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慰藉个体情感的方式是提倡()。
A自我抚慰
B信仰宗教
C合群
D离群
正确答案:C
什么是儒家什么是道家这是不容易说得清楚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儒道两家都有许多学派,不同时期有不同形态。它们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舍弃了内部学派差异性和时代变异性,而为整个学派所有共同拥有的属性。
我们认为儒家的基本特征应是“人文化成”。“人文”即人伦文化,以人为中心,以伦常为基础,形成仁礼之学。“化成”即教化成善,重修身,重教育,重后天的气质变化。总之,儒家是伦理教化型的人文主义。儒家重人道而轻神道,故不是宗教神学,而是人文主义学说。但儒家的人文主义又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前者重家庭与社会伦理,后者重个人自由与理性,所以儒家是伦理型的人学,其核心的概念是“仁”。
道家的基本特征应是“返朴归真”。道家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纯朴的,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和谐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人丧失了天然的纯真,使社会出现争斗和巧诈,人类于是陷入痛苦和灾难。只有回归本然,人性才能纯和,社会才能太平。道家崇尚大道,因为大道具有永恒、真实、自然而然和生生不息的特征。顺应自然和回归真朴是道家恒持不变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称道家为自然复归型的人文主义,其核心的概念是“道”。
荀子站在儒家立场上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天”是指自然状态,“人”是指人工造做,这句话精辟地点明道家是一种自然主义,主张一切都顺应自然,保持事物本来质朴、自得状态,不赞成加上人为的成份。道家也讲“人”,但要用“天”化“人”。当然,道家也可以批评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也就是说儒家主张人文化成,一切都以人为中心,而不赞成事物保持或回归本然状态。儒家也讲“天”,但要用“人”化“天”。在儒家的人文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文主义)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彼此冲突,又彼此制约和互补,共同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说儒道互补的时候,是以儒道两家有明显不同、恰相对应为前提的。这种不同,有时候是并行而不悖,有时候是相辅相成,有时候是相反相成。从发展趋势看,早期互相批评的成分多,后期互补的成分多,而且越来越多。
孔孟以后的儒家不断吸收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超越精神,但一直保持着儒家以伦理为本的精神,老庄以后的道家也逐渐肯定人伦之常道,但仍然保留着以自然为本的基本精神,所以两家虽然互补,却始终没有合一,因为两家的核心理念是有差异的,而且形成各自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儒道互补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呢
(1)儒道互补就是人类进化与复归的互补。儒家认为人性和社会是进化的,先天的状态并不完善,所以需要后天教化,先“尽己之性”,然后“尽人之性”,再“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总之儒家主张社会文明的不断创造和不断进步。但儒家比较忽视人性在不断进步和升华的同时也会出现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因此需要有复归本位的运动。道家要通过“反朴归真”来克服异化现象,保持人性的本然纯朴和社会的宁静平和,老子提出“复归于婴儿”和“小国寡民”(二十八章、八十章),庄子提出“法天贵真”,向往“至德之世”(《庄子·渔父》、《马蹄》),都体现了对文化异化的批判。但是道家经常分不清回归与倒退的界限,为了回归而宁可牺牲发展和进步,这样的回归是无法实现的。儒道互补的结果,便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既主张社会与人性不断升华前进,又主张社会与人性不断回归本位,使得人性既拥有智慧,又能保持纯朴和自由,使得社会既高度发达,又和谐有序。坚持进化,避免异化,这无疑是人类发展应该追求的方向。
(2)儒道互补便是阴阳互补。儒家“人文化成”的传统表现出一种刚健的进取精神,主张参与社会,担当责任,决不做旁观者。《易传》里有“刚健中正”(《周易·乾卦·文言》)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上,《象传》)的说法。《论语》赞美“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孟子提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北宋张载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表现出贯通古今、胸怀宇宙、悲天悯人的宏大气魄。当然,儒家也讲刚柔相济、阴阳互补,但仍以刚主柔,以阳制阴。道家则不然,其“返朴归真”的传统主要体现出女性的阴柔的谦和精神。老子说:“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他称颂水德、坤德,以柔弱不争、顺应自然为宗旨,是一种女性智慧,可以弥补男性文化有刚少柔的不足。儒家思想薰陶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道家思想则培养出一批隐逸之士或社会生活的旁观者批评者,他们使社会增加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中国哲学的主流是阴阳哲学,如《易传》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未辞上》)。道有阳与阴两重性,乾道自强不息,坤道厚德载物,两相结合,便是刚柔相济、阴阳互补。儒与道一日不能分离,正如阴阳和男女不能分离一样。
3、儒道互补就是虚实互补。儒家的人文主义具有求实务实精神,它的公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专注于今世人生的修德和社会事业,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特别发达。它对于死后的问题和鬼神的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可以说儒学是方内之学,是现实主义的人学。道家的学说更关注形而上的世界,它要把人的精神从世俗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甚至要超出社会道德,从宇宙大化的高度看待世界,所以道家具有超越意识、玄虚精神。道家所推崇的大道是超乎形象、具有无限生机的宇宙之源和价值之源,人们修道的目的是提高精神境界,与大道一体化,使精神获得彻底解放。道家的这种求虚探玄精神,使得它的哲学和美学特别发达。儒道互补就是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互补。历史上的儒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总是不断从道家吸取哲学营养;反之,历史上的道家为了更好地与现实生活沟通,也总是不断地从儒家吸取人生智慧。儒道互补,便形成中国哲学精神。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两者统一在圣人的人格上,便是“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哲学简史》)他又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是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同上书)冯友兰在《新原道》一书中,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视为中国哲学精神;“极高明”即玄虚精神,主要来自道家,“道中庸”即入世精神,主要来自儒家,两者的统一便是中国哲学精神。
4、儒道互补也是群体性与个体性的互补。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是社会动物,具有群体性,其本性中就包含着关心家庭、他人和社会的意识;另一方面人又是相对独立的生命个体,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欲望、情感、个性和自由意志,其本性中包含着关心自己、追求个人幸福自由的意识。群体性与个体性既矛盾又统一。儒家思想强调人的群体性。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颜渊》),表现为“忠”道是“己欲立而立人”(《雍也》),表现为恕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宋代思想家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都体现了儒家以他人和社会为重的精神。道家思想强调人的个体性,重视个体的安宁和精神自由,不要受社会礼教的束缚。老子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四十四章),是从个体幸福出发的。庄子讲精神“逍遥”和庖丁养生之道也是以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中心的。《论语·微子》载道家隐士长沮、桀溺劝孔子避世以求个人安宁,孔子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充分表现了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道家个体价值观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又可以形成一种制衡和互补,使社会不至于偏向以共性压抑个性或者以个性破坏共性这样两个极端,把群体性与个体性结合起来,使社会既生动活泼又团结有序。
一儒学文化的特质·“语绝于无验”—儒家思维方式·整体思维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为比利时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所写的序中用这样的一段话来概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他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炼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在此,托夫勒所准确地概括出的西方思想的这一特点用哲学的术语说即是西方人惯于运用分析的方法。运用分析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与其相联系的复杂的整体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孤立地研究,这是导致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飞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没有这样的方法,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
与西方人所擅长的这种拆零的技巧不同,儒家思想却表现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整体思维。拆零的技巧很难说在儒学家思想中毫无踪影,但儒家学者似乎从未意识到有运用并进一步发展这样的技巧的必要性。
知、情、意统一思维
儒家思想的整体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儒家的整体性思维在内容上应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思维主体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认知主体进入思维过程,而是作为一个理智、意志、情感的有机统一体而发生作用。其次,主体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并不是单纯地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某种具体知识,而且也包含着对美的感受、对善的体验与道德的实践。主体的知、情、意对象化为真、善、美,表现为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整体性的精神境界。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学整体思维特征的现代诠释。这一诠释的过程是以现代哲学,特别是以西方哲学的主、客体二分的哲学基本立场为其背景知识的。这样的诠释似乎很难准确地揭示出儒学思维的特征。
就一般而言,思维主体在任何时候都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体。这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都能找到充分而有效的例证。但是西方哲学思维的特点,在于它自觉地以知识论、伦理学、美学等范畴、概念去反映和表达思维主体的知、情、意的方方面面,因为西方人很早就具有很强的分裂意识或拆零的技巧。而儒家的思维方式从不对外界和人类自身做分门别类的研究。站在现在的立场,儒学思维的这一特征表明,在儒学的思想体系中,人和自然是统一的,或者说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心和物、心理和物理是统一的。进而可以说,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严格说来,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心和物、心理和物理、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这样的两分法。所以要准确地理解儒家思维的整体性应从其固有的模糊性入手。儒家思维的模糊性导致了它的整体性。
概念的分析性思维是一种离散式思维,它以追求确定性的知识为其目标。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是分裂意识的具体体现。模糊思维与其相反,它不以精确性的知识为其追求的目标。思维的模糊性就是人们思维活动关于思维对象的性质及其对象间的类属边界的不确定性,它追求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认识,而不是部分的、有限的知识。所以它不是分析的,也不是在分析的基础之上所作的综合。由于模糊思维不追求对象的性质的确定性和对象间的类属边界的确定性,所以它也自然而然地摆脱概念的分析性思维必然具有的限制。在这种思维活动过程中,对象并不具永恒的特定的性质,因而对象间的边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易变的。各个对象为了便于辨认都有各自的称谓。这种称谓或名字是相对稳定的,但其所指称的对象却并不是常久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所以,这里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命名系统,一个是命名系统所指涉的实物系统。前者是确定的,后者是不确定的。之所以需要前者,乃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要表达总得有工具。但命名系统和其表达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可见,模糊思维在现实的思想过程中则表现为整体的直觉思维。
“天人合一”命题
儒学的整体思维集中地表现于“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上。孟子可以说是最早提出完整意义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家。如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意思是说,人只要充分发挥先验而具有的道德之心,就可以认识自己的本性,进而了解天。“尽心”也就是所谓的“思诚”。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天的根本法则,而“思诚者人之道也”,忠实地实行“诚”是做人的根本法则。“诚”的中心内容是“善”,“思诚”的中心内容也就是要“明乎善”。他说:“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能够做到“尽心”,“诚其身”,也就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天人是统一的整体,只要能“尽心”、“思诚”,天人之间就并无阻隔,而能打成一片。所以他又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同上)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以天人一源的理论预设为其前提,但他本人对于这一理论预设并未予以清楚的表述。这就给朱熹留下了发挥的余地。朱熹认为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是理,理为万物之源。理既为万物之源,则天、人之间本应毫无间隔了,它们之间的边界也就不是绝对的了。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框架,他也往往从“天人相与之际”这个整体的宇宙模式来讨论和处理一切有关宇宙、社会、人生的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有意志、有人格的天。他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汉书·董仲舒传》)所以,在他看来,不仅人的模样与天的模样一样,就是人的感情意志、道德品质也是与天一样的,天与人之间并无质的差异或边界,天与人是合一的,天与人可以交感。
宋明理学家更是以“天人合一”这样的宇宙图式为其思想理论的框架。周敦颐明确地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圣希天”。故王夫之说:“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穷天人合一之源。”张载认为,天、地、人、物本为气化流行的产物,是太虚之气聚散的结果,所以它们之间亦无明确的边界分际。在现象上,天、地、人、物各有其别,但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都是一气所为。故《西铭》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东铭》则云“儒者则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他认为,天地好比父母,一切人一切物都是天地所生。一切人都是同胞兄弟,一切物都是同伴,应该爱一切人,爱一切物。这就叫做“民胞物与”。二程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理”是万事万物的“所以然”。他们认为,万物各有其理,但在根本上,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他们认为,“天人无二,不必以合言;性无内外,不可以分语”,“圣人之心,与天为一”。在他们看来,天人一本,所以不必言合语分。朱熹也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及人类社会虽由“天”而有,但既有“人”及人类社会,“天道”将由其体现,“天道”将由人来实现于社会,而能完全实现“天道”者唯圣人,所以朱熹说:“圣人……与天为一。”
陆王心学虽与程朱理学旨趣不同,但也以阐明“天人合一”之理为己任。陆九渊说:“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王守仁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为一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雨风雷电,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只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在王阳明看来,天地万物与人本为一体,所以相互之间从根本上说并无隔膜、界限。天人本为一体。所以“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他在解释《大学》中的“亲民”与“明明德”时又用了“体用如一”的观点,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黄宗羲和王夫之都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黄宗羲从“盈天地皆心”的观点出发批评了把“理”与“心”析为二的做法,他说“夫自来儒者,未有不以理归之天地万物,以明觉归之一己,歧而二之,由是其不胜支离之病。阴明谓良知即天理,则天理明觉,只是一事,故为有功于圣学”,故“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这是用“体用不二”的传统思想来说明“天人合一”的观点。王夫之以“天”与“人”之气化同运,明“天人合一”之理。他说:“父母载乾坤之德以生成,则天地远行之气,生物之心在是,而吾之形色天性,与父母无二,即与天地无二也。”盖因“天人之蕴,一气而已”,故“道一也,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天”与“人”“惟其一本,故能合”,“惟其异,故必相须以成而有合”。王夫之认为,“天道”乃一刚健之气化的流行,而人受之为“仁义之心”,故谓“成之者,人也;继之者,天人之际也”,“天人相接续之际,命之流行于人者也”,盖“天人同于一原”也。
成化碑。明成化四年(1468)立,碑文称颂孔子之道。
“天人合一”是儒学思想的中心观念,它最为鲜明地表现出了儒家的整体思维的特点,它从天、地、人、物为一体的整体上去观察、思考事物,不多作分析,更不强调把其中的一个部分从其总体背景中分离出来而作孤立的研究。由上面的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并不重视事物类属之间差异,而是在刻意模糊天人之间的边界、物物之间的界线,而强调宇宙间的统一、和谐。
天地人相通模式
儒学的整体思维模式也在其易学系统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系辞传》作者在解释八卦起源时曾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系辞传》作者看来,天、地、人、物虽在形态上各异,但它们之间却是相通的,都在一个整体的模式之中。这一模式就是以八卦衍化而成的象征符号系统。因此,《周易》表述的就是通过仰观俯察自然、社会、人生而得到的适用于宇宙、人生的普遍原则。于是《系辞传》接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可见,《周易》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就是一种包罗天、地、人在内的整体思维模式。正是这种包罗全宇宙的整体思维模式构成了易学系统思考、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根据这样的整体模式去视听言动,也就能自然而然地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圣人境界。
不但《周易》的整个卦画系统体现了天地人相通的整体模式,而且其中的每一卦也都体现了这同样的整体思维模式。这表现在以下两点上:一,每卦由六爻组成,六爻的位置分别象征着天、地、人。由下往上,初与二是地位,三与四是人位,五与上是天位。一卦之中就涵盖尽天、地、人。二,虽然地位、人位和天位的位置在每一卦中是固定不变的,但爻在卦中的位置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正因为天地人是相通的,所以六爻的位置才能周流不已,变动不居。
《周易》表现出来的这种重视宇宙间普遍联系的整体思维模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宋儒的宇宙论图式主要地就是取自于《周易》的这种整体思维模式。
儒学的整体思维模式有其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意义。它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认为人能与天地相参,指出人是天地之心,人能弘扬天道,这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积极向上、奋斗拼搏的进取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儒学的整体思维模式重视宇宙间的统一,强调维持天、地、人、物之间的均衡关系,对于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今天仍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儒学的整体思维模式不重视分析,不强调对处于统一联系之中的各个部分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都不利于以分门别类研究为特点的实证科学和诞生和发展。所以我们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整体思维模式时,还应特别强调科学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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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起于草根,儒学本是丧葬礼仪之学,儒生吃不饱饭也没有好衣服穿。
故先秦儒家朴素,强调“仁/义/礼“,恢复周礼和社会秩序并不受待见;
秦取法家,藐视儒家;
汉初刘邦看不起儒家,取黄老无为而治,成文景之治;
董仲舒注入君权/大一统理论,深受汉武帝喜欢成为政治主流;
魏晋南北动乱年代,被汉朝官方强加解释权的儒繁文缛节,已不适应时代需求,门阀制度和社会东论,士人消沉苦闷,玄学流行,挺身而出如典型代表曹操内儒外法。
唐开放,儒释道三教相争,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未彻底失去,和道佛中互通交流;
宋元儒家回归正统,元朝开始科举完全采用儒学,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儒学下沉到家庭日常,三纲五常理论,道德神论加持,应需而成。
明工商萌芽,民众开智,传统儒学再次发展,心学致良知,知行合一,完成儒学对民众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清朝曾国藩为儒学践行者最后一位半圣,但儒学理论并无实质发展。
儒家仁爱思想与墨家兼爱思想的异同
先秦诸子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学术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 当时涌现出的许多思想主张互不相同的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一个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个为墨子开创的墨家。《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从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内容上来看,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虽然两者都强调“爱”,但这个爱却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要分析这两个爱的异同,我们就先来看看仁爱和兼爱的具体内容。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与颜渊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仁呼哉?”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在这里首先说明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这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一旦能做到这点,天下的人都会认为他做到仁了。
孔子所说的仁的基本性质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即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所制定的政治秩序的行为才能做到仁。对于统治者,孔子鼓吹所谓的“使民”、“利民”、“安民”、“教民”等等,其实质是强调统治者只有这样全面驾驭人民,才可以稳定地长期地巩固贵族的统治秩序,也只有这样,才算是达到了仁的标准。孔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就是说贵族才有仁这个品德,而被统治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这个品德。
孔子将恢复和巩固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周礼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的,所以他非常注重孝悌,强调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最基本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孔子推崇仁爱的首要心理动因是“报恩心”和“同情心”,报恩心主要是指孝道,孝就是爱父母,这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也是其他一切感情的基础。
因为人一出生就享受到父母的怀抱之爱,个人最基本的利益是父母给的,不孝就会心不安。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又是社会和他人给的,只不过父母给我们的利益多,而他人给我们的利益少罢了。这样,如果能爱父母便能推广之爱其他人,如果不能爱父母,那又怎么去爱那些给我们利益少于父母的人呢?所以孝乃是仁的根本。
关于为仁的方法,孔子推崇“忠恕”之道。即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的同情心理论。孔子的仁爱是层层外推之爱,是根植于人的本性的,是人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但是同样自然的是,别人对我们的爱总要少于父母对我们的爱,所以爱父母总要胜于爱其他人,爱是有差等的。
一、春秋时期——儒学的开创
开创者孔子
1、核心思想是“仁”,即“爱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学说;他反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出现的苛政暴政,要求统治者“以德治民”、“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包含民本思想。
2、提出“礼”。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又强调以“礼”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号召“克己复礼”,即恢复理想中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以实现社会稳定,同时以中庸思想和“和而不同”来协调礼和仁的关系。
3、教育方面: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等,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扩大的教育对象的范围;他以“成人”、“君子”为教育目标,提出“因材施教”等诸多重要教育原则。
4、文献方面:他整理编订文献“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传承。
二、战国时期——儒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代表人物孟子、荀子
孟子:
1、提出了以“仁”、“义”、“礼”、“智”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以“仁义”为最高道德原则。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发展了孔子“仁”、“以德治民”的观点,提出较为完整的“仁政”理论,要求统治者停止兼并战争,减轻赋税,制民之产,尊贤使能。
3、发挥了“民本”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论”为代表的民本学说,成为其思想体系中最为宝贵的成份。最典型的是言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伦理观上主张“性向善”,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
荀子:
1、天人关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制天命而用之,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2、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掌握“礼”;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强调礼法并用;。
3、君民关系:舟水之说(君舟民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4、主张“性恶论”。
三、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代表人物董仲舒
1、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3、针对土地兼并严重的现实,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孝道。
四、宋明时期儒学上升到新高度
北宋时期儒家学者融合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将儒学上升到新高度即理学:
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
1、程颢、程颐(北宋):理是万物的本源,理的核心是“仁”;人伦道德、尊卑等级都是天理;仁是与万物俱生的。
2、朱熹(南宋):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主要观点有:理气论(理和气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存天理,灭(或去)人欲”、心性论(性无不善,情也应当从善)。
陆王心学(主观唯心主义):反对理学的繁琐回归本心。
1、陆九渊(南宋)心学的创立者:“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2、王阳明(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宣扬“心即理也”“心外无物”等;致良知;知行合一。
五、明清之际的儒学新发展
明清时期儒学新发展的表现:反正统反权威;反对君主专制;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
1、李贽(明后期)否定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权威,认为人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批判道学家的虚伪说教,肯定人的正常需要,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2、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提出君臣平等,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认为工商皆本。
3、顾炎武: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众治”的主张,梁启超归结其思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
4、王夫之:“循天下之公”,深刻揭露历代帝王把天下作为私产的做法,提出耕者有其田;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唯物主义者。
扩展资料
儒家影响: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与其它诸子百家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国人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中国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到现在还是华人的主流思想。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
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
-儒家思想
在《大学》中,可以说,“止于至善”既是政治应该达到的最终目标,也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
对于一般人来说,在确立个人奋斗目标的同时,更需要确立道德修养的目标。
而对于执政者而言,他们还要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需要把引导民众达到“至善”境界作为更高的目标。
那什么才是“止于至善”呢?做到以下几条,就是止于至善:国君要仁爱,臣子要恭敬,子女要孝顺,父亲要慈爱,与他人交往,要讲信用。
这第四篇中有几个生字:
1、“缗”(min),同“岷”音,是指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在《大学》第四章“释止于至善”中,朱子写到“缗蛮黄鸟,止于丘隅”。这里的“缗蛮”,也叫绵蛮,是一种鸟叫声。
2、“谖”(xuan),同“宣”音。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欺诈、欺骗;另一个是,忘记。朱子在这句话“有雯君子,终不可谖兮”中,用的是第二个意思,就是永远都不能忘记、忘怀啊。
3、“恂”(xun),同“询”音,意思是信心,信实。但在这篇文章中,朱子把“恂栗也”,解释为“战惧也”。
还有两个短语,值得收藏:
1、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2、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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