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与前赤壁赋的对比赏析

《滕王阁序》与《前赤壁赋》之“悲情”比较谈

作者：袁韵 文章来源：《名作欣赏》(下半月）2005年第08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4/21/2007

唐上元二年九月的一天，当天才诗人王勃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具的滕王阁宴集中“极娱游于暇日”的时候，却忽然间“兴尽悲来”……于是有了千古名文《滕王阁序》；宋元丰五年的一个月圆之夜，一代文豪苏轼驾一叶扁舟，游于赤壁之下，当他在飘然若举、遗世忘情的快意中禁不住“扣舷而歌”的时候，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却使他愀然动容、悲从中来……于是有了旷世杰作《前赤壁赋》。笔者以为，“悲情”正是解读两篇名作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对这两篇作品中的“悲情”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两篇杰作思想内涵的认识。

一、“悲情”的触发——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在“悲情”的触发上，两篇文章是相近的，概括而言，可以说都是“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滕王阁序》在盛赞洪州的地势雄伟、人才杰出和宴会的盛况之后，即展开了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那浓淡相间、有声有色的画面，那开阔而深邃的意境，连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早已成为文学史上传诵不衰的写景文字。壮美迷人的清秋美景，响遏白云的丝竹之声，更有四方才俊、济济一堂，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一应俱全，文人才俊们在此恣意畅游、挥毫逞才，尽享人生之乐。然而，无论是美景轻歌还是清酒良宴竟都没能够使我们年轻的诗人忘怀于悲情，这悲情来得是这样突然，似乎是在猝不及防之中：刚刚还是“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却突然发出“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的浩叹。

《前赤壁赋》在开头交代了夜游的时间、地点、人物之后，作者捕捉住眼前最富有特征的清风、明月、江水等自然景物，挥洒自如地描绘了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秋月皎皎、江天一色，在这清幽静谧、广阔无垠的苍茫夜色中，任小舟随波飘然而逝。此刻，作者仿佛已完全忘却了仕途的坎坷、贬谪的遭际以及一切世间的烦扰，遗世独立、飘然欲仙，仿佛真的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了。加之以美酒助兴，欣悦之情愈加勃发，以至“扣舷而歌”。然而，那悲戚的箫声的传入使作者不能不受到感染，而终于使他由乐转悲。

乐与悲本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但这种由乐而悲、乐极生悲的情形却颇具普遍性：在歌舞良宴的欢娱中会产生悲情：“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抱朴子·内篇·畅玄》）；在山水游赏的欣悦中也可以产生悲情：“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庄子·知北游》），传世名作《兰亭集序》不也是王羲之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之际的悲慨之作吗？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人情乐极生悲，自属寻常”，“转乐成悲，古来惯道”（钱钟书《管锥编》）。

二、悲情的内涵

尽管有着时代背景、作者身世经历、思想观念诸方面的不同，但是，若深入挖掘两篇名作中造成作者悲情的内在缘由，我们会发现，两篇名作中悲情之内涵都是由这样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的：

其一，仕途坎坷、不遇于时的悲慨

先来看《滕王阁序》。王勃少年时便显露出卓异的才华，六岁便能诗善文，十五岁时上书右相刘翔道，指陈国事，还不满十六岁就做了沛王府修撰。然而这样一位少年天才却过早地遭遇了人生的挫折。当时皇宫里流行斗鸡的游戏，正担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出于捧场添乐的动机，为沛王作了一篇《檄英王鸡》助兴。这篇游戏性的文字却惹怒了高宗，认为这是有意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于是将王勃逐出沛王府。对于年仅十九岁的王勃来说，这次打击来得实在是太突然，简直就像上天在猝不及防中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出身于世代通儒之家、有着怀珠抱玉之才的天才诗人本有着高远的政治抱负，可在他还未来得及一展鸿图的时候，就不幸过早地折断了飞翔的羽翼。王勃被迫离开京城，在巴蜀漂泊几年之后，才再度出仕。可万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因私藏罪奴之事，王勃大祸临头，被处以死刑。恰巧赶上此年八月大赦，王勃才得以免刑。而父亲却因此事所牵连，被派往南方偏远的交趾任职。王勃正是在远赴交趾探望父亲的途中经过洪府写下的《滕王阁序》。了解了王勃这样的坎坷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四美兼具的欢娱的宴会中，诗人会发出个人身世的深沉慨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遭遇了这样的生死大劫、人生重创后，似乎再美好的山水、再盛大的宴集也难以让自己忘怀心中的创痛，所激起的只能是长安日远、客留他乡的漂泊之感，一种“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凄怆。更让诗人感慨的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自己的不遇又何尝不是“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夏日诸公见访诗序》）？——个人的不遇既不能归咎于时代的浑浊、君主的昏聩，那叵测而诡秘的命运又该让人如何把握？

在《前赤壁赋》中，诱发作者悲情的直接缘由似乎是“客”之箫声的吹奏。然而，由于作者采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是辞赋的常见写法，因而这里的“客”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曾有过的消极悲观思想的代言者。既然如此，那么作者情绪上的由乐转悲其实并非由于什么外在的诱因（客之箫声的吹奏），而是作者感情发展的一个自然流程，是作者自身思想情感的一个真实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悲情究竟因何而生呢？

尽管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并未直接抒发自己贬谪的抑郁之情，但了解苏轼生平的读者们自然不难读出，这悲情首先是源于作者政治上的失意。你看，在“饮酒乐甚”之际，无意识中唱出的歌词竟也是“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自屈原以来，文人骚客在诗章中以男女喻君臣就已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传统，因而这里的“美人”显然可以看作是暗喻宋神宗。苏轼青年时代就有平治天下的远大抱负：“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他曾积极上书，力劝皇帝改革弊政、励精图治。然而，因与新党持不同政见，他的诸种建议都未能为神宗采纳，苏轼只好自请外放。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上的苏轼以作诗毁谤新法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自度必死，甚至写下了《狱中寄子由》这样近乎遗书的作品。由于一些元老重臣的积极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乌台诗案事件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贬居偏远的黄州，苏轼在内心深处仍抱着得到帝王重用、一展政治抱负的期望。在这里，作者的悲情实与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表达的“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的思想感情并无二致。

在下文中，作者借“客”之口解释说，悲情之产生乃是因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论是像曹操那样的“一世之雄”，还是像你我这样渺小如“沧海一粟”的凡夫俗子，都必然会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永恒的只有天上的明月、面前的江水。然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正因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正因为肉体必然会腐朽，人们才越发去执著地追求“不朽”的生命价值。儒家对“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正是这种生命价值观的体现。作者在《前赤壁赋》中说到的是曹操，在同一时期作于黄州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反复说到的则是少年英雄周郎。曹操与周瑜，一个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个是潇洒倜傥、谈笑破敌；一个是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一个是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他们虽早已作古，但他们所成就的英雄伟业却彪炳史册；而自己如今已年过不惑，却素志难伸、无所作为。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有年华虚掷、壮志难酬之慨？！

不同：《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抒发对周瑜的仰慕之情,表现了苏轼仍想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不甘碌碌无为的心情《定风波》通过对雨中散步情景的描写,反映了他面对人世风雨,仍然泰然自若、顺其自然的潇洒态度,但也隐约反映出他只能被动面对、无法抗拒的无奈《赤壁赋》则通过与友人的对话,表达了人生短暂、淡泊名利、随遇而安、及时行乐的消极态度相同：在这三首作品同是苏轼谪居黄州时所作，《念奴娇》和《赤壁赋》同是以赤壁为题，都写赤壁景色。就这三篇作品而言——不管是词和赋，诗人都写了他被贬后有志难伸的苦闷，但最终都得以解脱，这也充分体现了苏轼“外儒内道”的思想。[gdtxhlc o 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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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写赤壁景，但景色迥然不同。

《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阕集中写景。开头一句“大江东去”写出了长江水浩浩荡荡，滔滔不绝，东奔大海。场面宏大，气势奔放。接着集中写赤壁古战场之景。先写乱石，突兀参差，陡峭奇拔，气势飞动，高耸入云——仰视所见；次写惊涛，水势激荡，撞击江岸，声若惊雷，势若奔马——俯视所睹；再写浪花，由远而近，层层叠叠，如玉似雪，奔涌而来——极目远眺。作者大笔似椽，浓墨似泼，关景摹物，气势宏大，境界壮阔，飞动豪迈，雄奇壮丽，尽显豪放派的风格。为下文英雄人物周瑜的出场作了铺垫，起了极好的渲染衬托作用。

《赤壁赋》写景则迥然不同。作者在交代了夜游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后即写景。诗人泛舟江上，正是初秋时节，柔柔的秋风徐徐吹来，摆弄着诗人的衣角头发，吹走恼人的暑热，大江江面，水波不兴，风平浪静。诗人信笔写来，心情闲适潇洒。在写了诗人和客人饮酒咏诗之后，诗人再写日出后的赤壁江景：白茫茫的薄雾浮起在宽阔的江面上，在皎洁的秋月照射下，江面水天相接，晶莹透明。诗人所写秋夜月下江景，反衬其澄澈无滓、洒脱无求的内心世界，《赤壁赋》所写的赤壁景写得空明柔美，反衬出了诗人怡情山水，闲适洒脱的心境。

2 都写有关赤壁的历史人物，但人物成败不同。

这词和赋，不但写了赤壁景，并且写了有关赤壁的历史人物。我们知道，赤壁以赤壁之战而闻名，赤壁之战战场上敌对双方的主帅是周瑜和曹操。周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曹操，遂成三国鼎立之势。赤壁之战，周瑜功成名就，英名远播；盖世英雄曹操遭到其一生中最大的失败。

词所缅怀的古人，是赤壁之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周瑜。诗人写周瑜，可谓是极尽赞美之能事。先从侧面描写，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人衬英雄，英雄美人，风韵无限；次写肖像，姿态威武，英俊奋发，风采动人；最后写风度，面对强敌，谈笑自若，胸有雄兵，稳操胜券。诗人通过从不角度的描写，写出了周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儒将风范和过人的胆识和才智。诗人以浓墨重彩渲染在赤壁之战中胜利的英雄周瑜，实是以古人的年轻得志建功立业衬托自己身处逆境有志难伸功业无成的失意，为下文抒情蓄势。正如古人云“词是赤壁，心实为已发。周瑜是宾，自己是主，寓主于宾”。

赋缅怀的是被周瑜打败的曹操。诗人先写其势如破竹的攻势，“破荆州、下江陵”、一“破”一“下”，势不可挡；次写军队之多，气势之大，水军船队首尾相接千里，军旗遮蔽了天空；再写曹操不可一世的骄态，面对长江喝酒，横执长矛吟诗，这实在是一个盖世的英雄，诗人在极力渲染曹操不可战胜的赫赫声势后，最后却来一句“而今安在哉？”来否定虚化。是啊！拥有百万雄兵，视天下为无物的曹操，一样“困于周郎”，一样被“浪淘尽”，何况是被贬谪放逐的诗人呢？故诗人生发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哀叹。诗人写失败英雄曹操，是为了抒发其“宇宙无穷，人生短暂”感慨，由败者引发已悲，用得恰到好处。

诗人同怀赤壁的历史人物，却胜负不同，成败各异但又各得其所，各尽其妙。

3 都抒怀，感情基调又各不相同。

词中，诗人倾笔于周瑜，以浓墨重彩写出了他风流儒雅从容破敌的飒爽英姿，盛赞了他所立的赫赫战功和辉煌业绩。诗人自比古代英雄，从而引发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感喟和怅惋。诗人半生颠簸，命运坎坷；先是不支持变法，不被宋神宗重用；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旋即又遭贬谪。诚及“报国欲死无战场”。故诗人“早生华发”，而“人生如梦”，一声长长的喟叹，即可见其深深的痛惋和颓唐。但是，诗人毕竟性格旷达乐观，“奋历有当世志”，尽管身处逆境，岁月蹉跎，有志难伸，“人生如梦”这种虚无的佛老思想仅仅是一闪念，“一尊还酹江月”。诗人以酒祭月，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景仰，更表现了自己壮心未泯，夙志犹存，诗人内心虽有苦闷傍徨，但是思想还是乐观旷达、昂扬向上的，所以该词词风气势磅礴，雄壮豪放。清代文人评苏轼词曰：“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该词可算代表作。

赋中，苏轼充分利用赋重铺排的特点，思想感情发展过程一波三折。诗人月夜泛舟赤壁，欣赏明月秋水，心情恬淡闲适，怡然自得；但因听萧声，怀古人，羡水月而悲；最后诗人通过一番哲学思辩，摆脱“哀吾生之须臾”的烦恼。思想得到升华，由悲而喜，开怀畅饮。赋亦写作者被贬谪放逐，壮志难酬的苦闷及旷达乐观的思想，但和词相比，它没有词的雄壮豪放，而是显得深沉蕴藉。

不管是词和赋，诗人都写了他被贬后有志难伸的苦闷，但最终都得以解脱，这也充分体现了苏轼“外儒内道”的思想。

　　苏轼的《前赤壁赋》是一篇“赋”，张孝祥的《念奴娇》全称是《念奴娇·过洞庭》是一首词，格律格式就不同。“赋”兼具诗歌和散文性质，创作相对自由一些。苏轼的《前赤壁赋》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泛舟欢畅，忆古伤怀，豁然开朗。

　　张孝祥的《念奴娇》有两阙，上阙写景，景中带情。下阙抒情，表达内心澄澈。张孝祥通过『表里俱澄澈』的佳句，表达了内心要和洞庭湖水一样澄澈的境界。苏轼的《前赤壁赋》从客之口透露出吊古伤今的情感，再由苏轼启发矢志不移，乐观旷达的思想。

　　张孝祥的《念奴娇》开始引出就地点与时间，接着写湖面、小舟、月亮、银河。作者联想起岭南一年的官场经历，感到无所作为而有所愧疚，落下了心酸的泪水，值得高兴的是坚持了正道。

　　张孝祥的《念奴娇》写作地点在洞庭湖，苏轼的《前赤壁赋》的写作地点定在黄州赤壁。相同的是，张孝祥的《念奴娇》和苏轼的《前赤壁赋》都是被贬的时候写的，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张孝祥的《念奴娇》，体裁不同，字数也不同。

　　苏轼的《前赤壁赋》围绕着江上的风景和赤壁故事展开，通过以客人对话，阐述哲理。张孝祥的《念奴娇》则围绕洞庭湖风景描述，引申出哲理。

　　一，相同的苏轼《前赤壁赋》和张孝祥《念奴娇》都是被贬的时候写的，写作设定的地点不同，苏轼被贬黄州，《前赤壁赋》写作地点就是赤壁黄州。《念奴娇》全称是《念奴娇·过洞庭》，写作地点围绕洞庭湖。

　　二，相同的苏轼《前赤壁赋》和张孝祥《念奴娇》都是围绕夜景展开，不同的是苏轼《前赤壁赋》以主客对话来写，张孝祥《念奴娇》则从风景引申到立场。

　　三，相同的苏轼《前赤壁赋》和张孝祥《念奴娇》都暗示结束，不同的是苏轼以『不知东方之既白』预示道理已经讲明白了。张孝祥通过『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即要用北斗做酒勺，舀尽长江做酒浆痛饮。敲着船舷，不计时间，突出作者，坚持立场的喜悦和欣赏风景时的豪迈，这种认识冲淡了仕途得失。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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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张孝祥（1132年—1170年），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汉族，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张孝祥的词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是南宋词坛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