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创作风格如何形成?

废名的创作风格如何形成?,第1张

废名,为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中国作家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的风格,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废名承认他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

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其后,相继创作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 、《桥》(1926-1937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后两部都未完成)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且后三者皆有极高的造诣。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将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并加以实践,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后来,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启发下,废名从小潜在着的家乡的禅文化影响被充分地激活了,废名与禅的因缘更加密切而牢固。

扩展资料: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曾深受废名的影响。废名,1901—1967年,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沈从文的成长时期,他写了大量作品,但几乎都不算成熟,是习作,是尝试,是转益多师的模仿。

沈自己也承认受废名影响:前有《夫妇》(收入集子《夫妇》,作于1929年7月,改于1933年11月)的跋语,后有收入《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的《论冯文炳》。

废名是自我的作家。很多人评他的文字往往用“晦涩”这个词,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自我”,他用极自我的方式、极自我的趣味写文章,其结果就是一般读者的难解和公认的晦涩。一个自我而性格封闭的人,不会认可一般的表达方式,即使这种方式为大家普遍认可和理解。

废名喜欢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和写作,而他的学养则支撑了他的表达。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废名最初的小说如《竹林的故事》和《桃园》,叙事风格与当时一般的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只是到了后来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他才走上极自我的路子,徘徊于自己风格和表达方式了。

沈从文写于1929年的《夫妇》有一个署名“甲辰”(沈从文的笔名之一)的跋语,其中说道:“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种,写乡下,则仿佛有与废名先生相似处。

由自己说来,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但风致稍稍不同,因为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是只有废名先生才能那样经济的。

这一篇即又有这痕迹,读我的文章略多而又欢喜废名先生文章的人,他必能找出其相似中稍稍不同处的,这样文章在我是有两个月不曾写过了,添此一尾记自己这时的欣喜。

沈从文为自己写乡村题材,能与废名相似而欣喜,并坦然承认受了废名的影响。这很好理解,废名是北大学子,知堂的入室弟子,《语丝》同人,1929年毕业后成为北大教员。

沈从文写《夫妇》时,废名正编辑《骆驼草》。比较而言,废名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与名气比沈从文大很多。沈从文尚在冉冉上升,而废名的地位已然确立。然而,人是会变化和演进的,有的人一出道就有成名作和代表作,有的人却是在不断学习和努力中达到巅峰的。沈从文属于后者。

对沈从文来说,1929年是其人生一大转折点。下半年,他经胡适的提携,进入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教,终于有了固定收入,并开始与张兆和恋爱。经济已不再成为创作的驱动力,而地位增加了他的信心,开阔了眼界。

朋友切磋到了胡适这个层次,对于他的成长更是不可估量的。这个时期之前,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大多尚不成熟,无思想,构思有缺陷,还模仿别人。他的小说创作也处于摸索之中,佳作自然不多,成熟的作品仅《旅店》《逃的前一天》和《夫妇》等。

1930年前,沈从文与废名虽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交集,但无实质性的交往。他在收入《沫沫集》的《论冯文炳》中,比较了自己和废名的异同:“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

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然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

其实,《论冯文炳》可看作沈从文对废名的“了断”。针对《莫须有先生传》,他说:“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踏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应该说,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前行、上升了,已经不再欣赏当时的废名了。 

参考资料:

-废名

参考资料: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3/11/content_1359448htm

废名(1901——1967)本名冯文炳,可谓是楚地的一个奇才。文学史家易竹贤先生在为《废名年谱》作的序言中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不算多,却极具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常有珍奇的精品,耐人咀嚼寻味。”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就曾说过:“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当代学者杨义认为,废名虽然算不上“大家”,但“我们应该说:废名的名字是不应该废的。”文学评论家格非则认为:“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老作家汪曾祺1996年曾断言:“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废名在文体建构、叙事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资源之一。废名文学创作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及个性化色彩,在文学史上无疑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废名,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的风格,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废名是个名气很大的作家,但读他作品的人却不多,因为他的文章曾被人们认为是第一的难懂,只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知音。他写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着头脑的丈二散文,这又使一小部分人越发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废名承认他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

作为学者的废名,建国前和建国初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时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吉林大学)工作。他的佛学研究、鲁迅研究、诗学研究等都是很有特点的。大学教授废名又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性情中人。比如他和湖北同乡熊十力的关系就很能见其为学为人的卓尔不群。他们是好朋友,学术上又是论敌。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谈过一则趣事:“有余君与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类似的记载在别的学者笔下也还出现过。废名对熊十力的佛学研究专著《新唯识论》不以为然,在抗战时期于黄梅老家写了《阿赖耶识论》,此书直到前几年才得以出版。说到废名的个性,北大教授文汇报读书周报、也是废名学生的汤一介有这样一段回忆:“废名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废名的“特立独行”还有不少的逸事,如用毛笔答英文试题,参禅入定胜过出家和尚等等,《年谱》中多有引录。

陈建军先生积多年的劳作和心血,写就废名的年谱长编,搜集资料之齐全,征引之广博,考证之精审,都是极见功力的。附录的《废名研究综述》和《废名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更是为废名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废名╗

  (1901~1967)

  原名冯文炳,废名于1901年11月9日生在湖北黄梅,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

  编辑本段文学风格

  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

  编辑本段废名的哲学研究

  废名对于佛学有相当的研究,著有《阿赖耶识论》,专门探讨佛学中的唯识论。不过,他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受到注意。周作人说“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盘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废名寄哲学论文给周作人,没能得到回应,令他很失望。诗人卞之琳说“1949年我从国外回来,他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顿悟’,……无暇也无心借去读,只觉得他热情感人。”语气略带讽刺,这是对佛学缺乏兴趣的人的话。学者张中行也研究佛学,他说废名“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态度也和卞之琳类似。只有熊十力,虽然和废名观点全然不同,但愿意和他激烈辩论,甚至打架。

  编辑本段关于笔名的来历

  废名在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写道: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废名作品目录

  冯文炳:《竹林的故事》,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版

  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

  废名:《枣》,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

  废名:《桥》,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

  废名:《谈新诗》,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废名、开元:《水边》,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废名著、开元编:《招隐集》,汉口大楚报社1945年版

  《跟青年谈鲁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废名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

  《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废名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废名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冯思纯编《废名短篇小说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废名:《阿赖耶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废名,1901年11月9日生在 湖北 黄梅,原名冯文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 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 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其后,相继创作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 、《 桥》(1926-1937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后两部都未完成)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且后三者皆有极高的造诣。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将 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并加以实践,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废名的诗作也是这样,我们通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笔下最常出现的几个意象是:海、镜子、宇宙、树、花、灯、鱼等。这几个意象在他的诗中并不是作为被直接描绘的对象,而是以固有的特定内涵而成为作者负载着固有思想感情的抒情工具,而且已组成了独特的意象系统。这样,就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佛家思想与废名的诗歌的关系。废名对佛经作过许多研究,深受熏陶。文学史上大凡潜心过佛理的作家,都免不了流露出“晨钟暮鼓”之气。他对同受佛学影响的许地山的作品也很感兴趣,颇予青睐。他在讲解自己的几首诗时,虽然是尽量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但仍可看出佛理在他心灵深处的投影。另一面,文人学佛,毕竟只是借佛以悟文,真正的佛门弟子是不应该有以诗成名的俗心的,就连严沧浪还因此受到讥讽,卞之琳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所以,以禅入诗并不是布道或者图解,而是二者结合后之独特的表达方式,否则诗佛就不是王维而是达摩了。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废名的作品,就能从思想内容上把握到其思维原点,再加上一些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敏锐捕捉和体会,就可以透过烟雾,参见真佛了。

废名作品的真味究竟何在,有人曾形容道,读废名的作品,犹如一个扶拐杖的老僧,迎着风,飘着袈裟,循着上山幽径,直向白云深处走去。这种说法到底确切与否,我想根据以上我对废名诗歌的基本认识,试解一首来稍作检验。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历来被认为不知所云,他本人也未尝解释过。下面我就试着解上一解。先看原诗:

十二月十九夜

深夜一枝灯,

若高山流水,

有身外之海。

星之空是鸟林,

是花,

是鱼,

是天上的梦,

海是夜的镜子。

思想是一个美人,

是家,

是日,

是月,

是灯,

是炉火,

炉火是墙上的树影,

是冬夜的声音。

1936年

题目是“十二月十九夜”。有人说,不知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纪念意义。其实,以日期作题目的诗并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意义,有时仅仅是标明写诗或产生诗兴的时间。这在我国的古典诗歌中比比皆是。往往还同时起到了小注的作用。尤其废名说过:“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他在讲到自己的几首诗时几乎都说是在一种偶然的环境中突然萌发出诗情。如《理发店》一诗就产生于他在理发店刮脸之时,《街头》一诗就产生于他在护国寺街头看汽车之时。所以,可以说废名的诗作是一种“顿悟”的产物,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这也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诗有别于卞之琳、林庚、冯至等人精心制作的诗歌之处。这样,我们再来看“十二月十九夜”这个题目,它不过是说明了该诗的写作时间或描述时间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而已(由前后诗作写作顺序推知应该是公历)。

题目弄清了,下面开头两行便是“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

“深夜”二字紧承题目,可作上述分析之旁证。“高山流水”是一个典故,就是俞伯牙演奏古琴,声如“高山流水”,而被钟子期听出,二人遂成知音的故事。以后,“高山流水”便成为千古知音的一个喻象。这样,前两行所表达的就是作者在深夜里对着一枝孤灯(而不是一盏),把灯认作是惟一的知音,实际上也就是独对孤灯的一种寂寞的气氛。

第三行“有身外之海”。“海”在佛家的理论体系中指人世沧桑,有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常常比喻人生的艰难。作者这句是说,灯下独坐,思绪万千,想起了“自我”之外的无限广大、无限辽远的茫茫人世,如大海一样,苦浪起伏,变幻不定。一个“有”字,点明了这人世感慨是自然而然地袭来,使人不得安宁。诗句从节奏到遣词散发出一种无处排遣的沉闷之感。实际上已然确定了全诗的基调是一个孤独的主旋律。

第四句突然一转,“星之空是鸟林”,好像**镜头在苍茫喧嚣的海面久久徘徊之后,忽而一摇,展现出一个清新明远的星光灿烂的夜空。“鸟林”意即自由的所在。“星之空”明显是与“身外之海”相对立的意象,那么也就是“身内之海”,指自己的精神天地。结合上面几行和下两行“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意思是茫茫人海使人苦恼、烦闷,而只有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灵魂才能如鸟归林一样地自由翱翔。内心世界如花一样纯洁美丽(佛教中“花”的本义),像鱼一般自在逍遥(也可解为暗示“爱情的自由”),然而这些不过是空中的梦幻而已,美丽但是虚无。

第七行,“海是夜的镜子”,表层意思是,大海能够映照出夜的影像。实际上,“夜”字由于在头两行被纳入了一个特定的思维逻辑,这里就变成了“孤独”的象征。这样,这句就是说,在茫茫人海中,我看到了自己孤独的影子,就像在一面巨大的镜子面前,发现自己形影相吊一样。另一解,视“夜”为一般诗中“黑暗”的象征,内心灿烂,人海黑暗,两解同一。全诗共三大句,“身外之海”用第一个句号,此处用第二个,旋律很分明。这句紧承上句关于空虚幻想的感叹之后,再一次弹奏出孤独的主旋律。

第八行,“思想是一个美人”,作者在反复咀嚼人海的苦水,孤独的涩果之后,渴望寻找到一个安乐舒适的小岛,那么,只有回到自己的心海中来,玩赏自己意识世界的精致之作。接下去几行,“是家,/是日,/是月,/是灯,”这是描述在自己的思想、精神天地之中,可以出现完美无瑕的美好事物,美人是一个抽象比喻,联想由此辐射,像家庭那样舒适,像太阳那样温暖,像满月一样团圆,像面前这枝灯那样是自己的知音。思绪飞腾一圈又回到眼前。这几行对空幻的美满境界的寻求,更加反衬出诗人在现实时空里的孤独。

最后三行,“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炉火”是诗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取暖的用具,“是炉火”紧承上句,说思想还能像冬夜炉火一样,在荒漠的人海中给诗人以光和热。但是诗人马上看到了跳跃的火苗,以及墙壁上伴随着火苗忽闪不定的物体的影子,由此而想到,墙上的树影归根到底要决定于真实的树的存在。“树”本来并非佛教中的基本概念,但废名作为“俗家弟子”可能用来指一种本体存在。佛家素有“身为菩提树”之说。“墙上的树影”意即一种虚幻的存在,因为这里的“树”一不能乘凉以平息孤独,二不能使人修成正果,只能烧成虚无的记忆。诗人这句的意思是,精神世界中自造的炉火虽然也能给人以慰藉,但毕竟只是一种镜花水月的幻影。连同下一句“是冬夜的声音”,共同造成了一个“虚静”的氛围。佛家有句格言,叫做“无声不寂,有色皆空”。这句诗可解为炉火在冬夜里微弱的声音,也可解为炉火如同冬夜里微弱凄空的声响一样虚无缥缈。这样,最后这三行诗就又回到孤独的主旋律上,完成了一个“孤灯长想”的意境。

以上逐句解析了这首诗。把全诗十五行连起来看,仿佛是一支孤独忧郁的小夜曲。寒冷的冬夜,作者独对孤灯,浮想联翩。一会儿在想象的世界中得到抚慰,调子舒缓、安闲;一会儿又意识到眼前的寒冷、孤寂,发出轻叹。经过两次反复,于抒情曲线中完成了全诗。

由此可见,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确实有一定深度,既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又是超越具体时代的群体意识,存在着与读者发生共鸣的客观基础。尤其是全诗制作精巧,结构浑成,语言纯熟,意象准确,节奏张弛有致,韵律舒缓自然,因而,这首诗算得上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佳作。

但是另一方面,此诗在意象上和用典等方面缺乏文学符号应有的社会性,人为地在读者面前筑起生涩之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雕琢,而是来源于废名对诗歌的总体看法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创作思维定式。比如说,废名强调过:“诗不能不用典故,真能自由用典故的人正是情生文文生情。”废名追求写一种所谓“立体”的诗,这样,他在把诗情转化为诗文之时,就根本不会考虑接受客体。因此李健吾先生在肯定他“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和他文笔的精炼”的同时,说他“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逃逸光怪陆离的人世”,“句与句间缺乏一道明显的‘桥’”,加上爱用典,使读者“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段”,从而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果等等。这些批评是十分中肯的。过分地玩赏感情世界那些精致典雅的小“摆设”,就会使人觉得格调不够高,境界不够阔。鲁迅先生也批评过废名,说是“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此话虽然有些过重,但闻者却应该深以为戒。就以《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来讲,废名好像精心制作了一盏宫灯,可由于他把读者推得太远,人们很难仔细地观赏,只能隔着茫茫的苦海,从远处那枝孤灯上领略到一点浮光掠影的光彩。当然,这种情趣,也别具一番美学滋味。这也许就是废名诗作的独特价值吧。

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

 无论在学习或是工作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内容提要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其小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审美特征。审美乌托邦、田园牧歌情调以及禅宗式超越的精神追寻,营造出废名小说中一个个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世界。

 关键词 :废名、“梦幻”、叙事、审美特征、人情美、意境美、精神美

 废名的创作可以说是对“梦”的书写,其作品的审美乌托邦、田园牧歌性、禅宗式超越,交织成镜花水月般的诗学风貌和“梦幻”般的审美特征。他曾说:“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废名的整个文学观离不开一个“梦”字。他将“梦”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称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一个梦:“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包含可怖的事实,然而我们读者觉得他是诗。这正因为他是一个梦。”废名常常慨叹自己的创作如梦:“《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是我过去的生命的结晶,现在我还时常回顾他一下,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仅认为创作是一个梦,而且将自己评论其他作家的文字也称之为“用自己的梦去说人家的梦”。灌婴认为废名的《桥》是“作者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构造一个乌托邦”,“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事实上,与其说《桥》属于“心象小说”,不如说“《桥》就是一部‘梦象小说’”。

 一、审美乌托邦:“梦幻”般的人情美

 废名的小说多描写日常生活中乡间儿女翁媪之事,以及在宁静和美环境中的和谐、纯净的人际交往。慨叹逝去童年之梦,缅怀故乡梦之幻觉,废名的小说透显出朦胧、温馨、淳朴的人情美。《桥》运用儿童视角描写了乡村生活的纯美和人际关系的淳朴、真挚、和谐与美好。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平静、安详、友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毫无芥蒂、坦诚相待。史家奶奶没有封建家长制作风,对小林和琴子之间青梅竹马的爱情不仅没有横加阻拦,相反去小林家提亲撮合他们以成就百年之好,即使知道小林对细竹的心事,也没有横加干涉,而是一如平常般慈祥,对他关怀备至。好心的三哑叔为报答史家奶奶的恩情自愿留在史家当长工。琴子抽命画祈求祖母长命百岁。琴子和小林两小无猜的爱情就是发生在这种淳朴而又善良的乡间生活之中,他们习字读书、看花摘桃,渐渐产生了纯朴真挚的情谊。十年后的小林,心中对细竹充满情意,情感在琴子和细竹之间摇摆不定,但是同时与琴子和细竹保持着一种纯朴、朦胧而美好的情感,没有一般小说中三角恋的互相猜忌和斗气,他们拥有纯朴而和谐的“三人行”,他们之间的交往唯美、和谐而又宁静。这是一个成人世界的童话故事,是废名对儿时纯洁美好的两性交往的某种梦幻般的追忆、缅怀以及向往。这种梦幻般的温馨和谐的爱情与浓浓的人情味与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相映成辉,显出废名的“审美乌托邦”。

 二、田园牧歌情调:“梦幻”般的意境美

 废名营造了一个个温情脉脉的田园梦,这梦远离喧嚣,充满了浓浓的诗意,这诗意的来源与其意境美的营造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曾说:“废名用了他简炼的文章写独有的意境。”[4]废名小说中意境美的营造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意蕴。废名不满足于零星的简单意象叠加,而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境界”[5]。《桥》中对史家庄岳家湾美丽田园生活的描写,营造出了一个唯美的梦幻般的境界。严格说来,《桥》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连缀整部小说的是人物的意识流动和情绪体验,每一篇都可以当做小品文来研读,各篇之间独立成章,几乎每一篇都营造了“美化的境界”:或是对山林的钟灵毓秀的描绘,或是对风俗人情的醇郁朴讷的写意,或是对人生命运的超脱与感悟,亦或是对世间万物的兴会与玄想。这些意象同时又纳入一个整体的氛围之中,营造出了一种镜花水月般的令人神往的朦胧而又幻美的如烟似梦的境界。《杨柳》中,杨柳无尽的绿意、人们在杨柳树下的呼喊、打杨柳的孩子围着细竹扎柳球、长长的柳丝缀满细竹一身等等画面,组成一幅静谧纯美的生活图,静穆美与人情美相互交织,形成了梦幻般的仙境。

 多元意象的诗性建构。废名小说中的意象繁复,其中最具典型的、蕴含废名思想特点和体现其独特性的是“桥”、“塔”以及“坟”。“桥”是废名在《桥》中营造的一个中心意象,上部写主人公小林多次轻松过桥,下部写小林不敢过桥,只有看轻盈身姿的细竹和娴静淡雅的琴子过桥,桥是“爱情、婚姻之桥”的象征。废名在其他文本中也写了众多“桥”意象:李妈门前行人往来络绎不绝的卒石桥;莫须有先生小时候的过“桥”等。“塔”在废名小说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意象:《菱荡》中何仙姑“桥头立塔”式辛苦摆渡的老汉升天;《桥》中观世音用乱石堆成的塔,小林向细竹讲述的游历过的礼拜堂的塔等。废名曾说:“这一卷里面有一章题作‘塔’,当然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我也喜欢塔这个名字,不只一回,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的在上面刻几个字。”[6]另一重要的意象就是“坟”。《桥》中多次写到清明祭祀、坟地戏耍以及与坟相关的对话。《柚子》中外祖母饰着圆碑的坟,《浣衣母》中高高低低的坟坡,《竹林的故事》中竖着纸幡残片的老程的坟等。废名的小说许多时候都能一句就成一个意象。如河边村妇洗衣的“一两声捣衣的声响轻轻的送他到对岸坝上树林里去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图景立刻展现在眼前;绿草在雨中静默的意象,废名只用了“雨滴绿”三个字便呈现了出来;此外像“极目而绿,垂杨夹道”、“骑在马上,绿林外是洪水”等等,用词极少而意境优美。

 古典诗词意境的审美化用。废名曾经说:“就表现手法而言,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小说篇幅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7]废名在《桥》中化用了不少前人的诗句,使意境美融会在古典诗词之中。如“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自然拈出古诗词,既不显突兀,同时意境全出,妙趣横生。另外,小说中的人物诗情满怀:琴子立桥头,小林看桥对面的细竹身穿红衣随口一句“红争暖树归”。“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具有叙事功能,既交代季节(时间),又渲染出周围环境。古典诗词的化用使得废名的小说具有含蓄蕴藉的意境之美。

 三、禅宗式审美超越:“梦幻”般的精神美

 废名有意通过挖掘儿女翁媪间的人情美,营造出田园生活的意境美来淡化和模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悲伤。废名笔下都是淡泊、朴素的佛禅式的人物,他们没有怨天尤人的悲愤,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是淡定从容地接受苦难与不幸,甚至于死亡。废名小说中随处可见苦难与不幸。《桥》中琴子和细竹都是孤儿,三哑叔讨米来到史家庄,史家奶奶老年丧子,抚养孙女和外孙女,狗姐姐生了一个孩子也已死去……生活的艰辛与苦难笼罩在人们的头顶。《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一家生活清贫,三个孩子只剩三姑娘一个。《浣衣母》中李妈命运悲惨。但是废名没有强调人生的凄清与苦涩,而是写出了笔下人物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那份平常心,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废名的小说描绘的是“一幅幅经过禅宗哲学与美学净化过的日常生活画面,它们没有多少人间烟火气,而是禅意盎然”[8]。废名有意拉开艺术和现实的距离,营造一个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寄予自己理想情感和追求的精神伊甸园。在淡远、古朴、宁静的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世界中拷问人生意义,寻求超越人生苦难的途径,将梦幻般的世界当做灵魂的皈依。

 废名小说中众多意象,如“桥”、“塔”、“坟”的反复出现,也显示出对禅宗的审美超越。在废名笔下,“桥”这个意象不单单是个具体的事物,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意指符号:它承载着主人公对过去美好的回忆,往往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桥”的本质就是“渡”,即把人从此岸引向彼岸,具有宗教上的意义,表现了人自我超越的艰辛和苦难的历程。桥边立塔是普度众生,观音造塔是超度无罪的亡灵,“塔”意象表达了废名对痛苦人生和苦难人世的悲悯情怀。“坟”的意象具有哲学上的超越。在废名看来,生与死是没有界限的,在佛教中强调生命的轮回与空无,“坟”不简单的是埋葬死人的一座土丘,同时也反映出废名对生命存在、肉体死亡的沉思以及唯美的人生哲学的热爱。

 与审美功利化的趋势不同,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关注人生的深层苦难。废名将西方生命哲学与中国的佛、道相杂糅,用独特的艺术方式,创造出唯美、超越现实的梦幻境界,形成一种审美乌托邦和超越性的精神美,从而使其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废名小说“正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深度回归的表现”,“用终极关怀之态度与眼光探索人生奥秘”,其小说“从始至终都反映了作者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严肃思考和艰苦探索”]。

 废名曾谈到过西方厌世派文艺对他的影响:“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他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哈代的小说、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废名固然受到过西方厌世派的启发,但是,他最终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超然境界:“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死亡意识在废名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生与死是佛教的重要问题,也是废名人生思索的重要方面。废名小说中充满了对生与死、梦幻与现实的诸种生命对立元素的思考。在废名看来,死亡固然是必然的,是肉体的消亡,但更是美丽的,是认识生命、领悟生命的“镜”与“灯”。从生命和肉体的短暂易逝中,寻求对自然生命的超脱,赋予生命以永恒的意义,使得废名小说中对梦幻之美的追求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味。废名用死亡的炫美来反衬生命的欢悦和灵魂的自由,把现实幻化成一个个如梦亦如镜的境界:“镜子是废名关于梦象人生和幻象世界的隐喻表达。从废名的深刻心理创作机制观之,镜中的幻象世界与外在的实象世界物我无间浑然一体,镜中世界甚而远胜实在人生。镜中世界是废名把人生幻美化、梦象化的一种生存体验和理想人生表达。”[3]37正是在这一点上,废名继承了禅宗,又超越了禅宗。

 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

 废名的小说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与鲁迅大异其趣。废名学贯中西,博采众长,他把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以及哈代的辞语简约、契诃夫的描述细腻,都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废名小说冲淡质朴、含蓄委婉、灵动跳脱、简练省净而又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一、充满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的小说内容

 废名的小说描写的多是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以冲淡质朴、优美宁静的笔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古朴静寂之美和淳朴的人情乡情之美。“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⑴沈从文说:“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⑵《柚子》通过童年的一系列日常琐事,刻画了表妹柚子的鲜明形象。“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⑶柚子的温厚可爱以及“我”的调皮顽劣性格都跃然纸上。

 “废名把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几乎是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为现代乡土小说开拓了另类美的天地。”⑷《竹林的故事》写河边竹林旁一农家贫穷而又快乐的日子。文中的三姑娘洋溢着悠悠诗情和青春气息。作者对三姑娘的聪慧乖巧、清丽脱俗以及她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过目难忘。这篇小说的纯粹达到了无可企及的地步。沈从文的《三三》、《边城》,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篇可能都受过此作的影响,沈从文笔下的三三、翠翠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巧云身上都有三姑娘的影子。但是,我觉得,只有《边城》可以与之匹敌,而《三三》、《大淖记事》等篇就诗情画意和质朴纯粹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二、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废名的小说在结构上有着鲜明的散文化倾向:淡化故事情节,着重情绪和意境的渲染,以抒情的笔法使田园山水之美与人物性情之美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废名以大量篇幅纳自然景观于人事描写之中,把景物人化。写景也即是写人。《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河上柳》都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菱荡》中,“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这与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⑸是何其相似!我不能断定卞之琳是否是受了废名的影响,也或许是各自的独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废名的《菱荡》写成于1927年10月,而卞之琳则是从1930年才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这首《断章》则写成于1935年10月。并且,卞之琳自己也说“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

 ⑹《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并没有贯彻始终的故事情节,每篇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情景,人物与其环境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这种散文化、抒情化的写作倾向,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沈从文。沈从文更进一步主张:“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⑺沈从文更进一步说:“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⑻沈从文的《边城》在结构和神韵上都深受《桥》的影响。它们都描写了农村古朴、和谐的生活,且都以脱俗空灵、诗意悠远的笔调描写了一曲纯朴的人间之爱。《桥》写程小林与史琴子、细竹之间萌发的情爱,《边城》则由一男二女变为了一女二男:翠翠与天保、傩送。

 三、诗化的小说语言

 废名的小说还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废名自己承认,他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⑼汪曾祺说:“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⑽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废名小说中有很多句子都有绝句之美: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桥·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桥·洲》)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桥·芭茅》)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桥·灯笼》……

 废名的小说像诗,还因为他的小说,早年就已在艺术上显示出委婉含蓄且具跳跃性的特点,尤其是1927年前后,这种特点更是发挥得圆润熟练,《桃园》便是其中代表。“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桃园》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父女间的真挚的爱。阿毛自己本是病人,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已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着的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文字如鲁迅般讲究简省,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撼人心灵的爱,令人不觉泣下沾襟,其艺术感染力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

 长篇小说《桥》集中体现了废名小说诗化的特点。读《桥》,就像在读一部长诗,全书都是诗化了的。其中的每一章,甚至一句两句,也自成意境。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垄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桥·茶铺》

 “(‘细雨梦回鸡塞远’)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桥·塔》)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桥·塔》)

 这样美妙的诗意的句子,在《桥》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正如冯健男所说“《桥》是小说艺术,是诗艺术,是‘高华简练’的语言艺术。”⑾

 四、跳脱简练、含蓄委婉的行文风格

 废名的小说,还具有一个很特殊的行文风格,那就是灵动跳脱、简练省净、含蓄委婉。周作人对于废名的简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⑿

 废名小说的开头往往以简洁精炼的语言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菱荡》开头一段:“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我列出这两段文字之后,再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段摘录在下面: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边城》)

 “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沈从文《三三》)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汪曾祺《受戒》)

 从以上几段都可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风格尤其是语言方面明显的受到过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中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⒀

 在行文简省方面,我认为《初恋》勘作范例,虽然这篇小说很少有人论及。在写初见银姐时,“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即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其中“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一句,完全是生活化了的语言,没有一点铺垫和渲染,简省到极点。而对银姐的描写,也是在行文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使行文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

 在《初恋》的结尾:“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念’,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哭得厉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没有直接描写“祖母”的去世,而是以“堂屋里的灵位”来暗示祖母已逝。而“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则含蓄的指出了银姐现在也早已结婚成家。在这一小段文字中,将祖母的病故和银姐的嫁人都含蓄的交待出来,像诗一样灵动跳脱,留下空白让读者在品读中通过再创作而感悟之。在《小五放牛》中,通过孩子的视角把富户王胖子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恶事写得曲折委婉,且婉而多讽:“王胖子是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观叙述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

 五、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深刻内涵

 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⒁而代表着废名另一面的便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废名另辟“奇涩”蹊径的表现,整部小说不仅诗意淡出,而且晦涩繁琐。语句和意象的组接和转换非常突兀,常常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莫须有先生传》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我们把《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这段文字与《五柳先生传》的开篇文字试作比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两者是何等相似!

 《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既有堂吉诃德⒂的疯狂可笑和正直无畏,又有孔乙己的迂腐和善良。莫须有先生“全无诗意”的所见所闻,恰是废名休学、隐居后思想变化和所处现实环境的艺术表现。这里已没有往昔的超尘脱俗般的诗化的单纯美,有的是作者逢人遇事的感慨与絮语,有的是平凡百姓庸常的现实,在“满纸荒唐言”的下面掩饰不住的是作者的一腔愤懑和对世事与人性的理性思考。《莫须有先生传》描绘和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废名的最后一部小说,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点。表面上“情趣”、“理趣”都已经完全褪去或淡然,实际上依稀还可以看到其“余韵”尚在。废名写这部作品时已“无意为文”,他只是叙述事实,语言非常平实。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避居乡间的经济拮据、乡村保甲制度的种种积弊、偏僻地区小学教育的落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之情,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有时以佛学阐释人生哲理,令人难辨真味;有时以诙谐文笔状写人生苦况,又令人回味无穷。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共十七章,在最后一章《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中,体现了废名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和充满睿智的荒诞讽刺的特点。两个小孩“纯”与“慈”在拣柴时的乐处,反映的是纯然的孩子的追求快乐的天性。而在成人世界的“拣柴”则具有双重性:追求快乐与满足贪欲,这是人的天性的两面性。人无贪欲必是圣贤。两个小孩子充满趣味的“拣柴”加进成年人的功利意义,确乎使“趣味更重了”。“其实世间一切的乐处都是贪”⒃,废名在不经意间使小说与现实本身和人性弊端构成了某种隐喻鞭挞的关系。所以周作人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⒄废名把思想隐藏在文字后面,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言行后面,因此,更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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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作家,与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教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后又发表长篇小说《桥》。他又是中国三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是智慧诗的代表作家,更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的诗的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驰骋想象”,“上天下地,东跳西跳”的诗境,是六朝文的风致。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

他写过很多的新诗,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诗歌的代表作《街头》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驶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三十年代的诗人写的诗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诗人多用一些比较生疏的古字,甚至是所谓‘文言文’中的虚字来表达一个意义,一种情绪,或甚至是完整一个音节。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 由此发现30年代现代派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主流有深刻的联系。30年代现代派诗歌是“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而废名正是代表了30年代诗人的写作特征,在《街头》这首诗中就有着这些体现。

细读这首诗,会发现这首诗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一个是它的思想上有另人震惊的思想震撼力,另一个是它的艺术上语言的高度凝练。诗人连用“寂寞”一词,在诗中反复出现,而且内涵是不确定的,由邮筒寂寞,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一直写到人类寂寞,街头本来是喧闹的,但用的是反常识的语言,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是大千世界万象内聚,包容与心,思接万仞千里,全凭瞬间顿悟,超越了逻辑,抽去了中介,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艺术表达方式暗合或相通。

在艺术上,俄国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巴赫金把它称为“陌生化”。街头是这首诗的情境,街头所看到的事物应该是很多很多的,然而在这首诗中只出现了汽车和邮筒这两个事物,这两个事物显然是被诗人精心挑选过的是现代化的标志,是工业化的标志,写的是现代世界,因此,诗人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诗人行到街头,看到汽车从眼前驶过,邮筒寂寞,二者是并列的。“汽车驶过”是作者所看到的眼前事物,而“邮筒寂寞”是作者的感觉,是作者感受到的。

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之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在这首诗中能深深的体会作者在喧闹中所领悟到的无所不在的寂寞。

整首诗分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由开头到邮筒寂寞。第二个单元由邮筒po到诗歌结束。在整首诗中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乃”,它是由第一句汽车驶过而来,邮筒寂寞是由汽车驶过而来,这是静止的邮筒相对运动的汽车而言是寂寞的,这暗示诗人有静止和运动的比较,由运动的汽车看静止的邮筒。这是诗的第一个单元。

在第二个单元中,诗人由静止的邮筒看运动的汽车。邮筒是静止的,字母“po”看得很清楚,汽车是运动的,记不住号码,邮筒“po”看得清到看不清汽车号码用“x”代替,所以诗人说运动的汽车是寂寞的,诗的内在结构是一正一反再合并的。由此及彼,大街寂寞,人类寂寞,诗的内在逻辑就推理出来了,这首诗是典型的中国道家庄子的思想对策。

在这首诗中,汽车和邮筒都是否定形象,都是寂寞的,诗人由此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汽车邮筒都是现代社会的代表,所象征的都是寂寞的,所以大街是寂寞的,人类是寂寞的,所以表达了诗人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所以说这首诗的思想是极有震憾力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搞现代化,可以说现代化是中国的梦想,但废名在三十年代就表达了思想相反和对现代化的批判。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汽车和邮筒都是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是行动的,邮筒是静止的,人类尽管有了汽车和邮筒,但是人类仍会有思念有分离,现代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处境,因此说明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解决不了人类精神上的处境。

总之,在整首诗中诗人用了一连串反常识的语言,起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由邮筒寂寞,数字寂寞,大街寂寞直到人类寂寞,体会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是诗人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就是用现代化的代表事物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在当时的社会有极强的批判效果和敏锐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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