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昆明的雨>>评析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我想念昆明的雨。

根据查询《昆明的雨》我想念昆明的雨表达了作者对昆明的雨的思念与宠爱之情，所以文中我想念昆明的雨句子最能表现四十年后作者汪曾祺对昆明的雨的情感。

昆明，别称春城，是云南省辖地级市、省会、滇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 

              —— 引自章节：唐立厂先生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汪曾祺老先生回顾母校的散文集，收藏27篇文章。质朴、亲和的文字，于如水的记忆里重温国立西南联大的金色岁月。

    1939~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求学、生活长达七年，西南联大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在此后的人生中，他时常深情回望这七年联大时光。种种人事，在他笔下娓娓道来，饱含深情，蕴藉弥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的大学，但却盛产天才，名人志士辈出。我最初知道西南联大，是在**《无问西东》中，在那段战火硝烟的岁月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构成了学者们最静谧的一方热土。那一辈的文人和如今不同，他们没有名利追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守着最简单纯洁的热爱，这一时代的他们，永远是我敬仰的先辈。于是，我想要去王老先生的经历中走一走，去品读历史的敬畏感，去感受西南联大存在过的痕迹。

    我向来喜欢读小说胜过读散文，我喜欢小说情节的津津乐道、跌宕起伏，总觉得散文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但在汪老的笔下，散文是生动的，昆明是美丽的，西南联大是鲜活的，联大的师生是博学有趣的，每个人每个物都充满了生活气息。

    “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年代，学生生活穷困又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诩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青葱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

    那段青葱岁月里，战时的日子如此艰苦，炮火横飞、物资短缺，然汪老此书却毫无诉苦抱怨之语，通篇透着一个“趣”字，平淡从容但不失诙谐幽默。泡茶馆、跑警报、做同期、逛书摊，他们也是爱吃爱玩的少年，“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旺盛，有两个钱都吃掉了”，他们也会偷懒赖床，“日常断顿，日高坠卧，拥被不起”，他们也一样的爱美爱漂亮，“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麂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外，还有把头发卷成一根一根香肠似的女同学”，他们一样会互相做恶作剧，互相捣乱，在汪老先生的文字里，他们调皮可爱，青春年少。

    然而最触动到我的，是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不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这是西南联大许多老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闻一多先生的课堂，经常老师和同学们一边抽烟，一边感受诗词歌赋的美好；徐志摩先生的古代神话课非常叫座，经常啃着烟台大苹果讲课，除了中文系的学生，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即使没有学分，也要穿过整个昆明城来听、朱自清先生常常带着自己制作的一沓卡片，一张一张的讲……

    联大师生身着破衣烂衫，却依旧将日子活的生动而自在，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描绘着他们心中理想的蓝图。他们孜孜不倦，保留中华的文化火种；他们保留初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27篇回忆录中，各位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一切仿佛恍如隔世。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无数青年才士一起跑警报，一起挥斥方遒，一起舞文弄墨，一起同仇敌忾。他们站在那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们自信而笃定，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忆往昔峥嵘岁月绸，身处战火中的他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身处战火中的他们，虽苦难万千亦气定神闲、悠然自乐。西南联大在历史上只存在了八年零十一个月，在这短暂又璀璨的八年时光里，西南联大为祖国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汪曾祺对自己的作品极有自信。他曾描述自己创作的体会：“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2汪曾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因为找不到工作，情绪低落。他的老师沈从文写信把汪曾祺大骂了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以自己靠一支笔打天下的经历鼓励他，还让师母张兆和写长信安慰他。

3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爱徒，沈从文对他极为欣赏，待他亦师亦友。沈从文常说，汪曾祺的文章比他自己的还要好，也比老舍的好。最难得的是其能“宠辱不惊”。

4汪曾祺在反右时受到冲击，下放到农村劳动。他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想给自己刻一方印章：“效力军台”，自比为清朝受罚的大臣。不过因为条件有限，因此只用朱笔画了一幅印章图案。他又曾自作诗曰：“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

5汪曾祺画马铃薯，有了一个科学上的新发现，原来麻土豆的花是有香味的。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气的。

6汪曾祺在沽源吃了很多的土豆，据他回忆，足有七八十种。比如“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有一种味极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他最喜欢的是“紫土豆”，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但入口更为细腻。他曾夸下海口，全国吃过如此多种土豆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他回北京探亲时，也会将张家口的土豆和口蘑带给家人吃。

7下放张家口的经历对汪曾祺影响很大。他根据这段经历创作出了《七里茶坊》、《黄油烙饼》、《寂寞和温暖》、《羊舍一夕》、《看水》、《羊舍一夕》、《王全》等著名小说，以及《葡萄月令》等散文名作。

8汪曾祺在家中与子女平等相处，有如朋友，除了妻子施松卿以外，他的子女甚至是孙女都叫他“老头儿”。他曾写道：“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9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一生恩爱。汪曾祺不善生计，晚年写了文章，发表便算，也不懂得收取稿费。还是靠施松卿当他的专职秘书才能应付。

10沈从文有一次在路边看到一个瘫在地上的“路倒”，以为是难民。仔细一瞧，竟然是喝得烂醉的汪曾祺。沈从文叫了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抬到宿舍，又给他灌了好些浓茶让他醒酒。

11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曾作枪手替同学杨毓珉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论文。老师闻一多看了，十分满意，称其“比汪曾祺写的还要好。”汪曾祺去世后，杨毓珉又从故纸堆中将这篇报告翻了出来，那已经是五十四年之后的事情了。

12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生活随性散漫，经常旷课。朱自清是其任课教师之一。朱为人方正古板，因此不喜汪曾祺。中文系主任曾想让朱自清收汪曾祺做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13汪曾祺在文革时受到冲击，后来得江青赏识，将其调入《沙家浜》写作班子。汪曾祺因此颇感激江青的“知遇之恩”。文革之后，汪曾祺曾写文回忆与江青交往等事，观点仍是不偏不倚，并不以时移势易而有所歪曲。

14汪曾祺颇喜提携后辈。曾为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写序。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并写成评论，占用了汪老不少时间，其对此却毫无怨言。

15汪曾祺曾计划写一部有关汉武帝的长篇小说，可惜未能完成。他认为汉武帝的精神状态很成问题，值得用现代的心理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16 农科所的人物，很多真有其原型。不过在不同作品中，却表现出不同的面目。例如《寂寞和温暖》中平易近人的谷子专家俊哥儿李，在《尴尬》中却与相貌丑陋的技术员偷情，并且有了私生子。

17汪曾祺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认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她妈管得着吗！’”

18汪曾祺早年间喜读西方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

19汪曾祺在市场碰见一位要买牛肉却又不会烹调的女士。打听之下，知道原来她家中从不吃牛羊肉，但儿女要到外地学习工作，因此提前让他们有所适应。汪曾祺把这位母亲请到一边，讲了各种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等等。

20汪曾祺早就想写大淖的故事，但是一直不知道家乡人口中的“大淖”的“淖”字是什么。这个疑问，到他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方才解开，原来“淖”字来自于蒙古话，指的是一片水。

21《异禀》中王二其人真有原型，汪曾祺写熏烧摊子的细节也都是真的。他后来回到家乡，还曾见到王二的后人。

22汪曾祺和施松卿回高邮探亲，在船上照过一张合影，被人称为“高邮湖上老鸳鸯。”

23汪曾祺和施松卿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汪曾祺是中文系的“才子”，施松卿是外文系的林黛玉。二人那时都耳闻过对方，但并不认识。

24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不喜欢上体育课，因此常常逃课。最后因为体育课学分不够，只能从西南联大肄业。

25汪曾祺很爱吃。初到西南联大时，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还能收到家中汇款，因此大家将昆明大大小小的饭馆都吃了个遍。汪曾祺对昆明的汽锅鸡印象深刻，认为是全中国最好吃的鸡。那时只要有人说“我们去培养一下正气”，便是大家去吃汽锅鸡的暗号了。

26汪曾祺不仅爱吃，也喜欢动手做吃的。曾自创“塞馅回锅油条”，嚼之酥脆，声动十里，“比炸春卷味道好”。他曾说：“ 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

27汪曾祺在解放后的第一篇小说是《羊舍一夕》。这篇小说以他下放劳动的经历为背景，但笔触却是田园牧歌似的。随后他又写出了《王全》和《看水》。这三篇小说被编成了一个集子：《羊舍的夜晚》。据说当时给汪曾祺的稿费是最高标准，与郭沫若、老舍平齐。这笔稿费（八百元）直至八十年代仍是汪家存下的唯一的一笔巨款。

28汪曾祺最负盛名的小说，可能是《受戒》和《大淖记事》。但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异秉》和《职业》。

29汪曾祺的父亲名叫汪菊生，字淡如，取的是“人淡如菊”之意。汪菊生多才多艺，笙管箫笛，书画篆刻，无一不能。汪菊生还是个体育健将，撑杆跳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又会武艺，懂骑术。是个极聪明且多才多艺的人。汪曾祺与父亲感情很深，写过很多回忆的文字。汪菊生通医术，为穷人看病常不收诊金，又热心公益。《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的原型便是汪菊生。

30汪曾祺父亲对汪曾祺的教育理念颇为现代。汪曾祺十七岁时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汪菊生则从旁参谋。汪曾祺才十多岁，汪菊生喝酒时便也给他斟满一杯，抽烟时也自己一根，儿子一根。汪曾祺也因此一辈子烟不离手，酒不辍口。

待续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1、原文: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的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赏析:这是我最喜欢的第五段，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作者把口语和文学性的语言巧妙融合在一起，雅俗共赏。使文章多了些韵味，有种说不出的，淡淡的美，文章富有了变化，更增加了语言的味道。

2、对于昆明的雨，作者总体形容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也是浓绿的。这也写出了作者暗藏心中的昆明情结，看似描写昆明的雨，而字字句句无不是对昆明的想念与难忘，字里行间是深深情谊。“饱和”“过分”“夸张”则都是形容昆明雨季中的植物，雨带给植物以生机勃勃的姿态，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植物的青翠状态，画面感极强，同时也暗示雨带给我们深深的想念。

3、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物，寻常的事，寻常的人到了他眼中便是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断断续续的雨，带着缅桂花的味道，在文中暗滋潜长。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被誉为“抒情的人文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学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建树，对戏剧、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研究，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北京文艺等。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靖中学。1939年夏，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并以第一志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文联主办的羊舍一夕主编。1961年冬天，羊舍的夜晚是用毛笔写的。1963年，异秉正式出版。1981年1月雨花出版。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因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关于汪曾祺旅游景点：汪曾祺纪念馆、汪曾祺文学馆、汪曾祺故居。

人的生命

学习经历

1925年，汪曾祺进入高邮县第五小学幼儿园。1926年秋，汪曾祺进入县城第五小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京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军占领江南，江北告急。正在读高二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京中学，转学到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战争打乱了。汪曾祺勉强读完中学。战后，汪曾祺随祖父和父亲在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子里的一个小修道院里避难了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述了这个修道院。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并以第一志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汪曾祺和同学在校园里创办了文聚杂志，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了谋生，汪曾祺在昆明北郊坎农基由联大学生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老师。在从教的两年时间里，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了小说复仇。经沈从文推荐，发表在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职业，落魄，老鲁等小说。在此期间，汪曾祺认识了中国建设中学教师石，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从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介绍，他在私立致远中学当了两年老师，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与北京大学外语系助教石会合，暂时留在北京大学。失业六个月后，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组，被留在武汉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任副教导主任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之一，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汪曾祺早期的八部作品：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07000。五月，嫁给了史。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W

1958年夏，被划为右派，分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请汪曾祺在固原马铃薯研究站绘制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不幸的是，手稿在文革中被毁。

1961年冬天，囚犯是用毛笔写的。年底，汪曾祺调任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

1963年，鸡鸭名家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本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邂逅改编的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党和国家***、朱德、董等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对演出的成功表示祝贺。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因右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很快被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为对京剧北京文艺的修订和加工做出了贡献，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大门。

晚年

1977年发表民间文学论文范进中举，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1978年12月，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民间文学出版于第11期羊舍一夕，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1980年羊舍的夜晚小说发表在芦荡火种十月号。

1981年1月沙家浜出版。4月花儿的格律发表于骑兵列传。这一年，汪曾祺的优秀作品不断出版，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时隔多年回到家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继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加活跃，发表了近20篇小说、散文、评论等。全国各地。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北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云南。10月，汪曾祺应安吉尔和聂华苓的邀请，赴美参加为期三个多月的国际写作活动。

1988年，没有新的小说，偶尔发表一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人民文学与台北受戒同步行动，发行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北京文学。

1991年5月，异秉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雨花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家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大淖记事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省北京文学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研讨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因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7岁。