弊端，各种集权统治下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引起了土地兼并的猛烈发展，导致了社会中的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阶级的手中。

由于地主阶级拥有不用交纳赋税的特权，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减少。北宋政府错误的军队制度将国家中的强壮士兵作为进军囤积于京师地区，导致边境地区军力较弱在和辽夏的战争中常常失败，对外关系紧张。

同时政治上，北宋政治分化事权的方式导致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引起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确立实施王安石变法。

在经济上，设立了三司条例司，来管理过去掌握宋朝财政权的三司机构，这个机构是当时北宋政府的最高财政机关，负责制定财政计划，规划财政改革。之后由政府出资设立了“市易司”来管理市场，收购市场中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去。同时为维护市场的顺利进行，向商贩发放贷款。

颁布了赋税改革制度，实施“方田均税法”，通过丈量土地，评价土地水平，将土地分为五等，制定相应的付税额度，这种做法除了清算除豪强地主所隐瞒的土地以外，还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国家收入，不过这也严重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权益。

在农业上，颁布了“农田水利法”，鼓励地方人民开垦荒地，修建堤防。同时如果地方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地方官员也可凭借修建水利，得到相关奖励。

在关于徭役方面，过去的差役一般由各户人家轮流当至，现在改为由各官府出钱雇人。官府所出银两由各民户，按照高下等级分摊。

军队中实施了“裁兵法”，规定士兵的退伍年纪,制定了测试标准，不合格的士兵必须退出军籍。还实施了将兵法将驻军分为若干单位设置将与副将，负责操练提高军队素质。

在军事储备上，实施“保马法”，鼓励西北边境人民饲养官马，由政府提供马匹，人民饲养。在兵器上设立军器监，负责制造武器，改善过去武器制造粗劣的问题。

在人才选拔方面，实施了“三舍法”，以学校考核取代科举考试，颁布了“贡举”制度，修撰了《三新经义》作为全国学生的教科书和考试依据。

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和不足，比如说产生了一定扰民损民的后果，加上新法操之过急，最终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人把他归结为两人所处的政治立场和代表的社会阶级不同，但这并不是全部。

首先，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而并不是当时封建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当时的宋朝封建社会体制已经到达了难以逾越的困境。王安石变法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过于先进，加之操之过急，因此没有适应当时的封建社会。

例如，“免役法”的颁布，导致很多小买卖都没有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很多商贩所要交的赋税比本钱都要多，于是很多商人以命相抵不交税负。

在“保甲法”推行时，农民同时面对高额的付税和被抽取当兵的两种威胁中，于是民间发生了近300起的自残事件，到了公元1072年，还出现了上千农民集体进京上访的事件，这严重违背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司马光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废除这些制度也是有原因的。

从经济上面来说，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的现象。王安石看似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实只是将国家中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成为了国家敛财的对象。

所以看似增长的国家财政收入并不是由于国家生产发展导致的，而是由于各种明目的“加赋”产生的效果，所以变法缺乏社会基础。

因此，与其说是司马光铲除了王安石变法，倒不如说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其次，变法本身存在操之过急的问题。变法涉及范围多达十几项，在短短几年中将这十几项的改革全面铺开，对于百姓的生活来说必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变法超脱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所以必然会陷入困境当中，而清除变法则成了改善困境的最主要方式。

变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导致了效果的偏离，比如政府把“青苗法”的利率规定为20%，主要是为了安定民心，但是地方官员却擅自将利率提高到30%左右，百姓反而加重了负担。在经济上政府抑制私人商贩的发展，官员却经营官商代替私商。由于政府需要出钱雇佣差异，所以地方官员就拼命敛财。这些制度全部都违反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变法派内部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蔡京，李定等人品质低下，在变法过程中只顾私利。变化派内部的分裂问题严重，核心人物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就存在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在第二次担任宰相时，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就不如以前那么友好了。

在变法停滞不前时，王安石被迫辞职。加上变法派内部涌现的反对派，更是将变法搞得四分五裂。相比王安石所处的变法派，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则是人才济济，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欧阳修苏轼等人，因此，整个政府中的权力风向也是向保守派倾斜的。

总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并没有水火不融，双方是由于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这种结果的。

但他们同样都是为了当时的国家利益和公平正义。不过王安石变法后所延伸出了激烈的党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他们不像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那样以国家为己任，反而将变法作为党争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司马光和王安石私交甚好，但政治立场却有所不同。历朝历代都有能够把酒言欢的好朋友，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私交甚好的朋友。在私底下他们可以不醉不休，并且在情感上惺惺相惜。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两人却完全不同，司马光代表的是守旧派的利益，而王安石则是变法派利益。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朝为官，但是王安石想要使朝代变得更加兴盛，便提出了变法。变法的种种条件，无不损害了守旧派的利益。司马光作为守旧派的一员，不仅为了保住自己，更为了保住官员的利益。即使两人私交甚好，也不得不做出反对变法的举动。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最根源是自私。任何人都是自私的，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三观相同，愿意为了朋友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换个立场，王安石也不愿意为司马光牺牲自己的利益，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安石的立场更加先进。当王安石提出变法损害司马光利益时，两人便不再是朋友。

昔日老友变成朝堂公敌，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再交好。由于在朝堂上的对峙，变法派和守旧派水火不相容，司马光和王安石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成全友情。因此昔日能够把酒言欢的好友，最终走向了绝交的结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在利益面前，谁都不愿意屈服。

　　北宋曾经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司马光打小就很聪明，幼年时同伴不慎掉进水缸，眼看要淹死，司马光人小体弱，无力把他救出来，情急之下，搬块石头将缸砸破，水流了出来，同伴于是得救。“司马光砸缸”，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

　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言辞有度，服饰得体，乃谦谦君子。

　王安石从小书读得很好，“名传里巷”，他老成持重，年纪轻轻就不苟言笑。少年得志，官运亨通。执掌朝廷大权，“严己律属”。除了不爱洗澡，穿衣服相当不讲究外，还经常头发蓬乱就上朝觐见天子，号令文武。按当时的标准，他基本上算是神经病。然而皇帝很欣赏他，尽管王安石是典型的“脏乱差”，依然“皇恩殊厚”，成为当朝宰相，锐意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想方设法为大宋收税，充盈国库。

　司马光和王安石，性格迥异，又是政敌，两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做宰相，相当的不对付。他们两人的政治主张，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庙堂之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死对头，彼此都认为对方的执政方针荒谬至极。彼此都觉得自己比对方高明，比对方正确，比对方更了解国情。所以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两人丝毫都不客气，用各种手段，向对方痛下杀手。斗争的结果是王安石获胜，司马光从宰相宝座上被赶了下来。

　王安石大权在握，皇帝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正因为如此，虽然司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但是并没有因为大权旁落而陷入悲惨的境地，而得以从容地“退江湖之远”，吟诗作赋，锦衣玉食。

　风水轮流转。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愤世嫉俗的王安石强力推行改革，不仅触动了皇亲贵胄的利益，也招致地方官的强烈不满，朝野一片骂声，逢朝必有弹劾。“曾参岂是杀人者，一日三报慈母惊”。皇帝本来十分信任王安石，怎奈三人成虎，天天听到有人说王安石的不是，终于失去了耐心，将他就地免职，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王安石既然已经被罢官，很多言官就跳将出来，向皇帝告他的黑状。一时间诉状如雪，充盈丹樨。皇帝听信谗言，要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

　很多人都以为，王安石害司马光丢了官，现在皇帝要治他的罪，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时机。然而司马光并不打算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

　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

司马光和王安石原本是惺惺相惜的，关系是非常的要好，但是由于变法，他们在政治上面的表现都是非常极端的，各有各的政治观点，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举足轻重，叱诧风云的一代人物，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还有治世之臣，两个人虽然存在着不少分歧，但是历史影响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变法的影响上，我还是要说司马光比较厉害一点。

一、王安石的变法最后怎么样了

王安石成为了政治家以后，文学和政治上的造诣都是非常深的。宋仁宗前后，正值于文化上的盛世，王安石的仕途之路走得一帆风顺，又到了仁宗嘉佑三年，47岁的王安石正要任职，面对朝廷的局面，他提出了变法的思想，对国家的经济、国防还有民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最后宋仁宗也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想法，但是依旧是对王安石加以重用。但是由于王安石的性格过于耿直，所以在朝廷之上经常得罪了不少权贵，并且在宋英宗时期，他还趁机辞官回家守孝，拒绝了朝廷的征兆。只可惜，当时的大宋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宋神宗非常想改变当下的局面，于是就选择了采取王安石的变法想去大变一场。虽然王安石的变法整体上是不错的，但是却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最终变法是有一部分成功了，也有一部分是失败的。

二、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什么关系

王安石最后的变法改革让宋朝一时走向了繁荣，但是却面临了更多的斗争。最终宋神宗去世了，王安石也就没有人罩着了，这个时候，太后选择了废除变法，同时也迎来了一个朝廷的新人物，那个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原本是非常交好的，但是由于变法的缘故，两个人曾经经历了非常激烈的争吵。司马光上位了以后，就逐渐废除掉了王安石的变法。原本一些反对变法的人，曾经为了恢复变法而说话，但是也没有成功，最终，变法还是废除，宋朝轰轰烈烈17年，也回到了原地。

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老对手，有趣的是，他们都是在同一年去世的。王安石去世的时候，司马光也感到非常惆怅，坦言称不可毁之太过。不过，最后还是司马光得到了非常不错的殊荣，所以可想而知，谁的历史影响更大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老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当时人们所称的"嘉四友"，就是他们俩外加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同为州牧判官的时候一天被包拯请到家里饮酒赏牡丹。当包拯亲自举杯劝酒时，司马光虽然平素不爱喝酒，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喝了一点，而王安石却能够坚持"终席不饮"，这种自制力使司马光后来谈起来还很佩服。

南北朝时，诗人谢灵云被降级为林川(今天江西抚州)，称赞这里的仁杰志玲，并照亮了林川山水的秀美赞、每秒钟谢杰的王宝道《滕王阁记》至：’叶修洙画、

林川的笔。出乎意料的是，临川出了王安石和曾公两位大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临川排在第二位。以王安石为例，提到他的文学作品《伤仲永》、《登飞来峰》等，我们再也不能习惯了，但他的变法也为后人苦苦思索，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他和老“对手”司马光之间的恩怨。这两个北宋丞相为什么打得那么凶？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恩怨是所谓的“与君子不同”

北宋天熙年三年(1019)冬天在水乡生了一个男孩，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小时候智力，诗句一切都不通，可以说是天才，因为机智，为了救小伙伴，砸了水缸，

名字震动了京城洛阳。他出生的第二年也是冬天，临川下着瑞雪，王家第三个儿子王安石出生，王安石从小也很聪明，喜欢读书，不忘写了文章。可以说，宋朝，特别是宋仁宗前后，是古代文化的顶峰，各种著名文学家如雨后春笋般富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古代入官是所有有志之士的必经之路，文人也是入官出师时寻找自己的野心。直到地平四年(1067年)宋真宗(1067年)继位，西夏和辽国才得以严袭宋朝，宋真宗想改变现状

与此同时，被重用的是司马光，儒家思想强的司马光。以积极利用世界的态度接连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大体上，将人才、礼治、认可、信义作为安置国的根本措施，但与当时王安石主张的变法不同，可以说是南北不同。所以他们的争吵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大卫亚设，北方执行部队)。

在北宋时期，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宰相，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如果你以为他们是不死不休的冤家，那你可就错了。他们两位都的受过欧阳修老师的举荐和亲身教诲的，同时也与梅尧臣一起结为忘年之交，他们各自的文章一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很多相互吟唱唱的诗赋，由此可见他们两的关系可见不一般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性格，一个很圆润，一个很天真、一个想守成一个又想开拓。虽然说他们的政见大多时候都是不一致，但是他们也会经常一起品茶饮酒、吟诗作对。当然在闲谈时两人也会有发生争执，但通常都是一笑而过，他们俩其实关系还是很友好的。虽有争执，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司马光来说，因为司马光对朝政的事情并不感兴趣的。

因为两人常有闲谈，所以司马光很清楚王安石变法的意向，但司马光对史书也很有研究。他发现历朝历代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离得最近的“庆历新政。”便没实行几天。所以他很反对王安石变法，非常担心他重蹈覆辙，司马光看得很清楚，王安石处在政治的漩涡中，所以他也利用了向皇帝讲历史的机会，提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然后又接连给王安石写了很多信，让他放弃变法。

但神宗皇帝在原宗八年就去世了，王安石就失去了能够支持他变法的靠山了，而当时哲宗皇帝年幼，便请司马光来帮忙执政，他执政几个月内就把王安石的变法废除了。虽然王安石因为变法失败回了老家，却还是很明白事理的，他还是称司马光是真君子。而司马光在王安石刚过世后，就上书请求皇家，能以官方礼遇追悼老友，同是文人却并不相轻，真是令人敬佩。

　　虽然长了点但是很详细的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是故事是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王安石变法更是几乎人人皆知其大概，这里就不多重复，简单的说几个可能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小问题。

　　其一，当时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王安石要变法，变法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反对谁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说反对派领袖司马光，然而，一提到司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难道榆木疙瘩做的脑袋能产生出砸缸救人的机智来？也许是他小时候思想开放，长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写出那一大摞著作来的呢？就算司马光是个别现象吧，再看看还有谁反对变法，这并不困难，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对变法的奸党之列，哎，看到文彦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树洞取球的故事，难道以他的聪敏也理解不了变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何况文彦博不是也曾和司马光等朝中重臣一样，把王安石作为贤能之士极力向皇上举荐吗？下一个名字是苏轼，听说他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这倒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懂得变法的必要性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最让野史公不解的是就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站在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一边，哎，真是的，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类，那么当时百姓的观点如何呢？史载当时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长叹一声，老百姓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的容易吗？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传说词人晏几道还因曾赠诗与郑而受到连累，这还是王安石在位时，由他亲自领导实施的变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无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尽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还曾题诗讥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是窝囊废，他广结党羽，贪赃枉法，大量卖官鬻爵，冗赘官员日益泛滥，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时官员数量“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蔡京对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改出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钱制及茶、盐等法，以变法之名，行盘剥之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其穷侈极欲的豪华消费，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评论：“祖宗法惠民”，“崇观法惠奸”，所谓“惠奸”，就是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甚至“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官贪吏虐，劣绅横行，蔡京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来顺受的北宋民众，终于忍无可忍，在地方的上奏报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义军“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可见百姓对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诏里也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然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俱成过眼云烟，金国8万铁骑攻陷了汴梁，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北宋也灭亡了。

　　看完这两个故事，野史公不由地用当下最流行、最时尚的个性化、外向型、开拓型、创新型思维，打破常规模式产生了一个奇想：

　　若汉初之时有王安石者出，曹参为政必被讥之为墨守陈规、坚持错误路线而彻底否定，曹参其人必被称之为头脑僵化、思想不解放的庸才而勒令辞职，拥护曹参意见的官员必被冠以阻碍国家革新的萧何余党而统统罢黜，在信奉庸者下、能者上的当朝伯乐慧眼赏识之下，章敦、蔡京等狂悖贪虐之流成了被破格提拔的能人，标新立异、胆大妄为之徒挤挤于朝堂之上，汹汹于民众之前，以打破常理之魄力，施跳跃式思维之奇谋，每天三个新花样，样样都是把钱抢，敢想好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坏人不敢做的事，醉生梦死称太平，灯红酒绿号盛世，开拓出一个民穷国疲而官富的大好局面，创新出一个奖贪扬恶而抑善的优良风气，果如此，则到汉武大帝之时将何以成就千秋伟业？按照变法家们的计算，宋时经济之繁荣，其GDP已占到当时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尽管民不聊生逼上梁山者甚众)，金人仍然势如破竹攻入宋之都城汴梁，把那两个混球皇帝抓走囚死于异乡，而汉初时的匈奴拥有万里草原，兵强马悍，远非宋时之金国可比，如果曹参被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变法家所取代，那么汉武帝恐怕也只好派个美貌宫女出塞和亲了。幸亏这仅仅是如果，幸亏曹参深明大义不畏谗言，坚持了大汉朝开国之初既已确定的英明方针和战略，为汉武大帝施展雄韬伟略奠定了真实的基础，实在是国家民族之幸事。

　　噫！察汉、宋之兴亡，观曹、王之用事，野史公曰：空谈误国，南辕北辙、错认方向的实干也误国，昧着良心、不仁不义、寡廉鲜耻的实干更误国。

　　政见方面：如上楼所说，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

　　就是政治主张不一样，在文学方面是惺惺相吸，在变法方面是各有想法，不能说谁好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